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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 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集团监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暨院长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曾以非法集资风波引发全国关注；他创制的私企立宪制，开民企治理和财富传承的先河。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耿直倔强仗义执言。大午集团曾被评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
十年前的牢狱之灾，将孙大午逐渐改造成一个“愁容骑士”—时露愁苦之相，却仍不乏斗志。从为个人不公正的际遇呼吁起，进而关注不合理的周遭。他的自信和坚忍，亦让他陷入争议，争议的声音，不乏来自朋友。在一手打造的大午城内，孙大午开始自我解除权力和利益的“盔甲”，寻求在权力均衡的制度下，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企业威权体制的缔造者，而今却执意亲手打破它。倔强的“骑士”，不只不惧外界质疑，亦敢枪挑自身局限。
文|李军奇 图| 赵卫民
在拟定 《拯救中国最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时，胡星斗踌躇了半天—孙大午的确很优秀，是否“最优秀”，偌大中国，不能轻率下结论。但，如果不使用“最”字，文章就不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不得已，救人要紧，我还是希望他成为‘最优秀’吧。”
那是2003年6月北京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此文一经发出，如炸弹掀起网络狂澜。“那些天只要有警车警报声，我就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看是不是来抓我的。”回忆起当年冒着风险发出呼吁书的情形，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说那全是因为“不忍”，“一个不愿苟且，为当地百姓造福的人，居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拘留，作为学者，不管不问，良心难安”。
2013年2月，胡星斗被孙大午以贵宾的身份邀请至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大午集团发生了很大改变，不论怎么说，他还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同时是自信的思想家。”相交十多年，胡星斗始终感佩孙大午的坚忍—混迹商场，却坚持“众人皆浊我独清”。青年学者郭宇宽，8年前认识孙大午后，彼此敬佩，亦有砥砺，“我们有时因观点不同，拍桌子大吵，吵后大午照样喊我来喝酒。”不记仇，爱思辨，“不像商人，反像有人格追求的知识分子”。
本刊记者将这些朋友的话转述给孙大午，他没有表态，沉默得如一口老酒缸。他习惯了掌声，如今，也忍得了荆棘。他知道，他的耿直与不妥协，得罪过权势人物，亦与一些朋友产生误会和间隙。他不喜过多解释。如今孙大午恋上微博，退隐经营幕后，殷勤地在微博上编织着自己的思想短章，批评的锋芒间或逼人目光。
私人治理的“王法”
以1000只鸡和50头猪发展起来的大午集团，坐落于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一片荒废的果园上。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了”。2003年5月29日 ，亿万富豪、董事长孙大午被当地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收押。
这个喜欢历史、热衷与学者交游的企业家，出事前常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直言农村有八座“大山”。秦晖、茅于轼、秋风、陈志武他敢将这么多知名知识分子称为朋友，这在中国企业家中也为数不多。秋风在孙大午入狱时就称他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企业家”，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让孙大午受到全社会瞩目，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并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而现在，孙大午正汲汲于在企业内部创制“私企立宪制”。当年企业临危，孙大午25岁的长子孙萌接替了父亲的董事长一职，当时刚从河北农大机电系毕业不久的孙萌，纯粹成了一个维持会长，并受到元老的反对，这让出狱后的孙大午不得不重视企业接班人的选拔问题。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给我了很大的启示。唐太宗胸怀并不大，他能把他的哥哥弟弟都杀了，他怎么不想杀魏征？是杀不了啊。因为唐代已有非常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就说皇帝要杀个大臣他得发布命令，命令是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去执行，尚书省分兵部刑部，刑部去审。他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不是皇帝说句话说把你杀了就杀了。三省六部制，就是一种分权确权限权的制度。”孙大午如此向记者讲述自己创制“私企立宪制”的心得。
“我的后代有本事，可以去竞选董事长什么的，没本事就领取2到3倍员工平均工资的生活补贴，也能享福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孙大午很是满意自己设计的私企治理制度—决策权、监督权和所有权的三权制衡。这个制度基于儿子当年不能胜任董事长职责而被迫设计，十年来并非一成不变，但核心权力和利益的分享精神却没有变。
为什么不进行股份制改造？“搞股份制怎么搞？我和我妻子多少股份？两个儿子多少？两个弟弟多少？元老多少？”在孙大午的理解里，企业同国家一样，不能因为个人或者内部产权的问题祸起萧墙。一旦打碎了企业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企业失去精神上的凝聚力，这样不仅仅是继承者，包括社会、员工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昂贵的。
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午认为，如果实行了股份制，大股东说了算的就要出问题。这就可能形成“有能力决策的人没有决策权，没有能力决策的人拥有决策权”的局面。而这些，正是孙大午最为担心的。在私企立宪制下，大午集团近十年来，进董事会的人，不再只是家族子弟，或者企业高管，还有普通的员工。“财权可以继承，但是创业能力怎么能继承？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可谁也无法跳出来。有人说我这是君主立宪，但这种虚君制度，有几个民营企业敢于做？这个制度，考验的是企业家的胸怀。”
孙萌十年前，在孙大午身陷囹圄之时做过短暂的董事长，在2013年第五届选举中，又以最高票当选为董事长。相对当年的忐忑和恐惧，现在多了自信和坦然。“在家里出事之前，我已做好了出国留学的准备。“监事长对我出国的事情不支持。他对课堂和校园的教育不认同，他认为真正地让人成熟、成长还是在社会。”
孙大午在设计私企立宪制时，与他的两个儿子商量制定了“家族内部宪法”，规定“因为法律或注册的需要，量化的股权对外有效，对内无效，他的职位权力有效，股权是无效的”。 当时，孙萌和弟弟孙硕要签字画押、摁手印，被孙大午制止了，“如果这个制度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会自然继承下去；如果对他们不好，他们可以推翻它。”父亲这番话，孙萌记忆犹新。他也由非常不希望留在家族企业工作，到慢慢理解父亲，开始承担责任，适应董事长的工作角色。“第一次做董事长，觉得理所应当，没觉得自己做董事长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觉得做董事长很空。不是帮了别人，而是给别人添乱。现在看到的是，大家相处都很和谐，每个人都做得很好。这时候除了一些大的投资决策或者一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我用心用力，其他方面就是看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了。”
大午集团现在的总经理刘平，是孙大午妻子的侄女，1990年进入大午集团，做过“不安分”的鸡场饲养员，那时17岁。“私企立宪制，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因为我们子公司的经理，也是从员工当中产生，选为候补董事，然后正式董事，然后选举经理，这个大家都很有压力。他就想，两年这一任，我得做出点业绩来，要是没有业绩，那员工怎么选我呀？”刘平告诉本刊记者，她自身就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刚开始时我也怀疑，但是后来，我非常坚定地相信。”
被钱烙过的人性
2003年11月，在羁押近半年后，徐水县地方法院判处孙大午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并判处大午集团30万元和孙大午本人10万元罚金。就在孙大午案件宣判的第二天，联想集团掌舵人柳传志发给孙大午的大儿子孙萌一份亲笔签名的传真，对孙大午境遇表示同情和支持，并鼓励他，坚持就一定能度过难关。“当时我还在看守所，他派他的一个副总送来。柳总愿意借款1300万支持大午集团度过难关，用不了那么多，我们最后收下1000万。”回忆当时企业界的第一个恩人，孙大午情绪激动。“2003年年底，我去北京，在联想控股办公楼里和柳总见了面。柳总很关心，问我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我就说，‘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难题，您帮了大忙，我都不好意思再张口了。’”
第二年，大午集团就偿还了联想的借款。没有刻意地谈自己与商界教父的关系，以儒家信奉者自许的孙大午在内心深处，也许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淡，看似没有豪迈的承诺、出手的阔绰。“他经历了权力的冷酷打击，但在内心深处，他是极度自信的，他饱读各类书籍，企业经营本来风生水起，他有资本内心骄傲。独立人格，让他对各种刻意为之的行为，都保持警惕态度。这也容易让人感觉他时而有情，时而不那么温情。”一位熟悉孙的朋友这样解释他眼中的孙大午。
在大午城采访，记者转悠到一处香火缭绕的处所，孙大午说那叫三圣殿。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企业家，以此地栖息自己的精神？孙大午坦然解释：“建这是个信仰问题嘛，因为我母亲信佛，我父亲信道，我信儒，中国的传统信仰，我们家齐全了，所以我就想建一个三圣殿。”在他看来，这是侍奉父母和照顾自己的一种方式，再正常不过。三种信仰同处一室，孙大午觉得自然而然，“中国儒释道是相通的嘛”。在信仰这类精神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圆融，并没有体现在孙大午的物质生活中。
钱，在某些方面，是衡量人情和人性的试金石。孙大午认识京城一位自称家境殷实的朋友，以兄弟相待，然而，一笔很清楚的旅游培训费，被这位朋友横插一刀。即使孙的秘书把问题说破，对方也不认可。事情陷入僵局。那段时间，孙大午极度伤神，“我以他为最忠实的朋友，可是我连他都会失去，这究竟是不是我的悲哀？你们不相信他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自己都不会相信！同窗曰朋，同志曰友，他究竟亦朋亦友，还是朋而不友？”
亿万富豪的大名在外，乐善好施的美名已成招牌，于是向他化缘的组织与个人也接踵而至。开始时，孙大午统统安排见面。“因为2003年的风波，帮我的人很多，总觉得自己欠社会太多。”孙大午说。对那些年轻的创业者，孙大午和对方商量，能否先与大午集团合作，卖大午集团的熟食，“先跑跑业务锻炼锻炼？”年轻人往往大失所望。
对那些生计无着妻离子散、追求理想的中老年人，孙大午也是耐着性子听他们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一通，无奈地嘱咐秘书，送一个月生活费，“送他们走人”。大午集团秘书处副处长纪伟联见识了不少这样的场景，“往来多了，也见识了不少世道人心。”
有的朋友生气地说：“孙大午说大话，使小钱，不像个男人！”孙大午说他开始听了，觉得委屈，后来习惯了，“巴菲特还被人骂铁公鸡呢”。
摧折不了的“公牛”
在学者郭宇宽看来，孙大午也是特别爱“摆谱”的一个人。“每到逢年过节，就在他大午城，请来很多演出队，在戏台子上表演节目，还请当地的乡亲们也来自娱自乐，他给大家发奖品。而且他也爱摆流水席，经常有各路友人，在他庄上大鱼大肉吃得口滑。”
“不避讳别人把他当有钱人，而且特别乐意把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别人分享，他们招待大家吃喝，其实自己没吃多少，这样反而让他们更加快乐。这就像孟子见梁惠王说的“独乐乐，与众人乐乐，孰乐？”郭宇宽理解这个上世纪80年代从乡镇崛起的企业家的苦乐与惆怅。
“他是一个讲正气的儒商，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追求。他说‘均贫富难，等贵贱可’，财产收入的差距很难避免，不能刻意去均，企业、社会都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分贵贱都是平等的，应该追究实践。”郭宇宽说，孙大午的坦率，甚至超出了人们对商人的传统理解，“他的每个行为背后，都有自己的逻辑。”“当然他性格强悍，豪迈，容易得罪人。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别人是捏着鼻子认了，他就是咽不下气。”
2012年初，孙大午给郭宇宽讲过自己一件烦恼事。在他刚刚创业的时候，出于绿化的需要，在其企业厂房周边种了许多杨树。现在十几二十年过去了，这些杨树都已经成材了。杨树的特点是寿命较短，只有二三十年，如果成材之后不及时砍伐，就容易空心、腐烂，因此为了能腾出空地种新树，孙大午就将周边的杨树砍伐了一批。
结果当地的林业局就找上门来。孙大午就给搞糊涂了，说我在自己的地方种树，树长成了之后自己砍，怎么还要跟你们打招呼呢？林业局的人说，按照现行林业法规定，除非是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的树，其他树木如需砍伐都需要向林业部门打报告，申请砍伐许可证，要不就是属于盗砍盗伐。“这把孙大午给气坏了，还是他太太劝他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赔点钱算了吧。于是孙大午交了几千元罚款，事情才算过去了。”这事让孙大午很是不爽，而且越想越觉得不爽，那段时间逢人就说，觉得自己非常憋屈。 这种憋屈的感觉，孙萌感受颇深，“我从五六岁看父母创业，非常辛苦，非常坚持。又坚持、又辛苦又不能完全地表达。当时就是陷入了一个风险，这种风险来自被别人欺负，甚至被别人破坏。”
2003年，出看守所的第3天，县委书记宴请孙大午。孙大午带着孙萌赴宴。出席人员囊括当地参与诉讼的各级部门一把手。书记端起酒杯称为孙大午“压惊”，同时提出三点希望：一、正确对待这场诉讼；二、希望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单位和个人；三、回去以后把企业继续做好，尽量少接触媒体。
孙大午随即表态：“请领导放心，前两条我能做到，但第三条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触媒体，因为媒体给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谢他们。但我可以不谈案子本身，多谈企业，请书记放心。”
“2003年的牢狱之灾，肯定刺激了他。他开始学着与权力保持相敬如宾的关系。”郭宇宽说。不在管理一线忙碌，热爱历史的孙大午开始研究当地文化。2008年9月，在徐水县政府支持下，孙大午牵头成立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担任会长，研究“黄帝合符”，追寻炎黄子孙的起源。大午集团投资二百多万，并将研究成果编辑出书。见到成果，徐水县划拨二十多万研究经费，将之前被破坏的釜山保护起来。“当然，这样对当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如是说。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后，关系看上去日益“亲密”，没有什么疙瘩。实际上，孙大午没有迷糊，始终很清醒。他曾经告诉别人，“即使人家和我称兄道弟，我心里也很清醒，这种意识，这种官民差别是很大。这是永远的！”
这种清醒，于孙大午的性格而言，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以前的清醒，是公牛闯进瓷器店，不服潜规则，乱相频出；现在的清醒，是不卑不亢。特别较真，从来不服输。在儿子孙萌看来，父亲的性格真的很难改变，“要说变化，也不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骨子里那种性格、精神，应该说是没什么变化。尤其是在认准了一件事情。除非是撞了南墙，不撞南墙他不会服输。撞了南墙也不会服输。”
[对话孙大午]
我已厌倦
以私情支付公义
“没这个胸怀，他就落选了”
记者：“私企立宪制”能在其他民企推广吗？
孙大午：只要那个老板有这个胸怀就可以，完全可以推广。这个选举不要担心选不上好的领导人，绝对是能选上精明强干的人。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能上能下，这个通道太厉害了。
记者：一代也许有，但二代不一定有这个胸怀？
孙大午：那就是有这个制度上的设计。他胸怀不胸怀的无所谓，如果没这个胸怀，他就落选了。
记者：假如他要是废除了呢？
孙大午：他废除不了，这个制度他是三会并行的制度，他没这个权力，因为他是被人选上去的嘛，每两年选一次，而且参选的人都是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干部工人。
记者：有人说，在这个制度里，你是“君主”？
孙大午：不是“君主”，如果要说是“君主”，也应是一个家族的概念，不是一个人的。我们监事委员会，有家族成员，有法权部财务总监有工会主席，退位的元老。
记者：家族利益怎么保障？
孙大午：家族的利益就是每月领取员工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我们规定，现在领两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成员比如说我的小孙子一出生，他就能够领这个集团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那是终身制的。
记者： 在企业管理方面，你经常给儿子耳提面命吗？
孙大午：耳提面命成效并不大，一个顺承的孩子一定是没有作为的。我的儿子与我一直在博弈。在这种博弈当中他才能悟出道理来。如说他去清华上MBA，回来就会说爸爸你看你这套不行，说人家讲的就是人性恶，你搞得这个是儒家的人性善。我就与他辩论。西方人的思维，是无罪推定，他从来不株连九族，咱们国家人性善，你爸爸被抓你两个叔叔都被抓。我说我们是人性恶，你说人家是人性恶。人家是有罪但无罪推定，我们是无罪有罪推定，我说你这清华学的东西对头么？他就无话可说，对吧。
“敢说也敢叫人看”
记者：你也说过农村的真正问题不是贫穷，而是贫血？
孙大午：贫血就是它没有自我的造血功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农村没有金融，农村没有自我服务的金融组织。打工在外挣几万块钱，你存在信用社或者银行，这个钱是用来建设城市了，而不是用来建设农村，不会回到农村。如果能回来的话每个村庄都有很多钱，问题是这个钱他留不住，它流向城市了。
记者：南街村和华西村，同是在农村发展而声闻全国，你去过没有？
孙大午：南街村去过几次，华西村也去过。
记者：为什么想去看他们？
孙大午：我们在探讨我们的发展模式。第一次去南街村大概是1996年。我到一个家庭去问一个老太太：你满意吗？她说满意啊。每家好像是七八十平米的住房，一个彩电，一个沙发。我问吃饭的问题，她说每人每月几十斤大米，20斤面粉，几斤肉几斤鸡蛋，配送的。我说，想吃螃蟹怎么办呢？她说我们这儿没想吃螃蟹的。
我们第二次去南街，就有变化了，每家就发消费券了。农民拿消费券去超市买东西，想吃螃蟹就可以去买。你可以凭借消费券选择你需要的东西，可以多买鸡蛋少买肉，有改进了。但是我坐在观光车上问女导游，我说你们这自行车摩托车特别多，为什么没有小汽车呢？她说我们不需要。我说你如果需要呢，比如说你串亲戚或者说看病。她说跟大队长报告大队派车。我说你交个男朋友出去兜兜风，他给你派车吗？她说，你怎么会提这个问题？她就觉得很奇怪。她说，我们这没这种想法和要求。我说在我这个企业里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都有车嘛。我的孩子早就买车了，多正常买个小车。
记者：你与他们负责人聊过？
孙大午：没有，没有意义聊这个，你说他他不爱听，他说你你不爱听。华西村我们去过，华西村是一个大杂烩，大杂烩什么主义都没有，就只有实用主义。 记者：观察了这些名村后，对你建设大午城有什么启示？
孙大午：就是我们不搞形式化嘛，我们搞实实在在的，我们以自己的需求为主，敢说也敢叫人看。
“有能无耐必定失败”
记者：未来的大午城是什么样子？
孙大午：我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希望未来的大午城是一个“少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祥和社区，大家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
记者：你说要把大午城建设成桃花源，这种世外桃源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日益剧变的年代，桃花源它永恒吗？
孙大午：大午集团的桃花源是什么概念？它应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既是一个自治的社区、一个自治的小天地，又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尽管有穷有富，但是穷人和富人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这才是桃花源的本意。在一个自治社区里，有穷富矛盾，但这种穷富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因为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道德约束力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财富是流动的，穷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富人必须行善积德，遵从道德的约束，才能守住自己的财富，如果违背道德，人们就不会再和他交往、共事，不会再和他做买卖，他的后代也会将财富挥霍掉。我觉得桃花源在历史上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记者：自由和谐的状况，在大午城能出现吗？
孙大午：能体现出来。剖析一下大午集团，这里原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空间。二十多年前，这里是块荒地，水电不通，道路不通，远离管制也远离尘嚣。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创业空间又非常狭窄，与政府各部门发生的冲突也很多。就我本人来说，我的作用就是撑起这个劳动空间，真正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我没有干涉过。我让企业顺其自然、信马由缰地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保持一种很自然的和谐的状态。
记者：如果要总结集团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最可借鉴的是什么？
孙大午：就是做事要坚持，不要放弃。有能无耐必定失败，有耐无能必有所成。否则天资再好，也不会成功。
记者：大午集团进一步的发展可能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孙大午：我们一直面临的困难就是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改革的迟缓，这个是我们的瓶颈。
记者：这个瓶颈是所有企业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孙大午：不一样，一个是我们的企业地处农村，比如说我们这个酒店就是五星级酒店但我不能抵押贷款，就是我们没有一寸土地是可以评估抵押的，很多企业不会是这种情况。第二，大多数企业整合的是政府资源，或者说很多企业有土地金融的优惠政策，而我们的企业地处偏僻的农村地区，我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我没有任何政府的资源去依仗，没有这种权力和背景。我也不愿意去勾兑。所处的环境，没有这样的背景，自己的性格都加在一起，那么我所能整合的资源就是社会资源、民间资源，就是周围老百姓十里八村，这个是我的最大的财富。所以我很期盼着国家的政策能够改革到农村。
“守不住自己的人，不可能守住财富”
记者：你曾用八个字评价自己：可喜可贺，可悲可叹。
孙大午：可喜可贺，就是死里逃生，这就是说我是幸运地也做出成绩了；可悲可叹，就是我并没有做出大的成绩，我应该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但是我没有做出来，而且就是这点成绩还没有什么代表性，这是可悲可叹的地方。
记者：你认为造成这个境况，是什么原因？
孙大午：还是政策问题，在农村很少能有成功的企业，尤其是农牧企业。
记者：有你个性的因素吗？
孙大午：对，所以我是可喜可贺的，这就是成就。没有我这个个性哪一个农村能有大午城的发展？有人会说还有南街村、华西村，那个是典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地利用国家资源发展起来的，不全是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很大程度上不是。
记者：这十年来，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孙大午：变委婉了。以前是直来直去，是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都要说。现在，如果对方不爱听，就不说了。
记者：你做过不少捐款、资助和借款的事情，但仍有江湖传言，说你小气？
孙大午：有的朋友，他们对我的期望是，不管是以捐助还是借款的方式，起码是十万二十万，且没有还款日期。各种滋味，非常让我难受。我已厌倦以私情支付公义！
记者：有人会说，像你这么富有的话，肯定会给有困难的朋友送十万八万的？
孙大午：那种想法的人，永远也成不了富人。因为他不知道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
记者：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
孙大午：做他自己。守不住自己的人，不可能守住财富。
[采访手记]
疼，但不可怕
“一个盗窃团伙去偷东西，这个团伙的头能判明这个家值不值得偷，这叫圣；第一个带头冲进去叫勇；最后一个撤退叫义；分赃的时候他少拿，这叫仁；把握全局取得胜利，这叫智。也就是说，一个盗窃团伙的头要想当好，就得具备这五点，第一个冲进去，最后一个撤出来，分赃时候还得少拿，人家才会跟着你卖命。你说咱们的干部要当企业家，这一点素质要不具备，还怎么当头？你这个团队怎么带起来？”
外出讲课，孙大午习惯举例子说“盗亦有道”，以此来讲解企业中层和高管应具备的素质。他琢磨问题，习惯从俗语和历史中寻找中意的论据或观察问题的角度。他的表达，通俗与深邃兼具。他的能耐就是，面对不同对象，可以变换对话方式。他身上具备多种矛盾性。他信奉儒家，能自圆其说地解释孝—重在顺着老人的心意而非顾及脸面的供养，却喜欢从西方民主资源中寻找社会发展或企业治理之道；他疏财仗义，八方百姓拥戴，却往往被朋友误会为“爱说大话，使小钱”；他追求民主治理，盛赞个人自由的价值，但常常亦被批评者误会为专断，一言堂
在大午城采访期间，我一直被这个谜团困惑。一天傍晚，我们在大午城转悠。走到一处广场，场上是中国到处可见的健身舞者。音乐强劲，孙大午居然说，他也想进去跳跳。我一时心里大叹：这么有着批判思维的人，也喜欢凑这个热闹，多俗啊。
随着采访深入，居然发现：俗，于孙大午而言，可以是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一切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为俗世幸福而服务；一切深刻的思想表达，需要接地气，回应族群的文化心理的习惯；商人为钱护钱，天经地义，而不是口是心非。此所谓“俗亦有道”。
他太有个性了。他自信，可以散尽钱财，但不喜欢被人唐突，尤其是以某种名号来胁迫，连权力部门他都不惜顶撞，遑论其他；他原则性太强，性格激烈，不善于掩饰，听到不喜欢听的话，辩论；看到不平的事，批评；不和稀泥，凡事先问是非。他的敏感好强，往往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他的商人思维和知识分子的思维，往往转换灵活。没在一个频道思考问题的人，容易被他的观点震惊，争议的事情，也成了家常便饭了。
经历了大小风波，孙大午似乎看开了，淡然了。他现在开始练毛笔字了，相信他会练好的。我想起他给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儿子小时怕打针，他就拿针头对着自己真扎，告诉儿子：疼，不可怕！
十年前的牢狱之灾，将孙大午逐渐改造成一个“愁容骑士”—时露愁苦之相，却仍不乏斗志。从为个人不公正的际遇呼吁起，进而关注不合理的周遭。他的自信和坚忍，亦让他陷入争议，争议的声音，不乏来自朋友。在一手打造的大午城内，孙大午开始自我解除权力和利益的“盔甲”，寻求在权力均衡的制度下，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企业威权体制的缔造者，而今却执意亲手打破它。倔强的“骑士”，不只不惧外界质疑，亦敢枪挑自身局限。
文|李军奇 图| 赵卫民
在拟定 《拯救中国最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时，胡星斗踌躇了半天—孙大午的确很优秀，是否“最优秀”，偌大中国，不能轻率下结论。但，如果不使用“最”字，文章就不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不得已，救人要紧，我还是希望他成为‘最优秀’吧。”
那是2003年6月北京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此文一经发出，如炸弹掀起网络狂澜。“那些天只要有警车警报声，我就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看是不是来抓我的。”回忆起当年冒着风险发出呼吁书的情形，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说那全是因为“不忍”，“一个不愿苟且，为当地百姓造福的人，居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拘留，作为学者，不管不问，良心难安”。
2013年2月，胡星斗被孙大午以贵宾的身份邀请至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大午集团发生了很大改变，不论怎么说，他还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同时是自信的思想家。”相交十多年，胡星斗始终感佩孙大午的坚忍—混迹商场，却坚持“众人皆浊我独清”。青年学者郭宇宽，8年前认识孙大午后，彼此敬佩，亦有砥砺，“我们有时因观点不同，拍桌子大吵，吵后大午照样喊我来喝酒。”不记仇，爱思辨，“不像商人，反像有人格追求的知识分子”。
本刊记者将这些朋友的话转述给孙大午，他没有表态，沉默得如一口老酒缸。他习惯了掌声，如今，也忍得了荆棘。他知道，他的耿直与不妥协，得罪过权势人物，亦与一些朋友产生误会和间隙。他不喜过多解释。如今孙大午恋上微博，退隐经营幕后，殷勤地在微博上编织着自己的思想短章，批评的锋芒间或逼人目光。
私人治理的“王法”
以1000只鸡和50头猪发展起来的大午集团，坐落于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一片荒废的果园上。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了”。2003年5月29日 ，亿万富豪、董事长孙大午被当地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收押。
这个喜欢历史、热衷与学者交游的企业家，出事前常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直言农村有八座“大山”。秦晖、茅于轼、秋风、陈志武他敢将这么多知名知识分子称为朋友，这在中国企业家中也为数不多。秋风在孙大午入狱时就称他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企业家”，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让孙大午受到全社会瞩目，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并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而现在，孙大午正汲汲于在企业内部创制“私企立宪制”。当年企业临危，孙大午25岁的长子孙萌接替了父亲的董事长一职，当时刚从河北农大机电系毕业不久的孙萌，纯粹成了一个维持会长，并受到元老的反对，这让出狱后的孙大午不得不重视企业接班人的选拔问题。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给我了很大的启示。唐太宗胸怀并不大，他能把他的哥哥弟弟都杀了，他怎么不想杀魏征？是杀不了啊。因为唐代已有非常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就说皇帝要杀个大臣他得发布命令，命令是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去执行，尚书省分兵部刑部，刑部去审。他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不是皇帝说句话说把你杀了就杀了。三省六部制，就是一种分权确权限权的制度。”孙大午如此向记者讲述自己创制“私企立宪制”的心得。
“我的后代有本事，可以去竞选董事长什么的，没本事就领取2到3倍员工平均工资的生活补贴，也能享福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孙大午很是满意自己设计的私企治理制度—决策权、监督权和所有权的三权制衡。这个制度基于儿子当年不能胜任董事长职责而被迫设计，十年来并非一成不变，但核心权力和利益的分享精神却没有变。
为什么不进行股份制改造？“搞股份制怎么搞？我和我妻子多少股份？两个儿子多少？两个弟弟多少？元老多少？”在孙大午的理解里，企业同国家一样，不能因为个人或者内部产权的问题祸起萧墙。一旦打碎了企业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企业失去精神上的凝聚力，这样不仅仅是继承者，包括社会、员工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昂贵的。
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午认为，如果实行了股份制，大股东说了算的就要出问题。这就可能形成“有能力决策的人没有决策权，没有能力决策的人拥有决策权”的局面。而这些，正是孙大午最为担心的。在私企立宪制下，大午集团近十年来，进董事会的人，不再只是家族子弟，或者企业高管，还有普通的员工。“财权可以继承，但是创业能力怎么能继承？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可谁也无法跳出来。有人说我这是君主立宪，但这种虚君制度，有几个民营企业敢于做？这个制度，考验的是企业家的胸怀。”
孙萌十年前，在孙大午身陷囹圄之时做过短暂的董事长，在2013年第五届选举中，又以最高票当选为董事长。相对当年的忐忑和恐惧，现在多了自信和坦然。“在家里出事之前，我已做好了出国留学的准备。“监事长对我出国的事情不支持。他对课堂和校园的教育不认同，他认为真正地让人成熟、成长还是在社会。”
孙大午在设计私企立宪制时，与他的两个儿子商量制定了“家族内部宪法”，规定“因为法律或注册的需要，量化的股权对外有效，对内无效，他的职位权力有效，股权是无效的”。 当时，孙萌和弟弟孙硕要签字画押、摁手印，被孙大午制止了，“如果这个制度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会自然继承下去；如果对他们不好，他们可以推翻它。”父亲这番话，孙萌记忆犹新。他也由非常不希望留在家族企业工作，到慢慢理解父亲，开始承担责任，适应董事长的工作角色。“第一次做董事长，觉得理所应当，没觉得自己做董事长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觉得做董事长很空。不是帮了别人，而是给别人添乱。现在看到的是，大家相处都很和谐，每个人都做得很好。这时候除了一些大的投资决策或者一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我用心用力，其他方面就是看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了。”
大午集团现在的总经理刘平，是孙大午妻子的侄女，1990年进入大午集团，做过“不安分”的鸡场饲养员，那时17岁。“私企立宪制，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因为我们子公司的经理，也是从员工当中产生，选为候补董事，然后正式董事，然后选举经理，这个大家都很有压力。他就想，两年这一任，我得做出点业绩来，要是没有业绩，那员工怎么选我呀？”刘平告诉本刊记者，她自身就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刚开始时我也怀疑，但是后来，我非常坚定地相信。”
被钱烙过的人性
2003年11月，在羁押近半年后，徐水县地方法院判处孙大午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并判处大午集团30万元和孙大午本人10万元罚金。就在孙大午案件宣判的第二天，联想集团掌舵人柳传志发给孙大午的大儿子孙萌一份亲笔签名的传真，对孙大午境遇表示同情和支持，并鼓励他，坚持就一定能度过难关。“当时我还在看守所，他派他的一个副总送来。柳总愿意借款1300万支持大午集团度过难关，用不了那么多，我们最后收下1000万。”回忆当时企业界的第一个恩人，孙大午情绪激动。“2003年年底，我去北京，在联想控股办公楼里和柳总见了面。柳总很关心，问我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我就说，‘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难题，您帮了大忙，我都不好意思再张口了。’”
第二年，大午集团就偿还了联想的借款。没有刻意地谈自己与商界教父的关系，以儒家信奉者自许的孙大午在内心深处，也许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淡，看似没有豪迈的承诺、出手的阔绰。“他经历了权力的冷酷打击，但在内心深处，他是极度自信的，他饱读各类书籍，企业经营本来风生水起，他有资本内心骄傲。独立人格，让他对各种刻意为之的行为，都保持警惕态度。这也容易让人感觉他时而有情，时而不那么温情。”一位熟悉孙的朋友这样解释他眼中的孙大午。
在大午城采访，记者转悠到一处香火缭绕的处所，孙大午说那叫三圣殿。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企业家，以此地栖息自己的精神？孙大午坦然解释：“建这是个信仰问题嘛，因为我母亲信佛，我父亲信道，我信儒，中国的传统信仰，我们家齐全了，所以我就想建一个三圣殿。”在他看来，这是侍奉父母和照顾自己的一种方式，再正常不过。三种信仰同处一室，孙大午觉得自然而然，“中国儒释道是相通的嘛”。在信仰这类精神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圆融，并没有体现在孙大午的物质生活中。
钱，在某些方面，是衡量人情和人性的试金石。孙大午认识京城一位自称家境殷实的朋友，以兄弟相待，然而，一笔很清楚的旅游培训费，被这位朋友横插一刀。即使孙的秘书把问题说破，对方也不认可。事情陷入僵局。那段时间，孙大午极度伤神，“我以他为最忠实的朋友，可是我连他都会失去，这究竟是不是我的悲哀？你们不相信他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自己都不会相信！同窗曰朋，同志曰友，他究竟亦朋亦友，还是朋而不友？”
亿万富豪的大名在外，乐善好施的美名已成招牌，于是向他化缘的组织与个人也接踵而至。开始时，孙大午统统安排见面。“因为2003年的风波，帮我的人很多，总觉得自己欠社会太多。”孙大午说。对那些年轻的创业者，孙大午和对方商量，能否先与大午集团合作，卖大午集团的熟食，“先跑跑业务锻炼锻炼？”年轻人往往大失所望。
对那些生计无着妻离子散、追求理想的中老年人，孙大午也是耐着性子听他们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一通，无奈地嘱咐秘书，送一个月生活费，“送他们走人”。大午集团秘书处副处长纪伟联见识了不少这样的场景，“往来多了，也见识了不少世道人心。”
有的朋友生气地说：“孙大午说大话，使小钱，不像个男人！”孙大午说他开始听了，觉得委屈，后来习惯了，“巴菲特还被人骂铁公鸡呢”。
摧折不了的“公牛”
在学者郭宇宽看来，孙大午也是特别爱“摆谱”的一个人。“每到逢年过节，就在他大午城，请来很多演出队，在戏台子上表演节目，还请当地的乡亲们也来自娱自乐，他给大家发奖品。而且他也爱摆流水席，经常有各路友人，在他庄上大鱼大肉吃得口滑。”
“不避讳别人把他当有钱人，而且特别乐意把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别人分享，他们招待大家吃喝，其实自己没吃多少，这样反而让他们更加快乐。这就像孟子见梁惠王说的“独乐乐，与众人乐乐，孰乐？”郭宇宽理解这个上世纪80年代从乡镇崛起的企业家的苦乐与惆怅。
“他是一个讲正气的儒商，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追求。他说‘均贫富难，等贵贱可’，财产收入的差距很难避免，不能刻意去均，企业、社会都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分贵贱都是平等的，应该追究实践。”郭宇宽说，孙大午的坦率，甚至超出了人们对商人的传统理解，“他的每个行为背后，都有自己的逻辑。”“当然他性格强悍，豪迈，容易得罪人。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别人是捏着鼻子认了，他就是咽不下气。”
2012年初，孙大午给郭宇宽讲过自己一件烦恼事。在他刚刚创业的时候，出于绿化的需要，在其企业厂房周边种了许多杨树。现在十几二十年过去了，这些杨树都已经成材了。杨树的特点是寿命较短，只有二三十年，如果成材之后不及时砍伐，就容易空心、腐烂，因此为了能腾出空地种新树，孙大午就将周边的杨树砍伐了一批。
结果当地的林业局就找上门来。孙大午就给搞糊涂了，说我在自己的地方种树，树长成了之后自己砍，怎么还要跟你们打招呼呢？林业局的人说，按照现行林业法规定，除非是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的树，其他树木如需砍伐都需要向林业部门打报告，申请砍伐许可证，要不就是属于盗砍盗伐。“这把孙大午给气坏了，还是他太太劝他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赔点钱算了吧。于是孙大午交了几千元罚款，事情才算过去了。”这事让孙大午很是不爽，而且越想越觉得不爽，那段时间逢人就说，觉得自己非常憋屈。 这种憋屈的感觉，孙萌感受颇深，“我从五六岁看父母创业，非常辛苦，非常坚持。又坚持、又辛苦又不能完全地表达。当时就是陷入了一个风险，这种风险来自被别人欺负，甚至被别人破坏。”
2003年，出看守所的第3天，县委书记宴请孙大午。孙大午带着孙萌赴宴。出席人员囊括当地参与诉讼的各级部门一把手。书记端起酒杯称为孙大午“压惊”，同时提出三点希望：一、正确对待这场诉讼；二、希望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单位和个人；三、回去以后把企业继续做好，尽量少接触媒体。
孙大午随即表态：“请领导放心，前两条我能做到，但第三条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触媒体，因为媒体给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谢他们。但我可以不谈案子本身，多谈企业，请书记放心。”
“2003年的牢狱之灾，肯定刺激了他。他开始学着与权力保持相敬如宾的关系。”郭宇宽说。不在管理一线忙碌，热爱历史的孙大午开始研究当地文化。2008年9月，在徐水县政府支持下，孙大午牵头成立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担任会长，研究“黄帝合符”，追寻炎黄子孙的起源。大午集团投资二百多万，并将研究成果编辑出书。见到成果，徐水县划拨二十多万研究经费，将之前被破坏的釜山保护起来。“当然，这样对当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如是说。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后，关系看上去日益“亲密”，没有什么疙瘩。实际上，孙大午没有迷糊，始终很清醒。他曾经告诉别人，“即使人家和我称兄道弟，我心里也很清醒，这种意识，这种官民差别是很大。这是永远的！”
这种清醒，于孙大午的性格而言，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以前的清醒，是公牛闯进瓷器店，不服潜规则，乱相频出；现在的清醒，是不卑不亢。特别较真，从来不服输。在儿子孙萌看来，父亲的性格真的很难改变，“要说变化，也不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骨子里那种性格、精神，应该说是没什么变化。尤其是在认准了一件事情。除非是撞了南墙，不撞南墙他不会服输。撞了南墙也不会服输。”
[对话孙大午]
我已厌倦
以私情支付公义
“没这个胸怀，他就落选了”
记者：“私企立宪制”能在其他民企推广吗？
孙大午：只要那个老板有这个胸怀就可以，完全可以推广。这个选举不要担心选不上好的领导人，绝对是能选上精明强干的人。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能上能下，这个通道太厉害了。
记者：一代也许有，但二代不一定有这个胸怀？
孙大午：那就是有这个制度上的设计。他胸怀不胸怀的无所谓，如果没这个胸怀，他就落选了。
记者：假如他要是废除了呢？
孙大午：他废除不了，这个制度他是三会并行的制度，他没这个权力，因为他是被人选上去的嘛，每两年选一次，而且参选的人都是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干部工人。
记者：有人说，在这个制度里，你是“君主”？
孙大午：不是“君主”，如果要说是“君主”，也应是一个家族的概念，不是一个人的。我们监事委员会，有家族成员，有法权部财务总监有工会主席，退位的元老。
记者：家族利益怎么保障？
孙大午：家族的利益就是每月领取员工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我们规定，现在领两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成员比如说我的小孙子一出生，他就能够领这个集团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那是终身制的。
记者： 在企业管理方面，你经常给儿子耳提面命吗？
孙大午：耳提面命成效并不大，一个顺承的孩子一定是没有作为的。我的儿子与我一直在博弈。在这种博弈当中他才能悟出道理来。如说他去清华上MBA，回来就会说爸爸你看你这套不行，说人家讲的就是人性恶，你搞得这个是儒家的人性善。我就与他辩论。西方人的思维，是无罪推定，他从来不株连九族，咱们国家人性善，你爸爸被抓你两个叔叔都被抓。我说我们是人性恶，你说人家是人性恶。人家是有罪但无罪推定，我们是无罪有罪推定，我说你这清华学的东西对头么？他就无话可说，对吧。
“敢说也敢叫人看”
记者：你也说过农村的真正问题不是贫穷，而是贫血？
孙大午：贫血就是它没有自我的造血功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农村没有金融，农村没有自我服务的金融组织。打工在外挣几万块钱，你存在信用社或者银行，这个钱是用来建设城市了，而不是用来建设农村，不会回到农村。如果能回来的话每个村庄都有很多钱，问题是这个钱他留不住，它流向城市了。
记者：南街村和华西村，同是在农村发展而声闻全国，你去过没有？
孙大午：南街村去过几次，华西村也去过。
记者：为什么想去看他们？
孙大午：我们在探讨我们的发展模式。第一次去南街村大概是1996年。我到一个家庭去问一个老太太：你满意吗？她说满意啊。每家好像是七八十平米的住房，一个彩电，一个沙发。我问吃饭的问题，她说每人每月几十斤大米，20斤面粉，几斤肉几斤鸡蛋，配送的。我说，想吃螃蟹怎么办呢？她说我们这儿没想吃螃蟹的。
我们第二次去南街，就有变化了，每家就发消费券了。农民拿消费券去超市买东西，想吃螃蟹就可以去买。你可以凭借消费券选择你需要的东西，可以多买鸡蛋少买肉，有改进了。但是我坐在观光车上问女导游，我说你们这自行车摩托车特别多，为什么没有小汽车呢？她说我们不需要。我说你如果需要呢，比如说你串亲戚或者说看病。她说跟大队长报告大队派车。我说你交个男朋友出去兜兜风，他给你派车吗？她说，你怎么会提这个问题？她就觉得很奇怪。她说，我们这没这种想法和要求。我说在我这个企业里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都有车嘛。我的孩子早就买车了，多正常买个小车。
记者：你与他们负责人聊过？
孙大午：没有，没有意义聊这个，你说他他不爱听，他说你你不爱听。华西村我们去过，华西村是一个大杂烩，大杂烩什么主义都没有，就只有实用主义。 记者：观察了这些名村后，对你建设大午城有什么启示？
孙大午：就是我们不搞形式化嘛，我们搞实实在在的，我们以自己的需求为主，敢说也敢叫人看。
“有能无耐必定失败”
记者：未来的大午城是什么样子？
孙大午：我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希望未来的大午城是一个“少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祥和社区，大家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
记者：你说要把大午城建设成桃花源，这种世外桃源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日益剧变的年代，桃花源它永恒吗？
孙大午：大午集团的桃花源是什么概念？它应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既是一个自治的社区、一个自治的小天地，又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尽管有穷有富，但是穷人和富人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这才是桃花源的本意。在一个自治社区里，有穷富矛盾，但这种穷富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因为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道德约束力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财富是流动的，穷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富人必须行善积德，遵从道德的约束，才能守住自己的财富，如果违背道德，人们就不会再和他交往、共事，不会再和他做买卖，他的后代也会将财富挥霍掉。我觉得桃花源在历史上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记者：自由和谐的状况，在大午城能出现吗？
孙大午：能体现出来。剖析一下大午集团，这里原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空间。二十多年前，这里是块荒地，水电不通，道路不通，远离管制也远离尘嚣。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创业空间又非常狭窄，与政府各部门发生的冲突也很多。就我本人来说，我的作用就是撑起这个劳动空间，真正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我没有干涉过。我让企业顺其自然、信马由缰地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保持一种很自然的和谐的状态。
记者：如果要总结集团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最可借鉴的是什么？
孙大午：就是做事要坚持，不要放弃。有能无耐必定失败，有耐无能必有所成。否则天资再好，也不会成功。
记者：大午集团进一步的发展可能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孙大午：我们一直面临的困难就是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改革的迟缓，这个是我们的瓶颈。
记者：这个瓶颈是所有企业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孙大午：不一样，一个是我们的企业地处农村，比如说我们这个酒店就是五星级酒店但我不能抵押贷款，就是我们没有一寸土地是可以评估抵押的，很多企业不会是这种情况。第二，大多数企业整合的是政府资源，或者说很多企业有土地金融的优惠政策，而我们的企业地处偏僻的农村地区，我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我没有任何政府的资源去依仗，没有这种权力和背景。我也不愿意去勾兑。所处的环境，没有这样的背景，自己的性格都加在一起，那么我所能整合的资源就是社会资源、民间资源，就是周围老百姓十里八村，这个是我的最大的财富。所以我很期盼着国家的政策能够改革到农村。
“守不住自己的人，不可能守住财富”
记者：你曾用八个字评价自己：可喜可贺，可悲可叹。
孙大午：可喜可贺，就是死里逃生，这就是说我是幸运地也做出成绩了；可悲可叹，就是我并没有做出大的成绩，我应该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但是我没有做出来，而且就是这点成绩还没有什么代表性，这是可悲可叹的地方。
记者：你认为造成这个境况，是什么原因？
孙大午：还是政策问题，在农村很少能有成功的企业，尤其是农牧企业。
记者：有你个性的因素吗？
孙大午：对，所以我是可喜可贺的，这就是成就。没有我这个个性哪一个农村能有大午城的发展？有人会说还有南街村、华西村，那个是典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地利用国家资源发展起来的，不全是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很大程度上不是。
记者：这十年来，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孙大午：变委婉了。以前是直来直去，是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都要说。现在，如果对方不爱听，就不说了。
记者：你做过不少捐款、资助和借款的事情，但仍有江湖传言，说你小气？
孙大午：有的朋友，他们对我的期望是，不管是以捐助还是借款的方式，起码是十万二十万，且没有还款日期。各种滋味，非常让我难受。我已厌倦以私情支付公义！
记者：有人会说，像你这么富有的话，肯定会给有困难的朋友送十万八万的？
孙大午：那种想法的人，永远也成不了富人。因为他不知道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
记者：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
孙大午：做他自己。守不住自己的人，不可能守住财富。
[采访手记]
疼，但不可怕
“一个盗窃团伙去偷东西，这个团伙的头能判明这个家值不值得偷，这叫圣；第一个带头冲进去叫勇；最后一个撤退叫义；分赃的时候他少拿，这叫仁；把握全局取得胜利，这叫智。也就是说，一个盗窃团伙的头要想当好，就得具备这五点，第一个冲进去，最后一个撤出来，分赃时候还得少拿，人家才会跟着你卖命。你说咱们的干部要当企业家，这一点素质要不具备，还怎么当头？你这个团队怎么带起来？”
外出讲课，孙大午习惯举例子说“盗亦有道”，以此来讲解企业中层和高管应具备的素质。他琢磨问题，习惯从俗语和历史中寻找中意的论据或观察问题的角度。他的表达，通俗与深邃兼具。他的能耐就是，面对不同对象，可以变换对话方式。他身上具备多种矛盾性。他信奉儒家，能自圆其说地解释孝—重在顺着老人的心意而非顾及脸面的供养，却喜欢从西方民主资源中寻找社会发展或企业治理之道；他疏财仗义，八方百姓拥戴，却往往被朋友误会为“爱说大话，使小钱”；他追求民主治理，盛赞个人自由的价值，但常常亦被批评者误会为专断，一言堂
在大午城采访期间，我一直被这个谜团困惑。一天傍晚，我们在大午城转悠。走到一处广场，场上是中国到处可见的健身舞者。音乐强劲，孙大午居然说，他也想进去跳跳。我一时心里大叹：这么有着批判思维的人，也喜欢凑这个热闹，多俗啊。
随着采访深入，居然发现：俗，于孙大午而言，可以是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一切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为俗世幸福而服务；一切深刻的思想表达，需要接地气，回应族群的文化心理的习惯；商人为钱护钱，天经地义，而不是口是心非。此所谓“俗亦有道”。
他太有个性了。他自信，可以散尽钱财，但不喜欢被人唐突，尤其是以某种名号来胁迫，连权力部门他都不惜顶撞，遑论其他；他原则性太强，性格激烈，不善于掩饰，听到不喜欢听的话，辩论；看到不平的事，批评；不和稀泥，凡事先问是非。他的敏感好强，往往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他的商人思维和知识分子的思维，往往转换灵活。没在一个频道思考问题的人，容易被他的观点震惊，争议的事情，也成了家常便饭了。
经历了大小风波，孙大午似乎看开了，淡然了。他现在开始练毛笔字了，相信他会练好的。我想起他给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儿子小时怕打针，他就拿针头对着自己真扎，告诉儿子：疼，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