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几年前，接受一家香港媒体的采访，谈的话题是关于香港的内地海归，我不知道为何也被对方归纳在这批人里面，因为我自己，从心里面一直觉得，我属于内地新移民，尽管早就拿到了永久居民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不单单是很多香港人不会觉得我是香港人的一分子，就连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在身份认同上，依然有些游离。
　　看那篇出街的报道，其实很简单，就是感叹在香港，越来越多在香港人眼中的高端工作，比如投资银行、律师行，还有大学，内地海归越来越多。这些内地出生成长的人，在海外接受教育，甚至工作，当他们来到香港，往往比香港本土的人才更有机会，因为，大部分在香港的跨国公司，业务重点都在中国内地。这让香港本土人才，很有一种危机感。
　　这让我想起九十年代初，我在深圳一家国际会计事务所工作，这家事务所是当时的六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除了最初级的员工来自内地，其他的，都来自香港。他们手把手教我们这些新人，一个合伙人曾经对我感叹：“其实我最满意的还是新加坡的员工，他们英文好，中文也好，香港的同事中文不理想，和客户沟通有困难，至于台湾，问题在于英文。”
　　他没有评论内地的手下，因为那个时候，聘用内地员工刚刚开始，后来我再回到深圳，去看望那些老同事，当年的初级员工，不少已经成为了合伙人，几乎看不到香港员工的身影，公司已经彻底本地化了。
　　能够本地化，自然离不开那些香港员工的功劳，这一点，其实和香港的定位也是一样，在三十年前，香港是内地对外的一扇窗口，那个时候，内地所接收的信息也好，或者对外的联系也好，需要香港这个地方，但是正如我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徒弟终有一天会成长的，终有一天会学会师傅的本领，可以自己走到外面的世界，直接和外面的人打交道了。香港人曾经拥有的优势，国际视野、语言能力，这些，都已经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内地人也拥有了同样的机会。
　　和内地人的进取不同，香港人的步伐似乎要慢一些，这又非常正常，毕竟两者之间的差距，曾经太大，有足够的资本让自己走得慢一些。只是，如果慢是因为傲慢，就好像法国人曾经看不起美国人那样，那么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如果再不起步，那末会被对方，甩开距离。
　　这些年，香港人应该是看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一些人不是加快自己的脚步，而是在那里不断地抱怨，抱怨内地人也好，新移民也好，抢走了机会，争夺应有的资源，让太多问题的讨论，融入了太多的情绪。
　　而这些焦虑的反应，又被混杂在身份认同和捍卫香港价值的问题当中，让本土两个字，很多时候，变成偏激的代表，偏离了本土的本质性和必要性。
　　本土不应该是排外。当政府提出要避免香港边缘化的时候，我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香港内地化。这不是排外，也不是抗拒融入内地，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国两制，看不到一国的前提，就看不到两制的珍贵。这更不是因为身份的焦虑，香港人的定义，就好像上海人，或者北京人一样，简单而清晰，从来不需要做过多的诠释。
　　但是我确实有焦虑的地方，身在曼谷，透过电视，看到香港人走上街头的时候，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也在意料之中，但是却会思考更多，那就是，除了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可以做的，来避免香港真正地被边缘化，那就是变成和一个内地城市没有分别的地方。
　　这不是因为做香港人的傲慢，而是因为一直认为，香港就是应该要比内地走得快一些，因为有一国下的两制这个支撑。也因为这样，对于一些香港人的焦虑总是有些不以为然，内地人也好，新移民也好，只要自己够坚持，那就应该让他们来适应这个新的环境，而不是让他们来改变这个环境，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环境足够好，那就一起来坚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