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中国人的精神病灶中剥离出一个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使人们有种对镜自视的感觉，仿佛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其实，精神胜利法不是到了鲁迅的时代才横空出世，其历史和渊源要早得多。
　　中国乃文物旧邦，纸上记载之翔实与地下出土之丰厚，互为印证古老文明的源远流长，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明证史实，有文字史料，有考古发现，却独独少了地上之文物，岂不怪哉？对此，历史学家是有苦衷的。
　　历朝开国皇帝登基后，第一要紧的是给自己盖房子，包括活着住的宫殿（地上文物）和死后睡的坟墓（地下文物），并以“黄金屋”许诺天下读书人。可是，留存至今的故城，唯有北京，也只是故宫那方寸之地。君不见，今日之关洛，以为秦皇陪葬的兵马俑闻名世界，却难觅故都旧迹；开封宋宫，唯龙亭处在一片淼淼水波之中，尚在诉说着大宋烟云往事；金陵明宫，只剩东西华门独悼往昔。旧有建筑，大多毁灭殆尽，台基早已湮没在荒草中，就连人烟罕至的长城也岌岌可危。究其原因，固然有时间对世间万物的冲刷作用，但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是要负很大责任的。旧朝代被推翻，把皇帝拉下马来并不过瘾，似乎只有把前代的器物或砸烂、或付之一炬才解心中怨恨，所谓不破不立。武力胜了不算，从精神上胜利了才算真的胜了！
　　两千余年来，河山易主之际，虽是乱离之世，但往往也是全民精神上的狂欢时节，表现之一就是对旧有建筑的摧残，“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要捣毁、拉走的何止一个汴京？蜀山兀，阿房出，可怜变焦土，西楚霸王将其付之一炬。后来，安史叛军纵火长安，黄巢之乱焚荡城池，李茂贞火烧大明宫，千年古都的宫殿楼宇就这样建了烧，烧了建，保持着“不老童颜”，而留给后人的除了一堆堆瓦砾外，就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传说与沾沾自喜，却不知“易饼市中金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的悲痛。所以，古人发明了一个贴切的词语———兵燹（bīngxiǎn，指的是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的灾祸），战乱和焚烧真是一对孪生兄弟啊。破旧立新，推倒重来，是精神上的一道坎儿，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证明我之新派、我之伟大。通过摧毁旧建筑，试图扫荡旧文化，说到底，这是一种病态的精神胜利法，时人中毒颇深。越是焚烧、摧毁，越是不自信，以为把过去的家当、器物打包埋掉、烧掉，就能过上新生活，创立新社会———其实，这种做派骨子里继承的恰恰是成王败寇的旧精神。不能客观地对待历史，就不能从精神上真正站起来。所以，若不从思想上摆脱精神胜利法的羁绊，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繁荣、文明昌盛的民族。
　　精神胜利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包袱太重，法治不彰，规则不显。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罢黜百家，中国由子学进入经学时代，以孝治天下，重道轻器。从此，在重视道德的路上越走越偏，道德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精神似乎可以战胜一切。道德固然重要，孔子说“我欲仁”，孔门圣徒便鼓吹“人人可以为尧舜”，要是孔子说“我不欲仁”呢？当其时，礼教与道德的学说不过是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是为维护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而设计的，从精神上麻醉奴才们甘愿当奴才。迨至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惊醒了在道德围墙内做着迷梦的主子和奴才。然而，他们睁开惺忪睡眼后，尽管看到亡期在即，却未能幡然醒悟，仍然追求精神的胜利，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对抗列国一败再败后，有个叫陆士谔的甚至意淫出一个女英雄冯婉贞，在圆明园外战胜了欧洲两大雄师。一纤弱女子率领村民英勇杀敌，打败了英法联军，虽是一次小胜，但也算告慰了天下嗷嗷爱国之心。这则故事先是登在《申报》“爱国丛谈”栏目里，后来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竟有历史学者专门组织调查队，想证明冯婉贞确有人物原型，可惜无功而返。
　　从清朝军队的马桶阵与面具兵到义和团“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神符，再到一个纸上（小说里）英雄冯婉贞，都是精神胜利法的一脉相承。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礼教与道德調教下，国家病入膏肓，百姓麻木不仁，这种病态的表现之一就是精神胜利。正如鲁迅所言：“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阿Q便乘着辛亥革命的东风，来了一次人生的中兴，做了做权、财、色的春秋大梦；对他来说，革命不过是革掉一条辫子，换了一个主子而已。精神胜利是精神奴役的必然结果，时人仍当警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