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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孙中山丧事为国民党提供了表达诉求，言说政治主张的契机。国民党以治丧活动为契机，运用党的组织系统和宣传机器来宣传孙中山思想、塑造孙中山形象，希图通过孙中山偶像地位的塑造来强化普通民众和国民党员对党(国民党)、国(国民政府)的认同。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运作，透露出许多信息，如对意识形态宣传之重视，其群众动员意识之自觉，对现代宣传手段之娴熟运用等，映射的是国民革命前后一段时期另一个面相的国民党。
关键词 国民党，孙中山丧事，政治运作，奉安大典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1)04-0015-06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北方势力的邀请，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抱病北上，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从孙中山逝世到入土为安，历时4年多，中间颇多曲折。关于孙中山丧事举办的过程，学界已有不少论著述及，因而本文不再全面叙述葬事的筹办过程，仅从国民党人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角度作一初步考察。
笔者发现，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孙中山丧事为国民党提供了表达诉求，言说政治主张的契机。国民党也有意识地把孙中山丧事政治化，而且越到丧事后期，越体现出政治色彩，到奉安大典时，孙中山丧事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丧事活动，而变成一个政治活动、一个国家大典了。以往的研究对此多有忽视，值得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几乎贯穿整个治丧过程，本文选取追悼活动、陵墓方案征集和奉安大典三个较具代表性的事例来加以分析。
一、追悼会：融政治宣传于悼念活动之中
孙中山逝世后，隆重悼念孙中山成为国民党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组织悼念活动之时，各级党部积极利用追悼会，采取多种形式来宣传孙中山的事迹和思想，传播国民党的主张和塑造国民党的形象。这样，一场由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追悼孙中山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运动。
1 规模空前的悼念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社会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踊跃参加，人数之多，波及社会阶层范围之广，都是民国以来绝无仅有的。因当时国民党还没有掌握全国性政权，各地追悼活动的规模因当地国民党势力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湖南等地的追悼活动规模比较大。国民党北京行馆人员在孙中山逝世当晚即组成治丧办事处，随后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移灵、公祭、送殡活动。3月19日，孙中山遗体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送葬者逾12万人；3月19日起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停灵公祭，自3月24日正式开悼到4月1日，各界吊唁孙中山的来宾，签名者即达746823人，前往公祭的机关团体1254个。作为国民党大本营的广东，在孙中山逝世当天就成立了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命令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并通告各党员一律戴黑色臂章一月。4月12日，广州市全市休假一天，举行大规模追悼仪式，到会者有各界700多个团体，人数达20余万人。1925年4月12日，上海国民党全体党员举行追悼大会，到会者6000余人，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叶楚伧先后在会上演讲，阐述孙中山的奋斗事迹，全体党员还在孙中山灵前宣誓遵守遗嘱，为实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继续奋斗。据葬事筹备处统计，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中小城都举行了追悼大会。这些追悼活动有一部分由社会团体自发组织或者由国民党和社会团体联合举办，但绝大多数由国民党主办，显示了国民党的主导性。
2 融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于悼念活动之中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秘书长吴玉章在报告中提到：“去年以总理逝世，各地民众参加追悼会者，人山人海，尤为本党势力深入民众心坎之绝大机会。”急于唤起民众、争取民众以推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确实抓住了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向民众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事迹和思想，传播国民党的革命主张和形象，巧妙地融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于其中。悼念活动中采用的宣传形式主要有进行现场演说、播放孙中山演说录音、散发宣传品、演剧、游行、现场动员入党等。
现场演说。这是各地追悼会上采用最多、最普遍的宣传形式之一，一般安排专人或请国民党要人现场演说孙中山的思想事迹。如3月23日北京大学学生会举行追悼会，国民党人吴稚晖、李石曾、邵元冲等到会发表演说。3月31日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举行的遣障大会上，请李烈钧演说。
播放录音：北京公祭期间，国民党人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录音，“听者环拱，肃然起敬”。
散发宣传品：许多地方制作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品，在追悼会现场发放或上街散发。如河南开封追悼会，筹备处印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国大纲》《遗嘱》《中山先生事略》各数万册，在会场散发，并印传单六七种，每种各二万份，先由汽车驰赴各街散布。
演剧：戏剧是寄托哀思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和传播孙中山形象，在学校追悼活动中出现较多。如江苏泰兴黄桥中学举办的追悼会，在演说之后，表演新剧“孙中山先生被难记”。
游行：在国民党势力比较大的地方，往往在举行追悼会后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活动，以扩大活动的影响。如4月12日上海举行市民追悼大会后，“由到会四百余团体各持青天白日旗游行，沿途高呼‘中山不死!’‘国民党万岁!’等语”。
现场动员入党：浙江嘉兴县党部在追悼会现场设临时办公处，动员民众加入党，“自开会后志愿入党者已有四五十人之多”。
追悼会一般是人们哀悼亡灵、表达生者对逝者哀思的场所。但国民党主导的孙中山追悼活动呈现出与一般追悼会不同的特征，其主题不仅是让人们寄托哀思，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了解、认同孙中山，进而承继遗志、追随国民党，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奋斗。就追悼形式而言，播放逝者演讲录音、散发宣传品、纪念品、演剧、游行等追悼形式，在民国追悼会上并不鲜见，但在孙中山追悼会中，这些形式被发挥到极致，表明国民党人在运用现代宣传手段方面已经非常娴熟。这些新鲜活泼的悼念形式，在强化和深化、细化孙中山形象和主张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逝世后不久的追悼活动，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孙中山思想、形象推广运动，也可以说是一次广泛的国民革命的群众动员运动。
二、陵墓方案征集：开放式的运作与公共形象塑造
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统、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著名的政治家，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都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为孙中山修建陵墓，是一件关系重大、意义深远的大事，中山陵的方案设计，必须集思广益，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期望。葬事筹备处第一次会议就议定要公开征集陵 墓设计图案。在葬事筹备处第四次会议(1925年5月2日)上，家属代表孙科提出“将来征求墓式图案，须有奖金”。经讨论，最后定奖金全额五千元。孙科还主张应征者不必限定建筑师，普通美术家亦可应征，众赞成。这就把孙中山陵墓设计变成了有奖竞征活动，纳入了公开的运作轨道。
1 开放式的运作规则
1925年5月15日，葬事筹备处在《申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媒体刊登启事，向海内外公开征求孙中山陵墓和祭堂设计图案。在此之前，孙科及宋子文的建筑顾问赫门草拟了《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经葬事筹备处讨论于1925年5月13日通过。《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对孙中山陵墓的范围、基本结构、建筑风格，以及建筑材料、奖金额、评奖方式、获奖成果的采用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对于设计精神，《条例》强调：“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这个规定比较宽泛，给设计者和建筑师以广阔的发挥空间。《条例》规定此次活动共设头奖、二奖和三奖各一名，凡美术家应征，仅提交绘画，未附有建筑详图的，头奖1000元，二奖750元，三奖500元；建筑师应征交有全部建筑详图的，头奖2500元，二奖1500元，三奖1000元。这个奖金额虽然不低，但就中山陵这个重大而神圣的工程而言，也并不算高，显示此项活动并非纯粹商业运作，而具有一定公益性。此项活动对应征者的门槛要求也很低，应征者只要交纳10元保证金，即可报名，便利了广大美术和建筑设计爱好者参与。为了保证评奖的公平、公正，《条例》还规定所有应征图案一律不得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能注明应征者的暗号，应征者须将姓名、通讯地址和暗号装在另一个信封里，一起交给筹备委员会。关于应征图案之评判与奖项的确定，《条例》力求专业性和权威性，以及奖项运作的公开透明，规定由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博采委员会所延聘建筑师与美术家之意见执行之，应征得奖人名将登报发表，委员会之评判为最后决定。从《条例》的规定来看，葬事筹备处试图将此项活动办成公开透明、开放、公平、专业、权威的一件公共事件。随后活动的开展也确如其所愿。
2 陵墓内涵的丰富和拓展
征求陵墓图案的截止日期原定为1925年8月31日，后应海外应征者要求延期至9月15日。至此，葬事筹备处共收到国内外应征的陵墓图案40多种，全部陈列于上海四川路大洲公司三楼。葬事筹备处聘请4名评判顾问：画家王一亭，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师凌鸿勋，雕刻家李金发，建筑师朴士(在华执业的德国人)，于9月16日－9月20日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判并提交书面报告。这个评判团土洋结合，艺术家与建筑师搭配，体现了筹备委员会博采众议的宗旨。1925年9月20日，葬事筹备委员和家属代表在陈列室现场，根据评判顾问的书面报告，对应征图案进行讨论评选。评判结果，吕彦直、范文照和杨锡宗的图案分别获得第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奖金及获奖证书；另外评出七名名誉奖，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其余凡参加应征的建筑师和美术家，一律赠送孙中山遗像和遗著表示感谢。1925年9月27日，葬事筹备委员会最后决定，陵墓图案采用吕彦直的设计图案。评判顾问之一的凌鸿勋在吕彦直设计图案评判报告中称：“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本(木)铎警世之想。”这个评价发展了设计者的思想，因为设计者原来只是在介绍地形的时候说“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广五百口尺，袤八百呎”。吕彦直自己也承认：“此不过相度形势，偶然相合，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不意“木铎警世”后来竟成为对中山陵寓意的固定解说模式。可以说，中山陵“木铎警世”寓意的形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3 活动范围的拓展和延伸
在评判委员会评选出各奖项的当天，筹备委员会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应征及获奖图案“公开展览五日，星期二至星期六，每日下午二时至六时。广告登申、新、民国、商各报”。一般情况下，陵墓图案征集活动只要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设计作品，就算达到了目的，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对公众公布。显然，筹备委员会此举别有深意，对扩大活动的影响意义重大。如果说悬赏征集陵墓图案只是筹备处和建筑设计美术界的事的话，那么，公开展览应征图案并登报公布获奖图案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公共活动。从参与面来看，最初只收到国内外应征图案40多种，表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参与了中山陵事件，其中基本上是专业人士。但公开展览并登报公布应征图案及获奖图案后，激发了媒体和普通民众对活动的关注热情，大大扩充了受众面，“统计展览期内，每日来观者平均在一千人以上，中西各报对于各得奖图案均有精确之批评”。为方便海内外更多的人了解这次竞征活动，葬事筹备处还趁热打铁，于1925年10月编印了《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一书，由国民党主持的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
孙中山陵墓图案悬赏征集活动，不仅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名人墓葬设计的创举、一次公开的建筑设计竞赛，同时也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活动，“借助于这种独特的传播方式，国民党人不仅得到了最佳的设计方案，而且吸纳了建筑界、艺术界的支持与合作，使自己的政治形象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取得了与纯粹政治宣传不同的效果”。不仅如此，此次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公共活动的运作范例。国民党人巧妙地将孙中山陵墓图案征集活动运作成一个公共事件，把原本只属于孙中山家庭的私人事务和属于国民党党务的孙中山墓葬方案设计，变成了一个由亲人、政治家、建筑师、艺术家、记者和普通大众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件，由此达到了沟通社会各界的效果：建筑设计师进入公众视野，拉近了与政党和公众的关系；国民党则拉近了与民众的关系；中山陵先声夺人，未见其形而先闻其名，由此造就的不仅仅是孙中山的形象和中山陵的名声，还有国民党的公共形象：开放、开明、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三、奉安大典：国家动员与“三位一体”模式构建
由于时局动荡，中山陵工程进展缓慢，孙中山安葬日期一延再延。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中山陵工程建设大大加快，孙中山灵柩迁移及安葬时机基本成熟。1928年12月20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双重派遣，林森、郑洪年、吴铁城三位迎榇专员北上迎榇，在北京设立迎榇专员办事处。1929年1月14日，南京成立了奉安委员会，全面主持安葬孙中山的一切事宜，迎榇和奉安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和南京同时开展。1929年前后，国民党已经从孙中山逝世时偏安于一隅的地区势力，转变为掌握了大量国家权力资源的执政党。因此，孙中山丧事的筹办也被纳入国家事务的轨道，在运作方式和规模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1 倾心的准备
国民党将孙中山当作国父来安葬，故称其典 礼为“奉安大典”。奉安典礼规格很高，作为治丧机构的奉安委员会，主席委员为当时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当权者蒋介石，委员由国民政府委员、各部部长、文官长、参军长、葬事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特别市长等组成，基本囊括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位现职政要人物，办事处也设在国民政府内。如此的治丧机构，几乎是把中央政府机构搬了过来。显然，南京当局是为了显示：他们是把孙中山丧事作为当前工作的中心甚至全部来运作的。国民政府确实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作了精心的准备和规划。移榇的各项准备则早在1928年底就由北京迎榇专员办事处积极着手进行，如挑选杠夫、修补移榇道路、制备服装、遗体检查等。随后南京的迎接准备工作也开展起来，新修了一条从下关中山码头直达中山陵的长15公里的迎榇大道，沿途搭建牌楼、布置素彩、装饰街道；对迎榇路线的安排、灵车的准备与改装、服务人员的选拔及演练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2 广泛的动员与规范化运作
国民党试图将从参加奉安活动的人员到全国民众都动员起来，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孙中山葬礼中。其中，党政军警各机关人员成为被动员的主要对象，参与面最广。以孙中山灵榇南移为例：灵车从北平南下所经过须停之各大车站，各该地党政军警机关及各民众团体于灵车到达前，集合恭候致祭，灵车抵站，全体肃立，奏乐、献花圈、读祭文、三鞠躬，礼成灵车启行；灵车经过不停靠之小站，各该地党政军警各机关、民众团体预先集合，待灵车经过时举行祭礼。为了保障大典参与人群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奉安委员会事先分配了各地、各部门参加奉安大典的代表名额，有来自党政部门、军队系统、学校、民众团体和华侨五个方面组成。为了保障奉安大典以规范、有序、统一的方式进行，奉安委员会制定了《奉安仪式、方案之规定》《总理奉安礼节》等规范性文件，对参加不同活动的人群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在迎榇奉安期间，规定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全国停止宴会娱乐七日，党员、公务员一律臂缠黑纱七日(军警刀柄并缠黑纱)；奉安日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团体一律举行公祭典礼，正午鸣礼炮101响，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三分钟并静默志哀，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
3 奉安宣传与主义阐扬
为了让民众进一步认识奉安大典的意义，扩大奉安活动的影响，同时灌输国民党的各种“主义”，国民党制定了周密的宣传计划，准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国民党奉安宣传的指导精神，基本上是颂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称其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并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继承和实现孙中山遗志，要求全体党员继承遗志、继续努力奋斗，担负起“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使命。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国民党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1929年5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的中央迎榇宣传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沿津浦线北上，沿途每到一个大站就停下来进行宣传，宣传方式有放映电影，表演话剧、魔术，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说唱片，分发各种宣传品，张贴各种迎榇图画和标语等，“经历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大小站不下四十余处。……接受迎榇宣传列车所满载总理伟大精神之感召者，达百余万人”。受此启发，上海、江苏、浙江、南京等省市党部联合组建了类似的宣传列车，于1929年5月25日由杭州出发，经上海开往南京，沿途展开宣传活动，同样取得了成功。除了利用铁路资源进行巡回宣传，国民党也十分重视传统的宣传媒介——报纸。奉安委员会自5月13日开始，先后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奉安公告。北平、天津许多报纸，如《华北日报》、北平《民国日报》、河北《民国日报》《国民周刊》、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等，对登载公祭总理日期与送殡须知广告免收广告费，“其他均取最低廉之费，以表示对总理最后之敬意”。奉安期间，国民党的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使奉安大典遂成为全国新闻热点。
4 国家哀典与社会渗透
整个孙中山灵柩迁移安葬工作持续了半年多，其中最主要的仪式集中在1929年5月26日至6月1日的迎榇奉安日。5月26日由碧云寺起灵，5月28日到达浦口，下午灵榇迎入中央党部礼堂，由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守灵。5月29日至31日公祭。6月1日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奉安大典。上午，灵榇在20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护卫下开往中山陵广场。迎榇大道两边搭有20余座松柏、青白布牌楼及救护棚，天空中有5架飞机回翔致敬。送殡各机关团体共分十行列，在事先指定的地点依次加入，队伍绵延达五六里。上午10时15分，奉安典礼开始，蒋介石主祭，全体行三鞠躬礼，然后献花圈，读诔文。典礼完毕后，灵榇移入墓室，鸣礼炮101响致敬，全国民众停止工作，默哀3分钟。12时正，奉安完毕。在迎榇奉安期间，自北平移灵至南京奉安，沿途经过了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区，不同阶层、民族、地区的数百万民众先后参与和目睹了这一庄严肃穆的仪式。不唯如此，全国许多地区如北平、南昌、青岛、济南、徐州、汉口、福州、厦门、太原等，也都在奉安日举行各种仪式，参加者动辄成千上万。即便未亲历大典场景的人，也能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感受到大典的氛围，奉安大典“成功透过现代国家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功能，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奉安大典是国民党建立全国统一政权以来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最盛大的一次国家哀典。国民党借已掌控的国家权力，倾心准备、细致安排、精心打造的这场葬礼，其规格之高、组织之严密、发动之广泛、仪式之隆重，均史无前例。这场葬礼既是一部极力宣扬和礼赞孙中山的大剧，同时也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整齐规划的、盛大而隆重的丧葬政治运作杰作。国民党以奉安活动为契机，启用庞大的组织和宣传机器来塑造孙中山至尊至隆的形象，希图通过孙中山偶像地位的塑造来强化普通民众和国民党员对党(国民党)、国(国民政府)的认同。这样，孙中山符号、国民党事业与中华民国政权进一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的统治模式格局。当然，奉安大典也成为蒋介石集团打造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国民党虽然建立了全国政权，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即便奉安大典举办期间，仍有蒋桂、蒋冯等战争在进行。而孙中山思想被国民党人视为立国之本，建国之源，对孙中山资源的利用，可以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支撑。以蒋介石为核心南京中央政权也试图以操办孙中山葬礼为契机，宣示自己的正统性。当然，对普通民众而言，奉安大典的举办客观上具有促进对孙中山的认识、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等积极作用。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崇古思想盛行的国度，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对现世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而借亡灵来演出历史新场面的戏剧也层出不穷，国民党借孙中山丧事所作的表演不是这类戏剧的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当然，它仍具有自己的特征。这场戏剧由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政党导演，不仅表演形式基本上是新的，宣扬的主题也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现代政治诉求。运作手段上，国民党灵活运用现代宣传工具、手段，成功地动员亿万人几乎同时参与到同一个活动中来，显示了高超的运作技巧和组织能力。这场戏在不同的背景下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在国民党势力不济、僻处一隅时，运作方式灵活低调，力图显示亲和力；而一旦当朝掌权，则显示出霸气和张扬；在掌权以前，如果说是为动员民众、树立国民党公共形象并为最终夺取政权而服务的话，那么掌权后则是为把孙中山树立为精神偶像，为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为巩固统治而服务了。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运作，透露出许多信息，如对意识形态宣传之重视，其群众动员意识之自觉，对现代宣传手段之娴熟运用等，映射出国民革命前后一段时期国民党的一些面相。
关键词 国民党，孙中山丧事，政治运作，奉安大典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1)04-0015-06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北方势力的邀请，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抱病北上，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从孙中山逝世到入土为安，历时4年多，中间颇多曲折。关于孙中山丧事举办的过程，学界已有不少论著述及，因而本文不再全面叙述葬事的筹办过程，仅从国民党人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角度作一初步考察。
笔者发现，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孙中山丧事为国民党提供了表达诉求，言说政治主张的契机。国民党也有意识地把孙中山丧事政治化，而且越到丧事后期，越体现出政治色彩，到奉安大典时，孙中山丧事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丧事活动，而变成一个政治活动、一个国家大典了。以往的研究对此多有忽视，值得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几乎贯穿整个治丧过程，本文选取追悼活动、陵墓方案征集和奉安大典三个较具代表性的事例来加以分析。
一、追悼会：融政治宣传于悼念活动之中
孙中山逝世后，隆重悼念孙中山成为国民党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组织悼念活动之时，各级党部积极利用追悼会，采取多种形式来宣传孙中山的事迹和思想，传播国民党的主张和塑造国民党的形象。这样，一场由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追悼孙中山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运动。
1 规模空前的悼念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社会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踊跃参加，人数之多，波及社会阶层范围之广，都是民国以来绝无仅有的。因当时国民党还没有掌握全国性政权，各地追悼活动的规模因当地国民党势力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湖南等地的追悼活动规模比较大。国民党北京行馆人员在孙中山逝世当晚即组成治丧办事处，随后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移灵、公祭、送殡活动。3月19日，孙中山遗体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送葬者逾12万人；3月19日起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停灵公祭，自3月24日正式开悼到4月1日，各界吊唁孙中山的来宾，签名者即达746823人，前往公祭的机关团体1254个。作为国民党大本营的广东，在孙中山逝世当天就成立了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命令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并通告各党员一律戴黑色臂章一月。4月12日，广州市全市休假一天，举行大规模追悼仪式，到会者有各界700多个团体，人数达20余万人。1925年4月12日，上海国民党全体党员举行追悼大会，到会者6000余人，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叶楚伧先后在会上演讲，阐述孙中山的奋斗事迹，全体党员还在孙中山灵前宣誓遵守遗嘱，为实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继续奋斗。据葬事筹备处统计，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中小城都举行了追悼大会。这些追悼活动有一部分由社会团体自发组织或者由国民党和社会团体联合举办，但绝大多数由国民党主办，显示了国民党的主导性。
2 融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于悼念活动之中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秘书长吴玉章在报告中提到：“去年以总理逝世，各地民众参加追悼会者，人山人海，尤为本党势力深入民众心坎之绝大机会。”急于唤起民众、争取民众以推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确实抓住了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向民众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事迹和思想，传播国民党的革命主张和形象，巧妙地融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于其中。悼念活动中采用的宣传形式主要有进行现场演说、播放孙中山演说录音、散发宣传品、演剧、游行、现场动员入党等。
现场演说。这是各地追悼会上采用最多、最普遍的宣传形式之一，一般安排专人或请国民党要人现场演说孙中山的思想事迹。如3月23日北京大学学生会举行追悼会，国民党人吴稚晖、李石曾、邵元冲等到会发表演说。3月31日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举行的遣障大会上，请李烈钧演说。
播放录音：北京公祭期间，国民党人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录音，“听者环拱，肃然起敬”。
散发宣传品：许多地方制作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品，在追悼会现场发放或上街散发。如河南开封追悼会，筹备处印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国大纲》《遗嘱》《中山先生事略》各数万册，在会场散发，并印传单六七种，每种各二万份，先由汽车驰赴各街散布。
演剧：戏剧是寄托哀思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和传播孙中山形象，在学校追悼活动中出现较多。如江苏泰兴黄桥中学举办的追悼会，在演说之后，表演新剧“孙中山先生被难记”。
游行：在国民党势力比较大的地方，往往在举行追悼会后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活动，以扩大活动的影响。如4月12日上海举行市民追悼大会后，“由到会四百余团体各持青天白日旗游行，沿途高呼‘中山不死!’‘国民党万岁!’等语”。
现场动员入党：浙江嘉兴县党部在追悼会现场设临时办公处，动员民众加入党，“自开会后志愿入党者已有四五十人之多”。
追悼会一般是人们哀悼亡灵、表达生者对逝者哀思的场所。但国民党主导的孙中山追悼活动呈现出与一般追悼会不同的特征，其主题不仅是让人们寄托哀思，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了解、认同孙中山，进而承继遗志、追随国民党，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奋斗。就追悼形式而言，播放逝者演讲录音、散发宣传品、纪念品、演剧、游行等追悼形式，在民国追悼会上并不鲜见，但在孙中山追悼会中，这些形式被发挥到极致，表明国民党人在运用现代宣传手段方面已经非常娴熟。这些新鲜活泼的悼念形式，在强化和深化、细化孙中山形象和主张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逝世后不久的追悼活动，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孙中山思想、形象推广运动，也可以说是一次广泛的国民革命的群众动员运动。
二、陵墓方案征集：开放式的运作与公共形象塑造
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统、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著名的政治家，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都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为孙中山修建陵墓，是一件关系重大、意义深远的大事，中山陵的方案设计，必须集思广益，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期望。葬事筹备处第一次会议就议定要公开征集陵 墓设计图案。在葬事筹备处第四次会议(1925年5月2日)上，家属代表孙科提出“将来征求墓式图案，须有奖金”。经讨论，最后定奖金全额五千元。孙科还主张应征者不必限定建筑师，普通美术家亦可应征，众赞成。这就把孙中山陵墓设计变成了有奖竞征活动，纳入了公开的运作轨道。
1 开放式的运作规则
1925年5月15日，葬事筹备处在《申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媒体刊登启事，向海内外公开征求孙中山陵墓和祭堂设计图案。在此之前，孙科及宋子文的建筑顾问赫门草拟了《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经葬事筹备处讨论于1925年5月13日通过。《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对孙中山陵墓的范围、基本结构、建筑风格，以及建筑材料、奖金额、评奖方式、获奖成果的采用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对于设计精神，《条例》强调：“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这个规定比较宽泛，给设计者和建筑师以广阔的发挥空间。《条例》规定此次活动共设头奖、二奖和三奖各一名，凡美术家应征，仅提交绘画，未附有建筑详图的，头奖1000元，二奖750元，三奖500元；建筑师应征交有全部建筑详图的，头奖2500元，二奖1500元，三奖1000元。这个奖金额虽然不低，但就中山陵这个重大而神圣的工程而言，也并不算高，显示此项活动并非纯粹商业运作，而具有一定公益性。此项活动对应征者的门槛要求也很低，应征者只要交纳10元保证金，即可报名，便利了广大美术和建筑设计爱好者参与。为了保证评奖的公平、公正，《条例》还规定所有应征图案一律不得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能注明应征者的暗号，应征者须将姓名、通讯地址和暗号装在另一个信封里，一起交给筹备委员会。关于应征图案之评判与奖项的确定，《条例》力求专业性和权威性，以及奖项运作的公开透明，规定由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博采委员会所延聘建筑师与美术家之意见执行之，应征得奖人名将登报发表，委员会之评判为最后决定。从《条例》的规定来看，葬事筹备处试图将此项活动办成公开透明、开放、公平、专业、权威的一件公共事件。随后活动的开展也确如其所愿。
2 陵墓内涵的丰富和拓展
征求陵墓图案的截止日期原定为1925年8月31日，后应海外应征者要求延期至9月15日。至此，葬事筹备处共收到国内外应征的陵墓图案40多种，全部陈列于上海四川路大洲公司三楼。葬事筹备处聘请4名评判顾问：画家王一亭，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师凌鸿勋，雕刻家李金发，建筑师朴士(在华执业的德国人)，于9月16日－9月20日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判并提交书面报告。这个评判团土洋结合，艺术家与建筑师搭配，体现了筹备委员会博采众议的宗旨。1925年9月20日，葬事筹备委员和家属代表在陈列室现场，根据评判顾问的书面报告，对应征图案进行讨论评选。评判结果，吕彦直、范文照和杨锡宗的图案分别获得第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奖金及获奖证书；另外评出七名名誉奖，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其余凡参加应征的建筑师和美术家，一律赠送孙中山遗像和遗著表示感谢。1925年9月27日，葬事筹备委员会最后决定，陵墓图案采用吕彦直的设计图案。评判顾问之一的凌鸿勋在吕彦直设计图案评判报告中称：“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本(木)铎警世之想。”这个评价发展了设计者的思想，因为设计者原来只是在介绍地形的时候说“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广五百口尺，袤八百呎”。吕彦直自己也承认：“此不过相度形势，偶然相合，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不意“木铎警世”后来竟成为对中山陵寓意的固定解说模式。可以说，中山陵“木铎警世”寓意的形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3 活动范围的拓展和延伸
在评判委员会评选出各奖项的当天，筹备委员会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应征及获奖图案“公开展览五日，星期二至星期六，每日下午二时至六时。广告登申、新、民国、商各报”。一般情况下，陵墓图案征集活动只要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设计作品，就算达到了目的，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对公众公布。显然，筹备委员会此举别有深意，对扩大活动的影响意义重大。如果说悬赏征集陵墓图案只是筹备处和建筑设计美术界的事的话，那么，公开展览应征图案并登报公布获奖图案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公共活动。从参与面来看，最初只收到国内外应征图案40多种，表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参与了中山陵事件，其中基本上是专业人士。但公开展览并登报公布应征图案及获奖图案后，激发了媒体和普通民众对活动的关注热情，大大扩充了受众面，“统计展览期内，每日来观者平均在一千人以上，中西各报对于各得奖图案均有精确之批评”。为方便海内外更多的人了解这次竞征活动，葬事筹备处还趁热打铁，于1925年10月编印了《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一书，由国民党主持的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
孙中山陵墓图案悬赏征集活动，不仅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名人墓葬设计的创举、一次公开的建筑设计竞赛，同时也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活动，“借助于这种独特的传播方式，国民党人不仅得到了最佳的设计方案，而且吸纳了建筑界、艺术界的支持与合作，使自己的政治形象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取得了与纯粹政治宣传不同的效果”。不仅如此，此次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公共活动的运作范例。国民党人巧妙地将孙中山陵墓图案征集活动运作成一个公共事件，把原本只属于孙中山家庭的私人事务和属于国民党党务的孙中山墓葬方案设计，变成了一个由亲人、政治家、建筑师、艺术家、记者和普通大众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件，由此达到了沟通社会各界的效果：建筑设计师进入公众视野，拉近了与政党和公众的关系；国民党则拉近了与民众的关系；中山陵先声夺人，未见其形而先闻其名，由此造就的不仅仅是孙中山的形象和中山陵的名声，还有国民党的公共形象：开放、开明、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三、奉安大典：国家动员与“三位一体”模式构建
由于时局动荡，中山陵工程进展缓慢，孙中山安葬日期一延再延。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中山陵工程建设大大加快，孙中山灵柩迁移及安葬时机基本成熟。1928年12月20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双重派遣，林森、郑洪年、吴铁城三位迎榇专员北上迎榇，在北京设立迎榇专员办事处。1929年1月14日，南京成立了奉安委员会，全面主持安葬孙中山的一切事宜，迎榇和奉安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和南京同时开展。1929年前后，国民党已经从孙中山逝世时偏安于一隅的地区势力，转变为掌握了大量国家权力资源的执政党。因此，孙中山丧事的筹办也被纳入国家事务的轨道，在运作方式和规模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1 倾心的准备
国民党将孙中山当作国父来安葬，故称其典 礼为“奉安大典”。奉安典礼规格很高，作为治丧机构的奉安委员会，主席委员为当时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当权者蒋介石，委员由国民政府委员、各部部长、文官长、参军长、葬事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特别市长等组成，基本囊括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位现职政要人物，办事处也设在国民政府内。如此的治丧机构，几乎是把中央政府机构搬了过来。显然，南京当局是为了显示：他们是把孙中山丧事作为当前工作的中心甚至全部来运作的。国民政府确实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作了精心的准备和规划。移榇的各项准备则早在1928年底就由北京迎榇专员办事处积极着手进行，如挑选杠夫、修补移榇道路、制备服装、遗体检查等。随后南京的迎接准备工作也开展起来，新修了一条从下关中山码头直达中山陵的长15公里的迎榇大道，沿途搭建牌楼、布置素彩、装饰街道；对迎榇路线的安排、灵车的准备与改装、服务人员的选拔及演练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2 广泛的动员与规范化运作
国民党试图将从参加奉安活动的人员到全国民众都动员起来，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孙中山葬礼中。其中，党政军警各机关人员成为被动员的主要对象，参与面最广。以孙中山灵榇南移为例：灵车从北平南下所经过须停之各大车站，各该地党政军警机关及各民众团体于灵车到达前，集合恭候致祭，灵车抵站，全体肃立，奏乐、献花圈、读祭文、三鞠躬，礼成灵车启行；灵车经过不停靠之小站，各该地党政军警各机关、民众团体预先集合，待灵车经过时举行祭礼。为了保障大典参与人群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奉安委员会事先分配了各地、各部门参加奉安大典的代表名额，有来自党政部门、军队系统、学校、民众团体和华侨五个方面组成。为了保障奉安大典以规范、有序、统一的方式进行，奉安委员会制定了《奉安仪式、方案之规定》《总理奉安礼节》等规范性文件，对参加不同活动的人群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在迎榇奉安期间，规定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全国停止宴会娱乐七日，党员、公务员一律臂缠黑纱七日(军警刀柄并缠黑纱)；奉安日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团体一律举行公祭典礼，正午鸣礼炮101响，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三分钟并静默志哀，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
3 奉安宣传与主义阐扬
为了让民众进一步认识奉安大典的意义，扩大奉安活动的影响，同时灌输国民党的各种“主义”，国民党制定了周密的宣传计划，准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国民党奉安宣传的指导精神，基本上是颂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称其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并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继承和实现孙中山遗志，要求全体党员继承遗志、继续努力奋斗，担负起“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使命。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国民党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1929年5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的中央迎榇宣传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沿津浦线北上，沿途每到一个大站就停下来进行宣传，宣传方式有放映电影，表演话剧、魔术，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说唱片，分发各种宣传品，张贴各种迎榇图画和标语等，“经历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大小站不下四十余处。……接受迎榇宣传列车所满载总理伟大精神之感召者，达百余万人”。受此启发，上海、江苏、浙江、南京等省市党部联合组建了类似的宣传列车，于1929年5月25日由杭州出发，经上海开往南京，沿途展开宣传活动，同样取得了成功。除了利用铁路资源进行巡回宣传，国民党也十分重视传统的宣传媒介——报纸。奉安委员会自5月13日开始，先后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奉安公告。北平、天津许多报纸，如《华北日报》、北平《民国日报》、河北《民国日报》《国民周刊》、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等，对登载公祭总理日期与送殡须知广告免收广告费，“其他均取最低廉之费，以表示对总理最后之敬意”。奉安期间，国民党的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使奉安大典遂成为全国新闻热点。
4 国家哀典与社会渗透
整个孙中山灵柩迁移安葬工作持续了半年多，其中最主要的仪式集中在1929年5月26日至6月1日的迎榇奉安日。5月26日由碧云寺起灵，5月28日到达浦口，下午灵榇迎入中央党部礼堂，由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守灵。5月29日至31日公祭。6月1日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奉安大典。上午，灵榇在20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护卫下开往中山陵广场。迎榇大道两边搭有20余座松柏、青白布牌楼及救护棚，天空中有5架飞机回翔致敬。送殡各机关团体共分十行列，在事先指定的地点依次加入，队伍绵延达五六里。上午10时15分，奉安典礼开始，蒋介石主祭，全体行三鞠躬礼，然后献花圈，读诔文。典礼完毕后，灵榇移入墓室，鸣礼炮101响致敬，全国民众停止工作，默哀3分钟。12时正，奉安完毕。在迎榇奉安期间，自北平移灵至南京奉安，沿途经过了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区，不同阶层、民族、地区的数百万民众先后参与和目睹了这一庄严肃穆的仪式。不唯如此，全国许多地区如北平、南昌、青岛、济南、徐州、汉口、福州、厦门、太原等，也都在奉安日举行各种仪式，参加者动辄成千上万。即便未亲历大典场景的人，也能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感受到大典的氛围，奉安大典“成功透过现代国家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功能，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奉安大典是国民党建立全国统一政权以来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最盛大的一次国家哀典。国民党借已掌控的国家权力，倾心准备、细致安排、精心打造的这场葬礼，其规格之高、组织之严密、发动之广泛、仪式之隆重，均史无前例。这场葬礼既是一部极力宣扬和礼赞孙中山的大剧，同时也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整齐规划的、盛大而隆重的丧葬政治运作杰作。国民党以奉安活动为契机，启用庞大的组织和宣传机器来塑造孙中山至尊至隆的形象，希图通过孙中山偶像地位的塑造来强化普通民众和国民党员对党(国民党)、国(国民政府)的认同。这样，孙中山符号、国民党事业与中华民国政权进一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的统治模式格局。当然，奉安大典也成为蒋介石集团打造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国民党虽然建立了全国政权，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即便奉安大典举办期间，仍有蒋桂、蒋冯等战争在进行。而孙中山思想被国民党人视为立国之本，建国之源，对孙中山资源的利用，可以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支撑。以蒋介石为核心南京中央政权也试图以操办孙中山葬礼为契机，宣示自己的正统性。当然，对普通民众而言，奉安大典的举办客观上具有促进对孙中山的认识、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等积极作用。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崇古思想盛行的国度，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对现世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而借亡灵来演出历史新场面的戏剧也层出不穷，国民党借孙中山丧事所作的表演不是这类戏剧的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当然，它仍具有自己的特征。这场戏剧由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政党导演，不仅表演形式基本上是新的，宣扬的主题也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现代政治诉求。运作手段上，国民党灵活运用现代宣传工具、手段，成功地动员亿万人几乎同时参与到同一个活动中来，显示了高超的运作技巧和组织能力。这场戏在不同的背景下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在国民党势力不济、僻处一隅时，运作方式灵活低调，力图显示亲和力；而一旦当朝掌权，则显示出霸气和张扬；在掌权以前，如果说是为动员民众、树立国民党公共形象并为最终夺取政权而服务的话，那么掌权后则是为把孙中山树立为精神偶像，为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为巩固统治而服务了。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运作，透露出许多信息，如对意识形态宣传之重视，其群众动员意识之自觉，对现代宣传手段之娴熟运用等，映射出国民革命前后一段时期国民党的一些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