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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西斯德国宣传机器曾经的组成部分，布伦希尔德·庞塞尔一直在“拒绝被谴责”和“忏悔”间摇摆不定。和人们印象中的“法西斯余孽”不同，这位105岁的老妪认为自己从未作恶，并不为过去感到悔恨，自称对纳粹暴行一无所知。
她的工作是“将说谎变成艺术”
“我很少在早上看到他。”庞塞尔合上布满皱纹的眼睑、用干枯的手指摩挲着下颌，回忆着自己大名鼎鼎的老板——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从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豪宅出发，迈着公爵般的骄傲步伐，路过私人图书馆，走进菩提树大街上漂亮的办公室。”
遥远的记忆，让垂垂老矣的庞塞尔露出微笑。庞塞尔反复强调，戈培尔“个子不高但保养得宜、极富绅士风度”。他总是穿着浅棕色的高档西装，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很可能每天都修”。“我没什么可批评他的。”庞塞尔坦言，她甚至因为对方有点跛脚而感到惋惜，当然，这点缺陷很容易被戈培尔以孤傲的姿态弥补。
“我们可以问他任何事，或者告诉他谁打电话过来。他的孩子们偶尔会带着爱犬过来，和父亲愉快地说笑。”她告诉英国《卫报》，“小家伙们很有礼貌，会跟我们握手、行屈膝礼。”
现年105岁的庞塞尔已经双目失明。在“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谈中，自知时日无多的她，反倒松了口气。“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只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像过去那样彻底天翻地覆，即使总有惊人的变化发生。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后代，不必替他们操心。”
作为纳粹“圈内人”中唯一的幸存者，没有人确切知道，是什么让庞塞尔打破长久的沉默。“绝不是因为良心不安。”她说，“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玛格达对我特别好。”
作为“小人物”，庞塞尔以被邀请出席戈培尔家的晚宴为荣。她和父母居住的公寓毁于空袭后，玛格达还送给她一套蓝色羊毛套装，“我从未拥有过如此别致的衣服”。
1942年被调到纳粹宣传部之后，庞塞尔深爱着这份工作。“我很荣幸，因为这是对最优秀的速记员的奖励。”她说。更何况，她每个月能拿到275马克（原德国货币单位）固定工资和一大堆免税津贴，和大多数亲朋好友相比，这样的待遇称得上令人嫉妒。在那之前，她在国家广播公司谋到一份高薪差事，这也是参加纳粹党之后才获得的“殊荣”。
纳粹余党在晚年留下的话语中往往充满负罪感，但庞塞尔无意忏悔。她打着手势，面带笑容，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跟当时的多数德国人别无二致，好像能从信念中汲取力量。仅仅在少数场合，庞塞尔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本质——如戈培尔所言，“将说谎变成艺术”。
1942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戈培尔希望鼓动民众全力以赴地面对威胁，遂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全面战争”演说。瞬间，台下的庞塞尔心头一颤，“再没有比他更好的演员了，一个高贵典雅、文明严肃的人突然变得咆哮吵闹，像个愤怒的侏儒，反差太大了”。
戏里戏外的立场大相径庭
“我有点害怕，但他们告诉我，有些东西必须永久性地记录下来，我觉得有道理。”庞塞尔告诉《纽约时报》，“许多人说出了自己的故事，现在轮到我了。”
庞塞尔1911年出生于柏林，她的父亲是个严厉的退役军人，经常对她拳脚相向。成年后，她为一位犹太律师打工，后者被纳粹盯上后，她丢了工作。1933年，她通过朋友在第三帝国的广播系统谋到了差事，后来更是“鸿运当头”，一路走进了纳粹政权的心脏。
然而，和对话《卫报》时的心平气和却又毫无悔意不同，纪录片中的庞塞尔是一位貌似苦大仇深、被迫“为魔鬼服务”的无知少女。
“戈培尔是头猪，是个侏儒。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但我责怪自己当时对政治太不敏感。”镜头面前的她宣称，“那时我已成年，足以意识到罪犯们是如何撒谎，但我那时太蠢了。”
英国《每日邮报》今年7月的报道指出，影片中的庞塞尔宣称，戈培尔自负、冷漠、孤傲，“就像他平时拄着的那根手杖般僵硬”。戈培尔在家举办晚宴时，她不情愿地在旁边陪酒；就在那所漂亮的湖滨别墅里，这个花花公子“勾引了无数女人做他的情妇”。
“如果我是个电影明星，他可能用自己的魅力晃花我的眼。”庞塞尔告诉《每日邮报》，但戈培尔从来没这么做。庞塞尔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兄弟，她的老板从未过问此事。在她的描述中，戈培尔要她做秘书“完全是强制性的”，她根本就没有说“不”的资格。
事实上，《德国式生活》在去年8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映，是庞塞尔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這对我来说很重要。电影中的我似乎知道自己做错的一切，但实际上，除了在戈培尔办公室里打字，我什么都没做。”显然，这与她在影片中的立场大相径庭。
没有谁明白，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真孰假。但正如《卫报》指出，庞塞尔选择关注的细节，也许反映了她构建自己世界的方式，这让她感觉更舒适。人们也会猜想，在那个举国疯狂的年代，无知、敬畏和巨大权力机器带来的安全感，蒙蔽了她的双眼。
而在制片人克朗看来，庞塞尔在“拒绝被谴责”和“忏悔”间犹豫不决，恰恰反映了二战之后许多人的纠结。她代表着数百万盲目追随纳粹的普通人，这让纪录片变得鲜活。
纳粹的幽灵将陪伴她终生
80多年前，庞塞尔有位满头红发、性格活泼的犹太人朋友伊瓦·洛温塔尔，纳粹上台后，他的生活愈发艰难。1943年，这位颇受欢迎的电台播音员因“同性恋倾向”而被关进了集中营，当时，庞塞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当权者对一个民族的迫害。
“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没有人相信我，但我真的一无所知。一切都是保密的。”据英国《太阳报》援引庞塞尔的话说，当时的她满心相信，那些“消失”的犹太人只是被发配到了乡下。“当时的我就是个背景简单、在政治上无知的小人物”。
虽然身处纳粹宣传机器的中心，但庞塞尔平日里的工作看起来很寻常。她主要负责统计阵亡士兵的信息，以及渲染敌军的残暴。有时，戈培尔的特别顾问吩咐她将机密文件锁进保险箱里，她会因为这种“被信任的荣誉感”激动不已。
“现在的人们老是说，他们如果生活在那个时候，一定会站出来反对纳粹。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但相信我，大部分人根本不会那么做。”她说，“纳粹崛起后，整个国家就好像被某种法术笼罩了，我们都在一个巨大的集中营里。你可以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为自己开脱，但事实是，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很容易让你的脑袋搬家。”
1945年4月21日，即希特勒生日后的第二天，庞塞尔的“职场生活”突然被打断。她跟着戈培尔来到“元首”躲藏的地下防空洞里，度过了为纳粹政权效力的最后10天。
5月1日，庞塞尔听到了自己的老板与妻子双双自杀的消息，一同死去的还有他们的6个子女——因为不想让孩子们“在没有元首的世界里长大”，戈培尔夫妻下毒杀害了他们。“他和妻儿都不在了，”她神经质地摇着头，“我们吓懵了。”
庞塞尔和同事找来一堆食品袋，把它们改造成白旗，向逼近的苏联军队投降。被俘后，她并未掩饰自己为纳粹宣传机器服务的经历，因此被判处5年监禁。
为了摆脱纳粹主义的幽灵，庞塞尔用了整整后半生。“如果他保持沉默，就能活下来。”庞塞尔至今对这种荒诞的逻辑深信不疑。但另一方面，虽然她十分怀念风度翩翩的戈培尔，但“无法原谅他对这个世界犯下的罪，以及他如何谋杀了自己无辜的孩子”。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似乎注定将伴随她走向生命的终点。
（《青年参考》2016.9.28）
她的工作是“将说谎变成艺术”
“我很少在早上看到他。”庞塞尔合上布满皱纹的眼睑、用干枯的手指摩挲着下颌，回忆着自己大名鼎鼎的老板——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从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豪宅出发，迈着公爵般的骄傲步伐，路过私人图书馆，走进菩提树大街上漂亮的办公室。”
遥远的记忆，让垂垂老矣的庞塞尔露出微笑。庞塞尔反复强调，戈培尔“个子不高但保养得宜、极富绅士风度”。他总是穿着浅棕色的高档西装，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很可能每天都修”。“我没什么可批评他的。”庞塞尔坦言，她甚至因为对方有点跛脚而感到惋惜，当然，这点缺陷很容易被戈培尔以孤傲的姿态弥补。
“我们可以问他任何事，或者告诉他谁打电话过来。他的孩子们偶尔会带着爱犬过来，和父亲愉快地说笑。”她告诉英国《卫报》，“小家伙们很有礼貌，会跟我们握手、行屈膝礼。”
现年105岁的庞塞尔已经双目失明。在“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谈中，自知时日无多的她，反倒松了口气。“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只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像过去那样彻底天翻地覆，即使总有惊人的变化发生。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后代，不必替他们操心。”
作为纳粹“圈内人”中唯一的幸存者，没有人确切知道，是什么让庞塞尔打破长久的沉默。“绝不是因为良心不安。”她说，“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玛格达对我特别好。”
作为“小人物”，庞塞尔以被邀请出席戈培尔家的晚宴为荣。她和父母居住的公寓毁于空袭后，玛格达还送给她一套蓝色羊毛套装，“我从未拥有过如此别致的衣服”。
1942年被调到纳粹宣传部之后，庞塞尔深爱着这份工作。“我很荣幸，因为这是对最优秀的速记员的奖励。”她说。更何况，她每个月能拿到275马克（原德国货币单位）固定工资和一大堆免税津贴，和大多数亲朋好友相比，这样的待遇称得上令人嫉妒。在那之前，她在国家广播公司谋到一份高薪差事，这也是参加纳粹党之后才获得的“殊荣”。
纳粹余党在晚年留下的话语中往往充满负罪感，但庞塞尔无意忏悔。她打着手势，面带笑容，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跟当时的多数德国人别无二致，好像能从信念中汲取力量。仅仅在少数场合，庞塞尔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本质——如戈培尔所言，“将说谎变成艺术”。
1942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戈培尔希望鼓动民众全力以赴地面对威胁，遂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全面战争”演说。瞬间，台下的庞塞尔心头一颤，“再没有比他更好的演员了，一个高贵典雅、文明严肃的人突然变得咆哮吵闹，像个愤怒的侏儒，反差太大了”。
戏里戏外的立场大相径庭
“我有点害怕，但他们告诉我，有些东西必须永久性地记录下来，我觉得有道理。”庞塞尔告诉《纽约时报》，“许多人说出了自己的故事，现在轮到我了。”
庞塞尔1911年出生于柏林，她的父亲是个严厉的退役军人，经常对她拳脚相向。成年后，她为一位犹太律师打工，后者被纳粹盯上后，她丢了工作。1933年，她通过朋友在第三帝国的广播系统谋到了差事，后来更是“鸿运当头”，一路走进了纳粹政权的心脏。
然而，和对话《卫报》时的心平气和却又毫无悔意不同，纪录片中的庞塞尔是一位貌似苦大仇深、被迫“为魔鬼服务”的无知少女。
“戈培尔是头猪，是个侏儒。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但我责怪自己当时对政治太不敏感。”镜头面前的她宣称，“那时我已成年，足以意识到罪犯们是如何撒谎，但我那时太蠢了。”
英国《每日邮报》今年7月的报道指出，影片中的庞塞尔宣称，戈培尔自负、冷漠、孤傲，“就像他平时拄着的那根手杖般僵硬”。戈培尔在家举办晚宴时，她不情愿地在旁边陪酒；就在那所漂亮的湖滨别墅里，这个花花公子“勾引了无数女人做他的情妇”。
“如果我是个电影明星，他可能用自己的魅力晃花我的眼。”庞塞尔告诉《每日邮报》，但戈培尔从来没这么做。庞塞尔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兄弟，她的老板从未过问此事。在她的描述中，戈培尔要她做秘书“完全是强制性的”，她根本就没有说“不”的资格。
事实上，《德国式生活》在去年8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映，是庞塞尔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這对我来说很重要。电影中的我似乎知道自己做错的一切，但实际上，除了在戈培尔办公室里打字，我什么都没做。”显然，这与她在影片中的立场大相径庭。
没有谁明白，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真孰假。但正如《卫报》指出，庞塞尔选择关注的细节，也许反映了她构建自己世界的方式，这让她感觉更舒适。人们也会猜想，在那个举国疯狂的年代，无知、敬畏和巨大权力机器带来的安全感，蒙蔽了她的双眼。
而在制片人克朗看来，庞塞尔在“拒绝被谴责”和“忏悔”间犹豫不决，恰恰反映了二战之后许多人的纠结。她代表着数百万盲目追随纳粹的普通人，这让纪录片变得鲜活。
纳粹的幽灵将陪伴她终生
80多年前，庞塞尔有位满头红发、性格活泼的犹太人朋友伊瓦·洛温塔尔，纳粹上台后，他的生活愈发艰难。1943年，这位颇受欢迎的电台播音员因“同性恋倾向”而被关进了集中营，当时，庞塞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当权者对一个民族的迫害。
“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没有人相信我，但我真的一无所知。一切都是保密的。”据英国《太阳报》援引庞塞尔的话说，当时的她满心相信，那些“消失”的犹太人只是被发配到了乡下。“当时的我就是个背景简单、在政治上无知的小人物”。
虽然身处纳粹宣传机器的中心，但庞塞尔平日里的工作看起来很寻常。她主要负责统计阵亡士兵的信息，以及渲染敌军的残暴。有时，戈培尔的特别顾问吩咐她将机密文件锁进保险箱里，她会因为这种“被信任的荣誉感”激动不已。
“现在的人们老是说，他们如果生活在那个时候，一定会站出来反对纳粹。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但相信我，大部分人根本不会那么做。”她说，“纳粹崛起后，整个国家就好像被某种法术笼罩了，我们都在一个巨大的集中营里。你可以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为自己开脱，但事实是，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很容易让你的脑袋搬家。”
1945年4月21日，即希特勒生日后的第二天，庞塞尔的“职场生活”突然被打断。她跟着戈培尔来到“元首”躲藏的地下防空洞里，度过了为纳粹政权效力的最后10天。
5月1日，庞塞尔听到了自己的老板与妻子双双自杀的消息，一同死去的还有他们的6个子女——因为不想让孩子们“在没有元首的世界里长大”，戈培尔夫妻下毒杀害了他们。“他和妻儿都不在了，”她神经质地摇着头，“我们吓懵了。”
庞塞尔和同事找来一堆食品袋，把它们改造成白旗，向逼近的苏联军队投降。被俘后，她并未掩饰自己为纳粹宣传机器服务的经历，因此被判处5年监禁。
为了摆脱纳粹主义的幽灵，庞塞尔用了整整后半生。“如果他保持沉默，就能活下来。”庞塞尔至今对这种荒诞的逻辑深信不疑。但另一方面，虽然她十分怀念风度翩翩的戈培尔，但“无法原谅他对这个世界犯下的罪，以及他如何谋杀了自己无辜的孩子”。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似乎注定将伴随她走向生命的终点。
（《青年参考》2016.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