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章句之七十五：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难治，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责生。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居世界第二
　　
　　孔子：中国是纳税大国，也是逃税大国。我还几乎未听说过有不想逃税、不想避税的人。为什么觉悟低的人这么多?这些税款是缴给国家的，而且这些钱最终还将花在百姓身上。我知道您老人家对纳税一向有异议，可如果大家都不缴税，国家还怎么处理公共事务，怎么管理社会?
　　老子：首先声明，我对纳税本身没有异议。可中国的机构之多之大，纳税人负担之重，举世皆知。部分地方存在征税冲动不可遏制和滥用纳税人钱财的现象。根据国外一家权威杂志报道，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世界第二。这几年来，财政收入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倍，换句话说就是纳税人的税负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民间财富的增值速度。这种现象不正常。
　　孔子：最近有关部门提出“纳税光荣”的口号并大力宣传，很合吾心。给国家纳税，毕竟是天经地义、光荣无比的事啊。
　　老子：只有把藏在国家背后的食税者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者，把公民看成是只有服从义务的臣民时，纳税才是“光荣”的。其实，这已经不是纳税了，而是家长制下的纳“贡”进“献”了。“纳税光荣”是个臣民现象，这个口号本身反映了一些官员的错误思维。在公民时代，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纳税公民服务；在宪政国家，公民纳税不过是纳税人给公仆发工资，让公仆办点事，这怎么是“光荣”呢?即使是有条件的纳税也无关“光荣”。
　　也有“偷税漏税可耻”的说法。如果纳税人拖欠税款是偷逃，那么作为食税人的官员滥花纳税人的血汗，又该怎么说呢?纳税人是在花自己的钱，哪怕其中一部分该缴税；食税者却是在花纳税人的钱，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食税者偷花纳税人的钱，这才是真正要打击的，而且要在纳税人监督下打击。
　　纳税基于的公理是对等的同意，这一公理有两个要素，一是同意，二是平等。不经过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政府不能拿纳税人的钱；不经过政府的同意，公民不能拿国库里的钱。如果公民不能自由提取国库里的钱，而政府却可以任意征收纳税人的钱，这就违背了上述公理。因而侵害了纳税人的权益。
　　
　　纳税人是真正的“官父母”
　　
　　孔子：税负太重对民生不利，纳税人对此有切肤之痛，这个我知道。
　　老子：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愚人节那天，我收到一个不知谁发来的短信，说：根据纳税人提议，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劳动、民政、商业和财政部门合并为“劳民商财部”。这当然是节日的笑话。可是政府大了，税赋重了，的确劳民伤财。
　　在我看来，政府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执政者不过是公民通过选票在政治市场上雇佣的仆人而已，他们的职责是专做主人做不了或不愿做的事情。打个比方，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就像保姆为主人服务，仆人是家政人员，公务员、官员是国政人员，他们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官员不是“父母官”，纳税人倒是千真万确的“官父母”。从这个意义讲，政府官员对作为纳税人的百姓应当有一种自觉的“感恩”意识。
　　孔子：我对政治制度方面的事不太了解。好像在现代社会，选举和议会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议会与纳税人和公仆是什么关系?
　　老子：议会首先是议税的地方。大家就征多少税、办多少事讨价还价。这是议会最初的意思。代表纳税人的议员责任重大，故不能由公仆来指定，而要由公民通过公平、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不能由保姆来决定如何花主人的钱；同理，不能由公仆单方决定征多少税，给自己发多少工资。
　　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由不分高低贵贱的全体纳税人结合而成的纳税人共同体。政府的征税决定应当得到被征者的同意。公民应当享有税赋立法的参与权，原则上立法机关出台每一项税收法律，都要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审议，都要在媒体中进行公开讨论。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公理。税，不仅在于征多征少，而且在于征税是否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税收的用途是否经过审议和批准，税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监督。所以，政府未经纳税人代表的同意无权向百姓征税，更无权要百姓申报。
　　
　　怎样才能让百姓心甘情愿地纳税
　　
　　孔子：提倡政府多征税多服务如何呢?
　　老子：多服务不能成为多征税的借口。因为，保姆干的活必须受到主人的委托，不然保姆干什么活都跟主人要钱，主人养不起这样的保姆。主人不能让保姆决定她该干什么活、干多少活。所以政府并不是服务越多越好，而是它把受到委托的服务做好就行。让政府干的事越少越好，监督越严越好，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其行动加以有效监督。政府越大，办事越多，越难监督。税收多不是政绩，而是相反，可这样的事却常常堂而皇之地写入公仆的业绩清单。
　　政府服务太多的坏处，在于把财富以政府多提供服务的名义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的一切作为，都要靠税赋来支撑。政府要干的事越多，征的税势必越多。但显然，财富放在民间比放在政府手里更有效率。中国旧传统中有一种政治哲学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富不能富百姓。这种哲学担心百姓被惯坏。我的看法却是：再富不能富政府，再穷不能穷百姓。我担心公仆更容易被惯坏。
　　孔子：的确，滥征不行，但不征也不行。怎样才能让民众心甘情愿地纳税?
　　老子：我认为，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纳税，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纳税人代表；二是钱收多了要回找，税收多了要退还；三是政府及其官员收入要公开。主人当然有权知道全职保姆的工资单和收人来源。如果这三个条件到位了，纳税人再拒绝缴税。那就没有道理了。
　　中国已经进入了纳税人时代。社会生活中的每个公民都是纳税人，都是税负的实际承担者。纳税人没有义务为国家“作贡献”，国家却有义务为纳税人服务。
　　孔子：不过，现在的情形不同了，即使税重一点，也没听说有饿死的。
　　老子：现在的时代不同于我们那个时代了。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料想他们不会“饿死也不抗争”。
　　古代王朝的兴亡，我们见得多了。不义之税逼得越紧，离王朝的终点就越近。纳税人本位的现代政治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基礎上陆续诞生的。
　　只有执政者把纳税人的利亟摆在自身利益之上，通过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实行有限政府。公民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才能得到珍惜。财产才能得到保护。这样的政体才是好政体，这样的执政者才是合格的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