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研究生教育，本周出了两个“意外”。一是寒门学霸，首登哈佛毕业演讲台。因为何江是农家子弟，不免被格外关注，不过既然上了头条，说明不是常态。另一件意外是，研二学生李鹏，被炸死在导师独资的化工厂里。
　　李鹏的死，导师用 “纯属意外”对家属做了交待。但从已披露资料分析，这个“意外”本不该发生。一个在读研究生，被炸死在一个简陋的基本无严密安保措施的小作坊，且该工厂正是其导师张建雨名下的；另外，直接死因可能是为了完成导师授意的高危实验。这和死在黑煤窑的劳工有什么区别？
　　高校导师办公司，让学生充当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潜规则”。可这一炸，就炸出了导师老板化的暗疮，人们发现学生不仅是给老板打工的，还是黑心老板的奴工。
　　《澎湃》《新京报》等媒体挖出更多事实：“导师以企业家自居，常常带学生去应酬”“研究生一般都会从导师处领取到每月300元到500元不等的补助，张建雨一般给300元，比其他导师都少一些”“导师不让李鹏发表毕业论文，怕公布了配方，他的企业丧失先发优势”。
　　这位导师办公司明明是公開的秘密，但华东理工大学却在事后开出“卸责式”声明：多年前就曾下发相关规定，教师不允许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个人也不能开办公司。声明一出，学校免责了，导师被拘了，但师生关系能回到正轨吗？
　　不可否认，学生给导师干活，参与导师课题，是教学培养的一个环节，这并非中国特色，国外也有。但健康的科研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联合攻坚科研，而不是学生为老师工作。只要双方在教学范围内合作，即使学生管老师叫“老板”，也没必要遮遮掩掩。
　　难就难在，在当前高校的项目制之下，高校教师与政府、企业之间，以项目为纽带，形成了事实上的商业关系。公私如何划分？科研还是商业？恐怕连导师自己都傻傻分不清楚。
　　而要完成这些项目，研究生是主力。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事实上已经存在雇佣关系。既然是雇佣关系，就应该按劳付酬。但恰恰这一群体是被《劳动法》遗忘的角落，研究生们的报酬、劳动条件、安全生产和实验条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李鹏就是这样的师生关系的牺牲品。
　　对于公司的老板，员工还能炒鱿鱼，拍屁股走人，但研究生在毕业证的枷锁之下，与导师有人身依附关系，只有苦苦修炼三年。这使得他们如同毫无法律保障的奴隶，即使反抗也无济于事。
　　今年1月，南京邮电大学研三学生蒋华文难以忍受导师张代远的压迫，跳楼身亡。蒋跳楼前曾三番五次跟学院反映情况，但学院根本没有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最终导致悲剧；5月，受欺凌的学生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网络曝光电子科大博导邵振海老师。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但目前的体制，不就是鼓励科研成果落地，号召科研人员创业吗？与其等人死了才说，谁也没批准过，不如大方承认导师也可以是老板这一既有事实。
　　既然我们已经走在教育产业化、产学研一体化这条路上了，不妨走得光明正大些。与其因为对导师的行为缺乏监督，导致这类公私不分、涉嫌违规的事儿，不如调整师生之间严重不平等关系，制定一个合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