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正> 《学术月刊》1981年第6期发表了韦行、齐杜蘅两同志的《货币是特殊商品吗》一文。该文断言“作为货币商品,它只能是一般商品,而不是特殊商品”;只有“一般商品”才是货币的本质所在和正确定义。对此,本人不敢苟同。下面我谈点自己的看法。韦、齐两同志认为,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特殊等价物的‘特殊’同特殊商品的‘特殊’是一样意思”,当价值形式发展为货币形式后,特殊等价物转化为一般等价物,特殊商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 《学术月刊》1981年第6期发表了韦行、齐杜蘅两同志的《货币是特殊商品吗》一文。该文断言“作为货币商品,它只能是一般商品,而不是特殊商品”;只有“一般商品”才是货币的本质所在和正确定义。对此,本人不敢苟同。下面我谈点自己的看法。韦、齐两同志认为,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特殊等价物的‘特殊’同特殊商品的‘特殊’是一样意思”,当价值形式发展为货币形式后,特殊等价物转化为一般等价物,特殊商
其他文献
随着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不断加大，金融的稳健与安全对丰十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然而金融市场自身的脆弱性表明金融危机是不可能避免的
<正> 李运福同志说:“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生产力的状况,以及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等方面出发,去说明按劳分配的必然性,群众也可以理解和接受。”我认为“道德和精神”的因素不能作为按劳分配的客观根据。如果把“道德和精神”的因素作为实行按劳分配的一个前提条件,就必然得出按劳分配不仅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结构所决定,而且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思想觉悟程度所决定的结论。这与马克思所阐明的关于分配的一般原理是不相容的,用来指导实践必然会产生许多不良后果。
自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充分地奠定目录学的坚实基础之后,随着社会、学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许多学者在刘氏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多方面的进
<正> 《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发表了拙作《生产力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以后,我听到两种相反的看法,有些同志赞成我的观点,有些同志不赞成我的观点。《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尹宣明同志的《生产力范畴应包括精神因素》一文,就属于后一种。早在六十年代初,一些同志在同李平心同志进行争论时,就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看来还要争论下去。下面我仅就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补充一点看法。
<正>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继续明朝的政治制度,在岛上分府置县,立官设职,建立封建政权,加强自己的统治。他自己仍称明朝的延平郡王,实际上成了全台湾岛上的最高封建统治者。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孙子郑克(?)等相继在台湾统治了二十二年。在此期间,郑氏父子一方面
<正> 刘熙载论艺所涉领域广而所得见解要,其行文虽散,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语录评点方式,然而却“骨子里尽有分数”。他把文艺看作是一门“心学”,可以说,其所有对文艺的具体看法都“拱向注射”于这个根本观点。弄清他的“心学”观念的涵义,不但对于进一步总结评价刘氏文艺思想有必要,而且将有助于我们今天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采用卡特尔16PF人格调查问卷，对参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跨学科专业选择计划（TOP-100）的研究生群体的人格特质进行了总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男女研究生的人格特质差异。同
从短期抑价和长期超额收益两个价格表现方面分析了我国新股首日大单交易的特征，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了大单持有者信息优势及影响大单交易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正处在“新兴＋转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使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地成为一门科学。但是,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却是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记录,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中青年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素质现状及其特点,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当前重视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我们党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社会也呈现了许多积极因素,对于加强中青年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有很大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