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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男篮兵败亚锦赛，引来国内上下一片口誅笔伐，一时间无论球员、教练亦或篮协均不能幸免。究其原因，体制方面的根本问题不能回避。本文针对中国体育公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有效调整和改善。
【关键词】体育公共政策；举国体制；弊端
2013年8月9日，菲律宾马尼拉，在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1/4决赛中，中国男篮以78比96惨败于中华台北男篮，无缘四强。不仅失去了晋级明年男篮世界锦标赛的资格，同时也创造了中国男篮一队自1975年首次参加亚锦赛以来38年的历史最差战绩。
仅仅在两年前，中国男篮于上届亚锦赛夺冠，一举以亚洲冠军的身份晋级2012年伦敦奥运会正赛。短短几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中国男篮由亚洲霸主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
一 、中国篮球现状——畸形的结构
（一）繁花似锦的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就在男篮出征亚锦赛前，国内仍不乏看好的声音。尽管姚明2011年的退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就在当年的亚锦赛上，中国男篮依然夺魁，使部分人相信在亚洲赛场上我们仍是顶尖强队。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男篮职业联赛（以下简称CBA）的不断发展，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外籍大牌球星加盟，越来越热的关注度，俨然已经超越陷入低谷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职业联赛。
（二）青黄不接的男篮国家队
事实上，自姚明退役后，中国男篮可谓骤失栋梁和主心骨。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入选篮球最高殿堂NBA全明星的球员，姚明无疑是中国男篮最具实力的王牌。他的退役带来的不仅是硬实力上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以往国家队体系基本围绕他构建，其他队员的入选定位乃至技术特点，都是以能搭配姚明的中锋战术风格为主要考量，如今在没有了核心之后，原先完备的构造，立刻变为一盘散沙。
（三）面临断层的后备人才输送
在NBA转播遍布全国，CBA影响力日渐扩大的今天，讨论国内篮球后备人才的断层似乎是无稽之谈。然而根据国际篮联的官方资料，中国13亿多人民中篮球注册人口仅为不足1000人。美国的篮球注册人口约为2480万，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其余强国阿根廷（篮球注册人口13万）、西班牙（43.5万）的总人口数均仅为中国的几十分之一，但篮球注册人口数量超出许多。虽然篮球在国内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但要想走上专业的道路，仅有通过体校和省市球队征招一途。没有专门的开发管理，没有庞大的青训体系支撑，造就了我国只有职业篮球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没有中间那一层层批次的奇怪现状。
二、中国体育公共政策——扭曲的根源
简而言之，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国内体育公共政策的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无疑是公众在体育方面的公共利益。但现今国内实行的体育公共政策，早已偏离主旨，造就了奇形怪状的体育环境。
（一）走向极端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乃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攻克某一项尖端领域或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具体到体育上，就是以竞技体育的冠军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来夺取好成绩。新中国从基础差、底子薄到跃升至世界“第一集团”，直至北京奥运会高居金牌榜首，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其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体育自身孕育的改革需求，运行中的体育公共政策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逐渐暴露无遗。
（二）被分割遗弃的大众体育
体育原本就是指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其中包括了体育教育、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三个方面。竞技体育是在运动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水平人员后才应运而生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为此进行科学、系统和正规的训练和竞赛。而大众体育的主旨是娱乐身心，增强体质，防治疾病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中国体育公共政策的普遍问题在于，在举国体制下仅仅强调重视站在最高峰的竞技体育，却忽视了支撑竞技体育的是最根本的大众体育。大部分的体育经费和人力物力资源，都被用于支撑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活动，而本应更受重视的大众体育，没有支持和重视，又要面对诸如学生课业重、已参加工作的中青年难有锻炼时间等问题，只能在狭缝中艰难生存。
（三）上行下效的“举省体制”
政策的执行是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途径，而中央体育公共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效果和影响，正是它的具体体现。尽管其并非完全的行政执行模式，但在这特殊的体制下，为实现目标，各地方事实上已经进入类似举国体制的“举省体制”，即一切行为均以培养竞技体育尖端人才为准则。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成了培养周期的终极目标和舞台。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便是地方在具体实施行政行为和价值引导上的剑走偏锋。
三、探索与调整——市场化和职业化
（一）实现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双赢的体育产业
举国体制的局限性在于，仅仅强调竞技体育方面而忽视大众体育方面。然而，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本就不是水火不容的，在体育产业的路径中，完全可以实现双赢。体育的产业化，不仅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的增长，而且会刺激全民的体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二）市场化中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
作为体育公共政策的官方主体，国家体育总局在现今面临职能必须转变的问题。仍以篮球为例，自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实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成立了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以来，篮管中心这一官方主体本身性质就一直模糊不清。它既是具有篮球项目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也是中国篮球协会的办事机构，而篮协的本质却又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群众体育社会团体。CBA联赛1995年的创办，与其说是市场化的第一步，倒不如说是商业化的开端。种种无视市场规律只顾商业目标和竞技成功的操作，使得这不完全的“伪市场化”乱象丛生。
（三）职业化——永恒的动力源泉
正如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良好执行需要各层机构和个体将岗位职责专业的完成到最佳，任何一个体育产业的成功实现也需要最为专业和尽责的支撑，那便是职业化。“职业化是体育的必由之路”这句名言相信许多体育迷都耳熟能详，然而并非每一项目都有条件和环境实现职业化，尤其是在管理部门尚未能理清权责的前提下。真正的职业化，政府的投入普遍甚少，更多时候是依靠体育市场自身来解决困难，所以在资本主义发达，高度市场化的欧美国家，职业化步伐和发展相当迅速，早已形成了一种固定框架。也正是这极其稳定的模式，造就了无数不但竞技水平高，同时具有很高职业素养的运动员。
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苗治文.当代中国体育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体育大学，2006.
[3]黄平波.对我国CBA职业篮球联赛运营机制、外部政策和内部制度的剖析.凯里学院学报，2007.
[4]段长波、钟小燕.我国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执行阻碍及对策分析.体育与科学，2011，（5）.
[5]张恩利.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公共政策研究述评.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2，（1）.
[6]孙荣会.基于社会结构调整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取向.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4）
【关键词】体育公共政策；举国体制；弊端
2013年8月9日，菲律宾马尼拉，在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1/4决赛中，中国男篮以78比96惨败于中华台北男篮，无缘四强。不仅失去了晋级明年男篮世界锦标赛的资格，同时也创造了中国男篮一队自1975年首次参加亚锦赛以来38年的历史最差战绩。
仅仅在两年前，中国男篮于上届亚锦赛夺冠，一举以亚洲冠军的身份晋级2012年伦敦奥运会正赛。短短几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中国男篮由亚洲霸主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
一 、中国篮球现状——畸形的结构
（一）繁花似锦的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就在男篮出征亚锦赛前，国内仍不乏看好的声音。尽管姚明2011年的退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就在当年的亚锦赛上，中国男篮依然夺魁，使部分人相信在亚洲赛场上我们仍是顶尖强队。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男篮职业联赛（以下简称CBA）的不断发展，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外籍大牌球星加盟，越来越热的关注度，俨然已经超越陷入低谷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职业联赛。
（二）青黄不接的男篮国家队
事实上，自姚明退役后，中国男篮可谓骤失栋梁和主心骨。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入选篮球最高殿堂NBA全明星的球员，姚明无疑是中国男篮最具实力的王牌。他的退役带来的不仅是硬实力上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以往国家队体系基本围绕他构建，其他队员的入选定位乃至技术特点，都是以能搭配姚明的中锋战术风格为主要考量，如今在没有了核心之后，原先完备的构造，立刻变为一盘散沙。
（三）面临断层的后备人才输送
在NBA转播遍布全国，CBA影响力日渐扩大的今天，讨论国内篮球后备人才的断层似乎是无稽之谈。然而根据国际篮联的官方资料，中国13亿多人民中篮球注册人口仅为不足1000人。美国的篮球注册人口约为2480万，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其余强国阿根廷（篮球注册人口13万）、西班牙（43.5万）的总人口数均仅为中国的几十分之一，但篮球注册人口数量超出许多。虽然篮球在国内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但要想走上专业的道路，仅有通过体校和省市球队征招一途。没有专门的开发管理，没有庞大的青训体系支撑，造就了我国只有职业篮球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没有中间那一层层批次的奇怪现状。
二、中国体育公共政策——扭曲的根源
简而言之，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国内体育公共政策的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无疑是公众在体育方面的公共利益。但现今国内实行的体育公共政策，早已偏离主旨，造就了奇形怪状的体育环境。
（一）走向极端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乃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攻克某一项尖端领域或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具体到体育上，就是以竞技体育的冠军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来夺取好成绩。新中国从基础差、底子薄到跃升至世界“第一集团”，直至北京奥运会高居金牌榜首，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其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体育自身孕育的改革需求，运行中的体育公共政策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逐渐暴露无遗。
（二）被分割遗弃的大众体育
体育原本就是指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其中包括了体育教育、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三个方面。竞技体育是在运动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水平人员后才应运而生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为此进行科学、系统和正规的训练和竞赛。而大众体育的主旨是娱乐身心，增强体质，防治疾病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中国体育公共政策的普遍问题在于，在举国体制下仅仅强调重视站在最高峰的竞技体育，却忽视了支撑竞技体育的是最根本的大众体育。大部分的体育经费和人力物力资源，都被用于支撑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活动，而本应更受重视的大众体育，没有支持和重视，又要面对诸如学生课业重、已参加工作的中青年难有锻炼时间等问题，只能在狭缝中艰难生存。
（三）上行下效的“举省体制”
政策的执行是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途径，而中央体育公共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效果和影响，正是它的具体体现。尽管其并非完全的行政执行模式，但在这特殊的体制下，为实现目标，各地方事实上已经进入类似举国体制的“举省体制”，即一切行为均以培养竞技体育尖端人才为准则。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成了培养周期的终极目标和舞台。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便是地方在具体实施行政行为和价值引导上的剑走偏锋。
三、探索与调整——市场化和职业化
（一）实现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双赢的体育产业
举国体制的局限性在于，仅仅强调竞技体育方面而忽视大众体育方面。然而，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本就不是水火不容的，在体育产业的路径中，完全可以实现双赢。体育的产业化，不仅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的增长，而且会刺激全民的体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二）市场化中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
作为体育公共政策的官方主体，国家体育总局在现今面临职能必须转变的问题。仍以篮球为例，自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实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成立了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以来，篮管中心这一官方主体本身性质就一直模糊不清。它既是具有篮球项目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也是中国篮球协会的办事机构，而篮协的本质却又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群众体育社会团体。CBA联赛1995年的创办，与其说是市场化的第一步，倒不如说是商业化的开端。种种无视市场规律只顾商业目标和竞技成功的操作，使得这不完全的“伪市场化”乱象丛生。
（三）职业化——永恒的动力源泉
正如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良好执行需要各层机构和个体将岗位职责专业的完成到最佳，任何一个体育产业的成功实现也需要最为专业和尽责的支撑，那便是职业化。“职业化是体育的必由之路”这句名言相信许多体育迷都耳熟能详，然而并非每一项目都有条件和环境实现职业化，尤其是在管理部门尚未能理清权责的前提下。真正的职业化，政府的投入普遍甚少，更多时候是依靠体育市场自身来解决困难，所以在资本主义发达，高度市场化的欧美国家，职业化步伐和发展相当迅速，早已形成了一种固定框架。也正是这极其稳定的模式，造就了无数不但竞技水平高，同时具有很高职业素养的运动员。
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苗治文.当代中国体育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体育大学，2006.
[3]黄平波.对我国CBA职业篮球联赛运营机制、外部政策和内部制度的剖析.凯里学院学报，2007.
[4]段长波、钟小燕.我国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执行阻碍及对策分析.体育与科学，2011，（5）.
[5]张恩利.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公共政策研究述评.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2，（1）.
[6]孙荣会.基于社会结构调整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取向.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