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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中，以中西文化中分别对“天”信仰之发展与演变的类比分析，结合《周易》、《塔木德》、《道德经》、《论语》、《日知录》等中西哲学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及相关历史事实，提出了“人之平和”，“道法自然”的发展观，及对“文化传承的主观性与冲动性”，“中西信仰发展史的异同”，“中西社会活跃性差别的原因”，“老子及《道德经》的积极与平和性”，“孔子之于董仲舒哲学传承的误区与转折性”，谶纬，玄学等哲学问题的探讨。
关键词：天人关系；孔子；希腊文明
1.溯源
追溯精神文化的本源，文字复兴的实质，并非自人从神的解放，而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实质的回归。“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国语》），初时人力单薄，凡不能控，皆以为神。
后随人类自身的“生存事业”的发展，人类渴望更加有“力”的“灵”来帮助与庇佑。于百神外，又有“天”，“帝”。“有夏多罪，天命殆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罚。”（尚书）
2.东方文明漫谈
中国“礼”之正范所向周朝；“仪”之正规，亦尊周代：祭天之礼至纯至重的，同是周代。这一段历史，是东方人类本身历史上与“天”相处最融洽的时期。当人们真正通读过“子”部经典之后，可能更愿意相信孔子及其以后的思想家如孟子，荀子，怀念的不是旧朝代的恢弘，而是天人和谐的平静；“复兴”与“正名”的，不是旧时代的制度与形式本身，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质朴与简洁的安宁；执着与呼吁的，不是“仪礼”形式本身的庄重，而是人之于天，人之于人的那一份淡定。孔子倡“仁”，孟子重“性”，荀子探讨“人之恶”。三世鸿儒探讨范围的精缩与对“点”的细腻化，正是中华思想渐偏离“天”和谐信仰与学术上走向在强化中绝对权威的误解与反误解的怪圈的开端与缩影。
文景之治为大汉奠定了盛世基础，崇尚自然生息的“黄老之术”再也满足不了人们渐渐缩小的“心空”与膨胀的储备欲；更满足不了大汉武帝建立盛世，海内一统有序的雄心与当世有志者建功立名的决心与“创造力”。
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并极力的提倡，使所谓“新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维稳” 了两千多年，误导了两千多年。
“天人感应”之“君权神授”者，非《论语》之天命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中提倡并以之为核心与制高点的是一个“仁”字，仁者，爱人也。《论语》之“天命”，是一种对自然与社会道德循规律的敬畏。再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孔子之天道者，人道也，众人之道也。董仲舒之“天命”者，“神道”也，一人之道也。孔子之道者，为世界和谐人事安顺，而董仲舒之道，只为皇帝集权的名，从根本上就背弃了“仁”的观念，因此，怎么能把他的所谓哲学体系从含义上视为先秦真儒的真传呢？
《论语》之王道，至圣人之道，至君子之道，而非“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也且看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贡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可见，从这些语言中所表露的《论语》中的思想，只是“仁者”匡扶天下的抱负，而非奴颜卑膝也；董氏之仁政，君主自上而下之施恩也。在“君权神授”这种处于“稳定社稷”的思想体系指引下，普遍化人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天下乃领袖者之天下”，反正有他决断这一切，受点压迫不要紧的只要不要到了“民不聊生”的状态就行这种“缺乏责任感与创造力”的消极惰性思想。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3.西方文明漫谈
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做为文字雏形的图画产生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由于拥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农业分别在两个文明区域发展起来。基于对农业水利灌溉的垄断，出现了专制的国王，宗教形态为与国王有密切联系的多神教。伴随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埃及，巴比伦王国的兴起，米诺文化的兴起，促进了埃及与巴比伦的交流影响而又吸纳着双方的文化元素。约公元前 1600 年，米诺文化传到希腊大陆，至公元前 900 年演变为迈锡尼文明。或许，正是此后伊奥尼亚，亚该亚，和多利亚人的入侵，不同文化的他们对希腊本土元素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取舍，造成了希腊城邦间的诸多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与腓尼基文字的产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崛起。
而与此同时，大约四五千年前，犹太民族也在自己相对独立的地域中开启了独到的伟大文明。《出埃及记》中，为我们讲述了古代犹太英雄摩西带领不堪埃及压迫的犹太人民跨越重重阻碍，逃往生天奔向自由的传说。西奈山受封承接律法，奠定了这个民族永垂不朽的民族毅力与民族自信。光明永在西奈山上，生存与绝境，成就了这个民族的坚韧与创造力。
十六世纪前后，由禁欲主义打开了囚禁人性的大门—从但丁《神曲》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再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可以看到当时时代人们对自由的向往。这时一些正义而睿智的宗教内部人员也开始在维护信仰本身的同时，针对当时人们不满教会精神与物质的绝对控制又不可普遍性的对“精神信仰”有着理性认识的人群因势利导提倡新的信仰心态与规仪方式，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此外，典型的代表还有加尔文教派，大力提倡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与人的宿命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改变，侧面提倡了王权。
4.东西方文明比较
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于古犹太教的各自取舍继承与发扬，正如古代中国诸子文化之于商周《易经》文化的汲取，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对“天”仰望偏重于对生存的祈望，对已有的守成，对“人”的修养；而西方民族“天”信仰的成长历程则略微侧重动力的寻找，对未有的开拓，对“心”的洗礼；由此可以推衍中西文化就天人关系的认知存在相似的发展过程。在人们实际的认识与研究中，侧重犹太教对西方宗教之影响，而其它两种元素却几乎不在众人好奇与求索的范围内；如中国对孔子之“仁”的误解与变相强化的发扬；对墨子与杨朱功的利性过于聚焦。
5.结束语
用其“为”之精髓，非不服输的“解剖”，非不求甚解的“扬弃”，非出于仰望而潜意识的搁置与割裂，进而生所谓“纯客观”的究其表面，更非今人看古下意识对其局限性的怜悯一个民族能够在实践与奋进时真正将古人的精华理解与充分的融合运用，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史（上、下）》 冯友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2]《西方哲學史（上卷）》[2]《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10
[3]《西方哲学史（下卷）》罗素 商务印书馆 2011
[4]《塔木德智慧全刘屹松 编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6
[5]《周易》杨天才 张善文译注 中华书局 2007.06
[6]《老子道德经注晓释》（魏）王弼 著 楼宇烈 校释 中华书局 2008.12.1
[7]《论语》张燕婴 译注 中华书局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天人关系；孔子；希腊文明
1.溯源
追溯精神文化的本源，文字复兴的实质，并非自人从神的解放，而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实质的回归。“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国语》），初时人力单薄，凡不能控，皆以为神。
后随人类自身的“生存事业”的发展，人类渴望更加有“力”的“灵”来帮助与庇佑。于百神外，又有“天”，“帝”。“有夏多罪，天命殆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罚。”（尚书）
2.东方文明漫谈
中国“礼”之正范所向周朝；“仪”之正规，亦尊周代：祭天之礼至纯至重的，同是周代。这一段历史，是东方人类本身历史上与“天”相处最融洽的时期。当人们真正通读过“子”部经典之后，可能更愿意相信孔子及其以后的思想家如孟子，荀子，怀念的不是旧朝代的恢弘，而是天人和谐的平静；“复兴”与“正名”的，不是旧时代的制度与形式本身，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质朴与简洁的安宁；执着与呼吁的，不是“仪礼”形式本身的庄重，而是人之于天，人之于人的那一份淡定。孔子倡“仁”，孟子重“性”，荀子探讨“人之恶”。三世鸿儒探讨范围的精缩与对“点”的细腻化，正是中华思想渐偏离“天”和谐信仰与学术上走向在强化中绝对权威的误解与反误解的怪圈的开端与缩影。
文景之治为大汉奠定了盛世基础，崇尚自然生息的“黄老之术”再也满足不了人们渐渐缩小的“心空”与膨胀的储备欲；更满足不了大汉武帝建立盛世，海内一统有序的雄心与当世有志者建功立名的决心与“创造力”。
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并极力的提倡，使所谓“新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维稳” 了两千多年，误导了两千多年。
“天人感应”之“君权神授”者，非《论语》之天命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中提倡并以之为核心与制高点的是一个“仁”字，仁者，爱人也。《论语》之“天命”，是一种对自然与社会道德循规律的敬畏。再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孔子之天道者，人道也，众人之道也。董仲舒之“天命”者，“神道”也，一人之道也。孔子之道者，为世界和谐人事安顺，而董仲舒之道，只为皇帝集权的名，从根本上就背弃了“仁”的观念，因此，怎么能把他的所谓哲学体系从含义上视为先秦真儒的真传呢？
《论语》之王道，至圣人之道，至君子之道，而非“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也且看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贡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可见，从这些语言中所表露的《论语》中的思想，只是“仁者”匡扶天下的抱负，而非奴颜卑膝也；董氏之仁政，君主自上而下之施恩也。在“君权神授”这种处于“稳定社稷”的思想体系指引下，普遍化人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天下乃领袖者之天下”，反正有他决断这一切，受点压迫不要紧的只要不要到了“民不聊生”的状态就行这种“缺乏责任感与创造力”的消极惰性思想。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3.西方文明漫谈
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做为文字雏形的图画产生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由于拥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农业分别在两个文明区域发展起来。基于对农业水利灌溉的垄断，出现了专制的国王，宗教形态为与国王有密切联系的多神教。伴随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埃及，巴比伦王国的兴起，米诺文化的兴起，促进了埃及与巴比伦的交流影响而又吸纳着双方的文化元素。约公元前 1600 年，米诺文化传到希腊大陆，至公元前 900 年演变为迈锡尼文明。或许，正是此后伊奥尼亚，亚该亚，和多利亚人的入侵，不同文化的他们对希腊本土元素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取舍，造成了希腊城邦间的诸多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与腓尼基文字的产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崛起。
而与此同时，大约四五千年前，犹太民族也在自己相对独立的地域中开启了独到的伟大文明。《出埃及记》中，为我们讲述了古代犹太英雄摩西带领不堪埃及压迫的犹太人民跨越重重阻碍，逃往生天奔向自由的传说。西奈山受封承接律法，奠定了这个民族永垂不朽的民族毅力与民族自信。光明永在西奈山上，生存与绝境，成就了这个民族的坚韧与创造力。
十六世纪前后，由禁欲主义打开了囚禁人性的大门—从但丁《神曲》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再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可以看到当时时代人们对自由的向往。这时一些正义而睿智的宗教内部人员也开始在维护信仰本身的同时，针对当时人们不满教会精神与物质的绝对控制又不可普遍性的对“精神信仰”有着理性认识的人群因势利导提倡新的信仰心态与规仪方式，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此外，典型的代表还有加尔文教派，大力提倡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与人的宿命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改变，侧面提倡了王权。
4.东西方文明比较
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于古犹太教的各自取舍继承与发扬，正如古代中国诸子文化之于商周《易经》文化的汲取，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对“天”仰望偏重于对生存的祈望，对已有的守成，对“人”的修养；而西方民族“天”信仰的成长历程则略微侧重动力的寻找，对未有的开拓，对“心”的洗礼；由此可以推衍中西文化就天人关系的认知存在相似的发展过程。在人们实际的认识与研究中，侧重犹太教对西方宗教之影响，而其它两种元素却几乎不在众人好奇与求索的范围内；如中国对孔子之“仁”的误解与变相强化的发扬；对墨子与杨朱功的利性过于聚焦。
5.结束语
用其“为”之精髓，非不服输的“解剖”，非不求甚解的“扬弃”，非出于仰望而潜意识的搁置与割裂，进而生所谓“纯客观”的究其表面，更非今人看古下意识对其局限性的怜悯一个民族能够在实践与奋进时真正将古人的精华理解与充分的融合运用，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史（上、下）》 冯友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2]《西方哲學史（上卷）》[2]《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10
[3]《西方哲学史（下卷）》罗素 商务印书馆 2011
[4]《塔木德智慧全刘屹松 编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6
[5]《周易》杨天才 张善文译注 中华书局 2007.06
[6]《老子道德经注晓释》（魏）王弼 著 楼宇烈 校释 中华书局 2008.12.1
[7]《论语》张燕婴 译注 中华书局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