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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学道德体系，在封建王朝时期一直被作为政治准则与教化百姓的标准，得到统治者的推崇支持。然而在明朝晚年却遭到了猛烈的冲击摧毁，出现了例如“异端”李贽、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顾炎武等思想家，他们提出了与儒家相异的道德标准，冲击了儒家的道德体系，为社会注入清流。这些思想家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促使的。正是由于儒家道德体系出现了危机，才导致了这些人的出现。
关键词：儒家道德体系;政治;晚明
儒家思想，起源于先秦，经过百家争鸣、历朝历代的修补增添，到明朝时期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第一政治哲学。探究其本质，自产生以来，以道德伦理为核心，依靠“仁”、“礼”作为手段，形成了一套能够被任何封建集团采用的制度体系。它既是一个硬性的框架，对君主、臣子和百姓都有严格要求，各个等级按照其“本分”运转，依赖“仁爱道德”来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时又具有灵活性，隋炀帝创制的科举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给予下层百姓以“上等人”的希望，保证统治的“活性稳固”。在这样的一套体系下，臣民完全可以各自运转互不干涉，依靠各级官僚系统作为神经脉络进行沟通，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这样完美的体系为何会在晚明时期出现危机，道德体系遭到冲击呢？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帝国精神体系的崩溃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是需要一个缓慢的历程积累矛盾才能引起最后危机的爆发。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世界史著名的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来论证，众人皆知其是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矛盾引起，但是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就爆发出来，而是长期的矛盾最后的井喷。因此，想要研究晚明儒家的道德危机，需要从长计议，通过各项表现来窥探其危机的真正因素。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精神支撑，它不是仅仅依靠几个学者的鼓吹便可以维持帝国运转，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认可和作用。而这种精神支持，在中世纪西方为基督教。中国不像是西方，中国罕见宗教控制整个政權的例子，就算是历史上武则天借助佛教作为登基思想基础，其也仅仅是工具作用。正如《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所言;“中国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并且这些信仰是可以而且应该信仰的的。”[1] 正是因为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所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对中国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中国的精神支撑，依靠的是庞大的文人团体共同凝聚的儒家伦理体系。
中国是由学者统治的。由学者整理维护的依靠儒家经典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实际上便是由古旧的“圣人之言”延伸开来的具体细化。它能够迅速的发展，仅仅依靠学者是无法做到的。百姓因为科举做官需要读诵儒家经典，所以对其上存在的至理名言存在敬畏和服从，而由这至理所衍化的细则自然必须遵守;官员寒窗苦读之时便温习背诵这些圣人之言，所以做官后自然无法摆脱这种“浩然正气”的影响，强迫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君主更是明白自己是一国之主，需要对黎民苍生和官员负责，要对臣民有“诚意”，而他的赏罚标准自然是需要公正、大义。因此，无论是有意无意，儒家的道德体系都被抬升到很高的地位，各个等级都需要依靠它来找到自己做事的准则，这也是儒家道德成为主流的原因。
然而，在整个明朝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与做始俑者想象不同的是，随着明朝君主代代更替、臣僚新陈代谢和百姓繁衍发展，理论与实践出现厄越来越大的偏差。从黎民百姓说起，统治者所希望百姓邻里和谐互相关爱、严格执行儒家经典所描述的那些美好的准则。然而实际上，明朝“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2]（P114——115）这一类的案件照例由族长或耄老士绅调解仲裁，而这些人往往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对这些琐事缺乏耐心，而开发民智更是在他们心中不占据任何地位。所以说，这种儒家道德观念百姓仅可以用最原始的善恶来解释。任何的罪犯都可以用“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来形容，儒家道德观念贯彻不深。
其次是最重要的官僚机构，儒家道德体系最核心的中枢位置便是它，也是这思想道德体系的坚实的基础。然而，明朝中后期官员数目已经不再是朱元璋时期的八千人，而是成为了数目几万的巨大团体。他们是导致儒家道德体系走向危机的罪魁祸首。儒家所提倡的官员道德实际上本身存在巨大的漏洞。正如所说“人非圣贤”一样，两袖清风、以天下为己任却需要面对的是“人伦物理”的障碍。明代官员收入自从洪武时期便少得可怜，缺乏保持清廉的物质基础。这可以用万历年间申时行的平衡策略来证明，他认为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正如“阳”与“阴”失去平衡一样。
晚明儒家道德的发展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儒家自家发展必然的结果。明末儒家道德所反映的是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儒家的一种特殊的进步和变异，也代表儒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M].纽约.1953.
[2]海瑞.海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53.
[4]马振铎.儒家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儒家道德体系;政治;晚明
儒家思想，起源于先秦，经过百家争鸣、历朝历代的修补增添，到明朝时期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第一政治哲学。探究其本质，自产生以来，以道德伦理为核心，依靠“仁”、“礼”作为手段，形成了一套能够被任何封建集团采用的制度体系。它既是一个硬性的框架，对君主、臣子和百姓都有严格要求，各个等级按照其“本分”运转，依赖“仁爱道德”来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时又具有灵活性，隋炀帝创制的科举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给予下层百姓以“上等人”的希望，保证统治的“活性稳固”。在这样的一套体系下，臣民完全可以各自运转互不干涉，依靠各级官僚系统作为神经脉络进行沟通，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这样完美的体系为何会在晚明时期出现危机，道德体系遭到冲击呢？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帝国精神体系的崩溃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是需要一个缓慢的历程积累矛盾才能引起最后危机的爆发。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世界史著名的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来论证，众人皆知其是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矛盾引起，但是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就爆发出来，而是长期的矛盾最后的井喷。因此，想要研究晚明儒家的道德危机，需要从长计议，通过各项表现来窥探其危机的真正因素。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精神支撑，它不是仅仅依靠几个学者的鼓吹便可以维持帝国运转，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认可和作用。而这种精神支持，在中世纪西方为基督教。中国不像是西方，中国罕见宗教控制整个政權的例子，就算是历史上武则天借助佛教作为登基思想基础，其也仅仅是工具作用。正如《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所言;“中国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并且这些信仰是可以而且应该信仰的的。”[1] 正是因为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所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对中国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中国的精神支撑，依靠的是庞大的文人团体共同凝聚的儒家伦理体系。
中国是由学者统治的。由学者整理维护的依靠儒家经典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实际上便是由古旧的“圣人之言”延伸开来的具体细化。它能够迅速的发展，仅仅依靠学者是无法做到的。百姓因为科举做官需要读诵儒家经典，所以对其上存在的至理名言存在敬畏和服从，而由这至理所衍化的细则自然必须遵守;官员寒窗苦读之时便温习背诵这些圣人之言，所以做官后自然无法摆脱这种“浩然正气”的影响，强迫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君主更是明白自己是一国之主，需要对黎民苍生和官员负责，要对臣民有“诚意”，而他的赏罚标准自然是需要公正、大义。因此，无论是有意无意，儒家的道德体系都被抬升到很高的地位，各个等级都需要依靠它来找到自己做事的准则，这也是儒家道德成为主流的原因。
然而，在整个明朝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与做始俑者想象不同的是，随着明朝君主代代更替、臣僚新陈代谢和百姓繁衍发展，理论与实践出现厄越来越大的偏差。从黎民百姓说起，统治者所希望百姓邻里和谐互相关爱、严格执行儒家经典所描述的那些美好的准则。然而实际上，明朝“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2]（P114——115）这一类的案件照例由族长或耄老士绅调解仲裁，而这些人往往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对这些琐事缺乏耐心，而开发民智更是在他们心中不占据任何地位。所以说，这种儒家道德观念百姓仅可以用最原始的善恶来解释。任何的罪犯都可以用“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来形容，儒家道德观念贯彻不深。
其次是最重要的官僚机构，儒家道德体系最核心的中枢位置便是它，也是这思想道德体系的坚实的基础。然而，明朝中后期官员数目已经不再是朱元璋时期的八千人，而是成为了数目几万的巨大团体。他们是导致儒家道德体系走向危机的罪魁祸首。儒家所提倡的官员道德实际上本身存在巨大的漏洞。正如所说“人非圣贤”一样，两袖清风、以天下为己任却需要面对的是“人伦物理”的障碍。明代官员收入自从洪武时期便少得可怜，缺乏保持清廉的物质基础。这可以用万历年间申时行的平衡策略来证明，他认为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正如“阳”与“阴”失去平衡一样。
晚明儒家道德的发展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儒家自家发展必然的结果。明末儒家道德所反映的是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儒家的一种特殊的进步和变异，也代表儒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M].纽约.1953.
[2]海瑞.海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53.
[4]马振铎.儒家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