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界，本国媒体嘲讽他国元首，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除了极少数国家，没有哪家媒体，会担心发表一篇嘲讽他国元首的文章而受到处罚。1935年上海的《新生》周刊同样不担心，然而，他们为嘲讽日本天皇的文章付出了代价，受到了国民政府的“严打”。
　　这一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以笔名发表的随笔，标题叫《闲话皇帝》，纵论古今君主制度，旁征博引中外皇帝，有谐趣，有嘲讽。
　　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事先审查制度”，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审查报刊的行政规章，报刊出版之前，应经审查部门审查。刊载《闲话皇帝》的《新生》周刊也不例外，须经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或许“生活类”的杂志不是审查重点，或许随笔类的文章容易放过，或许是对日本天皇发自内心的反感，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涉及日本天皇的这篇随笔，从报刊审查官的眼皮底下溜过了，堂而皇之地和读者见面了。
　　说到生物学家出身的日本天皇，这篇随笔说，他做皇帝，是因为世袭制度不得不做，其实呢，有名无实，“虽拥有皇帝之名，却没有皇帝的实权”，“一切的事，虽奉天皇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按照这篇随笔的观点，日本天皇就是当时日本舍不得丢弃的老古董，真正的统治者是“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天皇就像一个花瓶，一个摆设，“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除此之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记了”。
　　那么，日本为什么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个“古董”呢？且听随笔作者娓娓道来：“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级的冲突，掩饰一部分人的罪恶。”
　　文章问世后，日本外交机关大为恼火，上海日本领事馆的官员，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闲话皇帝》“侮辱天皇，妨碍邦交”。附随抗议的是三项要求：
　　其一，冤有头债有主，追究杂志社与作者的“法律责任”，关闭杂志社，没收这期杂志，同时起诉杂志社与作者；
　　其二，守土有责，追究行政机关有关人员的责任，惩办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有关人员；
　　其三，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国政府道歉，保证杜绝此类事件。
　　我所阅读的史料有限，我不知道日本外交机关大为恼火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是天皇不高兴，还是日本内阁政府不高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管怎么样，南京国民政府低头了，屈从了：
　　先“拿下”《新生》周刊社，把这个创刊不过一年多“新生儿”，给查封了；
　　再“查办”守土有责者，革了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7名责任人员的职；
　　继而举一反三，国民党中宣部通电各省市，告诫大家别犯同样的错误。
　　到此，惩罚并没有结束，人家日本外交官不是说了么，还要追究杂志社的法律责任。两个月后，《新生》周刊社的创办人，作为被告，出现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检察官以“诽谤日本天皇”为由，对他提起公诉。法官判决这位创办人有期徒刑14个月。
　　曾将“侵犯大总统罪”写入《刑法草案》的国民政府，从“遗传基因”来看，骨子里可能真的认为国家元首与普通公民不同，国家元首的声誉与国家休戚相关，必须得到普天之下的尊重，但是，就凭《闲话皇帝》这篇随笔，就如此大动干戈，肯定不是主事者内心真实的意思表示。我估计，国民政府之所以惩处“闲话皇帝”事件，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希望与日本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希望以退让换和平。至于说，本国公民究竟有无嘲讽他国元首的言论自由，根本就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原点。
　　今天，我们从原点出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显然是个政治言论自由的问题。《闲话皇帝》嘲讽日本天皇的，不是他的私生活，而是他的政治生活。日本天皇是一个政治人物，对于他的政治生活，不仅日本公民可以嘲讽，中国公民也可以嘲讽，因为政治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权利，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权，是所有人的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权利，不仅本国公民可以享有，他国公民也可以享有，甚至无国籍人也可以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