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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热衷于“打麻将”、“斗地主”，淡于学习、疏于读书。这种漠然于文化的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市委书记汪洋大力倡导领导干部多读书，并以此带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使读书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重庆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对此，我很有同感。
我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因为书的诱惑，申请分配到馆藏水平堪称亚洲第一的国家图书馆（那时叫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工作。那是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代。几乎在任何场合，只要得知我是“北图”的，人们就会眼前一亮，然后跟我套近乎，让我帮他们借书。
后来市场经济繁荣了，“下海”热门了，新“读书无用论”逐渐蔓延，我也曾担心“北图”会门庭冷落。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借阅外文资料的白发苍苍的老读者对我说的话：“你别看现在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收入高，这只是暂时现象，21世纪，知识经济将成为最有生命力的经济，‘北图’要人满为患呢。”他笃定的神情，让我忧虑的心情，立刻变得释然而愉快。果然，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北图”新馆读者就迅速增加。周六、周日，“北图”总是读者爆满，在大部分阅览室，读者都要排队等候很久才能领到座位牌。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北图”，突然变得人手紧缺。在“北图”的十多年，我已经习惯了人们学习的热情和对书的热爱，回到重庆才知道，那样的情景和氛围，对于重庆人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
2001年，我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出生地重庆。客观地说，重庆这些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各行各业都热热闹闹，甚至红红火火，而重庆人似乎都很陶醉于这样的业绩。
“北图”读者人满为患时，重庆的朋友告诉我，坐落在两路口的重庆图书馆简直就是门可罗雀。春节回渝我去查书，当我想找的书一本也找不到后，我也失去了到“重图”的兴趣。如今，投资数亿元、坐落在沙坪坝凤天路的重庆图书馆新馆，其建筑规模和现代化设备都是国内第一流的，但能够搬进馆的馆藏图书仅有380万册，而国家图书馆馆藏是2500多万册，平均每天接待读者约6000人次，双休日更是接近10000人次，但重庆图书馆今年春节7天接待的读者才5000人次左右。而我所在的重庆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每年购书、报、刊的经费总共只有10万元，算上装订的过刊，馆藏还不到7万册，能用得上的书少得可怜，所以图书馆居然成了社科院最冷清的地方。
去年秋天，解放碑纽约·纽约大厦来了个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贵阳老板，租了1000平方米的面积搞文化学术书吧。他买了十几万元品位着实不低的文化学术类书籍和刊物，自己亲手在墙上做了一张20平方米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还是很有些书香文化味道的。这个老板说要把这里做成重庆闹市区的一个文化学术图书馆和热点沙龙，让我有点兴奋。但是两个月后，他就关了门。虽然他这里的咖啡、餐饮价格比三楼的咖啡馆还要低两三成，但三楼生意兴隆，五楼的书吧却始终少有人问津，两个月老板亏了近50万元。朋友劝他改换经营项目，他却固执地说：“现在全国的大城市，像这样的书吧已不少见，偌大一个直辖市，会不接受这样一个书吧？”他不相信重庆人会这样没文化！于是今年1月16日，他又开业了。他说要再赌一把，几个月以后，结果还是失败的话，他才会彻底失望并认输。现在已经过了3个月，这里免费搞了很多次文化、学术沙龙，赠送了几千张会员卡，媒体也作了报道，但情况仍然不妙，这个书吧的命运实在很难预料。我虽然不懂经营，但像这种档次的书吧在重庆毕竟是头一个，重庆人对文化的冷漠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老重庆”的朋友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一个从事装修的朋友说：“这些年来，我装修的房子很多，但有书房和专用书架的家庭却很少。”一个从北京来重庆多年的“上门女婿”对我说：“北京人在一起喜欢侃文化时事、国际形势，民间也都喜欢搞沙龙，但在重庆，你要在朋友聚会或茶馆会友时谈论文化学术话题，肯定会招人讨厌，甚至招人耻笑。”我说：“不至于吧？”大家便异口同声地笑我成了外地人，太不了解重庆人了。前不久又有一位做企业培训的朋友说，他给重庆一家大公司做培训，课刚结束就不见了老总，一找，才发现企业的领导们在宾馆房间里迫不及待地“斗地主”。这位朋友说，重庆的老板学习意识普遍淡漠，许多培训公司和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到重庆来都“水土不服”，呆不了多久就会撤离。他的妻子是做生意的，也深有同感地说：“很多时候，生意还没谈完，牌桌子就已经支好了。”
对北京的记忆，和与重庆现实的对比，几乎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隐痛。我的户口还在北京，如果不是父母年迈多病，我想我早已离开这座城市了。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而学习力则是软实力中的核心力量。如果学习力低下，在知识经济和全球无障碍的扁平化时代，这座城市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是令人忧虑的。借鉴“木桶短板”理论，我认为学习力不足正是重庆综合实力中的“短板”。市委领导真正从这座城市的长远利益着想，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少点吃喝应酬，多点读书学习，少些浮躁喧嚣，多些笔墨书香”，极力推动全市上下形成浓厚的学习风尚，终于让人如沐春风，看到了希望。
（作者系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因为书的诱惑，申请分配到馆藏水平堪称亚洲第一的国家图书馆（那时叫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工作。那是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代。几乎在任何场合，只要得知我是“北图”的，人们就会眼前一亮，然后跟我套近乎，让我帮他们借书。
后来市场经济繁荣了，“下海”热门了，新“读书无用论”逐渐蔓延，我也曾担心“北图”会门庭冷落。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借阅外文资料的白发苍苍的老读者对我说的话：“你别看现在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收入高，这只是暂时现象，21世纪，知识经济将成为最有生命力的经济，‘北图’要人满为患呢。”他笃定的神情，让我忧虑的心情，立刻变得释然而愉快。果然，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北图”新馆读者就迅速增加。周六、周日，“北图”总是读者爆满，在大部分阅览室，读者都要排队等候很久才能领到座位牌。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北图”，突然变得人手紧缺。在“北图”的十多年，我已经习惯了人们学习的热情和对书的热爱，回到重庆才知道，那样的情景和氛围，对于重庆人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
2001年，我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出生地重庆。客观地说，重庆这些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各行各业都热热闹闹，甚至红红火火，而重庆人似乎都很陶醉于这样的业绩。
“北图”读者人满为患时，重庆的朋友告诉我，坐落在两路口的重庆图书馆简直就是门可罗雀。春节回渝我去查书，当我想找的书一本也找不到后，我也失去了到“重图”的兴趣。如今，投资数亿元、坐落在沙坪坝凤天路的重庆图书馆新馆，其建筑规模和现代化设备都是国内第一流的，但能够搬进馆的馆藏图书仅有380万册，而国家图书馆馆藏是2500多万册，平均每天接待读者约6000人次，双休日更是接近10000人次，但重庆图书馆今年春节7天接待的读者才5000人次左右。而我所在的重庆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每年购书、报、刊的经费总共只有10万元，算上装订的过刊，馆藏还不到7万册，能用得上的书少得可怜，所以图书馆居然成了社科院最冷清的地方。
去年秋天，解放碑纽约·纽约大厦来了个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贵阳老板，租了1000平方米的面积搞文化学术书吧。他买了十几万元品位着实不低的文化学术类书籍和刊物，自己亲手在墙上做了一张20平方米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还是很有些书香文化味道的。这个老板说要把这里做成重庆闹市区的一个文化学术图书馆和热点沙龙，让我有点兴奋。但是两个月后，他就关了门。虽然他这里的咖啡、餐饮价格比三楼的咖啡馆还要低两三成，但三楼生意兴隆，五楼的书吧却始终少有人问津，两个月老板亏了近50万元。朋友劝他改换经营项目，他却固执地说：“现在全国的大城市，像这样的书吧已不少见，偌大一个直辖市，会不接受这样一个书吧？”他不相信重庆人会这样没文化！于是今年1月16日，他又开业了。他说要再赌一把，几个月以后，结果还是失败的话，他才会彻底失望并认输。现在已经过了3个月，这里免费搞了很多次文化、学术沙龙，赠送了几千张会员卡，媒体也作了报道，但情况仍然不妙，这个书吧的命运实在很难预料。我虽然不懂经营，但像这种档次的书吧在重庆毕竟是头一个，重庆人对文化的冷漠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老重庆”的朋友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一个从事装修的朋友说：“这些年来，我装修的房子很多，但有书房和专用书架的家庭却很少。”一个从北京来重庆多年的“上门女婿”对我说：“北京人在一起喜欢侃文化时事、国际形势，民间也都喜欢搞沙龙，但在重庆，你要在朋友聚会或茶馆会友时谈论文化学术话题，肯定会招人讨厌，甚至招人耻笑。”我说：“不至于吧？”大家便异口同声地笑我成了外地人，太不了解重庆人了。前不久又有一位做企业培训的朋友说，他给重庆一家大公司做培训，课刚结束就不见了老总，一找，才发现企业的领导们在宾馆房间里迫不及待地“斗地主”。这位朋友说，重庆的老板学习意识普遍淡漠，许多培训公司和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到重庆来都“水土不服”，呆不了多久就会撤离。他的妻子是做生意的，也深有同感地说：“很多时候，生意还没谈完，牌桌子就已经支好了。”
对北京的记忆，和与重庆现实的对比，几乎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隐痛。我的户口还在北京，如果不是父母年迈多病，我想我早已离开这座城市了。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而学习力则是软实力中的核心力量。如果学习力低下，在知识经济和全球无障碍的扁平化时代，这座城市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是令人忧虑的。借鉴“木桶短板”理论，我认为学习力不足正是重庆综合实力中的“短板”。市委领导真正从这座城市的长远利益着想，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少点吃喝应酬，多点读书学习，少些浮躁喧嚣，多些笔墨书香”，极力推动全市上下形成浓厚的学习风尚，终于让人如沐春风，看到了希望。
（作者系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