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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昆明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奠定和孕育了他的人生观念、独立思想、审美情趣及文艺学养；并进一步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几十年后戴上“酒仙”之桂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汪曾祺先生于《昆明旅食忆旧》一诗中，开头首句说的就是酒——“重升肆里陶杯绿”，其自注云：“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谓之‘玫瑰重升’，似乎有点玫瑰香气。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绿陶的小碗里，一碗可盛二小两。”全诗如下：
重升肆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
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试撩青。
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藿堪漫吃，更循柏叶捉昆虫。
诗的最后一句也与酒相关。汪先生捉的这个昆虫，叫豆壳虫，是用来下酒的。这个虫子专吃柏树叶子，所以要“循柏叶”去找、去捉。汪先生不但在西南联大时捉昆虫下酒，后来到观音寺去做教师了，也去捉这个昆虫下酒。1944年汪曾祺在昆明郊区观音寺白马初中学时，曾用豆壳虫干爆了下酒。这种在柏树林里飞来飞去的昆虫，黑色，形状略似金龟子，捉住它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一点花椒盐则成。汪曾祺说它“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七载云烟》，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五味》，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
有人说，汪先生之所以好酒嗜饮，与闻一多先生不无关系。闻一多先生曾教过汪曾祺，闻先生给他们上课，开讲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成名士”。汪曾祺很敬重闻先生，也非常喜欢闻先生，他说：“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见《闻一多先生上課》，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但是，汪先生并没有说，由于闻先生的开导，他才爱上酒。
不过闻一多的话，显然对汪先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汪曾祺的同学许渊冲说：“汪曾祺上过闻一多先生的《楚辞》和《唐诗》。”他记得闻先生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成名士。’因为这合乎他把酒读诗的兴趣。”（《沈从文和汪曾祺》，见汪曾祺之友网）我以为，许先生此说较为适宜。由此亦可见汪才子之“把酒读诗”在同学们中留下的印象还是颇为深刻的。许渊冲当时对汪曾祺的印象是：“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是1939年在联大新舍25号门外。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给新校舍的黑色土墙反衬得更加雅致，一看就知道是中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同上）
汪曾祺于西南联大之所以好酒，也跟当时的环境氛围不无关系。由于国难当头、生活窘困而借酒浇愁，这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中十分普遍，只不过是汪先生比较突出、比较有名罢了。其最突出、最有名的，当数他一次醉倒昆明街头一事了。
汪先生一直也记得这件事：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指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自报家门》，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在西南联大的“醉卧街头”，现在几乎已是文坛上人所共知的旧闻了。不少文章都提到了此事，在汪朗等写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在昆明期间，有一次晚上他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只好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家，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原来是爸爸。他和两个同学把爸爸扶到了自己的住处，灌了好些酽茶，爸爸才醒过来。”
作家洪烛曾深有感触地写过这样一段话：“酒使文人忘掉了许多事情，也记住了许多事情。我去城南的蒲黄榆采访汪曾祺，听他说起半个世纪前和沈从文的师生情谊。他没有回忆更多，只吐露了一次喝酒的经历。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在《沈从文和西南联大》的结尾处：‘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然后他感叹一声，‘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文章讲完了。四十多年了，他还记得沈先生点的下酒菜。四十多年了，那碗酒还供奉在他的记忆里，碗是满的。”（洪烛《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版）
这里借机说一下，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善饮者亦不少，也有偶尔醉酒者；其校长梅贻琦先生虽有“酒圣”之誉，亦如此耳。为不占篇幅，且摘引金小明《梅公好饮》小段如下：
在《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1年7月18日中午，清华同学公宴，“饮大曲十余杯”，仅“微醉矣”；当月25日晚，赴饭约，“酒颇好，为主人（邓敬康、王孟甫）及朱（佩弦）、李（幼椿）、宋等强饮约二十杯”，仍只“微有醉意”。1945年10月2日所记，他还很能喝“混酒”：“饮酒三种，虽稍多尚未醉”。长期出入酒场，难免也有醉酒误事或失礼的。梅先生也不例外：1941年5月23日晚，清华校友十六七人聚会，“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二十杯，而酒質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以至耽误了筹款的公事，“颇为愧悔”。同年12月6日又记，赴得云台宴请，因先前“在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竟颓然醉矣，惭愧之至”。大醉之后，梅先生也曾发誓戒酒；1945年10月14日，晚上在昆明东月楼食烧鸭，所饮“罗丝钉”酒甚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遂在日记中表示“以后应力戒，少饮”。而三天后（17日），他又故态萌发，在日记中惋叹：“（晚）约（杨）今甫来餐叙，惜到颇迟，未得多饮，酒则甚好。”（载2016年4月11日《藏书报》）
那闻一多先生亦善饮，早在三十年代于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山东大学）时即有酒名，时和杨振声、梁实秋等人被戏称为“酒中八仙”。浦江清先生亦是大饮者。今人钱定平曾于《浦江清日记》中发现，浦江清所记之“大宴小酌”竟有七十次之多。（钱定平《浦江清日记之境界》）。而一位名叫燕卜荪的英籍教授亦是酒徒，极端不修边幅而十分好酒贪杯。有一次酒后上床睡觉时，竟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了。第二天，一脚便踩碎了一片，只好带着坏了的“半壁江山”去上课。（见赵毅衡《燕卜荪：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刊2004年11月10日《时代人物周报》） 在昆明时，有几位好朋友是经常与汪先生共饮的，他们都对先生喝酒有清晰的印象。下面我把汪老的文章与他们的回忆放在一起请诸君分享：
“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斤市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见《昆明的雨》，载《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黄裳曾云：“曾祺写《昆明的雨》情韵都绝，……不易忘也。”试想，倘若少了“浊酒一杯”，能有此情韵乎？
“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发愁时，德熙来了，……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快到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读廉价书》，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巫宁坤也知道这件事，2007年12月6日，作家李怀宇在华盛顿国际公寓采访巫宁坤时，李怀宇问起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巫宁坤说：“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本字典去卖掉，一起吃饭。这恐怕是后来的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李怀宇《巫宁坤：受难心史》，刊《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中华书局2013年版）
在昆明时，汪曾祺还在朱德熙家喝了一顿“马拉松”式的酒。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回忆说：“一年，汪曾祺夫妇到我们家过春节，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用面粉换来的鸡。曾祺说：‘有鸡就行了，还要什么菜！’我临时现凑，炒了一盘黄豆，熬了一大碗白菜粉丝。我们很快就吃完了，德熙和曾祺还在聊天，喝酒、抽烟，弄得一屋子烟雾缭绕，他们这顿饭从中午吃到下午，真是马拉松。”（见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杨毓珉与汪曾祺既是同学，也是同事，既是文友，亦是酒友，1986年10月，汪曾祺写过一首诗给杨毓珉，题为《毓珉治印歌》，首句即为：“少年刻印换酒钱。”杨毓珉曾在昆明国立艺专中画系学过画画，善篆刻，为解生活之困，其时曾在笔墨店里挂牌为人刻印。杨毓珉回忆说：小试身手，尚不甚恶。一个月可拿到四五十元，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四倍。于是我们可以租房住了，可以星期六不走二三里路去联大食堂吃那个掺有沙子、谷糠“八宝饭”了，不时下个小馆吃碗焖鸡米线、卤饵块，喝二两烧酒。（《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刊1997年第4期《中国京剧》）
多少年过去了，汪先生还记住这个事，杨毓珉也忘不了这个事，盖此“二两烧酒”非比今日之二两烧酒也。汪先生去世后，毓珉非常悲恸，著长文痛悼，文末以四言诗一首寄托哀思，其中有句云：“浊酒一樽，奠尔英灵。”如今，两位老友又到九泉一起共饮二两烧酒矣。
当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马识途也认识汪曾祺，说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还记得他那时“睡懒觉，泡茶馆，打桥牌，抽烟喝酒，读书论文，吟诗作词，名士风流。”（见《想念汪曾祺》，载《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何兆武与汪曾祺曾住在一个宿舍里，彼此很熟，他说：“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抽烟，一副疏狂作派，这人是汪曾祺。”（刘文嘉《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25日）他在《上学记》中提到了汪曾祺喝酒，他说汪曾祺“修长发，好喝酒，衣衫褴褛，颓废不羁。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汪曾祺有一次喝的烂醉，走不了路，坐在路边，被演讲回家的沈从文先生捡到，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了过来。”（《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还有几位酒友。汪曾祺回忆说：“常一起喝酒的还有朱南铣、王逊、徐孝通。朱南铣是学哲学的，和朱德熙是中学同学，外文、古文都很好、很渊博，手头又有钱（他家在上海开钱庄），有点‘小开’脾气，他们几个人常在一起喝酒。”汪曾在《未尽才——故人偶记》（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中回忆了与朱南铣一起喝酒的往事：“昆明的小酒铺都是窄长的小桌子，盛酒的是莲蓬大的绿陶小碗，一碗一两。朱南铣进门，就叫‘摆满’，排得一桌酒碗。”有一次，朱南铣“请我们几个人到老正兴吃螃蟹喝绍兴酒。那天他和我都喝得大醉，回不了家，德熙等人把我们两人送到附近一家小旅馆睡了一夜”。至于与王逊、徐孝通共酌的情况，汪先生没有写过，也未见其他文章刊载，只好付诸阙如了。
“昆明有石榴酒，乃以石榴米于白酒中泡成，酒色透明，略带浅红，稍有甜味，仍极香烈。”（《昆明的果品》，刊《汪曾祺全集》第三卷）
“昆明的白斩鸡也极好。玉溪街卖馄饨的摊子的铜锅上搁一个细铁条篦子，上面都放两三只肥白的熟鸡。随要，即可切一小盘。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我们常去吃，喝一点酒，因为是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的，有一个同学为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昆明菜》，刊《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汪先生牙疼得厉害，尽管他并不在意，甚至“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照样活动，腮帮子肿得老高，还能谈笑风生，语惊一座。但老是疼，终是祸胎，汪先生终于决心拔掉它。汪先生在《旧病杂忆·牙疼》一文中追敘说：“昆明有一个修女，又是牙医，据说治牙很好，又收费甚低，我于是攒借了一点钱，想去找这位修女。她在一个小教堂的侧门之内‘悬壶’。不想到了那里，侧门紧闭，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修女因事离开昆明，休诊半个月。我当时这个高兴呀！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去，興尽而归，何必见戴！我拿了这笔钱，到了小西门马家牛肉馆，要了一般冷拼，四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载《汪曾祺全集》第五卷）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饮酒生涯，还在创作上起过作用。汪朗无意中说过一件事。他说，汪老的《七里茶坊》，里面有一个农科所的职工老乔，年轻时走南闯北，到过云南，知道云南的各种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绿的。还记得昆明的许多吃食：“这老乔的记性真好，他可以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店，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老乔的这段经历显然就是爸爸在昆明上学时的吃喝史，让他改头换面，移植到小说中了。（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沉醉极其自然。”这是汪先生1946年7月12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中《花·果子·旅行》中的两句话，是他在昆明时写的；文末标有时间：三十四年记，在黄土坡。三十五年抄，在白马庙。看来，对于在昆明的“沉醉”，先生是记忆深刻的，也是颇为自得的。
汪曾祺在昆明养成的善饮嗜酒是他泡在酒里一生的初级阶段，酒仙尚在修炼层次上。离开昆明到上海后，汪先生结识了黄裳、黄永玉，三人成了挚友知交，既是文朋，也是酒友。于酒似乎也又上一个台阶了。
汪先生的老朋友黄裳回忆说：“认识曾祺，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黄裳《故人书简——忆汪曾祺》，见《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那时，汪先生与黄永玉已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同上）1948年3月，汪曾祺离开上海到了天津。他下了船就找酒喝，在他给黄裳的信中写道：“这儿馆子里吃东西比上海便宜，连吃带喝还不上二十元。天津白干没有问题要好得多。因为甫下船，又是一个人，只喝了四两，否则一定来半斤。你在天津时恐还是小孩子，未必好好地喝过酒，此殊可惜。”（同上）
黄裳还保存着汪曾祺1947年前后从上海致远中学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没头没尾地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上看来的故事，信末云：
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慢慢顿首。（《也说曾祺——忆读汪曾祺代序》，见苏北《忆·读汪曾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从黄裳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那时的潇洒才子汪曾祺于酒的亲密接触是何等频繁，何等沉酣，又何等潇洒啊！
在上海，除了与黄裳、黄永玉常常欢饮外，在学校里也时有“酒事”，此不见于他人文章，见之于他的小说《星期天》，小说中写道：
“我就是因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由一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介绍到他的学校里来教书的。他虽然是学校的业主，但对待教员并不刻薄，为人很‘漂亮’，很讲‘朋友’，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大学生和演员的洒脱风度。每年冬至，他必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冬至夜饭’，以尽东道之谊。平常也不时请几个教员出去来一顿小吃。离学校不远，马路边上有一个泉州人摆的鱼糕米粉摊子，他经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他知道我爱喝酒，每次总还要特地为我叫几两七宝大曲。”（见《汪曾祺全集》第二卷）小说中的我，即汪公本人之化身也。
二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自古以来，人们就赋予了酒消愁驱郁的功能。
“文革”初期的一段时间，汪曾祺这个右派分子不仅不断挨斗，而且还被扣了工资。其工资除上交夫人供家庭生活开支外，一天只有一块钱可供自由支配，由女儿汪明负责每天发放。对这区区的一块钱，汪曾祺竟然毫无怨言，甚至还有点暗自得意：因为那时“三毛几打二两酒”，那一块钱可派上大用場啦，这个大用场就是买酒喝。
汪明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她说过一件事：“那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转了一圈，语气中带着讨好：‘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干嘛？’‘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黑帮，还跟人借钱喝酒？谁肯借给你！’爸嘀咕：‘小楼上一起的。’（小楼是京剧团关‘黑帮’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
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气，捏着一块钱，讪讪地出了门。……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动汇报：‘借的钱还了！’我替他总结：‘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呢。’他脸上泛着红光，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没吃饭！’（汪明《往事杂忆》，刊《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你看看，宁可不吃饭，也要抿口酒，这就是汪曾祺。那个时期，喝酒了没吃饭这事儿，汪先生既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众所周知，汪先生的生活一直很朴素，从来没有什么高要求，更从不乱花钱，他唯一的“奢侈”的开销就是买酒、买烟、买茶；而买酒，似乎总是排在第一位的。
有一次，他借买菜之机，偷偷躲在森隆饭庄吃酒，不知怎么的把随身带的小酒瓶给搞丢了。汪明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的事——“那次他自己买菜，回来倒空了菜筐，也没有找到那只小酒瓶。一个晚上，他都有点失落。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远远看见那瓶子被高高摆在货架顶上，爸快步上前，甚至有些激动：‘同志！’他朝上面指指：‘那是我的！’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头，您都没影儿了！’”（同上）
在“文革”中，最使汪曾祺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夫人施松卿尽管嘴上说孩子们要“站稳立场”，但还是悄悄地买酒给汪曾祺喝。有一次，施松卿又教育孩子们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说来说去，也没有说出汪曾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于是兒子汪朗梗着脖子问了一句：“如果真有问题了，你为什么不和他划清界限？为什么还给他买酒喝？”在那种情况下，汪夫人的酒，是同情，是理解，是信任，贮满了浓浓的情，深深的爱。当时，有多少被揪出来的人在外面遭受折磨时还能抗得住，但是一旦受到家人的冷眼甚至批判，顿时就垮了，甚至走上了绝路。因为，他们在世间再没有可以得到同情与慰藉的地方，再没有理解他们的人了。 可以说，在挨斗的日子，汪先生尽管在外面的日子很难过，但在家的时候却很惬意。“挨了斗回来，喝足了酒，吃饱了饭，爸总是舒舒服服地往床上一躺，作‘大’字状，感慨着：‘哎呀，又是一天。’有时眯着眼睛，晃着脑袋，在袒露的肚皮上拍打着锣鼓点，嘴巴里‘的格隆格咚’地过了门，有板有眼地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同上）
有时借着酒兴，汪先生还向子女们谈他在挨斗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梨园名角儿”的轶事及“走资派”的趣闻。家，就是他的“避风港”和“安乐窝”啊。
在奉旨搞“样板戏”时，汪曾祺虽说是“控制使用”，“夹着尾巴做人”，心中很不痛快，但可以借着所谓体验生活和上演之机能到处喝一点酒。尽管只是苦中作乐的短暂时光，却也给汪曾祺带来了些许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亮色。在江苏常熟排演《沙家浜》，他几乎每天都要偷偷地跑到小店里去喝当地产的百花酒，下酒菜也是当地产的糟鹅。为写剧本《红岩》，汪曾祺和阎肃在上海写戏之余，两人时常结伙到街头小店去找酒喝，喝黄酒长聊。阎肃回忆说：“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见陆建华《汪曾祺与〈沙家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汪曾祺与阎肃本来并不熟悉，但在一起搞京剧《红岩·山城旭日》时成为了知己。虽然后来由于工作岗位不同，彼此联系不多，但心却是相通的。汪曾祺在《受戒》等小说发表后，阎肃为汪曾祺高兴，特地打电话向他祝贺。阎肃对汪曾祺的文学才华评价颇高，他说汪曾祺“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出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阎肃是歌词创作的高手，对汪老推许如此，可见汪老之“佳句”之精彩矣，惜不少佳句却因未能演出之故而流传极少，甚至鲜为人知或失传矣。一段时期，奉江青之“懿旨”，汪曾祺与阎肃、杨毓珉等人四下内蒙古去，参与将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京剧。有一次，他们在大草原和大青山足足奔波了两个月，汪曾祺自以为有收获的是：一是听了不少战斗故事，看了不少风景；二是吃了不少羊肉，喝了不少酒。“骆驼见了柳，蒙古人见了酒，大草原的汉子豪饮那是出了名的”。他还在给女儿汪明的信中叙说内蒙古的手扒肉如何好吃，马奶酒是什么样的味道。也曾和他的儿子汪朗说过：他“见过老干部左手一块咸蔓菁，右手一瓶二锅头，啃一口咸菜喝一口酒，蔓菁吃完了，酒瓶也就见底了。这种喝法，他喝不来，很是佩服。”（汪朗《岁月留痕》，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汪先生在酒上让他佩服的人极少，在那样的氛围中，汪先生喝的酒，还会少吗？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汪曾祺也短暂享受过“快活似神仙”的日子。为改《红岩》剧本，汪曾祺到四川待了一段时间，其中在北温泉的数帆楼宾馆住了十来天。北温泉渠中养非洲鲫鱼，因此每顿饭几乎都有非洲鲫鱼。汪曾祺说“于是我们每顿饭都带酒去”。十来天，真是难得的轻松自在。汪先生在《四川杂忆》中自嘲地说：“住数帆楼，洗温泉浴，饮泸州大曲或五粮液，吃非洲鲫鱼，‘文化大革命’不斗这样的人，斗谁？”（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
曾和他在一起的胡金兆说：“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吴祖光和我等暂时到北京京剧团创作组栖身，得与汪公朝夕相处——那时还有‘样板团’老规矩，住团，周末回家（吴除外），晚上或看戏或读书、写作，免不了串门聊天以至出外宵夜，虎坊桥小馆刀削面加啤酒。吴祖光来则去南横街吃京味卤煮小肠，而汪公籍属苏北，对此不大问津。闲聊时，我曾问他：1970年见报载，登天安门名单中有阁下，我等正在‘五七干校’忙活，不免议而慕之。他俏皮而答：此乃站堂需要也，……言罢爽笑。”（胡金兆《忆别汪曾祺》，载1997年第6期《珠湖》）在那段岁月里，只要有机会，汪先生总是会找酒喝的。王道乾回忆说：“大概70年代初，记得在北京曾共啖羊肉饮白酒，也没有多谈什么。”（徐知免《认识汪曾祺》，1994年第4期《書与人》）汪曾祺的同事、剧作家梁清濂回忆说：“‘老头儿’很有才气，以前大家一起写剧本，一人分两场，‘老头儿’没多长时间便写出来了，然后找人喝酒。”（汪朗《岁月留痕》，刊《我们的老头汪曾祺》，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
不过，需要略加解释的是，那时的汪曾祺虽说有酒喝，有时喝的还不少，但很少是开开心心喝的。陶渊明诗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汪曾祺先生内心之郁闷是难以排遣的。他的挚友黄裳说，有一次汪曾祺随《沙家浜》剧组到上海演出，巴金夫人萧珊闻讯，特地在家里备了好酒款待汪曾祺和黄裳，但“曾祺面对佳酿，兴致全无，草草举杯，随即告辞……”（黄裳《忆曾祺》，刊2010年3月2日《东方早报》）酒，不过是汪先生借以暂时解脱精神痛苦的一剂良方耳！王蒙有几句话说得很到位，他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能够获得一点兴趣和轻松的源泉。”（《我的喝酒》，载《大家——华语七名家在香港名刊文章拾零》，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陈白尘回忆起在“牛棚”中偷偷喝酒的经历时也说：“‘文革’过去了，朋友们每每惊叹道：‘你这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是笑而不答，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大概该说声‘谢谢杜康’了。”（陈白尘《何以解忧》，载《解忧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至于一边喝酒，一边看书那就是某种享受了，那酒或许还是一种思考的催化剂哩。1972年12月1日夜，汪曾祺给朱德熙写了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说：“今天我们那儿停电，我难得偷空回了一趟家。一个人（老伴上夜班，女儿去洗澡）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读了一本妙书。”（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信中说的这本妙书，书名特长，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朱德熙也是搞语言学的，所以汪曾祺当夜就迫不及待地与朱德熙交流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他竟然毫無禁忌地诉说了他读了此书的感慨：“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呢？”（同上）汪先生的这一番话，在其时是犯忌的，这不是矛头直指当时的文风、学风么？他老先生在信中如此直截了当地批评，固然是缘于对老友的绝对信任，大概也少不了那半斤多黄酒下去激发的胆量与智商吧。 “文革”期间，汪先生除参与“样板戏”写作、“样板戏”演出时喝酒外，基本上是在小酒店里弄几两，或在家中抿两口，很少请他人到家里来喝酒。不过，也有例外的。“文革”后期的一个春节之际，汪先生的好友邓友梅回到北京，那时，邓还在东北劳动改造，好不容易才获准回京探亲。汪曾祺闻知十分高兴，特地约了林斤澜和邓友梅到他家聚一聚。汪曾祺说：“咱们别的不讲，久别重逢，饮酒祝贺！”邓友梅在回忆中写道：“那天晚上曾祺郑重其事做了几个菜，有鸭子，有鱼，有扒肘子，都是我几年没有吃过的东西，……。就在那天，我……第一次感到茅台的酱香如此沁人肺腑，从此留下深刻印象。”（邓友梅《偶访赤水、茅台》，载蒋子龙主编《茅台故事365天》，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文革”告一段落。“十年大乱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这是汪曾祺于1982年写的诗中的句子。但由于汪曾祺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还被江青指名上了天安门，在“文革”结束初期，汪曾祺却被某些人目为“四人帮”分子，甚至还被怀疑是江青第二套应变班子的人，以致一度成了重点调查对象；工作组勒令他深刻检查交代与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汪曾祺实在想不通，非常痛苦。尽管这次审查不抄家，不批斗，人身自由不受限制，也可以回家，但心中的那股气无处可泄。
汪老的子女们回忆说：“爸爸受审查，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弄得妈妈十分紧张。……后来审查逐步松了下来，爸爸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处境，变得平和了一点，晚上喝足酒吃好饭后，便开始提笔作画。……借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汪朗《岁月留痕》，载《老头儿汪曾祺——我们心中的父亲》）在《汪曾祺书画集》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当时画的几幅画——有的是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上还题字云：“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有两幅画画的是和尚，均作怒目圆睁状，一题曰：狗矢！？一题曰：什么？！人云，酒后吐真言，画亦是也！
历数汪曾祺之借酒浇愁，一生大致有过四个密集期：一是昆明穷困颓唐之时，二是“反右”运动之日，三是“文革”后期被“审查”之初，四是《沙家浜》署名案之际。所谓《沙家浜》署名案，即关于《沙家浜》著作权的官司。关于那场官司，已有不少文章披露原委和结局了，兹不赘述，这里且摘抄一些回忆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汪先生的心境。
汪朝回忆说：“1996年12月前后，爸陷进了那场关于《沙家浜》著作权的官司。这件事对他精神和身体上的打击非常大，大到超出家人和朋友们的意外”，“爸的情绪很不稳定，几乎夜夜失眠。我们劝他少吃安眠药，对肝不好。但他没办法，睡不着。在外人看来，这件事远不如‘反右’‘文革’那么严重，而他却难以承受。他一向顾惜声名，淡泊名利，出版社出书、刊物约稿，他从不问价，有时稿酬低得令朋友们吃惊，他都无所谓。现在被泼上这么一瓢脏水，又无人诉说，真是郁闷至极。”（汪朝《我们的爸》，刊《我们的老头汪曾祺》，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那时，汪师母已病倒多时，无法帮他排解郁闷，更不能管他不碰酒杯；那些日子里，汪先生常常一个人独自喝闷酒。林斤澜曾问过汪老的女儿，汪老女儿告诉他：“吃饭时只喝一杯两杯，可是家里的酒瓶好像漏了。”
1997年3月，作家野莽为出版《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长江文艺出版社）事，到北京汪府见到了汪曾祺。野莽说：“那天，说起文坛的官司，我说我狗年遭到两条恶棍的敲诈。汪老听得紧张肃穆，两眼向上将我看看，一脸的悲哀，过了一会挪过纸笔，将林则徐的‘制怒’二字写了赠我。……汪老劝我制怒，他的心里何尝能够平静，他说他最近常常是望着窗外，提起笔来又放下去。……这件事对他杀伤很大……。”（野莽《汪老在1997》，刊《此情可待》，地震出版社2014年版）陈寅恪曾有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对此因“文革”而造成的署名之后果，汪老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借酒浇愁也！
王安忆这样说汪曾祺，“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不是说他不清楚现实的丑恶和生活的艰辛，而是用审美的眼光和乐观的态度观照生活，从而带给人们内心一种呵护良善的道义和力量。”可惜，“用审美的眼光和乐观的态度”却难以解决自身面临的“丑恶”与“艰辛”，唯有杜康能短暂地忘掉那令人纠结，令人胆寒的“署名案”。纵观泡在酒里老头儿的一生，汪曾祺似乎特别怀念五十年代初在北京文联的那一段时光。在《老舍先生》中，汪曾祺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后来，在《食道寻旧——学人谈吃·序》中又一次提道：“老舍先生好客，他每年要把文联的干部约到家里去喝两次酒。”（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汪朗说，每年两次的在老舍家喝酒，“爸爸是常客，经常开怀畅饮，扶醉而归。”（《岁月留痕》，刊《我们的老头汪曾祺》，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在这一阶段，汪先生还常常与同事朋友们一起到市里的饭馆吃饭喝酒。他说：“那时文联编着两个刊物：《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每月有一点编辑费。编辑费都是吃掉。编委、編辑，分批开向饭馆。那两年，我们几乎把北京的有名的饭馆都吃遍了。”（《食道寻旧——学人谈吃·序》，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那时，即使偶尔碰杯，甚至也会留下一段佳话。1956年，汪曾祺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部剧本《范进中举》，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先生大为赞赏，就推荐给奚啸伯。当时奚先生和汪并无交往，但读过剧本却产生共鸣，就决定排演这出戏。一天傍晚奚先生到一家小酒馆喝小酒，抬头看见汪曾祺也在独斟自饮，于是凑上前去自我介绍。二人相见恨晚，酒逢知己。奚说：“我正排您的大作呢。您这本子对我心思。”汪说：“我剧本你可以随意改动，千万别客气。”奚说：“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但请您放心，主框架我是不会变的。”（见朱晔《奚啸伯与欧阳中石的生死情谊》，载2011年5月26日《齐鲁晚报》）我以为，那时的吃，其实正体现了那一阶段汪曾祺他们生活的温馨和友谊的率真。
作家舒展本来是滴酒不沾的，他把酒看做辣的水、邪门汁、消愁波、迷魂汤，但在“文革”中的一年夏天，他卻在朋友的劝说下进了“地狱之门”。他说：“……两口，两盅，到两盏，一瓶酒彻底消灭殆尽。从此我发现了自己！不仅酒量的潜力使我感到意外，更重要的是：我那几十年的奴隶式的精神状态全滚蛋了！……这次喝酒最大的一个发明创造，就是一句格言：‘酒后骂江青，乃人生一大快事也！”（见《酒颂》，载《羊城晚报》1980年3月4日）杜康可解忧，杜康可壮胆。作为“过来人”，大概不会仅仅是汪曾祺、舒展两个人的感受吧？
昆明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奠定和孕育了他的人生观念、独立思想、审美情趣及文艺学养；并进一步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几十年后戴上“酒仙”之桂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汪曾祺先生于《昆明旅食忆旧》一诗中，开头首句说的就是酒——“重升肆里陶杯绿”，其自注云：“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谓之‘玫瑰重升’，似乎有点玫瑰香气。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绿陶的小碗里，一碗可盛二小两。”全诗如下：
重升肆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
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试撩青。
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藿堪漫吃，更循柏叶捉昆虫。
诗的最后一句也与酒相关。汪先生捉的这个昆虫，叫豆壳虫，是用来下酒的。这个虫子专吃柏树叶子，所以要“循柏叶”去找、去捉。汪先生不但在西南联大时捉昆虫下酒，后来到观音寺去做教师了，也去捉这个昆虫下酒。1944年汪曾祺在昆明郊区观音寺白马初中学时，曾用豆壳虫干爆了下酒。这种在柏树林里飞来飞去的昆虫，黑色，形状略似金龟子，捉住它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一点花椒盐则成。汪曾祺说它“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七载云烟》，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五味》，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
有人说，汪先生之所以好酒嗜饮，与闻一多先生不无关系。闻一多先生曾教过汪曾祺，闻先生给他们上课，开讲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成名士”。汪曾祺很敬重闻先生，也非常喜欢闻先生，他说：“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见《闻一多先生上課》，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但是，汪先生并没有说，由于闻先生的开导，他才爱上酒。
不过闻一多的话，显然对汪先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汪曾祺的同学许渊冲说：“汪曾祺上过闻一多先生的《楚辞》和《唐诗》。”他记得闻先生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成名士。’因为这合乎他把酒读诗的兴趣。”（《沈从文和汪曾祺》，见汪曾祺之友网）我以为，许先生此说较为适宜。由此亦可见汪才子之“把酒读诗”在同学们中留下的印象还是颇为深刻的。许渊冲当时对汪曾祺的印象是：“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是1939年在联大新舍25号门外。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给新校舍的黑色土墙反衬得更加雅致，一看就知道是中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同上）
汪曾祺于西南联大之所以好酒，也跟当时的环境氛围不无关系。由于国难当头、生活窘困而借酒浇愁，这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中十分普遍，只不过是汪先生比较突出、比较有名罢了。其最突出、最有名的，当数他一次醉倒昆明街头一事了。
汪先生一直也记得这件事：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指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自报家门》，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在西南联大的“醉卧街头”，现在几乎已是文坛上人所共知的旧闻了。不少文章都提到了此事，在汪朗等写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在昆明期间，有一次晚上他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只好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家，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原来是爸爸。他和两个同学把爸爸扶到了自己的住处，灌了好些酽茶，爸爸才醒过来。”
作家洪烛曾深有感触地写过这样一段话：“酒使文人忘掉了许多事情，也记住了许多事情。我去城南的蒲黄榆采访汪曾祺，听他说起半个世纪前和沈从文的师生情谊。他没有回忆更多，只吐露了一次喝酒的经历。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在《沈从文和西南联大》的结尾处：‘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然后他感叹一声，‘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文章讲完了。四十多年了，他还记得沈先生点的下酒菜。四十多年了，那碗酒还供奉在他的记忆里，碗是满的。”（洪烛《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版）
这里借机说一下，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善饮者亦不少，也有偶尔醉酒者；其校长梅贻琦先生虽有“酒圣”之誉，亦如此耳。为不占篇幅，且摘引金小明《梅公好饮》小段如下：
在《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1年7月18日中午，清华同学公宴，“饮大曲十余杯”，仅“微醉矣”；当月25日晚，赴饭约，“酒颇好，为主人（邓敬康、王孟甫）及朱（佩弦）、李（幼椿）、宋等强饮约二十杯”，仍只“微有醉意”。1945年10月2日所记，他还很能喝“混酒”：“饮酒三种，虽稍多尚未醉”。长期出入酒场，难免也有醉酒误事或失礼的。梅先生也不例外：1941年5月23日晚，清华校友十六七人聚会，“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二十杯，而酒質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以至耽误了筹款的公事，“颇为愧悔”。同年12月6日又记，赴得云台宴请，因先前“在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竟颓然醉矣，惭愧之至”。大醉之后，梅先生也曾发誓戒酒；1945年10月14日，晚上在昆明东月楼食烧鸭，所饮“罗丝钉”酒甚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遂在日记中表示“以后应力戒，少饮”。而三天后（17日），他又故态萌发，在日记中惋叹：“（晚）约（杨）今甫来餐叙，惜到颇迟，未得多饮，酒则甚好。”（载2016年4月11日《藏书报》）
那闻一多先生亦善饮，早在三十年代于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山东大学）时即有酒名，时和杨振声、梁实秋等人被戏称为“酒中八仙”。浦江清先生亦是大饮者。今人钱定平曾于《浦江清日记》中发现，浦江清所记之“大宴小酌”竟有七十次之多。（钱定平《浦江清日记之境界》）。而一位名叫燕卜荪的英籍教授亦是酒徒，极端不修边幅而十分好酒贪杯。有一次酒后上床睡觉时，竟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了。第二天，一脚便踩碎了一片，只好带着坏了的“半壁江山”去上课。（见赵毅衡《燕卜荪：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刊2004年11月10日《时代人物周报》） 在昆明时，有几位好朋友是经常与汪先生共饮的，他们都对先生喝酒有清晰的印象。下面我把汪老的文章与他们的回忆放在一起请诸君分享：
“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斤市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见《昆明的雨》，载《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黄裳曾云：“曾祺写《昆明的雨》情韵都绝，……不易忘也。”试想，倘若少了“浊酒一杯”，能有此情韵乎？
“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发愁时，德熙来了，……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快到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读廉价书》，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巫宁坤也知道这件事，2007年12月6日，作家李怀宇在华盛顿国际公寓采访巫宁坤时，李怀宇问起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巫宁坤说：“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本字典去卖掉，一起吃饭。这恐怕是后来的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李怀宇《巫宁坤：受难心史》，刊《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中华书局2013年版）
在昆明时，汪曾祺还在朱德熙家喝了一顿“马拉松”式的酒。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回忆说：“一年，汪曾祺夫妇到我们家过春节，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用面粉换来的鸡。曾祺说：‘有鸡就行了，还要什么菜！’我临时现凑，炒了一盘黄豆，熬了一大碗白菜粉丝。我们很快就吃完了，德熙和曾祺还在聊天，喝酒、抽烟，弄得一屋子烟雾缭绕，他们这顿饭从中午吃到下午，真是马拉松。”（见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杨毓珉与汪曾祺既是同学，也是同事，既是文友，亦是酒友，1986年10月，汪曾祺写过一首诗给杨毓珉，题为《毓珉治印歌》，首句即为：“少年刻印换酒钱。”杨毓珉曾在昆明国立艺专中画系学过画画，善篆刻，为解生活之困，其时曾在笔墨店里挂牌为人刻印。杨毓珉回忆说：小试身手，尚不甚恶。一个月可拿到四五十元，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四倍。于是我们可以租房住了，可以星期六不走二三里路去联大食堂吃那个掺有沙子、谷糠“八宝饭”了，不时下个小馆吃碗焖鸡米线、卤饵块，喝二两烧酒。（《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刊1997年第4期《中国京剧》）
多少年过去了，汪先生还记住这个事，杨毓珉也忘不了这个事，盖此“二两烧酒”非比今日之二两烧酒也。汪先生去世后，毓珉非常悲恸，著长文痛悼，文末以四言诗一首寄托哀思，其中有句云：“浊酒一樽，奠尔英灵。”如今，两位老友又到九泉一起共饮二两烧酒矣。
当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马识途也认识汪曾祺，说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还记得他那时“睡懒觉，泡茶馆，打桥牌，抽烟喝酒，读书论文，吟诗作词，名士风流。”（见《想念汪曾祺》，载《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何兆武与汪曾祺曾住在一个宿舍里，彼此很熟，他说：“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抽烟，一副疏狂作派，这人是汪曾祺。”（刘文嘉《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25日）他在《上学记》中提到了汪曾祺喝酒，他说汪曾祺“修长发，好喝酒，衣衫褴褛，颓废不羁。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汪曾祺有一次喝的烂醉，走不了路，坐在路边，被演讲回家的沈从文先生捡到，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了过来。”（《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还有几位酒友。汪曾祺回忆说：“常一起喝酒的还有朱南铣、王逊、徐孝通。朱南铣是学哲学的，和朱德熙是中学同学，外文、古文都很好、很渊博，手头又有钱（他家在上海开钱庄），有点‘小开’脾气，他们几个人常在一起喝酒。”汪曾在《未尽才——故人偶记》（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中回忆了与朱南铣一起喝酒的往事：“昆明的小酒铺都是窄长的小桌子，盛酒的是莲蓬大的绿陶小碗，一碗一两。朱南铣进门，就叫‘摆满’，排得一桌酒碗。”有一次，朱南铣“请我们几个人到老正兴吃螃蟹喝绍兴酒。那天他和我都喝得大醉，回不了家，德熙等人把我们两人送到附近一家小旅馆睡了一夜”。至于与王逊、徐孝通共酌的情况，汪先生没有写过，也未见其他文章刊载，只好付诸阙如了。
“昆明有石榴酒，乃以石榴米于白酒中泡成，酒色透明，略带浅红，稍有甜味，仍极香烈。”（《昆明的果品》，刊《汪曾祺全集》第三卷）
“昆明的白斩鸡也极好。玉溪街卖馄饨的摊子的铜锅上搁一个细铁条篦子，上面都放两三只肥白的熟鸡。随要，即可切一小盘。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我们常去吃，喝一点酒，因为是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的，有一个同学为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昆明菜》，刊《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汪先生牙疼得厉害，尽管他并不在意，甚至“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照样活动，腮帮子肿得老高，还能谈笑风生，语惊一座。但老是疼，终是祸胎，汪先生终于决心拔掉它。汪先生在《旧病杂忆·牙疼》一文中追敘说：“昆明有一个修女，又是牙医，据说治牙很好，又收费甚低，我于是攒借了一点钱，想去找这位修女。她在一个小教堂的侧门之内‘悬壶’。不想到了那里，侧门紧闭，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修女因事离开昆明，休诊半个月。我当时这个高兴呀！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去，興尽而归，何必见戴！我拿了这笔钱，到了小西门马家牛肉馆，要了一般冷拼，四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载《汪曾祺全集》第五卷）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饮酒生涯，还在创作上起过作用。汪朗无意中说过一件事。他说，汪老的《七里茶坊》，里面有一个农科所的职工老乔，年轻时走南闯北，到过云南，知道云南的各种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绿的。还记得昆明的许多吃食：“这老乔的记性真好，他可以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店，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老乔的这段经历显然就是爸爸在昆明上学时的吃喝史，让他改头换面，移植到小说中了。（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沉醉极其自然。”这是汪先生1946年7月12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中《花·果子·旅行》中的两句话，是他在昆明时写的；文末标有时间：三十四年记，在黄土坡。三十五年抄，在白马庙。看来，对于在昆明的“沉醉”，先生是记忆深刻的，也是颇为自得的。
汪曾祺在昆明养成的善饮嗜酒是他泡在酒里一生的初级阶段，酒仙尚在修炼层次上。离开昆明到上海后，汪先生结识了黄裳、黄永玉，三人成了挚友知交，既是文朋，也是酒友。于酒似乎也又上一个台阶了。
汪先生的老朋友黄裳回忆说：“认识曾祺，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黄裳《故人书简——忆汪曾祺》，见《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那时，汪先生与黄永玉已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同上）1948年3月，汪曾祺离开上海到了天津。他下了船就找酒喝，在他给黄裳的信中写道：“这儿馆子里吃东西比上海便宜，连吃带喝还不上二十元。天津白干没有问题要好得多。因为甫下船，又是一个人，只喝了四两，否则一定来半斤。你在天津时恐还是小孩子，未必好好地喝过酒，此殊可惜。”（同上）
黄裳还保存着汪曾祺1947年前后从上海致远中学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没头没尾地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上看来的故事，信末云：
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慢慢顿首。（《也说曾祺——忆读汪曾祺代序》，见苏北《忆·读汪曾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从黄裳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那时的潇洒才子汪曾祺于酒的亲密接触是何等频繁，何等沉酣，又何等潇洒啊！
在上海，除了与黄裳、黄永玉常常欢饮外，在学校里也时有“酒事”，此不见于他人文章，见之于他的小说《星期天》，小说中写道：
“我就是因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由一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介绍到他的学校里来教书的。他虽然是学校的业主，但对待教员并不刻薄，为人很‘漂亮’，很讲‘朋友’，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大学生和演员的洒脱风度。每年冬至，他必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冬至夜饭’，以尽东道之谊。平常也不时请几个教员出去来一顿小吃。离学校不远，马路边上有一个泉州人摆的鱼糕米粉摊子，他经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他知道我爱喝酒，每次总还要特地为我叫几两七宝大曲。”（见《汪曾祺全集》第二卷）小说中的我，即汪公本人之化身也。
二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自古以来，人们就赋予了酒消愁驱郁的功能。
“文革”初期的一段时间，汪曾祺这个右派分子不仅不断挨斗，而且还被扣了工资。其工资除上交夫人供家庭生活开支外，一天只有一块钱可供自由支配，由女儿汪明负责每天发放。对这区区的一块钱，汪曾祺竟然毫无怨言，甚至还有点暗自得意：因为那时“三毛几打二两酒”，那一块钱可派上大用場啦，这个大用场就是买酒喝。
汪明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她说过一件事：“那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转了一圈，语气中带着讨好：‘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干嘛？’‘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黑帮，还跟人借钱喝酒？谁肯借给你！’爸嘀咕：‘小楼上一起的。’（小楼是京剧团关‘黑帮’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
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气，捏着一块钱，讪讪地出了门。……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动汇报：‘借的钱还了！’我替他总结：‘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呢。’他脸上泛着红光，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没吃饭！’（汪明《往事杂忆》，刊《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你看看，宁可不吃饭，也要抿口酒，这就是汪曾祺。那个时期，喝酒了没吃饭这事儿，汪先生既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众所周知，汪先生的生活一直很朴素，从来没有什么高要求，更从不乱花钱，他唯一的“奢侈”的开销就是买酒、买烟、买茶；而买酒，似乎总是排在第一位的。
有一次，他借买菜之机，偷偷躲在森隆饭庄吃酒，不知怎么的把随身带的小酒瓶给搞丢了。汪明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的事——“那次他自己买菜，回来倒空了菜筐，也没有找到那只小酒瓶。一个晚上，他都有点失落。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远远看见那瓶子被高高摆在货架顶上，爸快步上前，甚至有些激动：‘同志！’他朝上面指指：‘那是我的！’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头，您都没影儿了！’”（同上）
在“文革”中，最使汪曾祺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夫人施松卿尽管嘴上说孩子们要“站稳立场”，但还是悄悄地买酒给汪曾祺喝。有一次，施松卿又教育孩子们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说来说去，也没有说出汪曾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于是兒子汪朗梗着脖子问了一句：“如果真有问题了，你为什么不和他划清界限？为什么还给他买酒喝？”在那种情况下，汪夫人的酒，是同情，是理解，是信任，贮满了浓浓的情，深深的爱。当时，有多少被揪出来的人在外面遭受折磨时还能抗得住，但是一旦受到家人的冷眼甚至批判，顿时就垮了，甚至走上了绝路。因为，他们在世间再没有可以得到同情与慰藉的地方，再没有理解他们的人了。 可以说，在挨斗的日子，汪先生尽管在外面的日子很难过，但在家的时候却很惬意。“挨了斗回来，喝足了酒，吃饱了饭，爸总是舒舒服服地往床上一躺，作‘大’字状，感慨着：‘哎呀，又是一天。’有时眯着眼睛，晃着脑袋，在袒露的肚皮上拍打着锣鼓点，嘴巴里‘的格隆格咚’地过了门，有板有眼地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同上）
有时借着酒兴，汪先生还向子女们谈他在挨斗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梨园名角儿”的轶事及“走资派”的趣闻。家，就是他的“避风港”和“安乐窝”啊。
在奉旨搞“样板戏”时，汪曾祺虽说是“控制使用”，“夹着尾巴做人”，心中很不痛快，但可以借着所谓体验生活和上演之机能到处喝一点酒。尽管只是苦中作乐的短暂时光，却也给汪曾祺带来了些许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亮色。在江苏常熟排演《沙家浜》，他几乎每天都要偷偷地跑到小店里去喝当地产的百花酒，下酒菜也是当地产的糟鹅。为写剧本《红岩》，汪曾祺和阎肃在上海写戏之余，两人时常结伙到街头小店去找酒喝，喝黄酒长聊。阎肃回忆说：“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见陆建华《汪曾祺与〈沙家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汪曾祺与阎肃本来并不熟悉，但在一起搞京剧《红岩·山城旭日》时成为了知己。虽然后来由于工作岗位不同，彼此联系不多，但心却是相通的。汪曾祺在《受戒》等小说发表后，阎肃为汪曾祺高兴，特地打电话向他祝贺。阎肃对汪曾祺的文学才华评价颇高，他说汪曾祺“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出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阎肃是歌词创作的高手，对汪老推许如此，可见汪老之“佳句”之精彩矣，惜不少佳句却因未能演出之故而流传极少，甚至鲜为人知或失传矣。一段时期，奉江青之“懿旨”，汪曾祺与阎肃、杨毓珉等人四下内蒙古去，参与将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京剧。有一次，他们在大草原和大青山足足奔波了两个月，汪曾祺自以为有收获的是：一是听了不少战斗故事，看了不少风景；二是吃了不少羊肉，喝了不少酒。“骆驼见了柳，蒙古人见了酒，大草原的汉子豪饮那是出了名的”。他还在给女儿汪明的信中叙说内蒙古的手扒肉如何好吃，马奶酒是什么样的味道。也曾和他的儿子汪朗说过：他“见过老干部左手一块咸蔓菁，右手一瓶二锅头，啃一口咸菜喝一口酒，蔓菁吃完了，酒瓶也就见底了。这种喝法，他喝不来，很是佩服。”（汪朗《岁月留痕》，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汪先生在酒上让他佩服的人极少，在那样的氛围中，汪先生喝的酒，还会少吗？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汪曾祺也短暂享受过“快活似神仙”的日子。为改《红岩》剧本，汪曾祺到四川待了一段时间，其中在北温泉的数帆楼宾馆住了十来天。北温泉渠中养非洲鲫鱼，因此每顿饭几乎都有非洲鲫鱼。汪曾祺说“于是我们每顿饭都带酒去”。十来天，真是难得的轻松自在。汪先生在《四川杂忆》中自嘲地说：“住数帆楼，洗温泉浴，饮泸州大曲或五粮液，吃非洲鲫鱼，‘文化大革命’不斗这样的人，斗谁？”（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
曾和他在一起的胡金兆说：“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吴祖光和我等暂时到北京京剧团创作组栖身，得与汪公朝夕相处——那时还有‘样板团’老规矩，住团，周末回家（吴除外），晚上或看戏或读书、写作，免不了串门聊天以至出外宵夜，虎坊桥小馆刀削面加啤酒。吴祖光来则去南横街吃京味卤煮小肠，而汪公籍属苏北，对此不大问津。闲聊时，我曾问他：1970年见报载，登天安门名单中有阁下，我等正在‘五七干校’忙活，不免议而慕之。他俏皮而答：此乃站堂需要也，……言罢爽笑。”（胡金兆《忆别汪曾祺》，载1997年第6期《珠湖》）在那段岁月里，只要有机会，汪先生总是会找酒喝的。王道乾回忆说：“大概70年代初，记得在北京曾共啖羊肉饮白酒，也没有多谈什么。”（徐知免《认识汪曾祺》，1994年第4期《書与人》）汪曾祺的同事、剧作家梁清濂回忆说：“‘老头儿’很有才气，以前大家一起写剧本，一人分两场，‘老头儿’没多长时间便写出来了，然后找人喝酒。”（汪朗《岁月留痕》，刊《我们的老头汪曾祺》，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
不过，需要略加解释的是，那时的汪曾祺虽说有酒喝，有时喝的还不少，但很少是开开心心喝的。陶渊明诗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汪曾祺先生内心之郁闷是难以排遣的。他的挚友黄裳说，有一次汪曾祺随《沙家浜》剧组到上海演出，巴金夫人萧珊闻讯，特地在家里备了好酒款待汪曾祺和黄裳，但“曾祺面对佳酿，兴致全无，草草举杯，随即告辞……”（黄裳《忆曾祺》，刊2010年3月2日《东方早报》）酒，不过是汪先生借以暂时解脱精神痛苦的一剂良方耳！王蒙有几句话说得很到位，他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能够获得一点兴趣和轻松的源泉。”（《我的喝酒》，载《大家——华语七名家在香港名刊文章拾零》，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陈白尘回忆起在“牛棚”中偷偷喝酒的经历时也说：“‘文革’过去了，朋友们每每惊叹道：‘你这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是笑而不答，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大概该说声‘谢谢杜康’了。”（陈白尘《何以解忧》，载《解忧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至于一边喝酒，一边看书那就是某种享受了，那酒或许还是一种思考的催化剂哩。1972年12月1日夜，汪曾祺给朱德熙写了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说：“今天我们那儿停电，我难得偷空回了一趟家。一个人（老伴上夜班，女儿去洗澡）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读了一本妙书。”（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信中说的这本妙书，书名特长，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朱德熙也是搞语言学的，所以汪曾祺当夜就迫不及待地与朱德熙交流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他竟然毫無禁忌地诉说了他读了此书的感慨：“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呢？”（同上）汪先生的这一番话，在其时是犯忌的，这不是矛头直指当时的文风、学风么？他老先生在信中如此直截了当地批评，固然是缘于对老友的绝对信任，大概也少不了那半斤多黄酒下去激发的胆量与智商吧。 “文革”期间，汪先生除参与“样板戏”写作、“样板戏”演出时喝酒外，基本上是在小酒店里弄几两，或在家中抿两口，很少请他人到家里来喝酒。不过，也有例外的。“文革”后期的一个春节之际，汪先生的好友邓友梅回到北京，那时，邓还在东北劳动改造，好不容易才获准回京探亲。汪曾祺闻知十分高兴，特地约了林斤澜和邓友梅到他家聚一聚。汪曾祺说：“咱们别的不讲，久别重逢，饮酒祝贺！”邓友梅在回忆中写道：“那天晚上曾祺郑重其事做了几个菜，有鸭子，有鱼，有扒肘子，都是我几年没有吃过的东西，……。就在那天，我……第一次感到茅台的酱香如此沁人肺腑，从此留下深刻印象。”（邓友梅《偶访赤水、茅台》，载蒋子龙主编《茅台故事365天》，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文革”告一段落。“十年大乱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这是汪曾祺于1982年写的诗中的句子。但由于汪曾祺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还被江青指名上了天安门，在“文革”结束初期，汪曾祺却被某些人目为“四人帮”分子，甚至还被怀疑是江青第二套应变班子的人，以致一度成了重点调查对象；工作组勒令他深刻检查交代与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汪曾祺实在想不通，非常痛苦。尽管这次审查不抄家，不批斗，人身自由不受限制，也可以回家，但心中的那股气无处可泄。
汪老的子女们回忆说：“爸爸受审查，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弄得妈妈十分紧张。……后来审查逐步松了下来，爸爸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处境，变得平和了一点，晚上喝足酒吃好饭后，便开始提笔作画。……借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汪朗《岁月留痕》，载《老头儿汪曾祺——我们心中的父亲》）在《汪曾祺书画集》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当时画的几幅画——有的是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上还题字云：“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有两幅画画的是和尚，均作怒目圆睁状，一题曰：狗矢！？一题曰：什么？！人云，酒后吐真言，画亦是也！
历数汪曾祺之借酒浇愁，一生大致有过四个密集期：一是昆明穷困颓唐之时，二是“反右”运动之日，三是“文革”后期被“审查”之初，四是《沙家浜》署名案之际。所谓《沙家浜》署名案，即关于《沙家浜》著作权的官司。关于那场官司，已有不少文章披露原委和结局了，兹不赘述，这里且摘抄一些回忆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汪先生的心境。
汪朝回忆说：“1996年12月前后，爸陷进了那场关于《沙家浜》著作权的官司。这件事对他精神和身体上的打击非常大，大到超出家人和朋友们的意外”，“爸的情绪很不稳定，几乎夜夜失眠。我们劝他少吃安眠药，对肝不好。但他没办法，睡不着。在外人看来，这件事远不如‘反右’‘文革’那么严重，而他却难以承受。他一向顾惜声名，淡泊名利，出版社出书、刊物约稿，他从不问价，有时稿酬低得令朋友们吃惊，他都无所谓。现在被泼上这么一瓢脏水，又无人诉说，真是郁闷至极。”（汪朝《我们的爸》，刊《我们的老头汪曾祺》，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那时，汪师母已病倒多时，无法帮他排解郁闷，更不能管他不碰酒杯；那些日子里，汪先生常常一个人独自喝闷酒。林斤澜曾问过汪老的女儿，汪老女儿告诉他：“吃饭时只喝一杯两杯，可是家里的酒瓶好像漏了。”
1997年3月，作家野莽为出版《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长江文艺出版社）事，到北京汪府见到了汪曾祺。野莽说：“那天，说起文坛的官司，我说我狗年遭到两条恶棍的敲诈。汪老听得紧张肃穆，两眼向上将我看看，一脸的悲哀，过了一会挪过纸笔，将林则徐的‘制怒’二字写了赠我。……汪老劝我制怒，他的心里何尝能够平静，他说他最近常常是望着窗外，提起笔来又放下去。……这件事对他杀伤很大……。”（野莽《汪老在1997》，刊《此情可待》，地震出版社2014年版）陈寅恪曾有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对此因“文革”而造成的署名之后果，汪老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借酒浇愁也！
王安忆这样说汪曾祺，“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不是说他不清楚现实的丑恶和生活的艰辛，而是用审美的眼光和乐观的态度观照生活，从而带给人们内心一种呵护良善的道义和力量。”可惜，“用审美的眼光和乐观的态度”却难以解决自身面临的“丑恶”与“艰辛”，唯有杜康能短暂地忘掉那令人纠结，令人胆寒的“署名案”。纵观泡在酒里老头儿的一生，汪曾祺似乎特别怀念五十年代初在北京文联的那一段时光。在《老舍先生》中，汪曾祺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后来，在《食道寻旧——学人谈吃·序》中又一次提道：“老舍先生好客，他每年要把文联的干部约到家里去喝两次酒。”（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汪朗说，每年两次的在老舍家喝酒，“爸爸是常客，经常开怀畅饮，扶醉而归。”（《岁月留痕》，刊《我们的老头汪曾祺》，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在这一阶段，汪先生还常常与同事朋友们一起到市里的饭馆吃饭喝酒。他说：“那时文联编着两个刊物：《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每月有一点编辑费。编辑费都是吃掉。编委、編辑，分批开向饭馆。那两年，我们几乎把北京的有名的饭馆都吃遍了。”（《食道寻旧——学人谈吃·序》，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那时，即使偶尔碰杯，甚至也会留下一段佳话。1956年，汪曾祺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部剧本《范进中举》，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先生大为赞赏，就推荐给奚啸伯。当时奚先生和汪并无交往，但读过剧本却产生共鸣，就决定排演这出戏。一天傍晚奚先生到一家小酒馆喝小酒，抬头看见汪曾祺也在独斟自饮，于是凑上前去自我介绍。二人相见恨晚，酒逢知己。奚说：“我正排您的大作呢。您这本子对我心思。”汪说：“我剧本你可以随意改动，千万别客气。”奚说：“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但请您放心，主框架我是不会变的。”（见朱晔《奚啸伯与欧阳中石的生死情谊》，载2011年5月26日《齐鲁晚报》）我以为，那时的吃，其实正体现了那一阶段汪曾祺他们生活的温馨和友谊的率真。
作家舒展本来是滴酒不沾的，他把酒看做辣的水、邪门汁、消愁波、迷魂汤，但在“文革”中的一年夏天，他卻在朋友的劝说下进了“地狱之门”。他说：“……两口，两盅，到两盏，一瓶酒彻底消灭殆尽。从此我发现了自己！不仅酒量的潜力使我感到意外，更重要的是：我那几十年的奴隶式的精神状态全滚蛋了！……这次喝酒最大的一个发明创造，就是一句格言：‘酒后骂江青，乃人生一大快事也！”（见《酒颂》，载《羊城晚报》1980年3月4日）杜康可解忧，杜康可壮胆。作为“过来人”，大概不会仅仅是汪曾祺、舒展两个人的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