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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民族和解，避免国家陷入复仇的动乱，曼德拉任总统的南非新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的侵犯人权罪行进行调查、听证，以期最终实现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和解。
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在丈夫被监禁27年一直不离不弃并同样遭受大量政治迫害的温妮，因卷入谋杀黑人青年案件，同样成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对象。
在该委员会经手的成千上万起案件中，针对温妮的听证会是唯一持续九天的案件。
复仇与和解
1994年4月27日，南非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开始投票。5月9日，曼德拉当选民主南非首任黑人总统。
被白人少数政府残暴统治多年后，如何处理历史积怨成为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纽伦堡审判（二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战犯的审判）与一揽子大赦即全民遗忘两条极端道路之外，南非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赦免相关罪行的完全披露。
1995年7月19日，曼德拉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南非政府依据该法于同年11月29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通过调查种族主义时期侵犯人权的罪行，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和适当处理，以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
在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后，曼德拉强调，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要在政治上对任何政党和个人进行秋后算账，而是要“通过委员会处理过去的事情，为真正的和解打下基础”，“只有弄清真相，我们才能治愈种族隔离时代留下的伤口”。
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分析，南非之所以能做此选择，一方面得益于旧政府最后一任总统德克勒克的大胆政治改革举措，另一方面则是曼德拉顺应时代要求做出的大度选择，一切都“恰到好处”：
“（德克勒克）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苦痛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
历史无法假设。如果曼德拉没能活着走出监狱，群情激愤之下，其被尊为国母的妻子温妮·曼德拉若擎起复仇的大旗，南非又会走向哪里？
曼德拉之所以选择与政府和谈，就是不愿看到南非分裂为黑白两个阵营相互残杀。1986年，在暴力冲突愈演愈烈之时，温妮找了一帮年轻人做她的保镖，名为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实则为温妮的打手。
在与政府展开谈判期间，曼德拉得知了温妮的事情。“这些年轻人……参与了一些与解放斗争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后来，温妮由于她的一个保镖受审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牵连，这个人当时被指控杀了一位年轻的同志。”“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坚持认为，尽管她判断有误，但是，对她的任何严重指控，她都是无辜的。”曼德拉在其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如此写道。
随后，他再次提及此事，“自从我出狱后，政府就一直在对我夫人进行诽谤。在她被声称绑架了四位……年轻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后，温妮第一次遭到了谣言的诋毁，然后，她被指控绑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
曼德拉尽量出席法庭对温妮的审理，以示支持。“她被判处六年监禁……很快被保释出狱。对我来说，不管判决或不判决，她毫无疑问都是无辜的。”
1996年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完成组建，由黑人、白人及印度裔南非人等17人组成，下设三个分委员会：侵犯人权委员会、赔偿和复原委员会、特赦委员会。
无论是白人政府的暴虐罪行，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曼德拉所属政党，以下简称非国大）暴力反抗中的越轨行为，都成为侵犯人权委员会的调查对象。
包括前总统在内的政府要员与非国大前副主席姆贝基、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都受到传讯，在听证会上交代情况。
温妮及其控制的俱乐部涉及多起谋杀案，同样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最为艰苦的听证会之一，是对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进行的为期九天的马拉松式调查。”“……是对一个政治领导人进行的为期最长的听证。一个接一个的证人指证她参与了袭击和杀害行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回忆。
温妮，从嫁给曼德拉之后，同样接连遭受迫害，没有过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她也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受害者。
爱情与劫难
1956年12月，曼德拉与非国大几乎所有主要领导人共156人，被政府以高级叛国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遭到逮捕与起诉。随后，他们以每周向警察报告一次为条件，获得保释。
当曼德拉回到家中，发现艾韦琳（曼德拉第一任妻子）已经搬离，不仅带走了孩子，甚至带走了门帘。
政治已成为曼德拉生命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艾韦琳则希望他专心致力于家庭生活，二人婚姻最终走向破裂。
曼德拉一边应对政府的指控与审判，一边重新投身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1958年1月的一天，曼德拉与朋友驾车路过约翰内斯堡最大的黑人医院巴拉格瓦纳斯医院时，眼睛余光看到公交站上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士。他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但车速太快，转瞬即逝。
不久，奇迹发生，这位女士因为一些法律事务出现在了他们的律所。曼德拉得知她叫诺姆扎木·温妮佛雷德·马蒂奇泽拉（被大家简称温妮），毕业于约翰内斯堡詹·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是巴格拉瓦纳斯医院首位女性社会工作者。
曼德拉在其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温妮就想娶她为妻。“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背景和法律问题，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请她到外面去约会。”
第二天，曼德拉就以请温妮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的名义，把她约出来共进午餐。饭后，又驾车带她去郊区草地散步，曼德拉不仅告诉温妮自己面临的叛国指控等困难，而且直言想立即娶她为妻。 温妮名字中的“诺姆扎木”意思是努力磨练或经历磨难。在她第一次把婚事告诉父亲时，父亲就说“你要嫁给一个囚犯”。
1958年6月16日，两人举行婚礼。婚礼现场，温妮的父亲讲话说，女儿嫁给了已经与斗争结婚的男士，这样的婚姻注定要经历一种持续的考验。他祝女儿好运，并以“如果你的先生是男巫，那么你就必须是女巫”结束了讲话。
婚前，温妮就开始跟着曼德拉参加他们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讨论。“我一边追求她，一边从政治上教育她。”曼德拉如此写道。
婚后，温妮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她加入了非国大妇女组织，怀着身孕参加了为拒绝随身携带通行证的妇女抗议并为此与几千女性一起被捕（随后获得保释）。此时，二人结婚不过半年而已。
1960年4月8日，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开始转入地下工作。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已关门停业，曼德拉则处于被捕、受审、释放、再次被签发逮捕令、四处潜逃的轮回状态之中。
期间，曼德拉还忙于秘密策划工人罢工，组建“民族长矛军”等工作。温妮两次产子，曼德拉都没能陪侍在侧。温妮要带着孩子与曼德拉团聚一次，也要费尽周折，避免警察盯梢。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辗转非洲多国及英国伦敦之后潜回南非，再次被捕。11月7日，曼德拉因鼓动工人罢工和没有护照出国获判五年刑期。1964年6月12日，曼德拉被判处终身监禁。从1962年至1990年初获释，曼德拉在牢狱里度过了27年。
这27年间，温妮一人带大了两个孩子，同时也遭受了各种政府迫害。
温妮要去监狱探望曼德拉，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可。“地方法官一直从中作梗，一次又一次地对她下达禁止令。”
粗略计算一下，温妮人身自由受限的时间，几乎与曼德拉蹲监狱的时间持平。这些年间，她还多次被以各种理由指控违反禁令、遭到无数次逮捕。
因为警察骚扰、逮捕，温妮还数次与警察发生冲突。温妮的自述《我的心与他同在》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次特警闯入温妮的卧室，并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温妮正穿衣服，裙子刚穿到一半。
“我猛然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他四脚朝天，高声嚎叫，整个梳妆台倒下去，砸在他身上。”温妮回忆说。甚至有人为温妮的好战跟曼德拉开玩笑说“在家中你并不是唯一的拳击手”。
1985年，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住所被火箭弹击中焚毁后，违反禁止令返回索韦托，意外被获准留在那里。
1986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她抛出了那句颇具争议的“一起手牵手，用我们的火柴盒和项链就能解放这个国家”。“项链”是当时非国大一些人把灌了汽油的轮胎套到叛徒脖子上，点燃把人烧死的处决方式。
至此，温妮已经从一名受害者，变成了她本来要打倒的施暴者。
暴力与真相
对于温妮的激烈言行，非国大表示不能苟同，并提出了批评，可惜她没有听进去。
最终，让温妮走上被告席的正是前文提到的俱乐部。当地社区的人们把俱乐部的活动称为“恐怖统治”，而温妮正是这个俱乐部的缔造者。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花了些笔墨记述此事。他援引人们的指控写道，温妮在索韦托操纵的俱乐部并非一群改邪归正的小青年和她的保镖，而是一群小流氓，他们恐吓、纵火、绑架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出卖者”，即给警察充当奸细、与“制度”合作的人。
多项指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4岁的斯登皮埃死亡一案。14岁的斯登皮埃·赛伊佩伊从家乡奥兰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来，躲在循道宗（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牧师保罗·维尼家中。1989年1月，人们在荒野中发现了斯登皮埃被肢解的尸体。
1991年，温妮被判从维尼那里绑架斯登皮埃，并导致了他的死亡。温妮辩解自己是从维尼那里解救了那个孩子，因为她发现牧师对前来避难的男孩有鸡奸行为。俱乐部的“教练”杰瑞·理查德森，被控杀害了斯登皮埃，并被判终身监禁。
1997年11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温妮及其俱乐部遭到的指控进行了为期九天的公开听证会。
理查德森从监狱来到听证会现场，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对斯登皮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两侧把他举起，然后让他摔在地上。‘妈咪’（俱乐部成员对温妮的称呼）坐在一边看着。”
一两天后，被理查德森称作“快刀”的帮手把遍体鳞伤的斯登皮埃带到索韦托郊外的荒野。
“我把他给宰了，就像宰一只羊似地宰了。我们让他趴在地上，我把剪枝用的剪刀插进他的脖子里。剪子扎进去后，我就开始动手了”，“我是按照妈咪的指示杀死斯登皮埃的。妈咪自己从不杀人，但她利用我们杀了很多人。”
理查德森说他还杀了俱乐部一个成员的女朋友，绰号谷奇·泽瓦尼，被怀疑是内线，1988年12月死于多处刀伤。
“我用刀捅她，还割断了她的喉咙。我们把她的尸首扔了……我向妈咪报告说，‘妈咪，我已经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已经把谷奇杀了。’……妈咪拥抱了我，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阿扎尔·卡查利亚是反种族隔离组织大众民主运动的领导，他在听证会现场陈述了几点他们认为存在的客观事实。
“首先，包括斯登皮埃的四名男性被从牧师的住处逮到曼德拉家里。其次，他们被迫滞留在曼德拉家时遭到毒打。第三，一个叫肯尼斯·克加塞的年轻人1月7日逃了出来，并报告了他的遭遇。第四，斯登皮埃不仅在家中被拷打，而且随后被残酷杀害了。”
“对曼德拉夫人来说……从好处说是她知道而且鼓励了这一犯罪活动。从坏处讲，她可能指挥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第七，教会、社区领袖、曼德拉先生和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寻求与曼德拉夫人的合作、遣散这群小流氓的努力，均告失败。”
循道宗约翰内斯堡地区领袖彼得·斯多利主教总结说，种族隔离压迫的二级感染已经影响到了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侵蚀了他们分辨善恶的能力。“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可能变成我们自己所憎恨的东西。”
1998年10月29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向曼德拉提交了近三年工作的五卷本报告，其中第二卷第六章，以近30页篇幅专门详细讲述了温妮及其俱乐部接受委员会调查的19起谋杀及虐待罪行。
还在监狱的时候，曼德拉曾开垦了一块后来闻名世界的小菜园，种植了各种蔬菜。
曼德拉曾写过两封信给温妮，专门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曼德拉告诉她，自己是如何精心侍弄那棵番茄，直到它长大结出深红色的果实，但那棵番茄却无缘无故开始凋零、枯萎。在最终枯死之后，曼德拉把它拔出，洗净后埋葬在菜园里。
“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曼德拉在自传中如此写道。
温妮的自述《我的心与他同在》出版于1985年，在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之前。温妮也提到了这封信，但她把番茄解读成了遭政治环境迫害而早夭的孩子。
1992年4月13日，曼德拉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与温妮对许多问题持不同看法，双方决定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1996年，两人正式离婚。
1997年的听证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依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传唤温妮到场，这样的调查通常会闭门进行，但在她的坚持下，听证会向公众与媒体公开。
在现场，温妮“把所有指控都不屑一顾地指为‘荒唐’和‘可笑’”。
在听证会的最后，图图向温妮发出呼吁，希望她能说一声抱歉，温妮最终予以了回应。
“我要说的确出了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我为过去痛苦岁月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表示深深的歉意。”
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在丈夫被监禁27年一直不离不弃并同样遭受大量政治迫害的温妮，因卷入谋杀黑人青年案件，同样成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对象。
在该委员会经手的成千上万起案件中，针对温妮的听证会是唯一持续九天的案件。
复仇与和解
1994年4月27日，南非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开始投票。5月9日，曼德拉当选民主南非首任黑人总统。
被白人少数政府残暴统治多年后，如何处理历史积怨成为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纽伦堡审判（二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战犯的审判）与一揽子大赦即全民遗忘两条极端道路之外，南非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赦免相关罪行的完全披露。
1995年7月19日，曼德拉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南非政府依据该法于同年11月29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通过调查种族主义时期侵犯人权的罪行，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和适当处理，以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
在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后，曼德拉强调，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要在政治上对任何政党和个人进行秋后算账，而是要“通过委员会处理过去的事情，为真正的和解打下基础”，“只有弄清真相，我们才能治愈种族隔离时代留下的伤口”。
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分析，南非之所以能做此选择，一方面得益于旧政府最后一任总统德克勒克的大胆政治改革举措，另一方面则是曼德拉顺应时代要求做出的大度选择，一切都“恰到好处”：
“（德克勒克）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苦痛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
历史无法假设。如果曼德拉没能活着走出监狱，群情激愤之下，其被尊为国母的妻子温妮·曼德拉若擎起复仇的大旗，南非又会走向哪里？
曼德拉之所以选择与政府和谈，就是不愿看到南非分裂为黑白两个阵营相互残杀。1986年，在暴力冲突愈演愈烈之时，温妮找了一帮年轻人做她的保镖，名为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实则为温妮的打手。
在与政府展开谈判期间，曼德拉得知了温妮的事情。“这些年轻人……参与了一些与解放斗争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后来，温妮由于她的一个保镖受审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牵连，这个人当时被指控杀了一位年轻的同志。”“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坚持认为，尽管她判断有误，但是，对她的任何严重指控，她都是无辜的。”曼德拉在其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如此写道。
随后，他再次提及此事，“自从我出狱后，政府就一直在对我夫人进行诽谤。在她被声称绑架了四位……年轻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后，温妮第一次遭到了谣言的诋毁，然后，她被指控绑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
曼德拉尽量出席法庭对温妮的审理，以示支持。“她被判处六年监禁……很快被保释出狱。对我来说，不管判决或不判决，她毫无疑问都是无辜的。”
1996年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完成组建，由黑人、白人及印度裔南非人等17人组成，下设三个分委员会：侵犯人权委员会、赔偿和复原委员会、特赦委员会。
无论是白人政府的暴虐罪行，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曼德拉所属政党，以下简称非国大）暴力反抗中的越轨行为，都成为侵犯人权委员会的调查对象。
包括前总统在内的政府要员与非国大前副主席姆贝基、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都受到传讯，在听证会上交代情况。
温妮及其控制的俱乐部涉及多起谋杀案，同样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最为艰苦的听证会之一，是对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进行的为期九天的马拉松式调查。”“……是对一个政治领导人进行的为期最长的听证。一个接一个的证人指证她参与了袭击和杀害行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回忆。
温妮，从嫁给曼德拉之后，同样接连遭受迫害，没有过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她也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受害者。
爱情与劫难
1956年12月，曼德拉与非国大几乎所有主要领导人共156人，被政府以高级叛国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遭到逮捕与起诉。随后，他们以每周向警察报告一次为条件，获得保释。
当曼德拉回到家中，发现艾韦琳（曼德拉第一任妻子）已经搬离，不仅带走了孩子，甚至带走了门帘。
政治已成为曼德拉生命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艾韦琳则希望他专心致力于家庭生活，二人婚姻最终走向破裂。
曼德拉一边应对政府的指控与审判，一边重新投身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1958年1月的一天，曼德拉与朋友驾车路过约翰内斯堡最大的黑人医院巴拉格瓦纳斯医院时，眼睛余光看到公交站上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士。他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但车速太快，转瞬即逝。
不久，奇迹发生，这位女士因为一些法律事务出现在了他们的律所。曼德拉得知她叫诺姆扎木·温妮佛雷德·马蒂奇泽拉（被大家简称温妮），毕业于约翰内斯堡詹·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是巴格拉瓦纳斯医院首位女性社会工作者。
曼德拉在其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温妮就想娶她为妻。“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背景和法律问题，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请她到外面去约会。”
第二天，曼德拉就以请温妮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的名义，把她约出来共进午餐。饭后，又驾车带她去郊区草地散步，曼德拉不仅告诉温妮自己面临的叛国指控等困难，而且直言想立即娶她为妻。 温妮名字中的“诺姆扎木”意思是努力磨练或经历磨难。在她第一次把婚事告诉父亲时，父亲就说“你要嫁给一个囚犯”。
1958年6月16日，两人举行婚礼。婚礼现场，温妮的父亲讲话说，女儿嫁给了已经与斗争结婚的男士，这样的婚姻注定要经历一种持续的考验。他祝女儿好运，并以“如果你的先生是男巫，那么你就必须是女巫”结束了讲话。
婚前，温妮就开始跟着曼德拉参加他们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讨论。“我一边追求她，一边从政治上教育她。”曼德拉如此写道。
婚后，温妮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她加入了非国大妇女组织，怀着身孕参加了为拒绝随身携带通行证的妇女抗议并为此与几千女性一起被捕（随后获得保释）。此时，二人结婚不过半年而已。
1960年4月8日，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开始转入地下工作。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已关门停业，曼德拉则处于被捕、受审、释放、再次被签发逮捕令、四处潜逃的轮回状态之中。
期间，曼德拉还忙于秘密策划工人罢工，组建“民族长矛军”等工作。温妮两次产子，曼德拉都没能陪侍在侧。温妮要带着孩子与曼德拉团聚一次，也要费尽周折，避免警察盯梢。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辗转非洲多国及英国伦敦之后潜回南非，再次被捕。11月7日，曼德拉因鼓动工人罢工和没有护照出国获判五年刑期。1964年6月12日，曼德拉被判处终身监禁。从1962年至1990年初获释，曼德拉在牢狱里度过了27年。
这27年间，温妮一人带大了两个孩子，同时也遭受了各种政府迫害。
温妮要去监狱探望曼德拉，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可。“地方法官一直从中作梗，一次又一次地对她下达禁止令。”
粗略计算一下，温妮人身自由受限的时间，几乎与曼德拉蹲监狱的时间持平。这些年间，她还多次被以各种理由指控违反禁令、遭到无数次逮捕。
因为警察骚扰、逮捕，温妮还数次与警察发生冲突。温妮的自述《我的心与他同在》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次特警闯入温妮的卧室，并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温妮正穿衣服，裙子刚穿到一半。
“我猛然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他四脚朝天，高声嚎叫，整个梳妆台倒下去，砸在他身上。”温妮回忆说。甚至有人为温妮的好战跟曼德拉开玩笑说“在家中你并不是唯一的拳击手”。
1985年，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住所被火箭弹击中焚毁后，违反禁止令返回索韦托，意外被获准留在那里。
1986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她抛出了那句颇具争议的“一起手牵手，用我们的火柴盒和项链就能解放这个国家”。“项链”是当时非国大一些人把灌了汽油的轮胎套到叛徒脖子上，点燃把人烧死的处决方式。
至此，温妮已经从一名受害者，变成了她本来要打倒的施暴者。
暴力与真相
对于温妮的激烈言行，非国大表示不能苟同，并提出了批评，可惜她没有听进去。
最终，让温妮走上被告席的正是前文提到的俱乐部。当地社区的人们把俱乐部的活动称为“恐怖统治”，而温妮正是这个俱乐部的缔造者。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花了些笔墨记述此事。他援引人们的指控写道，温妮在索韦托操纵的俱乐部并非一群改邪归正的小青年和她的保镖，而是一群小流氓，他们恐吓、纵火、绑架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出卖者”，即给警察充当奸细、与“制度”合作的人。
多项指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4岁的斯登皮埃死亡一案。14岁的斯登皮埃·赛伊佩伊从家乡奥兰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来，躲在循道宗（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牧师保罗·维尼家中。1989年1月，人们在荒野中发现了斯登皮埃被肢解的尸体。
1991年，温妮被判从维尼那里绑架斯登皮埃，并导致了他的死亡。温妮辩解自己是从维尼那里解救了那个孩子，因为她发现牧师对前来避难的男孩有鸡奸行为。俱乐部的“教练”杰瑞·理查德森，被控杀害了斯登皮埃，并被判终身监禁。
1997年11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温妮及其俱乐部遭到的指控进行了为期九天的公开听证会。
理查德森从监狱来到听证会现场，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对斯登皮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两侧把他举起，然后让他摔在地上。‘妈咪’（俱乐部成员对温妮的称呼）坐在一边看着。”
一两天后，被理查德森称作“快刀”的帮手把遍体鳞伤的斯登皮埃带到索韦托郊外的荒野。
“我把他给宰了，就像宰一只羊似地宰了。我们让他趴在地上，我把剪枝用的剪刀插进他的脖子里。剪子扎进去后，我就开始动手了”，“我是按照妈咪的指示杀死斯登皮埃的。妈咪自己从不杀人，但她利用我们杀了很多人。”
理查德森说他还杀了俱乐部一个成员的女朋友，绰号谷奇·泽瓦尼，被怀疑是内线，1988年12月死于多处刀伤。
“我用刀捅她，还割断了她的喉咙。我们把她的尸首扔了……我向妈咪报告说，‘妈咪，我已经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已经把谷奇杀了。’……妈咪拥抱了我，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阿扎尔·卡查利亚是反种族隔离组织大众民主运动的领导，他在听证会现场陈述了几点他们认为存在的客观事实。
“首先，包括斯登皮埃的四名男性被从牧师的住处逮到曼德拉家里。其次，他们被迫滞留在曼德拉家时遭到毒打。第三，一个叫肯尼斯·克加塞的年轻人1月7日逃了出来，并报告了他的遭遇。第四，斯登皮埃不仅在家中被拷打，而且随后被残酷杀害了。”
“对曼德拉夫人来说……从好处说是她知道而且鼓励了这一犯罪活动。从坏处讲，她可能指挥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第七，教会、社区领袖、曼德拉先生和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寻求与曼德拉夫人的合作、遣散这群小流氓的努力，均告失败。”
循道宗约翰内斯堡地区领袖彼得·斯多利主教总结说，种族隔离压迫的二级感染已经影响到了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侵蚀了他们分辨善恶的能力。“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可能变成我们自己所憎恨的东西。”
1998年10月29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向曼德拉提交了近三年工作的五卷本报告，其中第二卷第六章，以近30页篇幅专门详细讲述了温妮及其俱乐部接受委员会调查的19起谋杀及虐待罪行。
还在监狱的时候，曼德拉曾开垦了一块后来闻名世界的小菜园，种植了各种蔬菜。
曼德拉曾写过两封信给温妮，专门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曼德拉告诉她，自己是如何精心侍弄那棵番茄，直到它长大结出深红色的果实，但那棵番茄却无缘无故开始凋零、枯萎。在最终枯死之后，曼德拉把它拔出，洗净后埋葬在菜园里。
“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曼德拉在自传中如此写道。
温妮的自述《我的心与他同在》出版于1985年，在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之前。温妮也提到了这封信，但她把番茄解读成了遭政治环境迫害而早夭的孩子。
1992年4月13日，曼德拉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与温妮对许多问题持不同看法，双方决定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1996年，两人正式离婚。
1997年的听证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依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传唤温妮到场，这样的调查通常会闭门进行，但在她的坚持下，听证会向公众与媒体公开。
在现场，温妮“把所有指控都不屑一顾地指为‘荒唐’和‘可笑’”。
在听证会的最后，图图向温妮发出呼吁，希望她能说一声抱歉，温妮最终予以了回应。
“我要说的确出了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我为过去痛苦岁月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表示深深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