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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往往把延安时期丁玲思想与创作的“转向”归因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律与整合。这种思路的偏颇在于对时代语境的忽略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盲视。对革命的真诚信仰，为革命服务的虔诚姿态，试图借助“革命”而克服自身困境、实现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应该是延安时期丁玲“转向”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丁玲；延安时期；转向；革命诉求；自我救赎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4-0123-03
(一)
丁玲一生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是“左联”时期，由书写现代都市“Modem Girl”的孤独、颓败、自我分裂的痛苦到表现工农大众的苦难、悲惨以及不可遏止的革命激情。左翼理论界认为这是一条“进步的路”，是一条“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二是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经过“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丁玲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积极、虔诚的实践者，她的个性与锋芒、独立与不羁都逐渐消融于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我们的问题是：延安时期丁玲文学转向的动力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丁玲放弃其独立不羁的现代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投降”到一元化、同质化的主流政治话语中来?
对此问题的分析。长期以来都局限于某种二元对立的阐释框架之中，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政治权利话语。代表性的阐释方式并不讨论丁玲“转向”前后思想和创作上的关联，而是将其视为被动受制于外来压力的历史断裂。这种思路的缺陷在于对时代语境的忽略。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盲视。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革命”如何曾经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成为自发的诉求。革命在现代中国的无上权威性、正义性和绝对性。使无数知识分子趋之若鹜。“革命”不仅被视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解放的有效手段，而且被视为实现人的自我解放、自我超越的可靠途径。事实上，丁玲的第一次“转向”已经昭示：集体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脱个人主义自身困境、实现人生价值的良方。在我看来，影响延安时期丁玲文学道路的因素当然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在压力，但她对革命的真诚信仰，为革命服务的虔诚姿态，试图借助“革命”而克服自身困境、实现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应该是促使她思想转变的内在动力。这与她“左联”时期的“转向”一脉相承。在此意义上，也体现了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不可分割的历史承续性。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丁玲全身心投入革命的过程中。在认同革命话语的同时又对其做出了怎样的探索与思考、质疑与排拒?她经历了怎样的“自我否定”、“自我改造”的痛苦才最终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本文以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序列为讨论对象，从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结”与“自我拯救”的角度，重新审视她延安时期的思想波澜，试图厘清知识分子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多重对话与深度纠葛。以及“革命诉求”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动力因素，为探索知识分子与革命、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提供一种阐释的可能性。
(二)
丁玲是个具有强烈反叛精神与火一般激情的新式女性。她“背负着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深重的伤痕和对新的革命生活的憧憬”“经过十年仔细的思考和生活的磨练，不是处在革命的高潮，而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从一个作家心灵的要求走到党内来。早在30年代初期，她就弃置了“莎菲”式的苦闷颓败，投入到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革命行动之中。她“不相信，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别的事情。”1936年，劫后余生的丁玲历尽艰辛，辗转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到达延安的著名作家。
与众多初到延安的文化人不同，丁玲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到延安短期逗留，她要真正融入延安的革命斗争生活。她说：“我觉得写小说是不够的。我要脚踏实地千真的革命工作。我把社会看作一架机器，革命是这机器的动力。像这机器的一个齿轮那样工作，是必要的。”她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历时六个月，辗转三千里。在紧张、艰苦的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中，她体会到生命燃烧的快乐。在丁玲看来，“战斗是享受”，只有在艰苦的搏斗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极致。革命成为丁玲自我实现的内在欲求。事实上，不甘平庸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正是革命魅力的重要维度。革命因此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解决自身困境、获取人生价值、确证自我意义的有效途径。为了缩短与“老革命”的距离，她刻意抹去自己身上“文小姐”的种种痕迹。她剪短头发，换上戎装，抽烟、豪饮、健谈。此间的丁玲“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特别的伟大女作家——一个女性而非女人气的女人”。昔日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为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
革命诉求改变了丁玲的女性气质，使她不断趋于中性化、男性化，同时也改变了她的文学观念。她认为：“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正是基于这种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她赞扬苏区文艺“纵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都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鸥，显得亲切而可爱。”在编校《红军长征记》的过程中，她既为长征的伟大而“惊奇”、“感动”。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地多做一点事情而“惭愧”。她深感“自己生活经验不够，”确信。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1936——1939年间，丁玲创作了大量的速写、通讯、报道，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和革命生活，洋溢着昂扬、乐观的气息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些作品都是基于宣传目的的“急就章”，艺术上的粗糙一目了然。它们以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重复着同一个主题：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的革命正义与英雄行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秋收的一天》，作品通过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薇底的精神状态由抑郁、孤僻到开朗、乐观的变化过程、展示了知识分子融入革命集体的快乐。这实在可以看作丁玲自我心态的形象诉说——只有融入革命大家庭中，才能彻底告别过去魍魉世界的灰暗生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总之，这些作品，展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丁玲，是一个全身心拥抱革命、歌颂革命、歌颂党、歌颂红军、歌颂人民的丁玲。她早期作品中惯有的女性视角、鲜明的个体意识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统统淹没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与集体主义的时代洪流中。
(三)
然而，随着对解放区生活的真正走进和深入了解，丁玲对革命的狂热激情开始慢慢冷却，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批判精神逐渐复苏。她开始用理性清明的目光审视现实。她不无悲哀地发现了革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革命”与“人的解放”之间的深层抵牾。尤其在革命崇高意旨 遮蔽下的女性生存困境更是怵目惊心。她无法再做百灵鸟般明快动听的歌唱。1940～1942年间，丁玲先后创作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等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一改往日乐观、昂扬的调子，代之以阴郁的气氛、灰暗的基调和隐晦曲折的表达，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的焦躁和郁愤。它们与同一时期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人的作品互相应和，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氛围，成为文艺整风运动的导火索。
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丁玲深刻认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黑暗。解放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们的意识构造，留有深刻的旧的躯壳。贞贞周围那些窃窃私语、幸灾乐祸、造谣中伤、顽固封建的霞村民众不正是鲁迅笔下自私冷酷、麻木愚昧的“看客”在解放区的现身吗?霞村民众对贞贞施加的“虐杀”不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又一形象诠释吗?在这里，丁玲接续了五四文学的经典主题——国民性批判。对霞村民众的群像书写和革命话语所造就的“大众神话”保持了相当的疏离。同样的，革命新人何华明身上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意识，不仅没有因革命的洗礼而消减，反而借革命的名义日益膨胀。丁玲对何华明在女人问题上自私阴暗心理的微妙展露，使人们看到了革命新人灿烂光环下的灰暗阴影。
更重要的是、丁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深切体悟到解放区妇女以及革命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何华明老婆因年老色衰随时都可能被抛弃，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不革命、拖后腿。她无以自保、只能蜷缩在深夜幽暗的角落里哀哀悲戚。贞贞之所以让“我”难以释怀，除了她为了国家民族舍弃“小我”、勇眺火坑的革命行为、更因为她为革命“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庇护、被村民唾弃的悲剧。陆平已经习惯于用巴结讨好的声调和身边的男性工作人员说话、但院长还“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平，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中国文化蔑视女人的传统并没有因为革命的介入自动消除。革命的男女也没有因为平等制度的确立而消弭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女性的身份依然是“被看”、“被验收”，其价值犹如草料般低贱。这既是几千年男性霸权文化历史遗毒的惯性所在，也是革命话语以革命的名义纵容并保护革命的主体力量——男性权益的结果。这个观点，在那篇给丁玲带来无穷灾难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中。得到更直接、尖锐的展示。我们还记得曼贞(《母亲》)、美琳(《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三小姐(《田家冲》)、薇底(《秋收的一天》)等人，这些知识女性一旦投身革命，她们的种种问题诸如孤寂苦闷、颓丧偏激、沉溺感情、神经衰弱、失眠等等便随之解决。在紧张激越的革命生活中。她们不但摆脱了内心痛苦，更体会到“幸福”是充满意志和纪律的革命斗争的产物。无疑，在丁玲看来，革命实践是解决知识女性个人问题、精神困境、进行自我救赎的有效方法。但“三八节”的愤激，宣告了丁玲革命想象的破灭。残酷的现实使丁玲无法不困惑：革命既然不能庇护为革命“献身”的贞贞，也不能庇护那些曾经与丈夫一起并肩作战的“落后”妇女，革命更无法挽救何华明老婆随时见弃的可悲命运。那么，革命之于妇女解放的意义究竟何在?妇女是否真的会随着民族、阶级的解放而获得自身的解放?
在关注被革命崇高意旨所遮蔽的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时，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干预生活、为社会代育的启蒙精神。使丁玲把目光投向解放区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在医院中》集中暴露了革命组织内部的诸多问题，以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在陆平看来，这个医院不仅条件恶劣、卫生极差，而且干部们对工作无知无能、许多工作人员怠惰迟钝、人们热衷于拨弄是非、制造和传播种种桃色绯闻。这一切都使陆平难以忍受，她不懈怠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她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尤其是当这一切以“革命”的正义面目出现时，她的斗争如同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一样徒劳滑稽，她无路可走。沙菲似的孤独绝望又一次幽灵重现。“旧有的神经衰弱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她强烈地思念家乡、母亲，“思乡病的发作暗示着在情感上对革命以及革命组织的疏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疏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人的解放’事业所抱的幻想和这种幻想的破灭。”但陆平很快转入对革命伦理的认同。小说始终没写医院有什么变化和改进，反倒是来自革命阵营的关爱和激励帮助陆平走出困境并与周围环境达成和谐——陆平“长大”了，“成熟”了，“理智”了。她的“成长”是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草率认同革命伦理为代价。所以，黄子平认为、《在医院中》讲述的“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陆平的“被治愈”意味着她所关注的问题与矛盾被悬搁，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对革命话语的质疑与思索这一思想行为被弃置。
问题是，曾经如此尖锐的陆平何以如此轻易地就与周围环境达成妥协?我认为。恰恰是在这里。昭示了丁玲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漂浮与犹疑，也昭示了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焦虑和脆弱。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困境之一就是：“个人不能在自我完整中发展或维持信任。因为他缺乏‘善意的自我关注的热情，’他在道德上感到‘空虚’。”或许，丁玲本来就对自己所提出问题的合法性犹疑不决而最终选择了放弃?对此，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到线索。1940年5月丁玲发表了短篇小说《入伍》，这是一篇长期被评论界忽略的作品。在我看来，它恰恰体现了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丁玲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困惑，对革命的主体力量——工农兵的崇拜。作品以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与来自农民的小战士对比映衬的方式展开，前者夸夸其谈，骄傲自负；后者寡言少语，朴实憨厚；前者好逸恶劳，怯懦自私；后者任劳任怨，勇敢仁爱。正如日本学者坂尾德司所言，《入伍》“反映出丁玲的自省”。121a丁玲发现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整日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而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普通民众。1940年的丁玲已经在践行1942年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已经开始反省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与“道德空虚”。它说明丁玲的“自我改造”早已开始，这种改造与丁玲的革命诉求以及借助革命寻求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密切相关。如此看来，陆平的问题是否也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指手画脚呢?丁玲无法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她只能以简单仓促的方式去缝合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裂隙。陆平与周围环境达成和谐的过程也就是丁玲自我反省、自我说服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在医院中》或许隐喻着丁玲自我改造的开始?
(四)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在公开场合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并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在毫 不怜惜地否弃了既往的自己之后，丁玲开始了新的出发。她阅读了堆积如山的电报，走访工厂、农村，真正把自己消融于普通民众之中。连续写了《十八个》、《田保霖》、《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二十把板斧》、《民间艺人李卜》等多篇歌颂抗战英烈和新人新事的报告文学。坂尾德司认为，这些作品“没有说教的意味，而是满腔热情地向人民群众讴歌这些值得赞扬的英雄。”“丁玲在这里发现了人生的意义吗?应该回答说：是的”。确实，丁玲作品中的边区新人，再也不是“五四”文学中沉默、愚昧的老中国的儿女，不再是被同情、被哀悯的对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精神风貌。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这既是丁玲数年来“自我改造”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象阐释和具体实践。“后延安时期”的丁玲作品，不再关注人物细腻的内心世界，人物的个性特征远不如他的阶级成分、政治面貌重要。作者最关心的是：如何借助文学作品帮助人们去认识历史的必然规律，号召更多的人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而不是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微妙曲折的心路历程。她曾经提出过的那种“革命”与“人的解放”等根本性的问题已不复存在。“革命”的意义是自明的，为“革命”努力的人终归是正义的执行者，他们虽有小的迷惑，但没有本质上的矛盾与缺陷。革命斗争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结局是胜利的；……诸如此类的信念和乐观构成作品的基调。丁玲的创作体现了解放区文学的经典范式，迎合了政治权利话语对文学的要求和期许。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誉不仅是对《桑干河》的嘉许，更是对丁玲人生价值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她终于借助“革命”实现了“自我救赎”与文人的“千秋家国梦”。遗憾的是她的自我实现却以自我消融为代价，这是现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直接影响了无数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现实命运。纵观延安时期丁玲文学道路和思想历程，无论是对革命的激情拥抱还是理性审视，抑或是后来对政治权利话语的彻底认同，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结”。即使是站在知识者立场上对革命的质疑与批判，也同样出于炽热的革命情感，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积极维护。革命既然被表述为建构民族国家的最佳手段，投身革命必然会成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当然选择，革命也因此成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克服自身困境的最佳途径。为了更好地“为革命服务”，丁玲甘愿放弃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感受世界的情感方式，“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合格的“革命螺丝钉”，将“小我”消融于“大我”之中。明乎此，才能真正理解丁玲等延安文人思想转变的内在原因。看不到这些内在的驱动力，仅仅强调意识形态的压力或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显然有失全面与客观。
责任编辑 崔 颖
[关键词]丁玲；延安时期；转向；革命诉求；自我救赎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4-0123-03
(一)
丁玲一生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是“左联”时期，由书写现代都市“Modem Girl”的孤独、颓败、自我分裂的痛苦到表现工农大众的苦难、悲惨以及不可遏止的革命激情。左翼理论界认为这是一条“进步的路”，是一条“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二是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经过“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丁玲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积极、虔诚的实践者，她的个性与锋芒、独立与不羁都逐渐消融于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我们的问题是：延安时期丁玲文学转向的动力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丁玲放弃其独立不羁的现代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投降”到一元化、同质化的主流政治话语中来?
对此问题的分析。长期以来都局限于某种二元对立的阐释框架之中，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政治权利话语。代表性的阐释方式并不讨论丁玲“转向”前后思想和创作上的关联，而是将其视为被动受制于外来压力的历史断裂。这种思路的缺陷在于对时代语境的忽略。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盲视。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革命”如何曾经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成为自发的诉求。革命在现代中国的无上权威性、正义性和绝对性。使无数知识分子趋之若鹜。“革命”不仅被视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解放的有效手段，而且被视为实现人的自我解放、自我超越的可靠途径。事实上，丁玲的第一次“转向”已经昭示：集体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脱个人主义自身困境、实现人生价值的良方。在我看来，影响延安时期丁玲文学道路的因素当然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在压力，但她对革命的真诚信仰，为革命服务的虔诚姿态，试图借助“革命”而克服自身困境、实现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应该是促使她思想转变的内在动力。这与她“左联”时期的“转向”一脉相承。在此意义上，也体现了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不可分割的历史承续性。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丁玲全身心投入革命的过程中。在认同革命话语的同时又对其做出了怎样的探索与思考、质疑与排拒?她经历了怎样的“自我否定”、“自我改造”的痛苦才最终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本文以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序列为讨论对象，从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结”与“自我拯救”的角度，重新审视她延安时期的思想波澜，试图厘清知识分子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多重对话与深度纠葛。以及“革命诉求”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动力因素，为探索知识分子与革命、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提供一种阐释的可能性。
(二)
丁玲是个具有强烈反叛精神与火一般激情的新式女性。她“背负着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深重的伤痕和对新的革命生活的憧憬”“经过十年仔细的思考和生活的磨练，不是处在革命的高潮，而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从一个作家心灵的要求走到党内来。早在30年代初期，她就弃置了“莎菲”式的苦闷颓败，投入到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革命行动之中。她“不相信，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别的事情。”1936年，劫后余生的丁玲历尽艰辛，辗转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到达延安的著名作家。
与众多初到延安的文化人不同，丁玲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到延安短期逗留，她要真正融入延安的革命斗争生活。她说：“我觉得写小说是不够的。我要脚踏实地千真的革命工作。我把社会看作一架机器，革命是这机器的动力。像这机器的一个齿轮那样工作，是必要的。”她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历时六个月，辗转三千里。在紧张、艰苦的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中，她体会到生命燃烧的快乐。在丁玲看来，“战斗是享受”，只有在艰苦的搏斗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极致。革命成为丁玲自我实现的内在欲求。事实上，不甘平庸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正是革命魅力的重要维度。革命因此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解决自身困境、获取人生价值、确证自我意义的有效途径。为了缩短与“老革命”的距离，她刻意抹去自己身上“文小姐”的种种痕迹。她剪短头发，换上戎装，抽烟、豪饮、健谈。此间的丁玲“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特别的伟大女作家——一个女性而非女人气的女人”。昔日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为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
革命诉求改变了丁玲的女性气质，使她不断趋于中性化、男性化，同时也改变了她的文学观念。她认为：“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正是基于这种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她赞扬苏区文艺“纵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都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鸥，显得亲切而可爱。”在编校《红军长征记》的过程中，她既为长征的伟大而“惊奇”、“感动”。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地多做一点事情而“惭愧”。她深感“自己生活经验不够，”确信。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1936——1939年间，丁玲创作了大量的速写、通讯、报道，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和革命生活，洋溢着昂扬、乐观的气息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些作品都是基于宣传目的的“急就章”，艺术上的粗糙一目了然。它们以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重复着同一个主题：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的革命正义与英雄行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秋收的一天》，作品通过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薇底的精神状态由抑郁、孤僻到开朗、乐观的变化过程、展示了知识分子融入革命集体的快乐。这实在可以看作丁玲自我心态的形象诉说——只有融入革命大家庭中，才能彻底告别过去魍魉世界的灰暗生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总之，这些作品，展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丁玲，是一个全身心拥抱革命、歌颂革命、歌颂党、歌颂红军、歌颂人民的丁玲。她早期作品中惯有的女性视角、鲜明的个体意识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统统淹没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与集体主义的时代洪流中。
(三)
然而，随着对解放区生活的真正走进和深入了解，丁玲对革命的狂热激情开始慢慢冷却，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批判精神逐渐复苏。她开始用理性清明的目光审视现实。她不无悲哀地发现了革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革命”与“人的解放”之间的深层抵牾。尤其在革命崇高意旨 遮蔽下的女性生存困境更是怵目惊心。她无法再做百灵鸟般明快动听的歌唱。1940～1942年间，丁玲先后创作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等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一改往日乐观、昂扬的调子，代之以阴郁的气氛、灰暗的基调和隐晦曲折的表达，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的焦躁和郁愤。它们与同一时期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人的作品互相应和，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氛围，成为文艺整风运动的导火索。
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丁玲深刻认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黑暗。解放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们的意识构造，留有深刻的旧的躯壳。贞贞周围那些窃窃私语、幸灾乐祸、造谣中伤、顽固封建的霞村民众不正是鲁迅笔下自私冷酷、麻木愚昧的“看客”在解放区的现身吗?霞村民众对贞贞施加的“虐杀”不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又一形象诠释吗?在这里，丁玲接续了五四文学的经典主题——国民性批判。对霞村民众的群像书写和革命话语所造就的“大众神话”保持了相当的疏离。同样的，革命新人何华明身上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意识，不仅没有因革命的洗礼而消减，反而借革命的名义日益膨胀。丁玲对何华明在女人问题上自私阴暗心理的微妙展露，使人们看到了革命新人灿烂光环下的灰暗阴影。
更重要的是、丁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深切体悟到解放区妇女以及革命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何华明老婆因年老色衰随时都可能被抛弃，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不革命、拖后腿。她无以自保、只能蜷缩在深夜幽暗的角落里哀哀悲戚。贞贞之所以让“我”难以释怀，除了她为了国家民族舍弃“小我”、勇眺火坑的革命行为、更因为她为革命“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庇护、被村民唾弃的悲剧。陆平已经习惯于用巴结讨好的声调和身边的男性工作人员说话、但院长还“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平，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中国文化蔑视女人的传统并没有因为革命的介入自动消除。革命的男女也没有因为平等制度的确立而消弭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女性的身份依然是“被看”、“被验收”，其价值犹如草料般低贱。这既是几千年男性霸权文化历史遗毒的惯性所在，也是革命话语以革命的名义纵容并保护革命的主体力量——男性权益的结果。这个观点，在那篇给丁玲带来无穷灾难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中。得到更直接、尖锐的展示。我们还记得曼贞(《母亲》)、美琳(《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三小姐(《田家冲》)、薇底(《秋收的一天》)等人，这些知识女性一旦投身革命，她们的种种问题诸如孤寂苦闷、颓丧偏激、沉溺感情、神经衰弱、失眠等等便随之解决。在紧张激越的革命生活中。她们不但摆脱了内心痛苦，更体会到“幸福”是充满意志和纪律的革命斗争的产物。无疑，在丁玲看来，革命实践是解决知识女性个人问题、精神困境、进行自我救赎的有效方法。但“三八节”的愤激，宣告了丁玲革命想象的破灭。残酷的现实使丁玲无法不困惑：革命既然不能庇护为革命“献身”的贞贞，也不能庇护那些曾经与丈夫一起并肩作战的“落后”妇女，革命更无法挽救何华明老婆随时见弃的可悲命运。那么，革命之于妇女解放的意义究竟何在?妇女是否真的会随着民族、阶级的解放而获得自身的解放?
在关注被革命崇高意旨所遮蔽的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时，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干预生活、为社会代育的启蒙精神。使丁玲把目光投向解放区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在医院中》集中暴露了革命组织内部的诸多问题，以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在陆平看来，这个医院不仅条件恶劣、卫生极差，而且干部们对工作无知无能、许多工作人员怠惰迟钝、人们热衷于拨弄是非、制造和传播种种桃色绯闻。这一切都使陆平难以忍受，她不懈怠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她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尤其是当这一切以“革命”的正义面目出现时，她的斗争如同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一样徒劳滑稽，她无路可走。沙菲似的孤独绝望又一次幽灵重现。“旧有的神经衰弱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她强烈地思念家乡、母亲，“思乡病的发作暗示着在情感上对革命以及革命组织的疏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疏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人的解放’事业所抱的幻想和这种幻想的破灭。”但陆平很快转入对革命伦理的认同。小说始终没写医院有什么变化和改进，反倒是来自革命阵营的关爱和激励帮助陆平走出困境并与周围环境达成和谐——陆平“长大”了，“成熟”了，“理智”了。她的“成长”是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草率认同革命伦理为代价。所以，黄子平认为、《在医院中》讲述的“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陆平的“被治愈”意味着她所关注的问题与矛盾被悬搁，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对革命话语的质疑与思索这一思想行为被弃置。
问题是，曾经如此尖锐的陆平何以如此轻易地就与周围环境达成妥协?我认为。恰恰是在这里。昭示了丁玲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漂浮与犹疑，也昭示了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焦虑和脆弱。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困境之一就是：“个人不能在自我完整中发展或维持信任。因为他缺乏‘善意的自我关注的热情，’他在道德上感到‘空虚’。”或许，丁玲本来就对自己所提出问题的合法性犹疑不决而最终选择了放弃?对此，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到线索。1940年5月丁玲发表了短篇小说《入伍》，这是一篇长期被评论界忽略的作品。在我看来，它恰恰体现了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丁玲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困惑，对革命的主体力量——工农兵的崇拜。作品以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与来自农民的小战士对比映衬的方式展开，前者夸夸其谈，骄傲自负；后者寡言少语，朴实憨厚；前者好逸恶劳，怯懦自私；后者任劳任怨，勇敢仁爱。正如日本学者坂尾德司所言，《入伍》“反映出丁玲的自省”。121a丁玲发现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整日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而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普通民众。1940年的丁玲已经在践行1942年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已经开始反省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与“道德空虚”。它说明丁玲的“自我改造”早已开始，这种改造与丁玲的革命诉求以及借助革命寻求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密切相关。如此看来，陆平的问题是否也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指手画脚呢?丁玲无法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她只能以简单仓促的方式去缝合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裂隙。陆平与周围环境达成和谐的过程也就是丁玲自我反省、自我说服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在医院中》或许隐喻着丁玲自我改造的开始?
(四)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在公开场合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并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在毫 不怜惜地否弃了既往的自己之后，丁玲开始了新的出发。她阅读了堆积如山的电报，走访工厂、农村，真正把自己消融于普通民众之中。连续写了《十八个》、《田保霖》、《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二十把板斧》、《民间艺人李卜》等多篇歌颂抗战英烈和新人新事的报告文学。坂尾德司认为，这些作品“没有说教的意味，而是满腔热情地向人民群众讴歌这些值得赞扬的英雄。”“丁玲在这里发现了人生的意义吗?应该回答说：是的”。确实，丁玲作品中的边区新人，再也不是“五四”文学中沉默、愚昧的老中国的儿女，不再是被同情、被哀悯的对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精神风貌。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这既是丁玲数年来“自我改造”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象阐释和具体实践。“后延安时期”的丁玲作品，不再关注人物细腻的内心世界，人物的个性特征远不如他的阶级成分、政治面貌重要。作者最关心的是：如何借助文学作品帮助人们去认识历史的必然规律，号召更多的人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而不是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微妙曲折的心路历程。她曾经提出过的那种“革命”与“人的解放”等根本性的问题已不复存在。“革命”的意义是自明的，为“革命”努力的人终归是正义的执行者，他们虽有小的迷惑，但没有本质上的矛盾与缺陷。革命斗争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结局是胜利的；……诸如此类的信念和乐观构成作品的基调。丁玲的创作体现了解放区文学的经典范式，迎合了政治权利话语对文学的要求和期许。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誉不仅是对《桑干河》的嘉许，更是对丁玲人生价值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她终于借助“革命”实现了“自我救赎”与文人的“千秋家国梦”。遗憾的是她的自我实现却以自我消融为代价，这是现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直接影响了无数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现实命运。纵观延安时期丁玲文学道路和思想历程，无论是对革命的激情拥抱还是理性审视，抑或是后来对政治权利话语的彻底认同，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结”。即使是站在知识者立场上对革命的质疑与批判，也同样出于炽热的革命情感，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积极维护。革命既然被表述为建构民族国家的最佳手段，投身革命必然会成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当然选择，革命也因此成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克服自身困境的最佳途径。为了更好地“为革命服务”，丁玲甘愿放弃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感受世界的情感方式，“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合格的“革命螺丝钉”，将“小我”消融于“大我”之中。明乎此，才能真正理解丁玲等延安文人思想转变的内在原因。看不到这些内在的驱动力，仅仅强调意识形态的压力或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显然有失全面与客观。
责任编辑 崔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