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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罗马建国之后经历了王政时代、贵族政体时代到民主政体时代。在讨论政治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时，还需要考虑到罗马时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本文介绍了普鲁塔克的同化政治观。笔者认为，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应考虑人民群众真实的诉求，贴近人民生活。
【关键词】公共政策;罗马政治;上层建筑;平等民主;同化
一、历史沿革
从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31年，罗马经历了由王政时代到共和政体的演变。同时也成就了2世纪时罗马的盛况，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口中的“黄金时代”。不能把视角简单定位于政治改革，同时也需要基于社会政策的考量，思考罗马建国初期是如何通过政体改革、宗教文明和社会政策的隐藏力量来维系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
二、政制建构与意识形态
结合马基雅维利的罗马史观，从罗马政治改革后的政体单元来看，执政官（Consul）对应王政体系;元老院（Senate）对应贵族政体;而公民大会（Ecclesia）对应民主政体。对于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的学术解释，瓦特提出了所谓“作为不受统治（no-rule）的自由”学术阐释。同时，另一位学者麦考米基于平民与精英的关系，将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定位认定为一种趋于暴民政治的社会政治学阐释。由此看来，罗马政体在经过改革后成为了一个政治理念的系综范式，社会精英与平民大众在这一时间段达成了微妙的权力平衡。
与此同时，宗教文明也成为了罗马政治建构的永恒的底色。罗马久远的多神教传统上层建筑在汲取拉丁民族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还吸收了意大利民族，例如伊达拉里亚人和古希腊的宗教传统。这样多元立体的多神崇拜体系拥有专属的神职人员和相应的专属联结活动。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多样化的宗教包括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宗教和私人事务生活的宗教。从全民宗教庆典到私人占卜祈愿，罗马时期的宗教文明渗透进了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除了宗教展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外，罗马时期宗教文明的内涵同样被丰富和发展了。例如维斯塔女神（Vesta），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这个神甚至来自于比拉丁文明更加遥远的古印欧神话。而在很长的时间里，罗马的宗教中心甚至也不在罗马，罗马人都以阿尔巴隆加为中心祭祀狄安娜女神，这座城市在被罗马人占领之前也一直被视为宗教圣地。这个时期的众神形象更加亲民和柔和，成为罗马公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所以，在这一时期，宗教文明成为罗马顶层意识形态的中心，在此基础下的社会政策也成为罗马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手段。
三、政治危机与意识形态危机
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体制与罗马宗教逐渐演变成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宗教能为政权提供稳定的、不可否认的权利，维护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级也极力捍卫着罗马宗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与信仰危机爆发了。在公元前70年，西塞罗控诉西西里总督威尔瑞斯（Verres），这位总督贪污腐化，苛捐杂税，杀害罗马公民，劫掠人民财产。其中最让西塞罗愤怒的，是威尔瑞斯的劫掠对象甚至包括了很多圣地和神庙中的神像。当然，这样的行为不是个例，而是罗马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发现，当公民民智得到启化后，单一的宗教联系并不能牢固地稳定社会中的个体。其中最大的矛盾在于宗教文明本质的神圣性与平民生活的物质性的矛盾。由于一切仪式都必须严格按照最古老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使得很多宗教仪式变得极为繁琐，为了顺利完成一场仪式，往往要反复进行很多场，进而给公共生活带来了麻烦，比如一场赛会的开场仪式，如果出现差错，赛会就无法举办，而一些重要的献祭仪式，往往因为很细微的动作发生了差错就必须重来，结果甚至往往会反复进行几十场仪式。纵使罗马时期的宗教具有空前的多样性内涵，这样的宗教是与人民普通生活相背离的。于是，在共和国晚期，宗教出现的信仰危机使得宗教再难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支持，而混乱动荡的政治局面使得罗马的贵族统治阶级也无法捍卫宗教的正统地位，反而互相加剧了彼此的危机局面。此时，简单地与宗教连结的政治体制不再适应罗马的国情了，现在就需要一种更加普适化的社会政策来调节社会关系。
四、普鲁塔克的同化观点
在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结束了彼此敌对的局面，他们之间，一个是伟大文化的持有者，一个是军事政治上都占优势的征服者。在普鲁塔克的叙述中，罗马人和希腊人是一样高贵、文明的民族。他没有遵守希腊以往划分希腊人和蛮族人的标准而是用“希腊人、罗马人和蛮族”这样的三元论划分方式取代了旧有的两元论。名称的转变印证着在这个时期，罗马开始接纳不同文化的融入。从普鲁塔克的政治观来看，他极为赞赏罗马的社会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罗马开始赋予非罗马人罗马市民权，多样的文明开始互相交融、互相影响。虽然他承认罗马人是不同于希腊人的观点，但在此基础上，使得两个伟大文化缔造者开始联结、同化。
在这里，普鲁塔克的同化观点反映了罗马对于不同外来文化的社会政策的内涵，即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相较于宗教文明所带来的社会稳定，这样更加全面细微的生活方式的同化能给罗马带来更为稳定的群结关系，很难引起大范围的信任危机。所以，怎样制定一个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符合现实人民标准的社会政策，才是长久稳定社会秩序的首要举措。
五、结论
（一）构建了能稳定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政治体系。正如曾经的政治领袖波利比乌斯认为：“王政、貴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倾向于代表共同体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罗马人不执着于政体，他们通过执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市民大会有效利用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的优势。这一举措，凝聚了松散分布的城邦势力，进一步消解了国内的对立关系，从而建立了统一的体制。在此基础上，罗马与其他区域、地级市联盟，形成了区别于旧拉丁同盟的新型联盟制度，即罗马联盟，使得能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政治体系适用范围扩大，将更多利益单元纳入进来。作者比较了拉丁同盟与罗马联盟的优劣势，指出罗马联盟体制的优势在于消解了同盟各国建成统一战线对付罗马，使得权力地位较为集中。同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出，与拉丁同盟相比，罗马联盟缺乏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各联盟国中心虽指向罗马但不互相嵌套，在局势动荡时易导致众叛亲离的局面，为罗马之后的嬗变埋下伏笔。 （二）海洋文明和较为包容的宗教文明柔化了意识形态。正如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倪索斯认为：“是宗教影响了罗马人的见解，罗马人的宗教更多是用来保佑人民而不是用来约束人民的”。宗教的神性在这一历史时段得到弱化，失去了狂热的宗教崇拜，神性被人性所代替，保护神可以是幸福的、绝美的、英勇的，也可以是妒忌的、愤怒的、狡诈的。罗马境内没有对普通人进行神权垄断，反而使之演化成连结其他各民族的纽带，营造出相互包容的意识形态氛围，柔化了对立的关系。
（三）罗马文明具有兼收并蓄的同化性质。普鲁塔克认为：“罗马兴盛的关键在于他们采取同化失败者的生活方式”。罗马人展现出的宽容性在于给予非罗马人的罗马市民权（在其中一个时期），以市民权为载体实现权利义务的均等化。这样公平的罗马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日渐壮大。这才是赢者的格局——文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下欣欣向荣的多样性内涵。
開放又真诚的罗马人在500年间怀着宽容的心态渡过难关，而在2000年后的今天，有些地区民主的政治理念、宽容的信仰共存、平等的民族人种，却放在遥远的神龛上无法触及了。由此看来，具有同理心和对于不同文化较为宽容的社会政策具有推动社会改革和文明积淀的功能。所以如何在未来制定出民主、包容、平等的社会政策推动国家长治久安、稳定发展，依然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参与、共同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
[2]马基雅维利.冯克利译.论李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Freedom，New York：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
[4]John McCormick，"Addressing the Political Exception：Machiavelli’s‘Accidents’and the Mixed Regim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4，1993，pp.888-900.
[5]John 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ontrolling Elites with Ferocious Popu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2，2001，pp.297-313; John McCormick， "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On the Cambridge School’s‘Guicciardinian Moments’， Political Theory，Vol.31，No.5，2003，pp.615-643; John Scheid.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Religion.[M] Edinburgh University，2003， p43.
[6]王傲.罗马共和时期的宗教与政治[D].湖南科技大学，2017.
[7]伊利亚德.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宗教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46.
[8]西塞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演说词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48.
[9]蒙森.李稼年译.罗马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三卷），348 .
[10]Plutarch， On the Fortune of the Romans 324B.
[11]冯亚.普鲁塔克政治观研究[D].南开大学，2010.
[12]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M].中信出版社，2011：170.
【关键词】公共政策;罗马政治;上层建筑;平等民主;同化
一、历史沿革
从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31年，罗马经历了由王政时代到共和政体的演变。同时也成就了2世纪时罗马的盛况，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口中的“黄金时代”。不能把视角简单定位于政治改革，同时也需要基于社会政策的考量，思考罗马建国初期是如何通过政体改革、宗教文明和社会政策的隐藏力量来维系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
二、政制建构与意识形态
结合马基雅维利的罗马史观，从罗马政治改革后的政体单元来看，执政官（Consul）对应王政体系;元老院（Senate）对应贵族政体;而公民大会（Ecclesia）对应民主政体。对于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的学术解释，瓦特提出了所谓“作为不受统治（no-rule）的自由”学术阐释。同时，另一位学者麦考米基于平民与精英的关系，将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定位认定为一种趋于暴民政治的社会政治学阐释。由此看来，罗马政体在经过改革后成为了一个政治理念的系综范式，社会精英与平民大众在这一时间段达成了微妙的权力平衡。
与此同时，宗教文明也成为了罗马政治建构的永恒的底色。罗马久远的多神教传统上层建筑在汲取拉丁民族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还吸收了意大利民族，例如伊达拉里亚人和古希腊的宗教传统。这样多元立体的多神崇拜体系拥有专属的神职人员和相应的专属联结活动。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多样化的宗教包括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宗教和私人事务生活的宗教。从全民宗教庆典到私人占卜祈愿，罗马时期的宗教文明渗透进了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除了宗教展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外，罗马时期宗教文明的内涵同样被丰富和发展了。例如维斯塔女神（Vesta），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这个神甚至来自于比拉丁文明更加遥远的古印欧神话。而在很长的时间里，罗马的宗教中心甚至也不在罗马，罗马人都以阿尔巴隆加为中心祭祀狄安娜女神，这座城市在被罗马人占领之前也一直被视为宗教圣地。这个时期的众神形象更加亲民和柔和，成为罗马公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所以，在这一时期，宗教文明成为罗马顶层意识形态的中心，在此基础下的社会政策也成为罗马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手段。
三、政治危机与意识形态危机
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体制与罗马宗教逐渐演变成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宗教能为政权提供稳定的、不可否认的权利，维护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级也极力捍卫着罗马宗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与信仰危机爆发了。在公元前70年，西塞罗控诉西西里总督威尔瑞斯（Verres），这位总督贪污腐化，苛捐杂税，杀害罗马公民，劫掠人民财产。其中最让西塞罗愤怒的，是威尔瑞斯的劫掠对象甚至包括了很多圣地和神庙中的神像。当然，这样的行为不是个例，而是罗马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发现，当公民民智得到启化后，单一的宗教联系并不能牢固地稳定社会中的个体。其中最大的矛盾在于宗教文明本质的神圣性与平民生活的物质性的矛盾。由于一切仪式都必须严格按照最古老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使得很多宗教仪式变得极为繁琐，为了顺利完成一场仪式，往往要反复进行很多场，进而给公共生活带来了麻烦，比如一场赛会的开场仪式，如果出现差错，赛会就无法举办，而一些重要的献祭仪式，往往因为很细微的动作发生了差错就必须重来，结果甚至往往会反复进行几十场仪式。纵使罗马时期的宗教具有空前的多样性内涵，这样的宗教是与人民普通生活相背离的。于是，在共和国晚期，宗教出现的信仰危机使得宗教再难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支持，而混乱动荡的政治局面使得罗马的贵族统治阶级也无法捍卫宗教的正统地位，反而互相加剧了彼此的危机局面。此时，简单地与宗教连结的政治体制不再适应罗马的国情了，现在就需要一种更加普适化的社会政策来调节社会关系。
四、普鲁塔克的同化观点
在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结束了彼此敌对的局面，他们之间，一个是伟大文化的持有者，一个是军事政治上都占优势的征服者。在普鲁塔克的叙述中，罗马人和希腊人是一样高贵、文明的民族。他没有遵守希腊以往划分希腊人和蛮族人的标准而是用“希腊人、罗马人和蛮族”这样的三元论划分方式取代了旧有的两元论。名称的转变印证着在这个时期，罗马开始接纳不同文化的融入。从普鲁塔克的政治观来看，他极为赞赏罗马的社会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罗马开始赋予非罗马人罗马市民权，多样的文明开始互相交融、互相影响。虽然他承认罗马人是不同于希腊人的观点，但在此基础上，使得两个伟大文化缔造者开始联结、同化。
在这里，普鲁塔克的同化观点反映了罗马对于不同外来文化的社会政策的内涵，即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相较于宗教文明所带来的社会稳定，这样更加全面细微的生活方式的同化能给罗马带来更为稳定的群结关系，很难引起大范围的信任危机。所以，怎样制定一个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符合现实人民标准的社会政策，才是长久稳定社会秩序的首要举措。
五、结论
（一）构建了能稳定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政治体系。正如曾经的政治领袖波利比乌斯认为：“王政、貴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倾向于代表共同体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罗马人不执着于政体，他们通过执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市民大会有效利用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的优势。这一举措，凝聚了松散分布的城邦势力，进一步消解了国内的对立关系，从而建立了统一的体制。在此基础上，罗马与其他区域、地级市联盟，形成了区别于旧拉丁同盟的新型联盟制度，即罗马联盟，使得能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政治体系适用范围扩大，将更多利益单元纳入进来。作者比较了拉丁同盟与罗马联盟的优劣势，指出罗马联盟体制的优势在于消解了同盟各国建成统一战线对付罗马，使得权力地位较为集中。同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出，与拉丁同盟相比，罗马联盟缺乏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各联盟国中心虽指向罗马但不互相嵌套，在局势动荡时易导致众叛亲离的局面，为罗马之后的嬗变埋下伏笔。 （二）海洋文明和较为包容的宗教文明柔化了意识形态。正如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倪索斯认为：“是宗教影响了罗马人的见解，罗马人的宗教更多是用来保佑人民而不是用来约束人民的”。宗教的神性在这一历史时段得到弱化，失去了狂热的宗教崇拜，神性被人性所代替，保护神可以是幸福的、绝美的、英勇的，也可以是妒忌的、愤怒的、狡诈的。罗马境内没有对普通人进行神权垄断，反而使之演化成连结其他各民族的纽带，营造出相互包容的意识形态氛围，柔化了对立的关系。
（三）罗马文明具有兼收并蓄的同化性质。普鲁塔克认为：“罗马兴盛的关键在于他们采取同化失败者的生活方式”。罗马人展现出的宽容性在于给予非罗马人的罗马市民权（在其中一个时期），以市民权为载体实现权利义务的均等化。这样公平的罗马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日渐壮大。这才是赢者的格局——文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下欣欣向荣的多样性内涵。
開放又真诚的罗马人在500年间怀着宽容的心态渡过难关，而在2000年后的今天，有些地区民主的政治理念、宽容的信仰共存、平等的民族人种，却放在遥远的神龛上无法触及了。由此看来，具有同理心和对于不同文化较为宽容的社会政策具有推动社会改革和文明积淀的功能。所以如何在未来制定出民主、包容、平等的社会政策推动国家长治久安、稳定发展，依然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参与、共同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
[2]马基雅维利.冯克利译.论李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Freedom，New York：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
[4]John McCormick，"Addressing the Political Exception：Machiavelli’s‘Accidents’and the Mixed Regim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4，1993，pp.888-900.
[5]John 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ontrolling Elites with Ferocious Popu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2，2001，pp.297-313; John McCormick， "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On the Cambridge School’s‘Guicciardinian Moments’， Political Theory，Vol.31，No.5，2003，pp.615-643; John Scheid.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Religion.[M] Edinburgh University，2003， p43.
[6]王傲.罗马共和时期的宗教与政治[D].湖南科技大学，2017.
[7]伊利亚德.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宗教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46.
[8]西塞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演说词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48.
[9]蒙森.李稼年译.罗马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三卷），348 .
[10]Plutarch， On the Fortune of the Romans 324B.
[11]冯亚.普鲁塔克政治观研究[D].南开大学，2010.
[12]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M].中信出版社，201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