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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合理利用地理环境，成功进行时间和空间的互换，从而变劣势为优势的研究战争问题的理论经典。辽阔的国土空间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地理形势的研究，充分利用“地利”优势，在了如指掌的中国地理“大棋盘”上就抗战问题实事求是地总揽全局，长远谋划，持久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持久抗战；地利；战略应用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5）04-0059-0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写于1938年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毛泽东同志系统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当时中国地理环境的长处，即“地利”优势，持久抗战，最终战胜侵略者。
一、利用“地利”优势，进行持久抗战
地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承载，地理因其相对稳定，成为每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存在。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理对一国的安全起重要的屏障、支撑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危机时刻的应对方略。“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就是地理。”[ 1 ]古人也说过：“地无兵者不险，兵无地者不强”。一部人类发展史，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部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战争史。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流血的政治。人类自有战争以来，交战双方都很重视战争中的地理样貌、空间、格局，将地理特点、战争态势有机融合，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地利”，赢得战争的胜利。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从华北一路南下，兵锋所及，咄咄逼人，很快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国内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亡国论、速胜论。在此情形下，毛泽东写下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2 ]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中日两国的国情、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始终胸怀中国地理这个“大棋盘”，将能否把握地理形势视为战争胜败的关键，非常熟悉地在抗日战争的基本舞台——中国大地上，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武装力量演出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大戏。
二、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成为中国抗战的有利因素
早在1936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 3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是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也是海岸线漫长的海洋大国，陆海兼备是其重要特征。历史上，中国的外患多来自西北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的国防情势大变。帝国主义列强裹挟坚船利炮，从海上向羸弱的中国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中国国力衰微，海权不保，东南门户洞开。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对外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南造成一系列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租界城市，上海就为其中之一。“上海，俨然是中国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资金和职业工人集中于这些地点，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的都市，和过去传统行政城市和集散中心的性质完全不同。城乡的差距开始拉大，而且越来越大，在数十年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远超过农村。因为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结构转变，影响也极为深远。”[ 4 ]
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上海源源不断汲取江浙一带精华资源，影响力大增。上海的发展是不断释放影响力的过程。从影响力释放途径看，经由上海转运的货物主要通过铁路、水路、公路等通道传递。囿于交通技术、生产力水平，这些网络通道并非在任何地方周流无碍，呈现鲜明的等差性、区域性。以长江水运为例，大的蒸汽汽船在湖北宜昌以下江面常年行驶，而要逆流深入三峡，上抵重庆，困难重重。以上海为中心的交通网络，越往西走，越不发达。这种等差性、区域性的交通网络无形中将西方列强的影响区隔在不同地方。沿海沿江的通商大埠，所受西方列强的影响大，越往西走，西方列强的影响力越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从北南下，在占领南京后沿长江对中上游做佯攻之势，到了襄阳——宜昌一线，受制于山川险阻，不得不迟滞下来。日军的进攻也是顺着大的交通要道（含长江航道）进行，所侵占之地，如毛泽东所言，为“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 5 ]日军以此为基础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网络和部分国内贸易网络切断，试图使中国的物资供应陷入恐慌。上海沦陷，长江流域的许多出口物质，如猪鬃、桐油、茶叶无法外运，价格一落千丈；进口物质，如西药、石油、机械无法内运。但就抗战全局而言，近代中国不少地方自给自足，地方性的农业生产占据相当分量。抗战爆发，充溢等差性、区域性的交通网络及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反而彰显了特别优势。位于东南一隅的上海沦陷，所受冲击者多为上海的城市人口及贸易网络上的相关人群。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依然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对外贸易网络屏蔽后，中西部地区原本对对外贸易依赖度较小，所受影响不大，抗战期间大后方人们生活相对平静。而在某种程度而言，向内地迁徙的大规模移民刺激了内需，使得仰仗船、马、驴、脚力、车夫的物流网络生机勃勃，有力支撑了抗战物质的转运。不统一、不平衡的经济地理在特定时期释放了不容忽视的抗战物质供给能力。许倬云在《大国霸业的兴衰》一书中提到：“以四川为例，一个省的资源和粮食要供给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消耗，维持数千万难民、上千万兵员的生存补给，用四川人自己的话说，‘这是打国仗’。”[ 6 ] 三、广阔的国土资源为中国提供了抗战“广大的回旋余地”
开战初期，日军凭借较强的军事实力甚嚣尘上，扬言“三月亡华”。然而，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并非在任何地理环境中都是合适的。中国西部的原始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日军的机械化作战无法展开，时间越久，战线越长，日军兵力捉襟见肘，逐渐出现了败相。“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 7 ]日本小而强，中国大而弱，这是中日战争的一组基本特征。毛泽东认为：战争初期，囿于我方较弱的军事实力，应避免大的决战。“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8 ]
毛泽东高瞻远瞩，看到了中国“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能转化成持久作战的坚实支撑。中国国土辽阔，地理单元丰富，经济结构参差不齐。近代以来，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有了一定数量的近代工商业，广大内陆地区依然保持相当的农业因素，农业地区，物质积聚程度、资源聚合程度以及对中心城市的依赖程度远远逊于工商地区，虽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东等中国国土，对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南大后方地区所受影响还是不是太大的。
中国大的国土空间及大的农业生产区，为抗日战争提供广大的回旋余地。日军速战速决，尽快了结战事的幻想成为泡影。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充分利用国土辽阔、地形复杂的特点，节节抵抗，有序后撤，利用有回旋余地的地理条件，迟滞日军进攻，在大的空间位移中渐次减弱日军攻势，保存我方实力，形成了长期对峙的态势。毛泽东认为：“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9 ]这种有计划的撤退同毫无原则的“不抵抗主义”有本质不同。“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 10 ]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在中国占地甚广，所占者多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之地。日军远离本土，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之地、空隙之所，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战事相持不下，旷日持久，日本侵略者顾此失彼，难以招架。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利用宽广的国土空间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灵活机动打击侵略者，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战争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充分利用战略大后方，分散战争高风险
“战略家们，不管属于哪一派，都发现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为基础的任何战略，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环境上。”[ 11 ]重视地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特点。《论持久战》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国地理“大棋盘”上总揽全局、谋划长远的深邃眼光。8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其中“地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文化悠久，人口众多、国土面积辽阔，有着宽广的战略纵深和防御空间，外族入侵，难以征服。中国是大国，大国有大国的体量、特点和优势。抗战开始后，如毛泽东所言，甚至“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 12 ]这种“静悄悄”，没有一定的地理屏障作为缓冲，是无法实现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广阔的国土空间及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大后方经济力量、人口分布相对松散，无要害、枢纽被集中攻击，这些看似落后的特点无形中将战争的风险高度分散。面对经年累月的战争压力，大后方保持了充足的弹性和韧劲，消解了高强度的战争压力。战争相持阶段，抗战情势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日军对中国的大后方，重庆、昆明、成都等大城市用飞机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妄图瓦解我抗日意志，虽损失很大，但没有对我国大后方形成持久威胁。这也是中国能够坚持抗战直到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
抗战期间，中国沿海、内陆不同的交通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地理结构成为中国持久作战的坚实保障。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力量在“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 行动便利，在交通网络以外的地方和中国西南山地行动困难。上海沦陷，广大内陆地区依然保持相当水准的生产力，为抗战军民提供衣食。大量沿海工业内迁，在大后方播散近代工业的种子。民以食为天。“哀兵必胜”。有了粮食、弹药、兵员、士气、意志、空间，中国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最终，积小胜为大胜。
从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来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并不意味天下太平，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正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历史的经验教训都不应该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成为东方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战场牵制了三分之二日本陆军主力，极大地缓解了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8年抗战期间，有3500万人牺牲，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来之不易，世界和平来之不易。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我们应该看到，抗日战争战争已经结束近70年时，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仍在继续。日本右翼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残害亚洲人民的历史罪行，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有步骤地急切架空和平宪法……日本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有足够的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 [3] [5] [7] [8] [9] [10] [12] 毛泽东.论持久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6] 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11] （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73.
责任编辑：董玉虎
〔关键词〕 毛泽东；持久抗战；地利；战略应用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5）04-0059-0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写于1938年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毛泽东同志系统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当时中国地理环境的长处，即“地利”优势，持久抗战，最终战胜侵略者。
一、利用“地利”优势，进行持久抗战
地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承载，地理因其相对稳定，成为每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存在。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理对一国的安全起重要的屏障、支撑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危机时刻的应对方略。“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就是地理。”[ 1 ]古人也说过：“地无兵者不险，兵无地者不强”。一部人类发展史，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部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战争史。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流血的政治。人类自有战争以来，交战双方都很重视战争中的地理样貌、空间、格局，将地理特点、战争态势有机融合，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地利”，赢得战争的胜利。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从华北一路南下，兵锋所及，咄咄逼人，很快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国内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亡国论、速胜论。在此情形下，毛泽东写下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2 ]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中日两国的国情、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始终胸怀中国地理这个“大棋盘”，将能否把握地理形势视为战争胜败的关键，非常熟悉地在抗日战争的基本舞台——中国大地上，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武装力量演出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大戏。
二、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成为中国抗战的有利因素
早在1936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 3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是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也是海岸线漫长的海洋大国，陆海兼备是其重要特征。历史上，中国的外患多来自西北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的国防情势大变。帝国主义列强裹挟坚船利炮，从海上向羸弱的中国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中国国力衰微，海权不保，东南门户洞开。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对外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南造成一系列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租界城市，上海就为其中之一。“上海，俨然是中国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资金和职业工人集中于这些地点，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的都市，和过去传统行政城市和集散中心的性质完全不同。城乡的差距开始拉大，而且越来越大，在数十年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远超过农村。因为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结构转变，影响也极为深远。”[ 4 ]
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上海源源不断汲取江浙一带精华资源，影响力大增。上海的发展是不断释放影响力的过程。从影响力释放途径看，经由上海转运的货物主要通过铁路、水路、公路等通道传递。囿于交通技术、生产力水平，这些网络通道并非在任何地方周流无碍，呈现鲜明的等差性、区域性。以长江水运为例，大的蒸汽汽船在湖北宜昌以下江面常年行驶，而要逆流深入三峡，上抵重庆，困难重重。以上海为中心的交通网络，越往西走，越不发达。这种等差性、区域性的交通网络无形中将西方列强的影响区隔在不同地方。沿海沿江的通商大埠，所受西方列强的影响大，越往西走，西方列强的影响力越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从北南下，在占领南京后沿长江对中上游做佯攻之势，到了襄阳——宜昌一线，受制于山川险阻，不得不迟滞下来。日军的进攻也是顺着大的交通要道（含长江航道）进行，所侵占之地，如毛泽东所言，为“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 5 ]日军以此为基础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网络和部分国内贸易网络切断，试图使中国的物资供应陷入恐慌。上海沦陷，长江流域的许多出口物质，如猪鬃、桐油、茶叶无法外运，价格一落千丈；进口物质，如西药、石油、机械无法内运。但就抗战全局而言，近代中国不少地方自给自足，地方性的农业生产占据相当分量。抗战爆发，充溢等差性、区域性的交通网络及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反而彰显了特别优势。位于东南一隅的上海沦陷，所受冲击者多为上海的城市人口及贸易网络上的相关人群。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依然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对外贸易网络屏蔽后，中西部地区原本对对外贸易依赖度较小，所受影响不大，抗战期间大后方人们生活相对平静。而在某种程度而言，向内地迁徙的大规模移民刺激了内需，使得仰仗船、马、驴、脚力、车夫的物流网络生机勃勃，有力支撑了抗战物质的转运。不统一、不平衡的经济地理在特定时期释放了不容忽视的抗战物质供给能力。许倬云在《大国霸业的兴衰》一书中提到：“以四川为例，一个省的资源和粮食要供给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消耗，维持数千万难民、上千万兵员的生存补给，用四川人自己的话说，‘这是打国仗’。”[ 6 ] 三、广阔的国土资源为中国提供了抗战“广大的回旋余地”
开战初期，日军凭借较强的军事实力甚嚣尘上，扬言“三月亡华”。然而，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并非在任何地理环境中都是合适的。中国西部的原始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日军的机械化作战无法展开，时间越久，战线越长，日军兵力捉襟见肘，逐渐出现了败相。“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 7 ]日本小而强，中国大而弱，这是中日战争的一组基本特征。毛泽东认为：战争初期，囿于我方较弱的军事实力，应避免大的决战。“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8 ]
毛泽东高瞻远瞩，看到了中国“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能转化成持久作战的坚实支撑。中国国土辽阔，地理单元丰富，经济结构参差不齐。近代以来，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有了一定数量的近代工商业，广大内陆地区依然保持相当的农业因素，农业地区，物质积聚程度、资源聚合程度以及对中心城市的依赖程度远远逊于工商地区，虽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东等中国国土，对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南大后方地区所受影响还是不是太大的。
中国大的国土空间及大的农业生产区，为抗日战争提供广大的回旋余地。日军速战速决，尽快了结战事的幻想成为泡影。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充分利用国土辽阔、地形复杂的特点，节节抵抗，有序后撤，利用有回旋余地的地理条件，迟滞日军进攻，在大的空间位移中渐次减弱日军攻势，保存我方实力，形成了长期对峙的态势。毛泽东认为：“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9 ]这种有计划的撤退同毫无原则的“不抵抗主义”有本质不同。“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 10 ]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在中国占地甚广，所占者多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之地。日军远离本土，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之地、空隙之所，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战事相持不下，旷日持久，日本侵略者顾此失彼，难以招架。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利用宽广的国土空间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灵活机动打击侵略者，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战争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充分利用战略大后方，分散战争高风险
“战略家们，不管属于哪一派，都发现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为基础的任何战略，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环境上。”[ 11 ]重视地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特点。《论持久战》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国地理“大棋盘”上总揽全局、谋划长远的深邃眼光。8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其中“地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文化悠久，人口众多、国土面积辽阔，有着宽广的战略纵深和防御空间，外族入侵，难以征服。中国是大国，大国有大国的体量、特点和优势。抗战开始后，如毛泽东所言，甚至“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 12 ]这种“静悄悄”，没有一定的地理屏障作为缓冲，是无法实现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广阔的国土空间及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大后方经济力量、人口分布相对松散，无要害、枢纽被集中攻击，这些看似落后的特点无形中将战争的风险高度分散。面对经年累月的战争压力，大后方保持了充足的弹性和韧劲，消解了高强度的战争压力。战争相持阶段，抗战情势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日军对中国的大后方，重庆、昆明、成都等大城市用飞机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妄图瓦解我抗日意志，虽损失很大，但没有对我国大后方形成持久威胁。这也是中国能够坚持抗战直到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
抗战期间，中国沿海、内陆不同的交通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地理结构成为中国持久作战的坚实保障。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力量在“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 行动便利，在交通网络以外的地方和中国西南山地行动困难。上海沦陷，广大内陆地区依然保持相当水准的生产力，为抗战军民提供衣食。大量沿海工业内迁，在大后方播散近代工业的种子。民以食为天。“哀兵必胜”。有了粮食、弹药、兵员、士气、意志、空间，中国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最终，积小胜为大胜。
从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来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并不意味天下太平，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正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历史的经验教训都不应该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成为东方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战场牵制了三分之二日本陆军主力，极大地缓解了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8年抗战期间，有3500万人牺牲，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来之不易，世界和平来之不易。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我们应该看到，抗日战争战争已经结束近70年时，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仍在继续。日本右翼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残害亚洲人民的历史罪行，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有步骤地急切架空和平宪法……日本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有足够的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 [3] [5] [7] [8] [9] [10] [12] 毛泽东.论持久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6] 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11] （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73.
责任编辑：董玉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