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鹊桥仙》是我省近年比较活跃的青年作家刘鹏艳继《月城春》《苏幕遮》后推出的又一篇聚焦残疾人命运的短篇。《月城春》写的是两个残疾少年，一个是老跛，一个是老盲。两人在行乞讨生活的路上成了“金牌搭档”，但最终老跛因想睡按摩姑娘小影与老魏发生纠纷而捅了人，结局令读者不胜唏嘘。《苏幕遮》写的是脑瘫少年七条为了谋生，在银屏街一个拐弯处车速比较慢的地方甩臭鸡蛋进行碰瓷，结果被一个把油门当刹车的女性新司机撞飞，魂飞天外。《鹊桥仙》的故事仍然发生在银屏老街，但人物从残疾男少年变成了一个瘫痪二十年的残疾少女。作家似乎有这么一个艺术抱负，写发生在银屏街最底层的残疾人的一系列命运故事。如果说前两篇的叙事是建立在命运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鹊桥仙》对残疾少女情爱心理的叙述则是源自作家自己的主观想象，而这样的想象性叙述违背了残疾少女的情爱心理逻辑，难以令人信服。
少女小花，五岁时由于追赶哥哥，被面包车撞成重伤，高位截瘫。命运的不公让她极度悲伤，哭泣是她每天必须的功课，以此来宣泄内心的委屈、痛苦和孤独。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尽管二十年过去了，小花对这个世界并没有原谅，也没有原谅周围的人和事。“其实她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刻骨铭心”，小说明确告诉读者，她对她哥哥的态度。岁月流逝丝毫没有抹平她内心的创伤，反而由于长年累月孤寂痛苦痉挛灰暗无望的生活，加剧了她内心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她怨哥哥，怨母亲，怨后街的老鳏夫，怨那个修鞋的老赵，怨那个蹬三轮的小伙子反向一语成谶。小说越是叙述她儿时快乐无羁的时光， 越是显示命运的吊诡和现实的残酷。一个细节充分显示她对周遭世界怨恨的力度和强度：母亲推她出去透透气，不巧一只飞蛾碰撞到了小花的身上， 被小花狠命地捻死：“你也欺负我手软脚软的”， “捻死了蛾子，她心里一阵畅快”——可以这么说，是“怨”和“恨”支撑着高位截瘫的姑娘二十个春秋度日如年。怨恨可以成为残疾姑娘“在世”的方式，让怨恨占据、主导自己的身心，才能够有效地抵抗二十年的委屈、不公，才能抗拒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才能抵消生命中绝望对灵魂的蚕食。
如果小说按照这样的叙事逻辑和命运轨迹的话，接下来的叙述重点应该是残疾姑娘小花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抗衡生命的悲剧，可以继续沿着怨恨的逻辑和情绪线索，或者再一次发生极端的事件，彻底颠覆既有的叙事脉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叙述并没有发生。小说确也逸出了前文的怨与恨的惯常轨道，但情节的转折过于虚飘甚至说仅仅是作家主观的臆想，文本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叙述链条：二十年“躺”的生活，母亲出门劳作，小花无人陪伴，只好看电视打发寂寥而痛苦的生活。尽管瘫痪，但小花却也与电视爱情剧中的女主角产生凄美的共鸣，幻想着、虚构着一场旷世的爱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美丽的幻灭。为了让主人公小花爱情欲念的萌生，文本对季节的更替进行了渲染：草木成荫的季节了，微风乱了蔷薇，杨絮飞上桥头……好像这样的季节，不产生点爱情就是辜负了春光。于是，在春日的黄昏，母亲推着轮椅上的小花像往常一样出门，小花敏锐地觉察到了一双目光的尾随、追踪和关注，这样的情形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后来小花证实了有一个俊朗青年就在一株繁盛的红叶李后面，默默关注着小花母女的一举一动。于是乎，在之后的些许日子里，小花陷入到爱情相思的甜蜜祈盼里，下午望月桥边的短暂逗留，足够小花一天一夜的咀嚼回味。小花的爱情心理就是这样无端地滋生了，且深入骨髓，难以自拔！这段日子里，小花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减少了许多，甚至身体如蛆附骨的疼痛也不那么难忍了。
问题是：这样的叙述可信吗？一次正面的照会都没有，对方是谁根本无从知道，对方的尾随关注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也不得而知，小花自身高位截瘫的身体现状就那么让对方爱怜让对方痴迷？小花难道对自身的状况没有正确的审视？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契机、过程、铺垫、情节，仅仅依靠外在春光的抒写，这样的爱情心理的发生发展肯定是不可信的，也注定这样的叙述是苍白无力的。文本不厌其烦地对处于爱情心理状态的小花进行了多方面的渲染，其效果正好适得其反：愈是对相思的沉沦渴盼、刻骨铭心，愈是反证了这样的心理状态不可能自然而然发生，而是文本叙述对人物心理的强行赋予，违背了正常的情爱逻辑和恋爱心理。故事的结尾令人错愕，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预期，颇为精彩，只可惜这样的结局没有建立于令人信服的情爱心理體验及其展开过程，只是按照作家的主观想象推衍，实际完成的只是作家的主观叙述逻辑，而非人物性格的逻辑与命运的逻辑自然地展开。优秀的小说，人物的心理、命运、性格的发展是不受作家的意志控制的，作家与其强行干预，不如顺其自然。
小说《鹊桥仙》的作者是刻意追求创新的，但创新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我在此不是一味强调所谓经验主义的创作，而是强调生活经验之于创作的必不可少。作家切不可先验地设置一个理念，一个主题，然后按照这个理念或主题调配写作资源，向着这个理念归趋， 这样的创作注定是背对创作规律的。作家的银屏街残疾人命运系列小说，《月城春》《苏幕遮》处理得相对较好，而《鹊桥仙》则沦为“虚伪”的叙述。
责任编辑 白 芷
少女小花，五岁时由于追赶哥哥，被面包车撞成重伤，高位截瘫。命运的不公让她极度悲伤，哭泣是她每天必须的功课，以此来宣泄内心的委屈、痛苦和孤独。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尽管二十年过去了，小花对这个世界并没有原谅，也没有原谅周围的人和事。“其实她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刻骨铭心”，小说明确告诉读者，她对她哥哥的态度。岁月流逝丝毫没有抹平她内心的创伤，反而由于长年累月孤寂痛苦痉挛灰暗无望的生活，加剧了她内心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她怨哥哥，怨母亲，怨后街的老鳏夫，怨那个修鞋的老赵，怨那个蹬三轮的小伙子反向一语成谶。小说越是叙述她儿时快乐无羁的时光， 越是显示命运的吊诡和现实的残酷。一个细节充分显示她对周遭世界怨恨的力度和强度：母亲推她出去透透气，不巧一只飞蛾碰撞到了小花的身上， 被小花狠命地捻死：“你也欺负我手软脚软的”， “捻死了蛾子，她心里一阵畅快”——可以这么说，是“怨”和“恨”支撑着高位截瘫的姑娘二十个春秋度日如年。怨恨可以成为残疾姑娘“在世”的方式，让怨恨占据、主导自己的身心，才能够有效地抵抗二十年的委屈、不公，才能抗拒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才能抵消生命中绝望对灵魂的蚕食。
如果小说按照这样的叙事逻辑和命运轨迹的话，接下来的叙述重点应该是残疾姑娘小花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抗衡生命的悲剧，可以继续沿着怨恨的逻辑和情绪线索，或者再一次发生极端的事件，彻底颠覆既有的叙事脉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叙述并没有发生。小说确也逸出了前文的怨与恨的惯常轨道，但情节的转折过于虚飘甚至说仅仅是作家主观的臆想，文本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叙述链条：二十年“躺”的生活，母亲出门劳作，小花无人陪伴，只好看电视打发寂寥而痛苦的生活。尽管瘫痪，但小花却也与电视爱情剧中的女主角产生凄美的共鸣，幻想着、虚构着一场旷世的爱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美丽的幻灭。为了让主人公小花爱情欲念的萌生，文本对季节的更替进行了渲染：草木成荫的季节了，微风乱了蔷薇，杨絮飞上桥头……好像这样的季节，不产生点爱情就是辜负了春光。于是，在春日的黄昏，母亲推着轮椅上的小花像往常一样出门，小花敏锐地觉察到了一双目光的尾随、追踪和关注，这样的情形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后来小花证实了有一个俊朗青年就在一株繁盛的红叶李后面，默默关注着小花母女的一举一动。于是乎，在之后的些许日子里，小花陷入到爱情相思的甜蜜祈盼里，下午望月桥边的短暂逗留，足够小花一天一夜的咀嚼回味。小花的爱情心理就是这样无端地滋生了，且深入骨髓，难以自拔！这段日子里，小花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减少了许多，甚至身体如蛆附骨的疼痛也不那么难忍了。
问题是：这样的叙述可信吗？一次正面的照会都没有，对方是谁根本无从知道，对方的尾随关注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也不得而知，小花自身高位截瘫的身体现状就那么让对方爱怜让对方痴迷？小花难道对自身的状况没有正确的审视？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契机、过程、铺垫、情节，仅仅依靠外在春光的抒写，这样的爱情心理的发生发展肯定是不可信的，也注定这样的叙述是苍白无力的。文本不厌其烦地对处于爱情心理状态的小花进行了多方面的渲染，其效果正好适得其反：愈是对相思的沉沦渴盼、刻骨铭心，愈是反证了这样的心理状态不可能自然而然发生，而是文本叙述对人物心理的强行赋予，违背了正常的情爱逻辑和恋爱心理。故事的结尾令人错愕，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预期，颇为精彩，只可惜这样的结局没有建立于令人信服的情爱心理體验及其展开过程，只是按照作家的主观想象推衍，实际完成的只是作家的主观叙述逻辑，而非人物性格的逻辑与命运的逻辑自然地展开。优秀的小说，人物的心理、命运、性格的发展是不受作家的意志控制的，作家与其强行干预，不如顺其自然。
小说《鹊桥仙》的作者是刻意追求创新的，但创新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我在此不是一味强调所谓经验主义的创作，而是强调生活经验之于创作的必不可少。作家切不可先验地设置一个理念，一个主题，然后按照这个理念或主题调配写作资源，向着这个理念归趋， 这样的创作注定是背对创作规律的。作家的银屏街残疾人命运系列小说，《月城春》《苏幕遮》处理得相对较好，而《鹊桥仙》则沦为“虚伪”的叙述。
责任编辑 白 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