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欧洲人谈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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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读到国内新闻,看到祖国反贪有力,听到祖国响起通过完善法制来根除腐败的号角,备感欣慰。那么欧洲国家是否就没有腐败?完善法制是否就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几个月前我在荷兰的海滩上认识了一位荷兰绿党支部的领袖。在省议员选举之前,正值青蛙产卵之际,他带领男女老少十几人,在海边的灌木丛里帮助母蛙横穿车水马龙的街道,安全抵达生小蝌蚪的河岸。我私下琢磨,这是绿党作秀拉选票的举动吧?猜测不如验证,所以我没话找话,上前对这队人马说,你们在绿党领袖大人的率领下为非亲非故的小畜生下崽兴师动众,到底为个啥?
  中间有几位妇女一下认出我来,随后鼓动那绿党领袖和我约会,让他好好给我补补热爱世间各种生灵、无论大小高低贵贱一视同仁的常识课。就这样,我同那绿党领袖约好,三天后他来我家喝绿茶。山南海北好几个小时的聊天,使我感到真是冤枉了他。他不(光)是为了作秀才帮助母青蛙过马路。关怀各种大小生物、保护自然,是绿党的目标,也是其另辟的蹊径。要想和那些老牌主流党派争夺民众的选票,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纲领,说白了就是要爆冷门。
  主流党派船大掉头难,有些新生事物和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不能直达圣听。这给绿党等在野党以“标新立异”顺从民意的契机,直接或间接地迫使执政党也重视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使之得到及时的解决。各个党派不同观点和纲领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是典型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那渔人就是广大选民,百姓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就是这样被确定和巩固的。
  听到此,我对这位绿党领袖肃然起敬,但他话锋一转,告诉我说,不要认为党派之间的竞争就能保证社会公平和杜绝贪污腐败。我立马问道:此话怎讲?
  合法与公正
  这位绿党领袖说,自私是人的本性,有权以后假公济私也是人的本性。荷兰虽然采取各项监督措施防止政府官员腐败,但其腐败程度不亚于中国,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譬如荷兰有位大银行的总裁,拿着直冲云霄的高薪率领银行直奔破产的边缘,董事会不但没有惩罚他,而且给了他老百姓半辈子也挣不出来的“握手告别费”。这不是利益集团内官官相护还是啥?一丘之貉,兔死狐悲,给自己将来也犯了罪“握手告别”后留笔丰厚的财产和一条体面的后路。
  按理说,这位前银行老总可以心满意足,享受他余生怎么也造不完的钱财吧?不,他和几个后台硬的人士合伙,申请荷兰政府对一个环保项目的补贴,说是要建立一个环保节能风车村。上百万欧元补贴拿到手后,他还真建了一个小村。不过人们一看,不对呀,村里咋就有孤零零的一个风车呀?没有足够数量的风车咋节能环保呀?在这村里盖起的别墅明摆着是高档房地产投资,跟环保节能风马牛不相及呀?虽然媒体曝光,民愤不小,但司法和经济部门束手无策。因为这前银行家是按照各项规定申请到补贴的,一切合法,没有法律能约束他的行径。
  同绿党领袖的一番谈话使我意识到,腐败在不同的国度名称不同、方法各异。在一个国家里叫贪污腐败,在另一个国家里可能就是合法行为。腐败虽难治理,但起码有被捕坐牢吃枪子的风险,而合法行为使滥用国家资金和补贴的人逍遥法外。一个是个人道德行为,一个是法律体制内行为。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战线长、隐蔽性强。一个能绳之于法——只要法制健全、执法严厉,一个则法律鞭长莫及。
  看来完善法制并非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法律和公正是两个范畴的概念。荷兰等欧洲国家解决上述钻法律体制空子的办法是:各党派每隔一段时间就根据新发现的问题提出法律修正案,大家可以就此辩论,通过多方妥协达到共识。一旦通过了新法案,上述前银行家之流就被恢恢天网一捉一个正着。这时法制健全的优势就浮出水面,底气十足。
  由此可见,即使法制完善、执法严厉,钻法律体制空子之人也能找到漏洞和可乘之机。在祖国健全法制的同时,不妨看看西方国家在此方面成与败的经验。
  侦探与罪犯的博弈
  我还读到国内的消息:过去反贪的人后来被发现更贪,好像越反贪,贪越层出不穷。这貌似不可思议,但左右环顾我周围国家的情况,我便不以为怪了。这要从我去年认识的一位荷兰退休警察说起。
  夏克今年76岁,当了43年警察, 退休后致力于写回忆录。去年他想同我一起写本警察故事书,故写邮件给我,要同我面谈,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问他,您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学到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他说,我20岁开始抓小偷、逮杀人犯、追踪超速汽车、写停车罚单、访问受害者家庭、冒死尾追亡命徒。过去我们靠笔迹、指纹、血型、毛发等查出罪犯,现在我们用高精尖科学仪器分析遗传基因,用各种射线寻找罪证。侦察手段越来越现代化,打击犯罪越来越稳准狠,但罪犯因此减少了吗?没有,而且他们犯罪的手段也跟我们的侦破方法螺旋式同步上升,跟猫追耗子差不多,猫儿追得越快,耗子就越像飞毛腿。
  他说,他孩童时期,谁要得了肺结核,就可能一命呜呼。随着抗生素激素等先进药品的研制和使用,高精度检查与治疗仪器的发明和投入市场,肺结核等顽疾不再威胁人们的生命了。但今天,看看工业发达国家,种种稀奇古怪的时髦病症接踵而来,艾滋病、心血管病、癌症、肌肉萎缩、莫明其妙的神经痛等,大众健康面临的挑战愈演愈烈。就像治感冒,刚研制出感冒疫苗,感冒病毒就精了一筹,变种了,只好再研制新的疫苗。猫追老鼠的游戏不断花样翻新。
  我忙问他有何高招。他说,司法的目标需要重新界定。它不应只是侦察惩治犯罪,而应将犯罪问题放入广大的社会范畴里,使用侦察惩罚以外的方式来治理犯罪土壤,铲除犯罪根源。比如说,加强法制教育,减少贫富差异,及时发现问题家庭和青少年的早期犯罪倾向,使用心理治疗、思想交流和物质援助等方法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政府补贴贫困社区开展文体娱乐活动,避免生活条件差的大人小孩由于无所事事精力过剩而走邪道;用贷款鼓励人们做大小生意,自给自足而不是自暴自弃。将犯罪现象扼杀于萌芽之中。
  老警察说,露露,你知道我当初为啥给你写邮件吗?因为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的古老医学启发了我。他这么一说,我眼睛一亮。对呀!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就是,不头痛医头脚疼治脚,不哪儿病了就把哪儿切除,一见细菌就用抗生素杀死它,把病症当敌人一样斩尽杀绝,而是像大禹治水那样疏通河道。中医不是把肿块切除,而是疏通筋络,活血化瘀,把肿块化解于身体内,提高病人自身的防病自愈能力,达到身体康复。因此中医不像西医,把病人切得缺只胳膊少条腿,这儿一个窟窿那儿一片空白,只是消除了旧病灶,但身体阴阳还未平衡, 给生出新病灶留了个引子。
  弊病与社会大环境
  老警察的话使我再次想起了反贪。为何西方通过严谨的法制措施防止腐败,却并未杜绝这种现象,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将腐败“锤炼”得炉火纯青?其中的道理跟西医怪圈一样。依那位老警察来看,司法目的不应局限于抓贼,西医目的不应局限于和病魔角斗,反贪不应局限于通过法律体制将腐败连根拔起,还应把这项工作放在大的社会环境里去完成。
  与老警察的交谈使我认识到,国家要想摆脱腐败、走出司法与犯罪的怪圈,跟医学要想在与疑难病症的无止境搏斗中胜出一样,不光要完善法制或提高医学水平,也要思想解放,更新意识形态。不再像大禹的父亲堵截洪水,而应像大禹那样疏通河道,给洪水般的人性弱点以分流的条件与机会,将大患分解为小患,将小患化解为无患。骤然回首,我发现祖国远古的大禹赐予了当今的全球一个启示,老祖宗的中医给人类指出了一条治疗人和社会顽疾的道路。做梦也没想到,我认识到这一点要感谢那位荷兰老警察。从中国来到欧洲,绕地球一圈,我又回到了祖国古老的智慧。
  这并不是说不要汲取西方制度和文明的精髓。该汲取的就不能放弃,但汲着汲着,我们兴许会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华夏祖先对同类问题的经验之谈。
  看来,反贪要完善法制确实势在必行。祖国政府在此方面的做法令我这个海外华人感到振奋和鼓舞。但西方的经验教训也许对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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