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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洪洞，长在洪洞，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参军，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一、牛粪袋子下面的银元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叛乱，全区开展了平息叛乱的武装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
在这一新的形势面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急需派懂藏语的专业人员，到西藏搞社会调查，8月，按照学校预定的教学安排，我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系四年级藏语班要到西藏实习，因而参加社科院调查组这一特殊使命便落在我们班的同学和带队老师的身上。
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这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
到西藏后，我们两位老师和两名学生在社科院姚兆麟同志的带领下，以民主改革工作队的公开身份，进驻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柳溪卡区，一面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搞民主改革；一面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大纲，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完成科研任务。
工作队刚一进村，日喀则人民银行就运来五箱人民币，因平叛前西藏市场上流通的是银元，要工作队代理开展收兑业务。
快到年底了，银行要结帐，队部通知：要我们把收兑的银元和藏币运回日喀则，上交日喀则中心支行。
柳溪卡区位于日喀则西南，距日喀则70多公里，有简易公路可以直达，但没法找到汽车。溪本家有一辆马车，可以雇用，但一天赶不到，要在半路过夜。当时平叛部队正在追歼流窜的叛匪，我们驻地附进有时也有叛匪出没。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此事对外绝对保密，隐蔽运送。
赶车人名叫旺堆，原是溪本的家奴，为人忠厚老实，是民主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也没有告诉他实情。
动身的前一天傍晚，我们要他把马车停放在工作组驻地门口，说是要雇他，到日喀则为分工委伙房送一车牛粪。半夜时分，工作组的五个人，两个持枪放哨，三个人一起动手，把装满银元和藏币的箱子，藏到牛粪袋子下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穿着一身藏装，装扮成到日喀则贩运牛粪的藏胞，和旺堆一起坐着装满牛粪的马车，沿着简易公路出发了。
路上，坐在车前的旺堆唱着藏戏，我坐在牛粪袋子上，唱着藏语歌曲。我表面上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实际上，一直注视着四周的动向。
因为是三马一套，太阳刚刚偏西，便出了拉孜县县界，来到了日喀则县的一个大村庄。得知村子里驻有工作队，我们便把马车停到了工作队驻地的门口。
车刚停住，就过来一个披着皮大衣的藏族小伙子，看来像是工作队的，他把我们当成是卖牛粪的了，来到我们面前用藏语告诉我们：“工作队刚买下牛粪，过几天才买。”
我用藏语问他：“你是这个村工作队的吗？”他点了一下头，我便告诉他：“我是拉孜县柳区工作队的，到日喀则出差，要在这里借宿一晚上。”他马上热情地把我引进屋子里，见了他们的队长。
队长是从山东省调到西藏的，他得知我们的真实身份后，马上吩咐安排我们吃饭和住宿，并让我和他住在一起。
夜深了，人们都睡下了，我悄悄地起身披上大衣，带上枪往外走。队长睡觉很轻，他见我又起来，便轻声地问：“您不睡，又出去干什么？”我靠近他的身旁低声告他：“车里牛粪袋子下面的箱子里装的是送往银行的银元。”他立即对我说：“您在车上累了一天了，明天还要赶路，您睡在我的垫子上吧！”话刚落音，他就起身披上皮大衣，带上枪，来到马车下面代我看守了一夜。
事已过去50多年了，遗憾的是我连那位队长的姓名都没记住，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国家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对革命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却永远印记在我的心里。
二、我成了“从北京来的神医”
返回柳区后，队里领导又把我分派到热沙小组。
热沙属于拉孜县柳区的一个乡，位于柳区的东南，沿着柳区南面的一条河，向东南方向走，骑马半天，就到了热沙小组驻地热沙宗。
小组由三个人组成，杨俊老师是组长，我和罗俊哲同学是组员。任务和在柳区一样，一面搞民主改革，一面搞社会调查。
一天深夜，我们三个人都已睡下了，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人一边敲门，一边用藏语高声地接连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我们三个人被这哭喊声惊醒，我急忙爬起来，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登到房顶上。打着手电筒一看，大门前有一位藏族同胞，牵着两匹马。开门后得知，他的妻子大腿上长了碗大的脓疱，疼痛难忍，一直哭喊着，他万般无奈，借了两匹马找工作队去看一看，想一想办法。
看那老乡心急火燎的样子，杨老师为难了。因为调查队队部有规定：当时处于平叛期间，为了确保调查组人员的安全，晚上一律不准出门离开驻地。我看老乡急的两眼泪水，就向杨老师请求：“杨老师，他家离这儿不远，不会出问题的，您就让我去看看，尽尽我们的心吧！”
杨老师没有明确表态让我去，但也没有阻挡不让我去，我便拿定主意，背上枪，挎上调查组临下乡时带来的常备药箱，骑上老乡牵来的马，向老乡住的村庄奔去。
夜深人静，还没进村，远远就听到女人刺耳的嘶喊声。下了马，我跑进房门一看，老乡的妻子约30岁左右，面容憔悴，两手捂着大腿，不停地用藏话喊：“疼死了！疼死了！”
我弯下腰来检查，在她紧挨肛门的右腿上，有碗口大的脓疱，流着脓。我想：“这病是外伤，只要把伤口洗净抹上药，口服消炎药，就会好转的。”
想到这里，我叫她丈夫烧了一锅开水，我抓了一大把盐放到锅里，先盛出一小碗，待水凉了，用药棉蘸上盐水擦洗伤口。我用药棉擦掉脓疮的脓血，把疮口洗净，撒上消炎粉，又把消炎药膏抹到纱布上，盖在了疮面，再用绷带包好，又给了一瓶口服的消炎药，交待了口服的次数和数量。
做完了这一切，我便骑马飞快地往回赶，跑回驻地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第二天，我们刚吃完早饭，那位老乡提着一筐鸡蛋来到我们的驻地，微笑着对我说：“您离开我的屋子不久，我妻子就不喊叫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希望我再去看一看。
我真没想到，那位藏族女同胞大腿上的疮口被我治好以后，当地的藏族同胞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扬开来，说：“工作组从北京来了一位神医，看病看的真好！”从此，方圆几十里的群众，不管患了什么病，内科的、外科的，还是五官科的，都来找我看，有的病人是骑着马，跑了好几天，来到热沙求医。
带队老师知道了我的尴尬处境后，便很快把我调到了藏北黑河调查小组。
三、“猪圈”里的一夜
在西藏实习一年之后，我回到北京又学习了一年，1961年7月，我被分配到西藏工委文件档案组。1962年秋，杜敬波同志从中央档案馆调到西藏，第二年担任了西藏档案馆馆长。
杜敬波的老家在河北省冀中平原，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他12岁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根据地的文工团，当了小演员。1948年，他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跟随毛主席当速记员。
他热爱本职工作，精通档案业务，在西藏连办三期档案培训班，使西藏地区的档案资料得到了妥善保护。
我与杜馆长第一次接触是在1963年3月，当时，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委员会为了弘扬西藏文化，举办西藏历史座谈会，邀请了藏族历史学家贵相巴·贡嘎朗杰先生讲述西藏历史。杜馆长派我前去听讲，我听了三天，整理出三万多字的翻译记录稿，杜馆长立即决定打印500份，发送全区。这本《西藏简明历史》，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西藏史的宝贵资料。
可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时，杜馆长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了官、夺了权，喂了猪。
我在西藏档案馆图书资料室上班，和杜馆长住在一个楼上。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到猪圈查看一下，才回到房间刷牙洗脸。吃完早饭，就手拿木棍，赶着猪去放。放猪回来，又打扫猪圈、喂猪，一天忙个不停。
一天下午，杜馆长进了我的房间，我感到奇怪，因他被罢官后，为了避嫌，很少到我房间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对杜馆长非常尊重，便走到他的面前低声说：“杜馆长，我想您了解我的为人，您才找我的，请您不要客气，只要我能干了的，您就吩咐吧！”
他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晚上老母猪临产，要生猪崽，我想请你去猪圈陪我一晚上，帮帮忙。”
我痛快地答应了，马上和他一起把猪圈打扫干净，拉上了电灯，铺了两对藏垫，搬来了被褥，我俩就睡在猪圈里。
猪圈里灯火通明，夜里11点，母猪开始生了，杜馆长忙着为母猪接生。整整忙了一夜，母猪顺利地生下了22个猪娃。杜馆长看着吃奶的猪娃，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杜馆长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想：“国家的高级干部，被无缘无故的罢了官，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和惩罚。他不但没有抵触情绪，也没有任何怨言，而是把喂猪当作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想尽一切办法把猪喂好，不但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还要请求别人帮忙。”我被他这种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所感动，终生难以忘怀。
四、桑杰救了我的命
到了1969年的7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档案馆的大部分同志进了林芝学习班。一年后，我被下放到谢通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
1971年7月的一天，我要到通门林卡了解植树造林情况，晚饭后，一个人骑着马就出发了。
通门林卡位于谢通门河的南岸，距北岸的县直机关约五公里，道路平坦，但隔着通门河。通门河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河上无桥，需要涉渡。
“宁爬十里山，不过一里河。”我骑着马刚到河心，山洪就来了，河水猛涨，马不肯前进，也不肯后退。我想下来牵着马过河，又不熟悉河道，急得我在马上高喊桑杰的名字。
林卡里有一座五间石砌房子的院落，住着名叫桑杰的一家人。桑杰约40岁左右，大高个子，诚实厚道，妻子卓玛，勤恳温顺，他们有一个15岁的女儿和一个7岁的儿子。民主改革时，林卡里的房子分给了他们，让他看守着林卡又种着地，日子过得美满幸福。
我经常到林卡里来，和桑杰一家的大人、小孩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桑杰的小儿子，每次我下了马，刚坐到垫子上，他便爬到我的怀里。
卓玛和女儿先听见了我的呼喊声，哭喊着跳进河里，桑杰赶来把她俩挡住，自己下到河里把马牵到岸边。这时洪水又涨了，再迟几分钟，我和马就都被山洪冲到雅鲁藏布江了。
离别30年了，桑杰啊！您救了我的命，我真想再见到您！
五、“老扈啦！您还是回咱车多吧！”
下了乡，生活条件艰苦，要是到了西藏高原的半农半牧区，条件就更艰苦了。但是，我在谢通门县南木切区的车多乡，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蹲就是二年多，乡亲们不愿让我们走，我们也不想回。
车多乡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通门河的上游，1973年春节后，工作组由我带队，来到车多乡蹲点。
工作组由县直机关的三名工作人员组成，杨家治同志是四川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话，另一位是县广播站的女播音员其美同志。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县里布置我们工作组的中心任务是批林批孔，具体工作是修水库、割草、放牧，和群众一起搞农牧业生产劳动，了解和掌握生产进度，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
“山高皇帝远”，我们三个人暗里商量决定：白天照常劳动，把晚上的学习“批林批孔”文章，变成讲古典名著。这样一变通，民心所向，藏族同胞参加学习的劲头更大了。一到晚上，工作组住的房子里，人总是坐的满满的，听我讲《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
记得一天晚上，我给老乡讲《杀庙》的那场戏，当讲到韩琦受陈世美指派，挥刀要杀秦香莲母子三人时，老乡们一个个听得张大了嘴，瞪圆了眼睛，不停地“唉呀呀！唉呀呀”地叫喊着。
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块聊天，我的藏话越讲越流利，和藏族同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刚进村时，老乡叫我“本布拉”（长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慢慢地变成了“老扈啦”，到后来“老扈啦”前边又加了个“吾热”（我们的意思），一见面就喊我“吾热老扈啦”。
到了1976年初，我被调到塔玛区蹲点。塔玛是农业区，大部分村庄靠近雅鲁藏布江。说来也怪，气候好了，我反而病了，患了感冒，感染了肾盂肾炎，尿血，眼睛都睁不开了。区里巴吉和仓木拉两位女同志在床边看守了我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被塘河电站的汽车送到日喀则，住进了地区人民医院。
车多乡的老乡们听说我住了院，骑着马，带上酥油、青稞酒，往返六天，到医院看望我。他们坐到我的病床边，握着我的手，两眼含着热泪，说：“吾热老扈啦！您还是回咱们车多吧！”■
一、牛粪袋子下面的银元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叛乱，全区开展了平息叛乱的武装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
在这一新的形势面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急需派懂藏语的专业人员，到西藏搞社会调查，8月，按照学校预定的教学安排，我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系四年级藏语班要到西藏实习，因而参加社科院调查组这一特殊使命便落在我们班的同学和带队老师的身上。
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这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
到西藏后，我们两位老师和两名学生在社科院姚兆麟同志的带领下，以民主改革工作队的公开身份，进驻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柳溪卡区，一面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搞民主改革；一面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大纲，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完成科研任务。
工作队刚一进村，日喀则人民银行就运来五箱人民币，因平叛前西藏市场上流通的是银元，要工作队代理开展收兑业务。
快到年底了，银行要结帐，队部通知：要我们把收兑的银元和藏币运回日喀则，上交日喀则中心支行。
柳溪卡区位于日喀则西南，距日喀则70多公里，有简易公路可以直达，但没法找到汽车。溪本家有一辆马车，可以雇用，但一天赶不到，要在半路过夜。当时平叛部队正在追歼流窜的叛匪，我们驻地附进有时也有叛匪出没。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此事对外绝对保密，隐蔽运送。
赶车人名叫旺堆，原是溪本的家奴，为人忠厚老实，是民主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也没有告诉他实情。
动身的前一天傍晚，我们要他把马车停放在工作组驻地门口，说是要雇他，到日喀则为分工委伙房送一车牛粪。半夜时分，工作组的五个人，两个持枪放哨，三个人一起动手，把装满银元和藏币的箱子，藏到牛粪袋子下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穿着一身藏装，装扮成到日喀则贩运牛粪的藏胞，和旺堆一起坐着装满牛粪的马车，沿着简易公路出发了。
路上，坐在车前的旺堆唱着藏戏，我坐在牛粪袋子上，唱着藏语歌曲。我表面上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实际上，一直注视着四周的动向。
因为是三马一套，太阳刚刚偏西，便出了拉孜县县界，来到了日喀则县的一个大村庄。得知村子里驻有工作队，我们便把马车停到了工作队驻地的门口。
车刚停住，就过来一个披着皮大衣的藏族小伙子，看来像是工作队的，他把我们当成是卖牛粪的了，来到我们面前用藏语告诉我们：“工作队刚买下牛粪，过几天才买。”
我用藏语问他：“你是这个村工作队的吗？”他点了一下头，我便告诉他：“我是拉孜县柳区工作队的，到日喀则出差，要在这里借宿一晚上。”他马上热情地把我引进屋子里，见了他们的队长。
队长是从山东省调到西藏的，他得知我们的真实身份后，马上吩咐安排我们吃饭和住宿，并让我和他住在一起。
夜深了，人们都睡下了，我悄悄地起身披上大衣，带上枪往外走。队长睡觉很轻，他见我又起来，便轻声地问：“您不睡，又出去干什么？”我靠近他的身旁低声告他：“车里牛粪袋子下面的箱子里装的是送往银行的银元。”他立即对我说：“您在车上累了一天了，明天还要赶路，您睡在我的垫子上吧！”话刚落音，他就起身披上皮大衣，带上枪，来到马车下面代我看守了一夜。
事已过去50多年了，遗憾的是我连那位队长的姓名都没记住，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国家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对革命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却永远印记在我的心里。
二、我成了“从北京来的神医”
返回柳区后，队里领导又把我分派到热沙小组。
热沙属于拉孜县柳区的一个乡，位于柳区的东南，沿着柳区南面的一条河，向东南方向走，骑马半天，就到了热沙小组驻地热沙宗。
小组由三个人组成，杨俊老师是组长，我和罗俊哲同学是组员。任务和在柳区一样，一面搞民主改革，一面搞社会调查。
一天深夜，我们三个人都已睡下了，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人一边敲门，一边用藏语高声地接连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我们三个人被这哭喊声惊醒，我急忙爬起来，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登到房顶上。打着手电筒一看，大门前有一位藏族同胞，牵着两匹马。开门后得知，他的妻子大腿上长了碗大的脓疱，疼痛难忍，一直哭喊着，他万般无奈，借了两匹马找工作队去看一看，想一想办法。
看那老乡心急火燎的样子，杨老师为难了。因为调查队队部有规定：当时处于平叛期间，为了确保调查组人员的安全，晚上一律不准出门离开驻地。我看老乡急的两眼泪水，就向杨老师请求：“杨老师，他家离这儿不远，不会出问题的，您就让我去看看，尽尽我们的心吧！”
杨老师没有明确表态让我去，但也没有阻挡不让我去，我便拿定主意，背上枪，挎上调查组临下乡时带来的常备药箱，骑上老乡牵来的马，向老乡住的村庄奔去。
夜深人静，还没进村，远远就听到女人刺耳的嘶喊声。下了马，我跑进房门一看，老乡的妻子约30岁左右，面容憔悴，两手捂着大腿，不停地用藏话喊：“疼死了！疼死了！”
我弯下腰来检查，在她紧挨肛门的右腿上，有碗口大的脓疱，流着脓。我想：“这病是外伤，只要把伤口洗净抹上药，口服消炎药，就会好转的。”
想到这里，我叫她丈夫烧了一锅开水，我抓了一大把盐放到锅里，先盛出一小碗，待水凉了，用药棉蘸上盐水擦洗伤口。我用药棉擦掉脓疮的脓血，把疮口洗净，撒上消炎粉，又把消炎药膏抹到纱布上，盖在了疮面，再用绷带包好，又给了一瓶口服的消炎药，交待了口服的次数和数量。
做完了这一切，我便骑马飞快地往回赶，跑回驻地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第二天，我们刚吃完早饭，那位老乡提着一筐鸡蛋来到我们的驻地，微笑着对我说：“您离开我的屋子不久，我妻子就不喊叫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希望我再去看一看。
我真没想到，那位藏族女同胞大腿上的疮口被我治好以后，当地的藏族同胞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扬开来，说：“工作组从北京来了一位神医，看病看的真好！”从此，方圆几十里的群众，不管患了什么病，内科的、外科的，还是五官科的，都来找我看，有的病人是骑着马，跑了好几天，来到热沙求医。
带队老师知道了我的尴尬处境后，便很快把我调到了藏北黑河调查小组。
三、“猪圈”里的一夜
在西藏实习一年之后，我回到北京又学习了一年，1961年7月，我被分配到西藏工委文件档案组。1962年秋，杜敬波同志从中央档案馆调到西藏，第二年担任了西藏档案馆馆长。
杜敬波的老家在河北省冀中平原，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他12岁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根据地的文工团，当了小演员。1948年，他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跟随毛主席当速记员。
他热爱本职工作，精通档案业务，在西藏连办三期档案培训班，使西藏地区的档案资料得到了妥善保护。
我与杜馆长第一次接触是在1963年3月，当时，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委员会为了弘扬西藏文化，举办西藏历史座谈会，邀请了藏族历史学家贵相巴·贡嘎朗杰先生讲述西藏历史。杜馆长派我前去听讲，我听了三天，整理出三万多字的翻译记录稿，杜馆长立即决定打印500份，发送全区。这本《西藏简明历史》，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西藏史的宝贵资料。
可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时，杜馆长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了官、夺了权，喂了猪。
我在西藏档案馆图书资料室上班，和杜馆长住在一个楼上。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到猪圈查看一下，才回到房间刷牙洗脸。吃完早饭，就手拿木棍，赶着猪去放。放猪回来，又打扫猪圈、喂猪，一天忙个不停。
一天下午，杜馆长进了我的房间，我感到奇怪，因他被罢官后，为了避嫌，很少到我房间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对杜馆长非常尊重，便走到他的面前低声说：“杜馆长，我想您了解我的为人，您才找我的，请您不要客气，只要我能干了的，您就吩咐吧！”
他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晚上老母猪临产，要生猪崽，我想请你去猪圈陪我一晚上，帮帮忙。”
我痛快地答应了，马上和他一起把猪圈打扫干净，拉上了电灯，铺了两对藏垫，搬来了被褥，我俩就睡在猪圈里。
猪圈里灯火通明，夜里11点，母猪开始生了，杜馆长忙着为母猪接生。整整忙了一夜，母猪顺利地生下了22个猪娃。杜馆长看着吃奶的猪娃，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杜馆长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想：“国家的高级干部，被无缘无故的罢了官，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和惩罚。他不但没有抵触情绪，也没有任何怨言，而是把喂猪当作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想尽一切办法把猪喂好，不但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还要请求别人帮忙。”我被他这种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所感动，终生难以忘怀。
四、桑杰救了我的命
到了1969年的7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档案馆的大部分同志进了林芝学习班。一年后，我被下放到谢通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
1971年7月的一天，我要到通门林卡了解植树造林情况，晚饭后，一个人骑着马就出发了。
通门林卡位于谢通门河的南岸，距北岸的县直机关约五公里，道路平坦，但隔着通门河。通门河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河上无桥，需要涉渡。
“宁爬十里山，不过一里河。”我骑着马刚到河心，山洪就来了，河水猛涨，马不肯前进，也不肯后退。我想下来牵着马过河，又不熟悉河道，急得我在马上高喊桑杰的名字。
林卡里有一座五间石砌房子的院落，住着名叫桑杰的一家人。桑杰约40岁左右，大高个子，诚实厚道，妻子卓玛，勤恳温顺，他们有一个15岁的女儿和一个7岁的儿子。民主改革时，林卡里的房子分给了他们，让他看守着林卡又种着地，日子过得美满幸福。
我经常到林卡里来，和桑杰一家的大人、小孩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桑杰的小儿子，每次我下了马，刚坐到垫子上，他便爬到我的怀里。
卓玛和女儿先听见了我的呼喊声，哭喊着跳进河里，桑杰赶来把她俩挡住，自己下到河里把马牵到岸边。这时洪水又涨了，再迟几分钟，我和马就都被山洪冲到雅鲁藏布江了。
离别30年了，桑杰啊！您救了我的命，我真想再见到您！
五、“老扈啦！您还是回咱车多吧！”
下了乡，生活条件艰苦，要是到了西藏高原的半农半牧区，条件就更艰苦了。但是，我在谢通门县南木切区的车多乡，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蹲就是二年多，乡亲们不愿让我们走，我们也不想回。
车多乡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通门河的上游，1973年春节后，工作组由我带队，来到车多乡蹲点。
工作组由县直机关的三名工作人员组成，杨家治同志是四川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话，另一位是县广播站的女播音员其美同志。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县里布置我们工作组的中心任务是批林批孔，具体工作是修水库、割草、放牧，和群众一起搞农牧业生产劳动，了解和掌握生产进度，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
“山高皇帝远”，我们三个人暗里商量决定：白天照常劳动，把晚上的学习“批林批孔”文章，变成讲古典名著。这样一变通，民心所向，藏族同胞参加学习的劲头更大了。一到晚上，工作组住的房子里，人总是坐的满满的，听我讲《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
记得一天晚上，我给老乡讲《杀庙》的那场戏，当讲到韩琦受陈世美指派，挥刀要杀秦香莲母子三人时，老乡们一个个听得张大了嘴，瞪圆了眼睛，不停地“唉呀呀！唉呀呀”地叫喊着。
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块聊天，我的藏话越讲越流利，和藏族同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刚进村时，老乡叫我“本布拉”（长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慢慢地变成了“老扈啦”，到后来“老扈啦”前边又加了个“吾热”（我们的意思），一见面就喊我“吾热老扈啦”。
到了1976年初，我被调到塔玛区蹲点。塔玛是农业区，大部分村庄靠近雅鲁藏布江。说来也怪，气候好了，我反而病了，患了感冒，感染了肾盂肾炎，尿血，眼睛都睁不开了。区里巴吉和仓木拉两位女同志在床边看守了我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被塘河电站的汽车送到日喀则，住进了地区人民医院。
车多乡的老乡们听说我住了院，骑着马，带上酥油、青稞酒，往返六天，到医院看望我。他们坐到我的病床边，握着我的手，两眼含着热泪，说：“吾热老扈啦！您还是回咱们车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