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淑，1935年生，江苏武进人。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我国著名学前教育史、學前课程专家。195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南京师范大学）幼教系并留校工作，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学前教育系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教育学会幼教专业委员会主任。编著了《中国学前教育史》《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学前教育史》《学前教育思想史》《童心拓荒——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幼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农村幼儿园综合教育》《幼儿园课程实施指导丛书》《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幼儿园体验式课程》《幼儿园班级管理》等著作。曾获江苏省幼儿教育先进工作者、南京师范大学首届教书育人奖、人民教育出版社“功勋作者”等荣誉称号。
记者：您好，唐老师，您当初是如何走入学前教育领域的？
唐淑教授（以下简称“唐”）：我1950年考入南京市师范学校的幼师科。有这样的选择，首先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是南京晓庄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当时晓庄学校有个幼稚师范院，陈鹤琴任院长，所以他对幼教、对陈鹤琴都不陌生，知道幼儿师范是培养幼儿园老师的。其次就是我小学时的一位刘老师，她是景海女师幼稚师范科毕业的，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给我们上唱游课，经常带我们唱歌、跳舞、做律动，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且我从小就喜欢表演节目：歌舞、体操，参加各种活动，对文艺和体育都很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初，招生考试都是各个学校自己组织的，招生通知由各个学校登报发布。因我住在常州乡下，南京的一个老乡告诉了我南京市师范学校的招生消息。那时我才15岁，就一个人从常州乡下先是坐船，再转火车，到南京参加考试，考完就自己回去了。当时的录取名单是刊登在报纸上的，但由于消息不灵通，我一开始不知道，又是那位老乡来信询问我为何没来上学，这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于是，我又一个人带着行李辗转来到南京求学，到校的时候都已经开学两周了。这一段幸运的旅程，也让我和幼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有没有后悔过当初选择幼教这个专业？
唐：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幼教人。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不做幼教，我可以做什么呢？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工作更适合我。我的同学中也有人一开始不了解、不喜欢这个专业，但学习过后大多都非常喜欢了，这都很正常。就我而言，从事的事业正是自己一直喜欢的，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改行。我是从喜欢儿童、喜欢幼教发展到热爱儿童、热爱幼教。
我从南师的学生到南师的教师，这68年以来，我经历了幼教系的起步、初创，低谷、停顿，复建、重创的艰难历程，我与南师幼教系共成长、同发展。不管外界重视也好，不重视也罢，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就坚持做这件事就好了。
学习、从事幼教工作70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是逐渐升高的，始终感到非常幸运和满足。其中赵寄石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她是幼教界的典范，是我的榜样。赵老师从不追名逐利，也不在意外人说长道短，她心中有自己的信念，即坚持做科学的幼教。
记者：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和赵寄石老师的故事吗？
唐：我和赵老师非常有缘分，1952年她从美国留学归来进入南师幼教系工作，1952年我从中师被保送进入南师幼教系学习，她是老师，我是学生。上学期间，赵老师教幼儿园自然教学法，她先带着我们把学校里的植物都认识了一遍，又带着我们去玄武湖认识各种植物。1956年，我毕业留校任教，于是我们从幼教系的师生变成了同事。1979年，南师学前专业恢复招生，我受命协助赵老师复建学前教育专业。我们两人性格互补，分工上，赵老师主内，引领大家在学术上奋发图强，我主外，与各方友好交往，共同发展。后来，我担任学前教育系主任后，继续努力传承赵老师的优良传统，不断更新观念、创造条件，让每位同仁不断进取，共同成长。不过无论何时，在我心中她永远是我的导师！
记者：您是研究学前教育史的专家，当初是怎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
唐：我当时选择参与学前教育史的研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作为先遣队成员参与整理办公室和资料室工作，为返校复课做准备。在整理资料时，我发现了陈鹤琴等前辈留下的一些关于中国学前教育史的资料，其中有一个《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目录选》的小册子，使我意识到原来前辈们已经着手在做编写《中国学前教育史》的准备工作。后来，我又知道日本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幼教史，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念：研究我国的幼教史是我们中国幼教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第二，是兴趣使然。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小学时爱看历史故事书，初中时教历史的李老师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每次上她的历史课我都听得津津有味。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对历史一直葆有兴趣，也促使了我日后对学前教育史的关注。
第三，是与现代幼教前辈们的南师情结。陶行知是南师大教科院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的创始人及首任科主任，陈鹤琴是南高的教授、南师的院长，张宗麟是他们的学生和助手，他们三位又是我父亲的老师，我是他们的孙辈，我对他们有种天然的特殊情感。我对前辈们为开辟我国幼教“中国化、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所做出的贡献非常敬佩，因此当看到那些珍贵的教育史资料时，我就义无反顾地决定编写我们自己的中国学前教育史，以及开设学前教育史课程。
记者：我了解到您之前有过多次下乡的经历，您能分享一下吗？
唐：是的，我是我们系的“下乡专业户”。我的下乡经历可以从1958年说起，当时全国都在搞扫盲运动，江苏省扫盲运动开展得好，国家又提出文科要走向社会大课堂，于是江苏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要我系派一支队伍去搞扫盲运动。所以，23岁的我就带领28名女大学生（幼教系的毕业班）到溧阳开始扫盲，到了后分头去了溧阳七个乡，四人一组，我要在各乡之间来回巡视和指导。下半年，是全系师生到溧阳，从办幼儿园到办红专大学。就这样，1958年我基本上都在溧阳了。1960年，南师与附属幼师混合编组，又去全省九个县开展农村幼教，我便第三次到了溧阳。1965年，我又带领学生去丹阳搞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转民办中学的工作。此外，我在1961年、1964年分别到句容、江宁等农村搞整社和“四清”运动。1973年，南师开始陆续恢复招生，但幼教系还没开始招生，我们就进厂下乡搞幼教培训、办幼儿园去了。当时全国搞“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南通如东县做得好，还办了很多幼儿园。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了解到那里的办园情况，就让我们南师学前专业的老师们前往如东进行专业指导。 到了如东，我们针对幼儿园里大多由“赤脚医生”教孩子认识中草药和穴位等现状，就开始办培训班，制作玩教具并举办展览，帮老师们备课，教做早操、教歌舞、讲故事等。毕竟只有先把老师们教会了，他们才能去教孩子。刚去的时候，我们都不太适应如东的饮食，因为那边什么菜里都要放文蛤，很多人都拉肚子，没办法，就只能在食堂打点饭，想办法借个煤油炉，每天煮一点青菜，烧一点番茄蛋花汤。但是，我们很开心。农村幼儿园老师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我们在如东培养了一支很不错的幼师队伍，后来有很多地方都去如东参观学习。
此外，我们还到过许多地方继续送教上门，比如武进、溧水、丹阳、句容、无锡、淮安、洪泽等，可以说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在送教上门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农村幼儿教师，并和她们成了好朋友，像如东的季本芳、武进的宋菊芬、盐城的吴颃琛等。她们那边有什么活动或培训班，我们都去支持。1978年，江苏省教育厅让我们办半年一期的培训班，为各地、市开办幼师班做准备，我在征得领导同意后，也邀请了这三位农村幼儿教师来南师系统地学习了半年，其中吴颃琛作为知青从盐城返回无锡市后，成长为特级教师、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记者：改革开放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这对重建南师学前系的课程和教学有怎样的影响？
唐：改革开放确实对我们学前系的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可学习、借鉴的范围拓宽了。以前我们只是学苏联那一套，即使后来苏联专家撤退了，但是影响还在，高校使用的还是苏联学前教育的学科体系，即“三学六法”（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和幼儿园语言、计算、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六大教学法）。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先进教育思想一下子涌进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不断融合、吸收，真正做到了洋为今用、古为今用。我们一方面坚持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又不断吸收当前先进的各个流派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南师学前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都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提起课程改革，要从“六法”的课程名称说起。之前我们只强调在幼儿园怎么教，比较强调教材和教法，后来我们把“六法”的名称都改了，比如：“幼儿园音乐教学法”改成了“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幼儿园美术教学法”改成了“学前儿童美術教育”，等等。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名称更改背后代表的是学科研究范围的拓宽、研究深度的加深。我们不仅关注幼儿园要教什么、为什么教以及怎么教，更要研究幼儿怎么学、学什么等，还会去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改革与发展等，并且会吸纳国际先进理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使得这些课程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另外，我们还开设了几门新课程，比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家庭教育、学前教育课程论、学前教育史、儿童游戏等课程。我记得当时为开设外国幼教这门课，赵老师组织老师们翻阅、翻译外国文献，比如美、英、苏、澳等世界各地的学前教育资料，请有关老师来做专题讲座。
记者：改革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想必20世纪80年代的综合教育课程改革也遇到不少阻碍吧？当时是怎么开始的？您是全程参与吗？
唐：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市实验幼儿园的黄文奥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幼儿园的活动内容有重复，同一个内容会在很多领域多次出现。比如说兔子这个话题，在图画课画兔子，在语言课上讲兔子的故事，在体育课上学兔子跳，在音乐课上唱兔子的歌……明明是一个整体，但是真实的课程开展中，却是既重复又割裂。赵老师非常认同黄老师这个观点，决定以常识为中心，组成一个个主题，整体地进行教育、教学，于是南师大教科所和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共同开展了综合教育课程的研究。
当时因为系里的管理工作和自己的研究任务，第一次综合教育课程改革我没有直接参加，但始终关切。我和赵老师一直保持密切沟通，有问题一起商量。我一直都非常支持赵老师发起的这次课程改革，但在当时的幼教界，有不少人对此不能理解，总有一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认为综合课程缺乏理论基础什么的。但我认为改总比不改好，一件事情刚开始总归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事情的发展总是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因为坚信这场变革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愿意接受并理解有这个过程。事实证明，综合教育课程改革是符合幼教规律的，其方向和做法都是正确的。
1987年，赵老师申请了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农村幼儿教育研究”，这次我就全面参与进来了。我们决定从自己最有发言权的课程入手进行改革，成立了课题组，每个月都去幼儿园现场观摩、研讨。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江宁调研时，参加活动的副局长对我们的活动大加赞赏。我们坚持尽量利用当地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资源，发挥教师的自主性开展各种活动。当时正进行“金色的秋天”主题，我们是在田野里进行的，小朋友坐在田埂上和老师们一起歌唱，到田里拾稻穗，再带到室内数稻穗，最后把稻穗带回家喂给鸡吃。那是个收获的季节，田野间有成熟的稻穗、黄透了的大豆，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多好的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机会啊。局领导感慨地说，现在幼教的改革绝对跑在小学前面。通过农村综合课程的研究，我们初步建构了幼儿园综合课程的理论框架，并首次创建了农村化、幼教化的农村幼儿园课程。到“九五”规划时，我主持了“我国幼儿园课程体系研究”，全国有18个单位参加，其中也有“农村综合教育”子课题。
退休后，我主要在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南大幼儿园、中华路幼儿园等单位坚持课程的学习与研究。如在市实幼，起初每个星期去一次，固定在一个班上，从小班到大班跟完一轮，第二轮、第三轮慢慢扩大到几个班，再到全园，轮流看半日活动。后来，除了我和张慧和老师以外，越来越多的南师大老师参加到实验幼儿园的综合教育课程改革中。
记者：唐老师，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您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状态的？
唐：我退休之后，除了到幼儿园坚持课程研究外，还有两项工作：一项是编写学前教育史的相关教材，另一项是学会工作。2000年后，我先后担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第五、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此外，还有省里的学会工作。所以我的退休生活很充实、很开心。 养生这块，我平时不会特意去关注，我觉得心态好就行了。诚如陈鹤琴先生说的那样，吃得下、困得着、拉得出。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就好。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学会工作，我记得您是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您能讲讲当初创办学会的初衷和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唐：1979年，教育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在规划精神和教育学会成立的鼓舞和感召下，当时出席会议的九位幼教界代表一致认为，幼教界也需要尽快地把幼教科研队伍组织起来，相互交流幼教的科研成果和教育教学经验，以便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幼儿教育科学进军。于是，我们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当时任教育部幼教处处长的孙岩，中央教科所幼教室的孙爱月、史慧中等几位都是规划大会的工作人员，她们是创办研究会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孙岩处长，她带领我们讨论了研究会的宗旨，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最后决定同年秋季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选择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陈鹤琴先生是中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我们几位发起人一致认为，陈鹤琴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幼教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而只有在南京开会，年事已高的陈鹤琴先生才可能亲临会议。二是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确定了南京为我国幼教科研基地。当时在有学前教育专业的高校中，也只有我们的专业队伍始终没散，还有“新鲜血液”注入。我在研究会任职了两届后就按照《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章程》规定不再担任理事了。第四届理事会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研究会的领导又推荐我去任学术委员，并负责托幼机构教育专业委员会（后更名为幼儿园课程专委会）。到了2000年，冯晓霞当选理事长，我又担任副理事长，主抓课题研究领域，具体负责课题的申报、培训、评审等工作，重点参与了中国幼教百年的庆祝活动。
记者：您对当今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有什么看法？2020年9月，教育部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唐：目前从政策和专业导向来看，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已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工作规程》《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文件的科学性、指导性越来越强，对幼教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贯彻和执行。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各地幼教情况差异较大，需要花时间、花精力一点一点去建设和完善。我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心怀希望，脚踏实地，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关于学前教育立法，我一直都很关心，中国学前教育也终于要迎来有法可依的时代，这对促进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而科学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然，立法之后更重要的是执法，我作为老幼教人，可能更关注法律的落实情况，所以让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依法建设中国幼教的事业中吧！
采访后记
从未想过自己作为一名“90后”的幼教从业者，有幸能与景仰已久的唐淑教授面对面交流，一位之前我只在书本上见过名字、对中国学前教育史的研究做出卓越贡献、被写进中国学前教育历史的老前辈。2020年12月9日上午，我就像一个“粉丝”突然要见自家偶像，带着莫名的激动和慌张奔赴采访地点，开启了我们一天的对谈。
访谈过程中，我内心的紧张和局促很快就被唐淑教授的平易近人和爽朗的笑声所消解。伴随着唐淑教授对她过去70年幼教生涯的娓娓道来，那一段段被浓缩成教科书上几行文字的历史变得鲜活、饱满。我似乎也变成了在田埂上自由歌唱的孩子，亲历着一群幼教人是在满腔热血中不辞劳苦地谋划、筹备、研讨、改革……很快我就开始享受这场幼教人特有的历史追忆。
对谈期间，唐淑教授不止一次地提到“幸運”“满足”“幸福”等字眼，尽管我们都知道相较于当前，明明过去社会对幼教领域的关注更少、能够争取到的幼教支持更匮乏、幼教事业的推进更艰辛，但正是因为这种不易，老幼教人身上那种“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精神，宛如苍茫大海中的灯塔，给人无比强大的安全感和信念。感谢这一天，让我对这个专业的热爱更加纯粹和坚定，我相信年轻的我们一定也能为中国幼教大厦添砖加瓦！
记者：您好，唐老师，您当初是如何走入学前教育领域的？
唐淑教授（以下简称“唐”）：我1950年考入南京市师范学校的幼师科。有这样的选择，首先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是南京晓庄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当时晓庄学校有个幼稚师范院，陈鹤琴任院长，所以他对幼教、对陈鹤琴都不陌生，知道幼儿师范是培养幼儿园老师的。其次就是我小学时的一位刘老师，她是景海女师幼稚师范科毕业的，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给我们上唱游课，经常带我们唱歌、跳舞、做律动，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且我从小就喜欢表演节目：歌舞、体操，参加各种活动，对文艺和体育都很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初，招生考试都是各个学校自己组织的，招生通知由各个学校登报发布。因我住在常州乡下，南京的一个老乡告诉了我南京市师范学校的招生消息。那时我才15岁，就一个人从常州乡下先是坐船，再转火车，到南京参加考试，考完就自己回去了。当时的录取名单是刊登在报纸上的，但由于消息不灵通，我一开始不知道，又是那位老乡来信询问我为何没来上学，这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于是，我又一个人带着行李辗转来到南京求学，到校的时候都已经开学两周了。这一段幸运的旅程，也让我和幼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有没有后悔过当初选择幼教这个专业？
唐：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幼教人。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不做幼教，我可以做什么呢？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工作更适合我。我的同学中也有人一开始不了解、不喜欢这个专业，但学习过后大多都非常喜欢了，这都很正常。就我而言，从事的事业正是自己一直喜欢的，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改行。我是从喜欢儿童、喜欢幼教发展到热爱儿童、热爱幼教。
我从南师的学生到南师的教师，这68年以来，我经历了幼教系的起步、初创，低谷、停顿，复建、重创的艰难历程，我与南师幼教系共成长、同发展。不管外界重视也好，不重视也罢，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就坚持做这件事就好了。
学习、从事幼教工作70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是逐渐升高的，始终感到非常幸运和满足。其中赵寄石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她是幼教界的典范，是我的榜样。赵老师从不追名逐利，也不在意外人说长道短，她心中有自己的信念，即坚持做科学的幼教。
记者：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和赵寄石老师的故事吗？
唐：我和赵老师非常有缘分，1952年她从美国留学归来进入南师幼教系工作，1952年我从中师被保送进入南师幼教系学习，她是老师，我是学生。上学期间，赵老师教幼儿园自然教学法，她先带着我们把学校里的植物都认识了一遍，又带着我们去玄武湖认识各种植物。1956年，我毕业留校任教，于是我们从幼教系的师生变成了同事。1979年，南师学前专业恢复招生，我受命协助赵老师复建学前教育专业。我们两人性格互补，分工上，赵老师主内，引领大家在学术上奋发图强，我主外，与各方友好交往，共同发展。后来，我担任学前教育系主任后，继续努力传承赵老师的优良传统，不断更新观念、创造条件，让每位同仁不断进取，共同成长。不过无论何时，在我心中她永远是我的导师！
记者：您是研究学前教育史的专家，当初是怎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
唐：我当时选择参与学前教育史的研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作为先遣队成员参与整理办公室和资料室工作，为返校复课做准备。在整理资料时，我发现了陈鹤琴等前辈留下的一些关于中国学前教育史的资料，其中有一个《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目录选》的小册子，使我意识到原来前辈们已经着手在做编写《中国学前教育史》的准备工作。后来，我又知道日本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幼教史，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念：研究我国的幼教史是我们中国幼教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第二，是兴趣使然。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小学时爱看历史故事书，初中时教历史的李老师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每次上她的历史课我都听得津津有味。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对历史一直葆有兴趣，也促使了我日后对学前教育史的关注。
第三，是与现代幼教前辈们的南师情结。陶行知是南师大教科院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的创始人及首任科主任，陈鹤琴是南高的教授、南师的院长，张宗麟是他们的学生和助手，他们三位又是我父亲的老师，我是他们的孙辈，我对他们有种天然的特殊情感。我对前辈们为开辟我国幼教“中国化、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所做出的贡献非常敬佩，因此当看到那些珍贵的教育史资料时，我就义无反顾地决定编写我们自己的中国学前教育史，以及开设学前教育史课程。
记者：我了解到您之前有过多次下乡的经历，您能分享一下吗？
唐：是的，我是我们系的“下乡专业户”。我的下乡经历可以从1958年说起，当时全国都在搞扫盲运动，江苏省扫盲运动开展得好，国家又提出文科要走向社会大课堂，于是江苏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要我系派一支队伍去搞扫盲运动。所以，23岁的我就带领28名女大学生（幼教系的毕业班）到溧阳开始扫盲，到了后分头去了溧阳七个乡，四人一组，我要在各乡之间来回巡视和指导。下半年，是全系师生到溧阳，从办幼儿园到办红专大学。就这样，1958年我基本上都在溧阳了。1960年，南师与附属幼师混合编组，又去全省九个县开展农村幼教，我便第三次到了溧阳。1965年，我又带领学生去丹阳搞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转民办中学的工作。此外，我在1961年、1964年分别到句容、江宁等农村搞整社和“四清”运动。1973年，南师开始陆续恢复招生，但幼教系还没开始招生，我们就进厂下乡搞幼教培训、办幼儿园去了。当时全国搞“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南通如东县做得好，还办了很多幼儿园。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了解到那里的办园情况，就让我们南师学前专业的老师们前往如东进行专业指导。 到了如东，我们针对幼儿园里大多由“赤脚医生”教孩子认识中草药和穴位等现状，就开始办培训班，制作玩教具并举办展览，帮老师们备课，教做早操、教歌舞、讲故事等。毕竟只有先把老师们教会了，他们才能去教孩子。刚去的时候，我们都不太适应如东的饮食，因为那边什么菜里都要放文蛤，很多人都拉肚子，没办法，就只能在食堂打点饭，想办法借个煤油炉，每天煮一点青菜，烧一点番茄蛋花汤。但是，我们很开心。农村幼儿园老师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我们在如东培养了一支很不错的幼师队伍，后来有很多地方都去如东参观学习。
此外，我们还到过许多地方继续送教上门，比如武进、溧水、丹阳、句容、无锡、淮安、洪泽等，可以说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在送教上门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农村幼儿教师，并和她们成了好朋友，像如东的季本芳、武进的宋菊芬、盐城的吴颃琛等。她们那边有什么活动或培训班，我们都去支持。1978年，江苏省教育厅让我们办半年一期的培训班，为各地、市开办幼师班做准备，我在征得领导同意后，也邀请了这三位农村幼儿教师来南师系统地学习了半年，其中吴颃琛作为知青从盐城返回无锡市后，成长为特级教师、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记者：改革开放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这对重建南师学前系的课程和教学有怎样的影响？
唐：改革开放确实对我们学前系的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可学习、借鉴的范围拓宽了。以前我们只是学苏联那一套，即使后来苏联专家撤退了，但是影响还在，高校使用的还是苏联学前教育的学科体系，即“三学六法”（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和幼儿园语言、计算、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六大教学法）。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先进教育思想一下子涌进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不断融合、吸收，真正做到了洋为今用、古为今用。我们一方面坚持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又不断吸收当前先进的各个流派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南师学前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都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提起课程改革，要从“六法”的课程名称说起。之前我们只强调在幼儿园怎么教，比较强调教材和教法，后来我们把“六法”的名称都改了，比如：“幼儿园音乐教学法”改成了“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幼儿园美术教学法”改成了“学前儿童美術教育”，等等。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名称更改背后代表的是学科研究范围的拓宽、研究深度的加深。我们不仅关注幼儿园要教什么、为什么教以及怎么教，更要研究幼儿怎么学、学什么等，还会去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改革与发展等，并且会吸纳国际先进理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使得这些课程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另外，我们还开设了几门新课程，比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家庭教育、学前教育课程论、学前教育史、儿童游戏等课程。我记得当时为开设外国幼教这门课，赵老师组织老师们翻阅、翻译外国文献，比如美、英、苏、澳等世界各地的学前教育资料，请有关老师来做专题讲座。
记者：改革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想必20世纪80年代的综合教育课程改革也遇到不少阻碍吧？当时是怎么开始的？您是全程参与吗？
唐：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市实验幼儿园的黄文奥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幼儿园的活动内容有重复，同一个内容会在很多领域多次出现。比如说兔子这个话题，在图画课画兔子，在语言课上讲兔子的故事，在体育课上学兔子跳，在音乐课上唱兔子的歌……明明是一个整体，但是真实的课程开展中，却是既重复又割裂。赵老师非常认同黄老师这个观点，决定以常识为中心，组成一个个主题，整体地进行教育、教学，于是南师大教科所和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共同开展了综合教育课程的研究。
当时因为系里的管理工作和自己的研究任务，第一次综合教育课程改革我没有直接参加，但始终关切。我和赵老师一直保持密切沟通，有问题一起商量。我一直都非常支持赵老师发起的这次课程改革，但在当时的幼教界，有不少人对此不能理解，总有一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认为综合课程缺乏理论基础什么的。但我认为改总比不改好，一件事情刚开始总归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事情的发展总是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因为坚信这场变革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愿意接受并理解有这个过程。事实证明，综合教育课程改革是符合幼教规律的，其方向和做法都是正确的。
1987年，赵老师申请了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农村幼儿教育研究”，这次我就全面参与进来了。我们决定从自己最有发言权的课程入手进行改革，成立了课题组，每个月都去幼儿园现场观摩、研讨。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江宁调研时，参加活动的副局长对我们的活动大加赞赏。我们坚持尽量利用当地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资源，发挥教师的自主性开展各种活动。当时正进行“金色的秋天”主题，我们是在田野里进行的，小朋友坐在田埂上和老师们一起歌唱，到田里拾稻穗，再带到室内数稻穗，最后把稻穗带回家喂给鸡吃。那是个收获的季节，田野间有成熟的稻穗、黄透了的大豆，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多好的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机会啊。局领导感慨地说，现在幼教的改革绝对跑在小学前面。通过农村综合课程的研究，我们初步建构了幼儿园综合课程的理论框架，并首次创建了农村化、幼教化的农村幼儿园课程。到“九五”规划时，我主持了“我国幼儿园课程体系研究”，全国有18个单位参加，其中也有“农村综合教育”子课题。
退休后，我主要在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南大幼儿园、中华路幼儿园等单位坚持课程的学习与研究。如在市实幼，起初每个星期去一次，固定在一个班上，从小班到大班跟完一轮，第二轮、第三轮慢慢扩大到几个班，再到全园，轮流看半日活动。后来，除了我和张慧和老师以外，越来越多的南师大老师参加到实验幼儿园的综合教育课程改革中。
记者：唐老师，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您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状态的？
唐：我退休之后，除了到幼儿园坚持课程研究外，还有两项工作：一项是编写学前教育史的相关教材，另一项是学会工作。2000年后，我先后担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第五、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此外，还有省里的学会工作。所以我的退休生活很充实、很开心。 养生这块，我平时不会特意去关注，我觉得心态好就行了。诚如陈鹤琴先生说的那样，吃得下、困得着、拉得出。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就好。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学会工作，我记得您是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您能讲讲当初创办学会的初衷和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唐：1979年，教育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在规划精神和教育学会成立的鼓舞和感召下，当时出席会议的九位幼教界代表一致认为，幼教界也需要尽快地把幼教科研队伍组织起来，相互交流幼教的科研成果和教育教学经验，以便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幼儿教育科学进军。于是，我们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当时任教育部幼教处处长的孙岩，中央教科所幼教室的孙爱月、史慧中等几位都是规划大会的工作人员，她们是创办研究会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孙岩处长，她带领我们讨论了研究会的宗旨，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最后决定同年秋季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选择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陈鹤琴先生是中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我们几位发起人一致认为，陈鹤琴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幼教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而只有在南京开会，年事已高的陈鹤琴先生才可能亲临会议。二是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确定了南京为我国幼教科研基地。当时在有学前教育专业的高校中，也只有我们的专业队伍始终没散，还有“新鲜血液”注入。我在研究会任职了两届后就按照《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章程》规定不再担任理事了。第四届理事会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研究会的领导又推荐我去任学术委员，并负责托幼机构教育专业委员会（后更名为幼儿园课程专委会）。到了2000年，冯晓霞当选理事长，我又担任副理事长，主抓课题研究领域，具体负责课题的申报、培训、评审等工作，重点参与了中国幼教百年的庆祝活动。
记者：您对当今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有什么看法？2020年9月，教育部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唐：目前从政策和专业导向来看，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已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工作规程》《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文件的科学性、指导性越来越强，对幼教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贯彻和执行。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各地幼教情况差异较大，需要花时间、花精力一点一点去建设和完善。我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心怀希望，脚踏实地，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关于学前教育立法，我一直都很关心，中国学前教育也终于要迎来有法可依的时代，这对促进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而科学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然，立法之后更重要的是执法，我作为老幼教人，可能更关注法律的落实情况，所以让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依法建设中国幼教的事业中吧！
采访后记
从未想过自己作为一名“90后”的幼教从业者，有幸能与景仰已久的唐淑教授面对面交流，一位之前我只在书本上见过名字、对中国学前教育史的研究做出卓越贡献、被写进中国学前教育历史的老前辈。2020年12月9日上午，我就像一个“粉丝”突然要见自家偶像，带着莫名的激动和慌张奔赴采访地点，开启了我们一天的对谈。
访谈过程中，我内心的紧张和局促很快就被唐淑教授的平易近人和爽朗的笑声所消解。伴随着唐淑教授对她过去70年幼教生涯的娓娓道来，那一段段被浓缩成教科书上几行文字的历史变得鲜活、饱满。我似乎也变成了在田埂上自由歌唱的孩子，亲历着一群幼教人是在满腔热血中不辞劳苦地谋划、筹备、研讨、改革……很快我就开始享受这场幼教人特有的历史追忆。
对谈期间，唐淑教授不止一次地提到“幸運”“满足”“幸福”等字眼，尽管我们都知道相较于当前，明明过去社会对幼教领域的关注更少、能够争取到的幼教支持更匮乏、幼教事业的推进更艰辛，但正是因为这种不易，老幼教人身上那种“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精神，宛如苍茫大海中的灯塔，给人无比强大的安全感和信念。感谢这一天，让我对这个专业的热爱更加纯粹和坚定，我相信年轻的我们一定也能为中国幼教大厦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