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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广泛解读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工具，主要用来制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同时也在战略上牵制印度和俄罗斯。事实上，TPP本质上是一项互利多赢的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并不存在排他性。同时，TPP虽是美国构建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更为重要的是，TPP主要内容不仅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不相矛盾，而且可以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对中美两国而言，TPP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应抓住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国的机会争取早日就加入TPP谈判。
TPP本质上是一项
互利多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本身不存在排他性
TPP本质上是一个横跨亚太的互利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5年由APEC的四个成员国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发起。2008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相关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和秘鲁参加。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初步构建起TPP的基本框架，美国成为TPP谈判的主导力量。之后，马来西亚、越南、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相继加入，韩国也表示准备加入，TPP成为APEC体系内一个新的俱乐部。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贸易、投资和服务自由化的机制性安排使参与各方普遍受益，因而不是在区域内再建一个有选择的排他性封闭体系。TPP成员既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还包括智利、秘鲁、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等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市场化和经济开放程度差距非常大，互补性非常强，所以TPP本身不存在必然的排他性。
TPP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大多数核心内容，体现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经济等方面的要价。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谈判内容看，TPP涉及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环境、劳工、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内容。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日本、东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没有中国的参与，TPP的经济效能就很难充分发挥，也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横跨亚太的超级自由贸易区。同时，中国不仅是WTO成员国，而且已与目前参加TPP谈判的新西兰、秘鲁、智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签有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国加入TPP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而尚未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美国和加拿大。
TPP是美国构建
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
重要但非唯一途径
除TPP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2012年初，美国和澳大利亚牵头邀请包括欧盟在内的20个WTO成员，不公开讨论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起草工作，力图搭建新的服务贸易体系。同年，美国公布了经过三年修订的2012版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2013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这些举措表明美国试图全面构建围绕美国、以发达国家和其战略盟友为基础的新国际贸易体系。
从美国自贸区建设历程看，传统上主要围绕北美、中美洲和中东等部分国家的多层点状布局，更多地从国家安全和战略布局角度来展开。目前，美国共与20个国家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与大多数战略盟友并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1985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2000年美国与约旦签署了第三个自由贸易协定。2003—2007年间，美国先后与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巴林、摩洛哥、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美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阿曼、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再没有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先后启动TPP和TTIP谈判，表明美国全球贸易战略的重大转向。
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历史看，主要签署对象是独联体、东欧、拉美、非洲和亚洲等非经合组织国家，总数不到50个，目的是在落后和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国家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1982年美国与中美洲巴拿马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1983年又与非洲的塞内加尔和中美洲的海地分别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与非洲的刚果（金）、摩洛哥、埃及，亚洲的土耳其、孟加拉国，中美洲的格林纳达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苏东剧变后，美国与独联体成员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2000年后，除了与巴拿马修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外，美国仅与乌拉圭和卢旺达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签署了基于其2004年范本的两个双边投资协定。
此外，从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TISA谈判看，内容涵盖90%的服务领域和形式，拟规定所有国外服务提供商和其产品享受国民待遇，特殊项目由负面清单形式规定，可能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国家不能单方面引入新的限制条款，任何条款的取消适用于所有成员，这一新的服务贸易协定极有可能成为WTO下的一个新的多边协定。从参与TISA谈判的经济体看，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冰岛、瑞士、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三个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还包括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土耳其、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秘鲁和巴基斯坦。
TPP主要内容与中国改革开放
大方向并不矛盾
TPP是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内容既不与WTO规则相矛盾，也不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相悖。实际上，如果认真和仔细比较TPP、TTIP、BIT和TISA，不难发现，美国的利益诉求在这四项双边和多边经贸协定中高度一致，且互相支撑。其中，只有美国BIT范本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市场开放、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经济、环境和劳工标准、创新政策等均已成为这几项经贸协定的核心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投资准入、自贸区建设和内陆沿边开放作为这一新体制的三大内容。这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试验地，就是希望在更高的标准、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与国际接轨，进而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活力。实际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具体要求与TPP相关要求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同时，由于中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开放度已经很高，投资和服务必将成为中国外来改革开放的关键领域。
2013年中美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表明中国向参与TPP谈判迈出了实质性一步。2013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决定，中美启动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成为美国发布2012版BIT范本后第一个与美国展开谈判的经济体。相比2004年BIT范本，新版BIT范本主要增加了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劳工和环境及国有经济三方面内容，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创新政策、环境和劳工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这些内容也必然成为未来中美TPP博弈的主要内容。与TPP谈判相比，在双边的BIT谈判中，美国要价必然会更高，中美谈判难度更大。同时，2013年中国宣布加入TISA谈判，其内容也会构成TPP谈判的核心要件，进一步表明中国已走到了TPP谈判的门口。
考虑到BIT和TISA核心内容本身就是TPP的主要构成要件，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已高度开放，今后改革开放重点是与国际先进标准和规则全面接轨，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中国宣布加入BIT和TISA的谈判，表明中国实际上已为加入TPP做好了准备，或者说中国已在关键领域与美国就加入TPP展开了双边和多边的谈判。美国国内那种认为先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然后将TPP相关规则强加给中国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冷战思维，在中国加入WTO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实践意义。
TPP可以成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
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经贸合作始终是基础、桥梁和纽带。中美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使得中美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但谁也难以离开对方，谁也不愿远离对方。如果TPP能成为经贸领域规范中美两国行为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那么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中美两国，而是区域内众多的其他经济体。以此为契机，带动中美双方经贸、社会和人文交流全面开展，构建起中美双方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为中美安全、军事和反恐合作创造条件。
中美是竞争伙伴而非破坏性的竞争对手。全球化时代，所有经济体均互为竞争伙伴而非破坏性的竞争对手，均会从竞争合作中受益，没有竞争全球化也就失去了活力。同样，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守成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一种特殊的竞争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已经维系了40年，而且是在不断发展进步而非倒退。作为竞争伙伴，中美关系与曾经的美欧和美日经济关系相比，在经济方面互补性强，竞争性弱。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战后能够通过G7、IMF、WTO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建立起一种竞争合作的全球经济秩序。今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也能够通过G20、APEC、金砖国家等新的机制，建立一个更有活力与更加和谐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2013年12月，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皮尤研究中心、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北京大学等中外机构联合发布的“中美安全研究项目”调查结果显示，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导致双边关系缺乏稳定性。但是，中美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为竞争者，其中，大部分少数派视对方为伙伴，只有少部分少数派视对方为敌人。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精英均认为加强双边关系应为首要任务，要重视促进经济合作。显然，互利多赢的TPP可以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
对中美两国而言，
TPP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中国加入TPP谈判才能使TPP真正成为一个亚太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各国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国也才能真正建立起战略互信，成为区域内乃至全球负责任的两个大国。TPP对中美两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对美国而言，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不可能在经济上真正孤立中国。首先，中美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美国如果真想在经济上远离中国，并不需要通过构建一个新机制。实际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明确表示希望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包括美国副国务卿和商务部副部长在内的多位官员均曾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其次，参与TPP谈判的大多数国家或者与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正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因此，美国通过TPP在经济上排斥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如果美国不把中国作为竞争敌人，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最好的办法是适应、交流、对话，并逐步建立起双方均能接受并符合国际惯例的一套体制、机制和规范，其中，TPP是一个好的契机。
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是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TPP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一方面，美国的焦虑、猜疑、不信任和围堵不可能改变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和未来，而中国的崛起必须首先面对来自守成大国美国的挑战，处理好中美关系可以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战略环境。另一方面，TPP是中国在处理中美经济关系中遇到的一大挑战，必然也蕴藏着机会。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所有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具有紧密的经贸联系，中国不可能回避。因此，中国加入TPP谈判是迟早的事，早加入比晚加入好，早加入比晚加入主动。更应该看到，TPP不是洪水猛兽，不管前景如何，风险多大，只有参与进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机会，应对挑战，化解风险。实际上，中国比大多数参与TPP谈判的发展中经济体（如越南、智利、秘鲁、马来西亚等）有更好的应对风险的基础和能力。
2014年是中国加入
TPP谈判的有利时机
中国是2014年APEC的东道国，将承办APEC的各项重要活动。因此，2014年是加入TPP谈判的最佳时机。一方面，尽管美国主导了近几年的TPP谈判议题，但TPP仍然是一个多边框架，美国不可能全面垄断话语权，而APEC东道国习惯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体而言，中国的参与是经济和市场方面的利好，很多国家希望中国加入，中国的加入可能成为TPP谈判的一剂催化剂。此外，中国宣布加入TPP也会把球踢给美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变被动为主动；如果TPP谈判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取得进展，那么也可作为东道国对APEC的重要贡献。
对奥巴马政府来讲，2014年将面临中期选举，奥巴马虽然没有连任压力，但却需要认真思考两届任期将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奥巴马就任之初，各界曾经寄予很多厚望，甚至提前将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荣誉授予奥巴马，但是首届任期奥巴马乏善可陈。进入第二个任期，在经济复苏相对稳健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在经历了债务上限、财政悬崖和政府部分停摆后，医改受挫，给美国公众以说得多做得少的感觉。同时，由于政府停摆，奥巴马没有参加2013年的APEC首脑峰会，损害了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使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大打折扣。2014年，由于财政继续紧缩，奥巴马医改预计仍难以有大的作为，可能会将视线转向国外，而美国主导的TPP最有可能取得进展。同时，中国加入TPP可能会大大提高TPP的含金量，不仅会使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会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增加亮点。因此，2014年将是中国加入TPP谈判的有利时机。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TPP本质上是一项
互利多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本身不存在排他性
TPP本质上是一个横跨亚太的互利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5年由APEC的四个成员国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发起。2008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相关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和秘鲁参加。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初步构建起TPP的基本框架，美国成为TPP谈判的主导力量。之后，马来西亚、越南、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相继加入，韩国也表示准备加入，TPP成为APEC体系内一个新的俱乐部。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贸易、投资和服务自由化的机制性安排使参与各方普遍受益，因而不是在区域内再建一个有选择的排他性封闭体系。TPP成员既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还包括智利、秘鲁、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等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市场化和经济开放程度差距非常大，互补性非常强，所以TPP本身不存在必然的排他性。
TPP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大多数核心内容，体现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经济等方面的要价。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谈判内容看，TPP涉及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环境、劳工、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内容。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日本、东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没有中国的参与，TPP的经济效能就很难充分发挥，也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横跨亚太的超级自由贸易区。同时，中国不仅是WTO成员国，而且已与目前参加TPP谈判的新西兰、秘鲁、智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签有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国加入TPP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而尚未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美国和加拿大。
TPP是美国构建
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
重要但非唯一途径
除TPP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2012年初，美国和澳大利亚牵头邀请包括欧盟在内的20个WTO成员，不公开讨论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起草工作，力图搭建新的服务贸易体系。同年，美国公布了经过三年修订的2012版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2013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这些举措表明美国试图全面构建围绕美国、以发达国家和其战略盟友为基础的新国际贸易体系。
从美国自贸区建设历程看，传统上主要围绕北美、中美洲和中东等部分国家的多层点状布局，更多地从国家安全和战略布局角度来展开。目前，美国共与20个国家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与大多数战略盟友并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1985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2000年美国与约旦签署了第三个自由贸易协定。2003—2007年间，美国先后与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巴林、摩洛哥、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美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阿曼、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再没有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先后启动TPP和TTIP谈判，表明美国全球贸易战略的重大转向。
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历史看，主要签署对象是独联体、东欧、拉美、非洲和亚洲等非经合组织国家，总数不到50个，目的是在落后和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国家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1982年美国与中美洲巴拿马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1983年又与非洲的塞内加尔和中美洲的海地分别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与非洲的刚果（金）、摩洛哥、埃及，亚洲的土耳其、孟加拉国，中美洲的格林纳达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苏东剧变后，美国与独联体成员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2000年后，除了与巴拿马修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外，美国仅与乌拉圭和卢旺达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签署了基于其2004年范本的两个双边投资协定。
此外，从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TISA谈判看，内容涵盖90%的服务领域和形式，拟规定所有国外服务提供商和其产品享受国民待遇，特殊项目由负面清单形式规定，可能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国家不能单方面引入新的限制条款，任何条款的取消适用于所有成员，这一新的服务贸易协定极有可能成为WTO下的一个新的多边协定。从参与TISA谈判的经济体看，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冰岛、瑞士、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三个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还包括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土耳其、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秘鲁和巴基斯坦。
TPP主要内容与中国改革开放
大方向并不矛盾
TPP是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内容既不与WTO规则相矛盾，也不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相悖。实际上，如果认真和仔细比较TPP、TTIP、BIT和TISA，不难发现，美国的利益诉求在这四项双边和多边经贸协定中高度一致，且互相支撑。其中，只有美国BIT范本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市场开放、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经济、环境和劳工标准、创新政策等均已成为这几项经贸协定的核心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投资准入、自贸区建设和内陆沿边开放作为这一新体制的三大内容。这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试验地，就是希望在更高的标准、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与国际接轨，进而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活力。实际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具体要求与TPP相关要求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同时，由于中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开放度已经很高，投资和服务必将成为中国外来改革开放的关键领域。
2013年中美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表明中国向参与TPP谈判迈出了实质性一步。2013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决定，中美启动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成为美国发布2012版BIT范本后第一个与美国展开谈判的经济体。相比2004年BIT范本，新版BIT范本主要增加了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劳工和环境及国有经济三方面内容，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创新政策、环境和劳工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这些内容也必然成为未来中美TPP博弈的主要内容。与TPP谈判相比，在双边的BIT谈判中，美国要价必然会更高，中美谈判难度更大。同时，2013年中国宣布加入TISA谈判，其内容也会构成TPP谈判的核心要件，进一步表明中国已走到了TPP谈判的门口。
考虑到BIT和TISA核心内容本身就是TPP的主要构成要件，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已高度开放，今后改革开放重点是与国际先进标准和规则全面接轨，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中国宣布加入BIT和TISA的谈判，表明中国实际上已为加入TPP做好了准备，或者说中国已在关键领域与美国就加入TPP展开了双边和多边的谈判。美国国内那种认为先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然后将TPP相关规则强加给中国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冷战思维，在中国加入WTO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实践意义。
TPP可以成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
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经贸合作始终是基础、桥梁和纽带。中美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使得中美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但谁也难以离开对方，谁也不愿远离对方。如果TPP能成为经贸领域规范中美两国行为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那么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中美两国，而是区域内众多的其他经济体。以此为契机，带动中美双方经贸、社会和人文交流全面开展，构建起中美双方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为中美安全、军事和反恐合作创造条件。
中美是竞争伙伴而非破坏性的竞争对手。全球化时代，所有经济体均互为竞争伙伴而非破坏性的竞争对手，均会从竞争合作中受益，没有竞争全球化也就失去了活力。同样，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守成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一种特殊的竞争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已经维系了40年，而且是在不断发展进步而非倒退。作为竞争伙伴，中美关系与曾经的美欧和美日经济关系相比，在经济方面互补性强，竞争性弱。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战后能够通过G7、IMF、WTO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建立起一种竞争合作的全球经济秩序。今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也能够通过G20、APEC、金砖国家等新的机制，建立一个更有活力与更加和谐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2013年12月，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皮尤研究中心、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北京大学等中外机构联合发布的“中美安全研究项目”调查结果显示，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导致双边关系缺乏稳定性。但是，中美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为竞争者，其中，大部分少数派视对方为伙伴，只有少部分少数派视对方为敌人。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精英均认为加强双边关系应为首要任务，要重视促进经济合作。显然，互利多赢的TPP可以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
对中美两国而言，
TPP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中国加入TPP谈判才能使TPP真正成为一个亚太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各国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国也才能真正建立起战略互信，成为区域内乃至全球负责任的两个大国。TPP对中美两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对美国而言，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不可能在经济上真正孤立中国。首先，中美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美国如果真想在经济上远离中国，并不需要通过构建一个新机制。实际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明确表示希望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包括美国副国务卿和商务部副部长在内的多位官员均曾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其次，参与TPP谈判的大多数国家或者与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正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因此，美国通过TPP在经济上排斥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如果美国不把中国作为竞争敌人，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最好的办法是适应、交流、对话，并逐步建立起双方均能接受并符合国际惯例的一套体制、机制和规范，其中，TPP是一个好的契机。
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是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TPP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一方面，美国的焦虑、猜疑、不信任和围堵不可能改变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和未来，而中国的崛起必须首先面对来自守成大国美国的挑战，处理好中美关系可以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战略环境。另一方面，TPP是中国在处理中美经济关系中遇到的一大挑战，必然也蕴藏着机会。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所有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具有紧密的经贸联系，中国不可能回避。因此，中国加入TPP谈判是迟早的事，早加入比晚加入好，早加入比晚加入主动。更应该看到，TPP不是洪水猛兽，不管前景如何，风险多大，只有参与进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机会，应对挑战，化解风险。实际上，中国比大多数参与TPP谈判的发展中经济体（如越南、智利、秘鲁、马来西亚等）有更好的应对风险的基础和能力。
2014年是中国加入
TPP谈判的有利时机
中国是2014年APEC的东道国，将承办APEC的各项重要活动。因此，2014年是加入TPP谈判的最佳时机。一方面，尽管美国主导了近几年的TPP谈判议题，但TPP仍然是一个多边框架，美国不可能全面垄断话语权，而APEC东道国习惯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体而言，中国的参与是经济和市场方面的利好，很多国家希望中国加入，中国的加入可能成为TPP谈判的一剂催化剂。此外，中国宣布加入TPP也会把球踢给美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变被动为主动；如果TPP谈判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取得进展，那么也可作为东道国对APEC的重要贡献。
对奥巴马政府来讲，2014年将面临中期选举，奥巴马虽然没有连任压力，但却需要认真思考两届任期将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奥巴马就任之初，各界曾经寄予很多厚望，甚至提前将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荣誉授予奥巴马，但是首届任期奥巴马乏善可陈。进入第二个任期，在经济复苏相对稳健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在经历了债务上限、财政悬崖和政府部分停摆后，医改受挫，给美国公众以说得多做得少的感觉。同时，由于政府停摆，奥巴马没有参加2013年的APEC首脑峰会，损害了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使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大打折扣。2014年，由于财政继续紧缩，奥巴马医改预计仍难以有大的作为，可能会将视线转向国外，而美国主导的TPP最有可能取得进展。同时，中国加入TPP可能会大大提高TPP的含金量，不仅会使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会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增加亮点。因此，2014年将是中国加入TPP谈判的有利时机。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