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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自我”的出现
1978年春，老作家骆宾基（1917-1994）在北京突发脑溢血住院，探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骆宾基的忘年交，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工作的张洁女士，契诃夫小说与古典音乐的爱好者。骆宾基在住院前和张洁聊起年初中央音乐学院高考招生的一则新闻，并鼓励张洁试着以此写篇小说。张洁将这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和绝大多数作家的第一次投稿一样，这篇小说被退稿。然而骆宾基比张洁更坚持，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再一次问起这篇作品，并把题目改定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让张洁转投《北京文艺》试一试。参见张洁：《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第28-38页，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果然，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于《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并大获成功，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获奖的25部作品中名列第11位，居于卢新华的《伤痕》之后，张承志的《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之前。
从此张潔登上新时期的文坛。张洁本名董大雁，1937年4月27日生于北京。父亲董秋水出生于东北，参加过东北军。张学良组建东北大学后，东北大学代校长周鲸文请董秋水出任学校教官，董秋水由此和周鲸文相熟，聂绀弩曾说董秋水“依周为生多年”。本社编：《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第14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后来董秋水于1937年夏去了延安，又由延安去了香港，协助1938年去香港的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1941年6月，周鲸文、端木蕻良开始主编一份新杂志《时代文学》，具体主编工作由端木负责，萧红也参与编辑。该刊一共出版6期，因香港陷落而停刊。这个时期在香港的文化人很多，周鲸文的刊物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骆宾基于1941年9月到香港后也寄居于此，住在董秋水的宿舍，由此成为朋友。参见秋石：《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第401页，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也是在这一年，张洁随母亲来到香港寻找父亲，影影绰绰地留下对于这些作家的记忆。香港陷落后董秋水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桂林，骆宾基也来到桂林，长期住在董的家里。张洁渐渐和这位叔叔熟悉起来了，那时的张洁只是在经过糖果店时纠缠着骆宾基买糖，还不会预想到这位叔叔将在多年后给她的命运带来巨大变化。
和骆宾基对于张洁的温情相比，董秋水则是一个极不合格的父亲。1941年周鲸文参与创建了民盟，董秋水出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张洁的回忆中，“他一直搞‘民盟’，在‘民盟’地位比较高……他是希望走‘民盟’这条路线的”。② 潘粤明：《揭开张洁的谜——访问张洁》，《字游：大家访谈录》，第68、69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热心于现世功名、在“政界”和“文坛”之间徘徊的董秋水，渐渐将妻儿视为累赘。张洁回忆道，“我母亲带我到香港找父亲，父亲对我们已经很坏，经常打我，用脚踢我。‘珍港事变’，我们逃难到内地，经过广西、四川，最后到陕西，父亲就把我和母亲丢在那里，自己跑了”。
②最终董秋水和张洁的母亲离婚，他一个人去了北京，任三联出版社的编辑。沈昌文在自传中对于这位同事有过回忆，“这位董先生经常是衣服穿得笔挺，头发梳得光亮。用我们当年革命青年的说法，是旧官僚那样的。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开幕，他一定要写一首‘五言’或是‘七律’，贴在墙上表示祝贺的心情”。④ 沈昌文：《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第73、6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957年“反右”期间董秋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秦皇岛的青龙县，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在秦皇岛，娶了第二任夫人，直到2009年去世。
由于被父亲近乎遗弃，张洁“小时候过着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
④她和母亲一路颠沛流离，从北京到香港寻找父亲，又逃难一般从香港到内地，最后在50年代来到辽宁抚顺。离乱之世，孤儿寡母，其间的贫苦与窘迫可以想见。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无字》中张洁塑造了一个叫顾秋水的人物，其出身于东北军，一心想当“上等人”，以各种卑劣的手段驱赶妻儿以逃避责任。这明显是以董秋水为原型，父亲带给张洁的精神创伤可见一斑。
1954年张洁在抚顺读中学时，试着给骆宾基写信，开始两人长年的通信与交往。1956年张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这一年也是人大第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以往只招调干生），读完大学后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69年张洁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回城，在这期间张洁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后来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孙友余（1915-1998），〔法〕阿兰·佩劳伯：《同张洁的会见》，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第108页，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两个人渐生恋情。由于孙友余当时是有妇之夫，这段恋情闹得沸沸扬扬。孙友余最终离婚，与张洁在1983年结婚。
之所以勾勒张洁父亲董秋水与张洁本人的人生历程，在于张洁和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其他作家有所区别——她的写作带有高度的自叙传色彩，尤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被视为精神创伤的表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前，张洁初登文坛所发表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谁生活得更美好》刊于《工人日报》1979年7月15日，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洁和王蒙、邓友梅、刘心武四人连续获得1978、1979年两届短篇小说奖。等作品，其写作依然是模式化的，被谢冕等评论家在第一时间赞誉为“具有时代气息”、“不仅是战歌，而且是颂歌”。谢冕：《迟到的第一名——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1978年第8期。和常见的“战歌”略有不同的是，张洁的文字清新细腻，哀而不伤，有些类似于冰心的文体。但无论获了几个奖，有怎样的反响，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前的作品都仅仅是写作的准备。然而当《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发表后，张洁的文学呈现出一种和她以往作品全然不同的成熟。这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和《班主任》等作品相比，《爱，是不能忘记的》在更高的层次上内化了新时期的历史逻辑。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新时期文学第一篇真正的“第一人称”作品。由于新时期文学依然承担着鲜明的政治性，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更为常见，《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无一例外都是第三人称叙述，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背后，是新时期政治对于叙述的把控。当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发表的1979年张洁的作品也很受冰心赏识，她的第一本小说选集不仅由冰心作序，两个人也有着十分亲密的交往。冰心视张洁为女儿，给张洁写信以“娘”落款。之前，在短篇小说领域也出现过不多的第一人称叙述，按发表时间为序大致有：莫伸《窗口》、刘富道《眼镜》、孔捷生《因缘》、刘心武《爱情的位置》、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嘉俊《独特的旋律》、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孔捷生《因为有了她》。这类小说大都是爱情婚姻题材，之所以运用第一人称叙述，在于这类题材叙述上的便利——第一人称可以方便地表示出人物在爱情婚姻中的内心波动，比较典型的是刘心武《爱情的位置》中以女主角孟小羽为叙述视角的叙述。在以上这些小说中，承担叙述视点的“我”只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受到隐含作者的高度控制，“我”說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话，而在表达着隐含作者的意图。
只有回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与其他的作品相参照，才能真正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第一人称”意味着什么。《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面这一句开篇：“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③④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在表面上，这似乎和以往的新时期爱情婚姻小说相似，以第一人称讲一个大龄女青年的故事，这个女性的爱情婚姻故事将最终落座在新时期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之中，这是被确定了的“爱情的位置”。然而《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刚刚展开，作者就以一系列“内/外”的区分，悄然驱逐外在于“自我”的一切叙述。
首先是“身体/灵魂”的对立，作者安排了一位身体近乎完美的求婚者乔林：“眼下我倒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看见过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那座雕塑么？乔林的身躯几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优美的轮廓。”
③以往的研究几乎不关注乔林这个人物，泛泛地一带而过，然而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他作为“身体”的象征，开启了小说叙述的反向运动。“我”对于“爱”的追寻，开始于对雕塑般的身体的厌弃。“我”在乎的是乔林能否回答“你为什么爱我”，而乔林对此讷讷无语。在此小说特谓写了一个细节，乔林“抬起那对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过于发达的“身体”，过于稚嫩的“灵魂”，对于寻求“爱”的“我”来说，“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
④
这种“内/外”的辩证将“人”区别为“灵魂/身体”，为得是从“身体”所代表的“外部”回到“灵魂”代表的“内部”。查尔斯·泰勒在其巨著《自我的根源》第七章中，借助于解读奥古斯丁的思想，深刻地分析过“内在的人”如何出现：“外在的是身体，这是我们与野兽相同之处，也包括我们的感觉，乃至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各种形象的记忆。内在的则是灵魂。奥古斯丁并不是仅仅以此描述一种内外的区别。对我们的精神来说，这种区别具有最重要的一种意义：从低到高的路，通过我们的内在自我，这在方向上发生了关键的转向。”〔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18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182页上的中译本翻译并不准确，笔者参照英文原版，对于译文有所修订。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种通往“内在自我”的关键转向，正是开端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文本是在此之前的当代文学中所罕见的“向内叙述”——“第一人称”在此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叙述视角与叙述手段，而是文化上的以“自我”为中心。查尔斯·泰勒认为“内在的人”必然伴随着“第一人称立场”，他所谓的第一人称立场意味着：“如我所知的世界是为我而存在的，我体验、思考它。它对我来说有意义。”②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184、184-18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这种观念认为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内在”对象的领域。
②查尔斯·泰勒的分析准确地解释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奥秘：在这个文本中，“我”的内在性也即现代意义上的“内面的人”，成为文本分析与形塑的对象。
因此，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发生在“自我”内部的对话。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与“母亲”的对话，更表现为“我”通过对于母亲的“回忆”来完成自我认识与自我教育。如同研究者的梳理：“讲述母亲的故事之前，‘我’是一个面对人生困惑的青年，总想辩驳而又不断退让；讲故事中，‘我’一直是一个不解世事的儿童，说话幼稚，仅仅对成人世界有着好奇，却无法解释；讲故事后，‘我’成了一个可以告知别人如何行事的人，开始大声辩驳，滔滔独白。”李建立：《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我”之所以经由“叙述”获得成长，对于外部世界有所指教，正在于通过“爱”确证了“自我”的合法性。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爱”不仅仅是两性之爱，而是一处意义的空间，标识出“自我”的内在性。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内在性”的一面得以显豁，“外在性”的一面显得虚弱而不真实。对于叙述人“我”而言，“内在性”的“爱”远比外在的“法律”与“道义”更为牢固与坚实。小说原文的表述是：“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内在自我”成为一种更高的人性向度。经由“内/外”的辩证剥离——首先剥离出身体，其次剥离出社会关系——“自我”不断向深处下潜，最终“自我”的内在性成为独立的对象。诚如查尔斯·泰勒的分析，“这种第一人称的自我转向，对于我们通向更高的境界至关重要——因为事实上这是我们通向上帝的一步——这对于我们理解道德的根源开创了新的理解，我们整个西方文化正是建基于此”。〔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13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笔者参照英文原版，对于此处译文有所修订。 通往天国的道路要通过内在的自我，“意义”的等级秩序由此得到重写。在小說中原来维持老干部与妻子的“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爱”，“爱”只是和“自我”的“内在性”相关。这样的“自我”跨越一切束缚，最终走向天国，母亲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道：“在最后一页上，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种现代式的“自我”，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终于历史性地出现。《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重要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后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说，比如当下泛滥开来的小资文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张洁。当时的批评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李陀有一段分析今天看来很有见地：“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里，作家把对人物内心生活的表现上升为首位的、主导的东西，小说的其他艺术要素，都降为从属的东西。因此，小说表现和描绘的一切，都带有叙述者兼主人公之一的‘我’的主观感情色彩；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画面、回忆、议论都不再是传统小说写法中的客观描写和叙述，而是‘我’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1982年第6期。
对于张洁来说，她之所以在1979年写出这样一篇小说，主要来自于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她对于“父亲”式的男性的渴望，以及现实中与比她大22岁的孙友余满城风雨的婚外恋。在此有一个有意味的悖论：精神创伤既是反历史的，但又被历史所征用。在不断变得“现代”的新时期起源阶段，历史的逻辑决定了“内面的人”或迟或早必然在文学中出现，张洁的精神创伤症候性地呈现了“自我”的内在深度。
故而张洁的作品带有仿佛彼此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精神自传，一方面是社会史料。就张洁本人而言，她既把作品视为“灵魂的自传”，张洁认为：“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可以看做是他们灵魂的自传。”张英：《真诚的言说——张洁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同时又将《爱，是不能忘记的》看作是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她这段话很有名：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缺陷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有多少呢？而权衡利害的婚姻却随处可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中，恩格斯断言，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婚姻中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姻。我的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转引自孙五三：《一个普通人——记女作家张洁同志》，《青春》1980年第7期。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统一：这是努力挣脱社会关系的“自我”。张洁对于恩格斯的阅读是明显的“创造性误读”，她引用的恩格斯这句话来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联系上下文乃至于全书的宗旨，恩格斯始终在生产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定位家庭关系，对于家庭关系展开高度历史化的分析，推导出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文本，而张洁以相反的维度阅读，在她的解读中“爱”被抽离出具体的社会关系，成为一种本质化的对象，由“爱”所铭刻的“内在自我”由此跨越一切障碍。
当《爱，是不能忘记的》完成叙述的那一刻，它的开篇被颠倒了：共和国显得苍老，而“我”是崭新的。这样一种新颖的“自我”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大受欢迎，《爱，是不能忘记的》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黄秋耘在《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中激动地谈道：“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文艺报》1980年第1期。王蒙则准确地指出张洁的“爱”是超出时间和空间的，小说的主题不是指导恋爱婚姻，“小说写的是人，人的心灵。难道人的精神不应该是自由驰骋的吗？”转引自曾镇南：《王蒙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的争鸣》，《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这种新的“自我”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传统的左翼批评家的注意与焦虑。“自我”总是和“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的变化意味着原有的“认同”的危机。故而李希凡等批评家在1980年展开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阻击。李希凡从保尔·柯察金的感情谈到刑场上的婚礼，试图将凭借“爱”脱缰而出的“自我”重新予以控制：“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的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② 李希凡：《“倘若真有所谓天国”——阅读琐记》，《文艺报》1980年第5期。李希凡也注意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将通往“天国”的道路转向了内在自我，重构了意义的等级秩序。有意思的是，李希凡也构建了他心中的“天国”，将上帝的位置留给了马克思：“‘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②
李希凡等人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批判，在1980年掀起了一场议论，《文艺报》《光明日报》《北京文艺》《读书》《文汇增刊》《雨花》等刊物牵扯其中，晓立（李子云笔名）、戴晴等发表了支持张洁的文章。就当时的文化氛围而言，李希凡等人的观点是少数派，刘锡诚回忆过《文艺报》同仁刊发李希凡评论时的心态：“对李希凡否定她的小说的文章，实在是左右为难，从心眼里不想发。编辑部不少同仁认为，李文是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代表。”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7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对于这场讨论的一个小结，是《文艺报》1980年第8期发表的《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来稿综述）》，以“群众来信”的方式罗列两方面意见，但倾向性隐含其中：“但总起来看，少量来稿赞同李希凡、肖林的意见，绝大多数来稿是与这两位作者商榷的。”《文艺报》编辑部：《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来稿综述）》，《文艺报》1980年第8期。 这场论争的胜负，不依赖于论者的理论水准，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会转型所決定。在张洁写作的同时，《婚姻法》的修改已经在悄然酝酿之中。和1950年的《婚姻法》相似，在社会发生剧烈转型时，社会关系的转型往往首先落在婚姻关系上，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婚姻法》的修订。1978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中央建议修改1950年版的《婚姻法》，经中央批准后成立以康克清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先后邀请上百位专家展开修订工作。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的《婚姻法》，新法于198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
该法在当时引发争论的，在于第25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感情破裂”即“予以离婚”，反对的一方认为这有违“道德”。似乎是要为《婚姻法》的修订提供一个佐证，1980年5月遇罗锦以“没有爱情”为理由，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出离婚，一时间惹起轩然大波，成为轰动全国的热点事件。遇罗锦为此写了著名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年第3期）。遇罗锦所携带的这个话题直到1986年依然热度不减，苏晓康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发表有著名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中国作家》1986年第5期）。最终1980年的《婚姻法》以“法”的形式深刻保障了“感情”在“婚姻”中的最高属性，“自我”的“内在性”得到承认。
有意味的是，在当年的辩论中支持新婚姻法的一方，援引的正是张洁引述的恩格斯这句话：“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双方分享着同样的思想认知与历史逻辑。以爱情婚姻为抓手，在“自我”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新时期的地平线时，张洁最早地预言并讲述了这一切。诚如曾镇南在当时的感喟，“在婚姻法的这一页掀开之前，也就是1979年9月，已经有一个女性以她的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从文学领域里刮起了一阵清风，更新了人们对爱情的观念，正是这阵清风，作为尔后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在延续）的前导”。曾镇南：《王蒙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的争鸣》，《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四个月前，江苏作家高晓声发表了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这是高晓声重返文坛的标志性作品。时光倒流到1957年，29岁的高晓声在当年6月与叶至诚、方之、陆文夫创办同仁刊物《探求者》，“提出‘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的口号，提倡创作现实主义文学。随之，体现创作宗旨的短篇小说《不幸》在《雨花》第6期上发表，这篇小说‘把笔触伸向了革命队伍的内部，描写了一个满口革命原则，而实际上灵魂卑污，给妻子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伪君子形象，从一个侧面提出了知识妇女同样存在的妇女解放问题’”。张春红：《高晓声文学年谱》，《常州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探求者”事件惹起了轩然大波，当年8月江苏省文联召开十多次批判会予以批判，当年12月高晓声被打成“右派”，“探求者”集团也被判定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集团。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高晓声，在1958年3月被发配到江苏武进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此远离文坛。直到1979年3月“探求者”事件被平反后，51岁的高晓声才回到南京，随身带着1978年6月重新写作后所完成的几篇短篇小说。
1979年这一年高晓声在《雨花》《钟山》《人民文学》等刊物上一共发表了11篇短篇小说，引发重要反响的有《“漏斗户”主》（《钟山》1979年第2期，“陈奂生系列”第一篇）、《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如果说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里，抽象的“爱”建构了“自我”的内在性；那么在《李顺大造屋》这里，由具体的物质欲望填充了“自我”的内在空间。和《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空洞化的、带有梦幻色彩的抒情相比，《李顺大造屋》以日常生活的逻辑赋予了新的“自我”以历史内容。
查尔斯·泰勒讨论过现代自我的起源之一，在于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日常生活’是一个专门术语，我以此来描述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劳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性生活（包括婚姻和家庭）。当亚里士多德提到政治团体的目的是‘生活和善的生活’时，他首先涵盖了以上这些范畴：这基本上是我们为了持续与更新生活所必须去做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对于生活的维持与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是有区别的，维持生活固然必不可少，但只是起着基础性的作用”。③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00、302页。笔者参照英文原版，对于第300页的译文有所修订。然而现代自我的出现，正在于颠倒了亚里士多德构建的这一等级，查尔斯·泰勒指出，“我正在谈论的转变颠覆了这些等级制，这个转变把善的生活的位置从某种特定的高级活动的范围中移出，并把它置于‘生活’本身之内。现在对完满的人类生活进行定义，一方面根据劳动和生产，另一方面根据婚姻和家庭。同时，以前的‘较高级的’活动受到了强有力的批评”。
③
这种将生活的意义回置到“日常生活”中的转变，每个现代国家的情况不同。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与李顺大形象，第一次在文学上呈现了这一转变。高晓声认为农民的生活重要的是“吃”和“住”，而这是人类再生产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他回忆成功经验，认为自己抓住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饱。所以他最初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盖房子，《‘漏斗户’主》是讲一个人永远也吃不饱。”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作家》2003年第2期。
“吃”和“住”的危机无疑暴露了50-70年代的历史实践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在对此进行讨论之前，一个必要的前提必须得以重申：这种“日常生活”的危机是真实而沉重的，“吃”和“住”作为基本人权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在这一前提下展开分析，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而高晓声有效地征用了这一危机，以李顺大的形象，改写了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所塑造的农民谱系，复活了50-70年代农民形象中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小生产者这一脉络。且看李顺大对于社会主义的“觉悟”： 一个翻身的穷苦人，把造三间屋当做奋斗目标，也许眼光太短浅，志向太渺小了。但李順大却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这个雄心壮志，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所以，他是真心诚意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一直到现在，他的行动始终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是造房子。②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
在李顺大看来，“造屋”所代表的对于“日常生活”的改善，本来是社会主义的承诺。在小说中有所交代，李顺大“造屋”的念头，正来自于土改：“在解放前，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可是，土地改革以后，却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②然而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包含但不限于“造屋”，在日常生活的满足上有更高的远景。叙述人对此其实很清楚，正是在和潜在的远景相比较，叙述人才会表示“造屋”的念头“也许眼光太短浅，志向太渺小了”。其辩护的方式，是将叙述视点——以及相伴随的政治/文化的潜在压力——转移到李顺大这里，从李顺大的视点出发引申出三点：其一，党和政府是“造屋”的依靠；其二，李顺大对于党的忠诚，“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其三；社会主义主要也是“造房子”。这三点其实是彼此矛盾的，因为倘若沿着社会主义的逻辑“走到底”，无论如何不是“造房子”，这只是初级的承诺。但这三点为什么在李顺大这里显得自洽，正在于李顺大将“初级承诺”视为“终极承诺”，以“日常生活”为最高目标。这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在于社会主义保障了他的个体劳动，而个体劳动构建了一个自足性的空间。
诚如研究者所分析的，“《李顺大造屋》实际上完成的是将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实质落实在小生产者身上”。戴哲：《饥饿、财产、尊严与小生产者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对小生产者而言，他所倾向的不再是“自我”之外的劳动互助，而是“自我”之内的个人奋斗。在这个意义上，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到后来的路遥的《人生》，主人公的“身体”也即肉身的自我都被赞美性地描写：“李顺大二十八岁，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这种健硕的身体是个人奋斗的物质起点。从这样一种个体化的标准出发，通读李顺大的造屋史，凡是政策倾向于合作化时，他的造屋就不顺利；凡是倾向于个体单干时，他的造屋就有所推进。参见张书群：《私有化与公有化之间的博弈——重读〈李顺大造屋〉兼及对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反思》，《石河子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李顺大造屋》展现出小生产者与“合作化”之间的紧张。
李顺大的梦想，和梁三老汉“三合头瓦房院”的梦想十分相似。而如何克服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创业史》的核心议题，如同柳青在“题叙”中指出的，“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柳青：《创业史》，第2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如果说《创业史》是“合作化时代”的文学，那么《李顺大造屋》同样忠诚于自己所在的“包产到户”的时代，《李顺大造屋》在文化政治上鲜明地体现出“人民公社”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移。这并不是机械地反映时代，而是和历史同步，直接参与到时代的建构之中。在《李顺大造屋》发表一年之后，1980年9月中央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之后“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迅速地采用和推广。和新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经典一致，《李顺大造屋》的能量正在于呼应新时期的历史逻辑，并将这种历史能量转化为文学的结晶。同样，是“合作化”的瓦解，而不是《李顺大造屋》这样作品的挑战，真正摧毁了《创业史》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梁生宝的时代结束了，算起来和梁生宝同龄的李顺大的时代开始了。
有研究者认为高晓声是一个不断在“算账”的作家，“在高晓声的小说中，总有一把小算盘在响着。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高晓声是一个用算盘写作的作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高晓声对数字是十分敏感的。在他的小说里，账目出现得十分频繁，而且数字总是很精确”。王彬彬：《用算盘写作的作家》，《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合作化”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败于这种“算账”：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合作化”在经济层面上一直匮乏有效的监督手段与激励方式，在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论述可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陈剑波《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对排它性受到严格限制的产权体系进行的制度分析》（《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第6期）。又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剪刀差”与“冷战”所导致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故而长期——而不仅仅是在改革之后——受到更有“效率”的“单干”的挑战。最终随着人民公社的政治职能在1983年的结束，缺乏政治制度刚性维系的“合作化”土崩瓦解。
但问题在于，“算账”既不能在经济层面葆有全部的合法性，更要面对“社会-政治”层面隐藏的危机。高晓声的“算账”是小生产者的“算账”，算的是一时一地一家一户。“单干”之后，在短期看来确实会带来“投入-产出”的增加，这已经被“包产到户”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然而问题在于，“个体”不是孤立的个体，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总要和社会网络发生各种各样的交换。这种“交换”不是纯粹的“市场”问题，而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李顺大造屋》的结尾已经预示了未来的危机：1977年的李顺大终于可以“造屋”了，但是砖头、水泥、桁条、椽子都无法自行生产，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李顺大也找不到“市场”来获取这一切。最终李顺大依靠“两条最好的香烟”才获得了这一切，小说不是结束于李顺大“造屋”的喜悦，而是结束于李顺大“造屋”的困惑之中：“做了这些腐蚀别人的事，李顺大内心惭愧，不敢告诉老书记。但是他的灵魂不得安宁，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想起这件事，总要骂自己说：‘唉，呢，我总该变得好些呀！’”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单干”之后的李顺大会慢慢觉察到，他作为“个体”不是“自由”的，而是要和一个更大的系统发生关系。这一点在之后的“陈奂生系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陈奂生转业》（《雨花》1981年第3期）中，和《陈奂生上城》等引发轰动的作品相比，制约陈奂生的依附性结构变得显豁。大队办的工厂在陈奂生住完五元一夜的招待所回村后，突然请陈奂生担任厂里的采购员，安排陈奂生去看望吴书记，以此要到紧俏原料的批条。走向“现实生活”的“自我”，怎么和控制“现实生活”的系统博弈？陈奂生面对吴书记感到束手无策，他在出门前的“犹豫”很有意思：
万一吴书记不点头，又怎么办呢？唉、唉，假使他不点头，也只好拉倒，总不能像造反派那样把他揿得低下头来。吴书记是大官，他陈奂生是社员，大官对社员不讲交情，陈奂生也不算丢脸。②③ 高晓声：《陈奂生转业》，《雨花》1981年第3期。
细读这段心理活动，陈奂生首先否定了“文革”的方式，又在此基础上承认“官员/社员”这种等级结构的合法性。到了这一步，他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上已然没有任何影响到吴书记的办法。陈奂生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后门”，小说特谓描写了另外两个工厂的采购员，表现他们的人情练达以及对于官员的公开行贿。最终陈奂生托关系时的那种期期艾艾、无能为力的感觉，反而被吴书记理解为“单纯的、真挚的、深沉的感情”，给他批了条子。在办公室刘主任熟门熟路的安排下，在别的工厂采购员的指点帮忙下，陈奂生终于通过批条拿到了原料。退缩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有效参与，最终只能把自己编织进关系网络中，成为结构上的依附性存在。
在《陈奂生转业》结尾处，处于新旧之间的陈奂生，感受到了认同的危机。他借了一辆板车亲自把五吨原料送到火车站，结果无人理解，嘲笑他为什么不雇人去拉。同时，厂里为了这笔原料奖励他六百元奖金，在钞票面前陈奂生惊讶、沉默，“他认定这一笔飞来横财不是他的劳动所得”。
②“为什么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没有报酬？为什么不出力气却赚大钱？”
③《陈奂生转业》这篇小说就以这个问题结束，陈奂生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劳动”无法支撑“尊严”了，但是对于“劳动”残留的情感，使得他在进入新时期的那一刻，一瞬间有些恍惚。
对于陈奂生这一人物形象，文学史流行的读法，是将陈奂生与阿Q对照，以“精神胜利法”来理解“陈奂生性格”。就当年批评家的观点而言，雷达在《高晓声的藝术特色》一文中最早地谈到陈奂生带有阿Q的精神烙印；雷达：《高晓声的艺术特色》，《光明日报》1980年6月11日。李星在当时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但是也不能否认在陈奂生身上有阿Q的影子，‘我们先前阔多啦’与‘吴书记看得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没有文化的，植根于封建等级观念、门阀观念的落后愚昧心理。”李星：《农民命运的艺术思考——谈高晓声的四篇小说》，《延河》1981年第2期。针对这种观点，高晓声在1980年的一篇创作谈中特意解释：“有人说我的小说很像鲁迅小说，其实鲁迅小说我有二十年没有读了，我的情况就是这样。”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星火》1980年第9期。但是高晓声的辩解不被当时的批评家采纳，阎纲和其他批评家相似，在著名的《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一文中坚持认为陈奂生的塑造是鲁迅笔法。批评家们之所以频频把陈奂生和阿Q放在一起来讨论，正在于他们感觉到陈奂生这种自我形象所隐含的依附性危机。阎纲将其概括为“陈奂生性格”：“在‘陈奂生性格’里，本来就有一种奴性存在，它一定要寻求主宰它的东西……‘陈奂生性格’的严重的悲剧性在于：他们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材料。”阎纲：《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限于当时的批评资源，阎纲等批评家只能借助“国民性”这套话语，讨论小生产者的尊严政治。
这样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在当时只能以“文化”的方式而不是以“政治”的方式讨论，也即只能以人物性格的范畴而不是以社会结构的范畴讨论，显示出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形塑“自我”的内在困境：回到“现实生活”之内的“自我”，如何决定“现实生活”而不是被其决定？
如果说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展现了这一困境，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予以正面解决的作品，无疑激起新时期文坛的强烈兴趣。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何士光的《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构成了对于“陈奂生系列”有意味的补充。在《乡场上》这篇小说中，和曾经的“漏斗户”陈奂生相似的“顶没价值”的冯幺爸，被村支书要求为一场小儿打架的纠纷作证。支书层层紧逼，家长不依不饶，似乎冯幺爸要和以往一样忍气吞声，没想到冯幺爸突然爆发，像“哗啦啦的雨水”和“喜庆的爆竹”一样怒斥支书等人。冯幺爸说得很清楚，他挺直腰杆的理据，在小说中有两点：其一，“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②③ 何士光：《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障了他的“劳动”，同时这种“个体劳动”不再受曹支书所代表的官僚系统支配，“送我进管训班？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不行罗！你那一套本钱吃不通罗！”；
②其二，“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
③恢复了的“自由市场”极大削弱了“计划经济”对于“商品”的管制。
《乡场上》的价值正在于具有历史典型性地表达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和宰制“日常生活”的利益集团的正面冲突，并且宣告着“自我”的胜利。何士光对此十分自觉，在创作谈中谈道：“我选定了四个人物，曹福贵代表政界，罗二娘代表财界，冯幺爸和任老大女人则代表受苦受难的农民”。⑤ 何士光：《感受·理解·表达——关于〈乡场上〉的写作》，《山花》1981年第1期。在何士光看来，“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构成了一种混合性的压抑结构：
乡场上的干部凭着“专政”的名义加强了他们对农民的权威，为人民服务的豪言壮语荡然无存；我们原来的经济具有不可挑战的垄断性，这种垄断表现在乡场的日常生活之中，又不过是操纵在食品站的总管之类的人手里，在社会物质贫困的基础上，乡场上所有带“营业”二字的人都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了，其地位一下子提高得农民不能望其项背，俨然是小街上的财界。 ⑤
和“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相对应，《乡场上》这篇小说将“个体劳动+自由市场”视为解决之道。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教科书式的模型，针对着被视为僵化的官僚系统，这套官僚系统垄断着“日常生活”。个体劳动者被想象为可以“自由”地绕开这套系统，依赖自由劳动与自由市场获得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构成了“尊严”的基础。
这场胜利是否过于天真？如果说冯幺爸在猪肉问题上可以绕开食品站的话，那么在更大的经济结构上，“市场”一直受到官僚系统的结构性制约。官僚系统对于生产物质的垄断经营乃至于倒买倒卖，贯穿于80年代的内在紧张之中，并由此触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而这是回到“日常生活”的“自我”所必须面对又无法解决的。
三、“爱”的管理学
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兴起的“自我”之所以“向内转”，一个历史前提是对于外在秩序的不满，“向内”与“向下”的“内心世界/日常生活”被构建为一种“内/外”的阻断，在这种保护之中“自我”回到一种吃、住、爱的去政治与脱历史的“自然状态”。怎么刺破这种“自然状态”，将这种新的“自我”重新秩序化，成为新时期起源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重要的“管理”问题。
无疑，最广泛的也是最有效的将“自然人”重新秩序化的方式，是通过彼时隐然兴起的市场秩序，无法想象脱离“市场”的“日常生活”。但问题在于，如果停留于此，这种秩序化只是一种被动的秩序化，在这种市场化中主体被刺激为消费动物，狂欢而疲沓地依循着商品与资本的流动，匮乏一种主动性的认同。新时期的管理机制真正要处理的挑战是，如何把标志着内在自我的“爱”，从内部引导到外部，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以此构建一种新的认同。
在笔者讨论过的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物质刺激”成为询唤青年工人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对于日常生活有明显改善，小说中特意交待，除了不菲的奖金外，配套的幼儿园也拔地而起。参见黄平：《〈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尽管这种管理方式在“时间与数字”的“效率”层面效果显著，但还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和《乔厂长上任记》相比，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构成有意味的参照。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管理”以“时间与数字”为核心，那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管理”在“效率”的基礎上，开始聚焦于如何让沉浸在“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自我，在这种管理方式中感受到“意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小说的开场，就鲜明地昭示着过去的管理方式在意义层面的瓦解，同时仅仅依赖“奖金”也无法解决“思想政治”问题。第五钢铁厂的青年工人刘思佳和何顺早上堵在工厂门口卖煎饼，钢厂的党委书记祝同康只能从后门进厂。祝同康面对刘思佳的挑战无能为力，“多年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向是善于知人的祝同康，越来越感到难于适应自己的工作了……职工长了工资，发了奖金，理应能够减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负担，谁知反而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和重量”。③④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小说反复表现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青年人眼中不过是一套模式化的陈词滥调，不仅无法提供道德的动力，反而成为一种道德的障碍，比如当刘思佳救火归来时：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我们要好好感谢你，要到你们单位去，找你们领导，好好表扬你。”
“我们要给你发奖金！”
“你真是活雷锋，你平时一定也是先进工作者。”
“刚才你是怎么想的？”
……
这些问题一下子把刘思佳打懵了，他沉了一会儿，突然暴怒了：“玩去！玩去！都给我躲开！”
他用手扒开人群冲出去，向前跑了几步又停住脚，回过头来大声说：“你们呀，嘿！咱们倒霉就倒在你们这些人身上了，冲你们这样，以后也不能办好事！”③
当思想政治工作丧失了动员能力后——正如《乔厂长上任记》中党委书记石敢只有“半个舌头”——可以凭借的似乎只有“物质刺激”了。小说开场青年工人何顺恶狠狠地表示：“现在谁还管谁！就得靠钱书记做动员，蒋（奖）厂长做报告，不赚白不赚，不捞白不捞，谁挣钱多谁是好样的。”
④
但是仅仅依赖于“物质刺激”，何顺这群青年工人们只是被动地劳动，行尸走肉一般终日嘻嘻哈哈、吃喝玩乐。而且，对于刘思佳这样不在乎物质回报的青年工人，依靠什么予以询唤？这是党委书记最头疼的问题。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篇小说的突破正在于直面旧的管理体制的危机，将“范导者”形象从“政工干部”转移到“青年女性”，意义的来源从“政治”转移到“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中，“范导者”往往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之父。然而，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刘思佳所在的运输队副队长解净充当了道路的象征。党委书记祝同康不再是指引道路的巨人了，相反，成为解净眼中的一个有着“像婴儿的头发”的虚弱老人，内心犹疑、惶惑，“越来越感到难以适应自己的工作了”。当他面对解净的时候，心头感到“压抑”，“反而不敢看她了”。他省悟到：“他在她的眼里不再是党的化身，也不是父亲式的人物了。”
②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
解净超越于祝同康的地方在于，她正视与理解刘思佳的内心世界，而这是祝同康无法了解的。在小说中解净战胜刘思佳的那一刻，正在于解净刺透了刘思佳的内心世界：
刘思佳没有答腔，没有抬头。他里里外外全叫解净看透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故作镇静和玩世不恭，在解净的眼里全成了笑柄。平时他的那些哥们儿弟兄、酒肉朋友们全都恭维他，服从他，但都不了解他。他在心里也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和没有思想的蠢人是很难真心相处的，包括叶芳在内。她是全厂公认的美人，可就是肤浅得像一杯白开水，毫无味道；像一株塑料花，没有魅力。而现在坐在他身边的这位从哪方面来说都很不起眼的副队长，和他认识最浅，接触最少，两个人又经常闹别扭，却是真正能够了解他，能够看透他的知心朋友，和这样的人才可以痛痛快快地倾吐积愫。但是，他的自尊心妨碍他这样做。他抬起头来，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是他常有的表情。他变得这样驯服，同时又充满着内在的力量。他不敢看解净，可是她的身上又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使他情不自禁地想靠近她。② 小说这一段描写非常重要，作为青年工人中的精英，刘思佳是以“内在性”来确证“自我”的存在，是否拥有“内心世界”也即刘思佳所谓的“思想”，成为人与人区分的标志。哥们儿弟兄没有“思想”，刘思佳因此就“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蠢人”；暗恋刘思佳的叶芳没有“思想”，因此就是肤浅的白开水与毫无魅力的塑料花。与之相反，解净由于“理解”刘思佳的内心世界，获得“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作为改革时代的“管理者”，解净所凭借的，不再是意识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潜意识层面的“爱”的唤起。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爱”构建了“内在自我”，而渴望“内在自我”的刘思佳——刘思佳所谓的“只想当个地地道道的人”——正是通过解净的“理解”来获得的，这种“内在自我”在获得合法性的瞬间迸发出“爱”的欲求。
“爱”由此成为一种有历史深度的机制：既标识出“自我”的内在性，同时又将“内在自我”引导到外部，重建一种“内”与“外”的关联。笔者想在此着重强调，这种询唤之所以得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内在自我”实现了人与人的区隔。以往的研究者重视刘思佳的“哥们儿义气”，讨论“哥们儿义气”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契机，是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性的集体生活。参见符鹏：《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及其内在危机——蒋子龙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年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笔者以为，“哥们儿义气”在刘思佳这里并不存在，刘思佳在何顺他们的群体中是“孤独”的，与何顺、叶芳等人的关系只是虚与委蛇，这种热闹的日常关系在嘲讽与解构“组织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之余，更多的是为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外壳。
“爱”之所以为解净所代表的新的管理者赋予了合法性，在于它允诺并满足了个体化的欲求，而个体精英先天地要求“管理”的完善，个人奋斗、自由竞争这些原则在表面的平等下，实则有利于作为强者的个体精英。在运输队中刘思佳正是专业能力最强的司机，保持着十万公里无事故。解净所代表的新的管理体制完美匹配着刘思佳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线索是，解净完善了刘思佳所提出的管理学，这套管理学的核心是对于个体的有效监管与奖惩。
无疑，这套管理学将重构一种等级制，被这套体制询唤的个体将产生新的分化。有意味的是，小说用几页篇幅交待了刘思佳的成长史，作为沧县乡下长大的孩子，小学四年级来到天津后的少年刘思佳内心是等级制的受害者，他的衣服被同学们取笑，沧县口音被同学们模仿，“一个父亲在部队当营长的同学”狠狠地踢他。少年刘思佳内心铭刻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孤僻自卑，一直到成年后这创伤还隐隐发作，只要何顺提到“乡下佬”他脸色就立即变了。然而刘思佳对于城乡、阶级的不平等没有反思与觉悟，而是报复性地内化了这套歧视性的逻辑，“回到家里拼命向妈妈学习普通话，他厌恶天津话，也觉得自己的沧县话不大顺耳，就想掌握一种更高级、更文明、像广播员说话一样好听的语言。等到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说一口好听的北京话，穿的衣服干净而漂亮，比天津卫的同学更‘洋气’，同学们叫他‘小北京’”。
参见符鹏：《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及其内在危机——蒋子龙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年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成年后的刘思佳顺畅地认同了等级制，成为差异结构中的一个“个人”。
对于解净而言，她盡管在表面上厌恶重新成为政工干部（解净在“文革”期间是宣传科副科长），但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了政工干部的使命，而这是落伍于改革时代的党委书记祝同康所无能为力的。她一方面以恢复奖金赢得其他司机的支持，在“物质刺激-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收拢运输队；另一方面有效进入了刘思佳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解净的认同中刘思佳获得了“内在自我”的确认，刘思佳也借由对于解净的“爱”成为他所欲成为的内在的人。解净也期待着爱情，但她对于刘思佳感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凄怆”——毕竟，刘思佳被唤起的“爱”是回向自我的，“凄怆”意味着解净感觉到她与刘思佳的“爱情”无法落实于恰当的形式。
这个漫长的“自我”诞生的故事渐渐接近尾声了，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爱的神话开始，最终走到了爱的虚空。在虚空中“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自我，被新的管理体制所重新结构。一种有内在感的、以日常生活为界的个人，大量地出现在改革时代。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美丽新世界”在缓缓展开。
2016年2月-4月
上海 二三书舍
【作者简介】黄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1978年春，老作家骆宾基（1917-1994）在北京突发脑溢血住院，探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骆宾基的忘年交，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工作的张洁女士，契诃夫小说与古典音乐的爱好者。骆宾基在住院前和张洁聊起年初中央音乐学院高考招生的一则新闻，并鼓励张洁试着以此写篇小说。张洁将这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和绝大多数作家的第一次投稿一样，这篇小说被退稿。然而骆宾基比张洁更坚持，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再一次问起这篇作品，并把题目改定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让张洁转投《北京文艺》试一试。参见张洁：《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第28-38页，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果然，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于《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并大获成功，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获奖的25部作品中名列第11位，居于卢新华的《伤痕》之后，张承志的《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之前。
从此张潔登上新时期的文坛。张洁本名董大雁，1937年4月27日生于北京。父亲董秋水出生于东北，参加过东北军。张学良组建东北大学后，东北大学代校长周鲸文请董秋水出任学校教官，董秋水由此和周鲸文相熟，聂绀弩曾说董秋水“依周为生多年”。本社编：《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第14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后来董秋水于1937年夏去了延安，又由延安去了香港，协助1938年去香港的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1941年6月，周鲸文、端木蕻良开始主编一份新杂志《时代文学》，具体主编工作由端木负责，萧红也参与编辑。该刊一共出版6期，因香港陷落而停刊。这个时期在香港的文化人很多，周鲸文的刊物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骆宾基于1941年9月到香港后也寄居于此，住在董秋水的宿舍，由此成为朋友。参见秋石：《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第401页，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也是在这一年，张洁随母亲来到香港寻找父亲，影影绰绰地留下对于这些作家的记忆。香港陷落后董秋水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桂林，骆宾基也来到桂林，长期住在董的家里。张洁渐渐和这位叔叔熟悉起来了，那时的张洁只是在经过糖果店时纠缠着骆宾基买糖，还不会预想到这位叔叔将在多年后给她的命运带来巨大变化。
和骆宾基对于张洁的温情相比，董秋水则是一个极不合格的父亲。1941年周鲸文参与创建了民盟，董秋水出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张洁的回忆中，“他一直搞‘民盟’，在‘民盟’地位比较高……他是希望走‘民盟’这条路线的”。② 潘粤明：《揭开张洁的谜——访问张洁》，《字游：大家访谈录》，第68、69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热心于现世功名、在“政界”和“文坛”之间徘徊的董秋水，渐渐将妻儿视为累赘。张洁回忆道，“我母亲带我到香港找父亲，父亲对我们已经很坏，经常打我，用脚踢我。‘珍港事变’，我们逃难到内地，经过广西、四川，最后到陕西，父亲就把我和母亲丢在那里，自己跑了”。
②最终董秋水和张洁的母亲离婚，他一个人去了北京，任三联出版社的编辑。沈昌文在自传中对于这位同事有过回忆，“这位董先生经常是衣服穿得笔挺，头发梳得光亮。用我们当年革命青年的说法，是旧官僚那样的。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开幕，他一定要写一首‘五言’或是‘七律’，贴在墙上表示祝贺的心情”。④ 沈昌文：《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第73、6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957年“反右”期间董秋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秦皇岛的青龙县，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在秦皇岛，娶了第二任夫人，直到2009年去世。
由于被父亲近乎遗弃，张洁“小时候过着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
④她和母亲一路颠沛流离，从北京到香港寻找父亲，又逃难一般从香港到内地，最后在50年代来到辽宁抚顺。离乱之世，孤儿寡母，其间的贫苦与窘迫可以想见。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无字》中张洁塑造了一个叫顾秋水的人物，其出身于东北军，一心想当“上等人”，以各种卑劣的手段驱赶妻儿以逃避责任。这明显是以董秋水为原型，父亲带给张洁的精神创伤可见一斑。
1954年张洁在抚顺读中学时，试着给骆宾基写信，开始两人长年的通信与交往。1956年张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这一年也是人大第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以往只招调干生），读完大学后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69年张洁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回城，在这期间张洁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后来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孙友余（1915-1998），〔法〕阿兰·佩劳伯：《同张洁的会见》，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第108页，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两个人渐生恋情。由于孙友余当时是有妇之夫，这段恋情闹得沸沸扬扬。孙友余最终离婚，与张洁在1983年结婚。
之所以勾勒张洁父亲董秋水与张洁本人的人生历程，在于张洁和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其他作家有所区别——她的写作带有高度的自叙传色彩，尤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被视为精神创伤的表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前，张洁初登文坛所发表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谁生活得更美好》刊于《工人日报》1979年7月15日，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洁和王蒙、邓友梅、刘心武四人连续获得1978、1979年两届短篇小说奖。等作品，其写作依然是模式化的，被谢冕等评论家在第一时间赞誉为“具有时代气息”、“不仅是战歌，而且是颂歌”。谢冕：《迟到的第一名——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1978年第8期。和常见的“战歌”略有不同的是，张洁的文字清新细腻，哀而不伤，有些类似于冰心的文体。但无论获了几个奖，有怎样的反响，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前的作品都仅仅是写作的准备。然而当《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发表后，张洁的文学呈现出一种和她以往作品全然不同的成熟。这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和《班主任》等作品相比，《爱，是不能忘记的》在更高的层次上内化了新时期的历史逻辑。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新时期文学第一篇真正的“第一人称”作品。由于新时期文学依然承担着鲜明的政治性，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更为常见，《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无一例外都是第三人称叙述，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背后，是新时期政治对于叙述的把控。当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发表的1979年张洁的作品也很受冰心赏识，她的第一本小说选集不仅由冰心作序，两个人也有着十分亲密的交往。冰心视张洁为女儿，给张洁写信以“娘”落款。之前，在短篇小说领域也出现过不多的第一人称叙述，按发表时间为序大致有：莫伸《窗口》、刘富道《眼镜》、孔捷生《因缘》、刘心武《爱情的位置》、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嘉俊《独特的旋律》、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孔捷生《因为有了她》。这类小说大都是爱情婚姻题材，之所以运用第一人称叙述，在于这类题材叙述上的便利——第一人称可以方便地表示出人物在爱情婚姻中的内心波动，比较典型的是刘心武《爱情的位置》中以女主角孟小羽为叙述视角的叙述。在以上这些小说中，承担叙述视点的“我”只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受到隐含作者的高度控制，“我”說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话，而在表达着隐含作者的意图。
只有回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与其他的作品相参照，才能真正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第一人称”意味着什么。《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面这一句开篇：“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③④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在表面上，这似乎和以往的新时期爱情婚姻小说相似，以第一人称讲一个大龄女青年的故事，这个女性的爱情婚姻故事将最终落座在新时期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之中，这是被确定了的“爱情的位置”。然而《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刚刚展开，作者就以一系列“内/外”的区分，悄然驱逐外在于“自我”的一切叙述。
首先是“身体/灵魂”的对立，作者安排了一位身体近乎完美的求婚者乔林：“眼下我倒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看见过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那座雕塑么？乔林的身躯几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优美的轮廓。”
③以往的研究几乎不关注乔林这个人物，泛泛地一带而过，然而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他作为“身体”的象征，开启了小说叙述的反向运动。“我”对于“爱”的追寻，开始于对雕塑般的身体的厌弃。“我”在乎的是乔林能否回答“你为什么爱我”，而乔林对此讷讷无语。在此小说特谓写了一个细节，乔林“抬起那对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过于发达的“身体”，过于稚嫩的“灵魂”，对于寻求“爱”的“我”来说，“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
④
这种“内/外”的辩证将“人”区别为“灵魂/身体”，为得是从“身体”所代表的“外部”回到“灵魂”代表的“内部”。查尔斯·泰勒在其巨著《自我的根源》第七章中，借助于解读奥古斯丁的思想，深刻地分析过“内在的人”如何出现：“外在的是身体，这是我们与野兽相同之处，也包括我们的感觉，乃至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各种形象的记忆。内在的则是灵魂。奥古斯丁并不是仅仅以此描述一种内外的区别。对我们的精神来说，这种区别具有最重要的一种意义：从低到高的路，通过我们的内在自我，这在方向上发生了关键的转向。”〔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18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182页上的中译本翻译并不准确，笔者参照英文原版，对于译文有所修订。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种通往“内在自我”的关键转向，正是开端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文本是在此之前的当代文学中所罕见的“向内叙述”——“第一人称”在此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叙述视角与叙述手段，而是文化上的以“自我”为中心。查尔斯·泰勒认为“内在的人”必然伴随着“第一人称立场”，他所谓的第一人称立场意味着：“如我所知的世界是为我而存在的，我体验、思考它。它对我来说有意义。”②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184、184-18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这种观念认为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内在”对象的领域。
②查尔斯·泰勒的分析准确地解释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奥秘：在这个文本中，“我”的内在性也即现代意义上的“内面的人”，成为文本分析与形塑的对象。
因此，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发生在“自我”内部的对话。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与“母亲”的对话，更表现为“我”通过对于母亲的“回忆”来完成自我认识与自我教育。如同研究者的梳理：“讲述母亲的故事之前，‘我’是一个面对人生困惑的青年，总想辩驳而又不断退让；讲故事中，‘我’一直是一个不解世事的儿童，说话幼稚，仅仅对成人世界有着好奇，却无法解释；讲故事后，‘我’成了一个可以告知别人如何行事的人，开始大声辩驳，滔滔独白。”李建立：《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我”之所以经由“叙述”获得成长，对于外部世界有所指教，正在于通过“爱”确证了“自我”的合法性。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爱”不仅仅是两性之爱，而是一处意义的空间，标识出“自我”的内在性。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内在性”的一面得以显豁，“外在性”的一面显得虚弱而不真实。对于叙述人“我”而言，“内在性”的“爱”远比外在的“法律”与“道义”更为牢固与坚实。小说原文的表述是：“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内在自我”成为一种更高的人性向度。经由“内/外”的辩证剥离——首先剥离出身体，其次剥离出社会关系——“自我”不断向深处下潜，最终“自我”的内在性成为独立的对象。诚如查尔斯·泰勒的分析，“这种第一人称的自我转向，对于我们通向更高的境界至关重要——因为事实上这是我们通向上帝的一步——这对于我们理解道德的根源开创了新的理解，我们整个西方文化正是建基于此”。〔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13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笔者参照英文原版，对于此处译文有所修订。 通往天国的道路要通过内在的自我，“意义”的等级秩序由此得到重写。在小說中原来维持老干部与妻子的“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爱”，“爱”只是和“自我”的“内在性”相关。这样的“自我”跨越一切束缚，最终走向天国，母亲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道：“在最后一页上，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种现代式的“自我”，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终于历史性地出现。《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重要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后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说，比如当下泛滥开来的小资文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张洁。当时的批评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李陀有一段分析今天看来很有见地：“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里，作家把对人物内心生活的表现上升为首位的、主导的东西，小说的其他艺术要素，都降为从属的东西。因此，小说表现和描绘的一切，都带有叙述者兼主人公之一的‘我’的主观感情色彩；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画面、回忆、议论都不再是传统小说写法中的客观描写和叙述，而是‘我’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1982年第6期。
对于张洁来说，她之所以在1979年写出这样一篇小说，主要来自于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她对于“父亲”式的男性的渴望，以及现实中与比她大22岁的孙友余满城风雨的婚外恋。在此有一个有意味的悖论：精神创伤既是反历史的，但又被历史所征用。在不断变得“现代”的新时期起源阶段，历史的逻辑决定了“内面的人”或迟或早必然在文学中出现，张洁的精神创伤症候性地呈现了“自我”的内在深度。
故而张洁的作品带有仿佛彼此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精神自传，一方面是社会史料。就张洁本人而言，她既把作品视为“灵魂的自传”，张洁认为：“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可以看做是他们灵魂的自传。”张英：《真诚的言说——张洁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同时又将《爱，是不能忘记的》看作是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她这段话很有名：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缺陷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有多少呢？而权衡利害的婚姻却随处可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中，恩格斯断言，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婚姻中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姻。我的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转引自孙五三：《一个普通人——记女作家张洁同志》，《青春》1980年第7期。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统一：这是努力挣脱社会关系的“自我”。张洁对于恩格斯的阅读是明显的“创造性误读”，她引用的恩格斯这句话来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联系上下文乃至于全书的宗旨，恩格斯始终在生产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定位家庭关系，对于家庭关系展开高度历史化的分析，推导出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文本，而张洁以相反的维度阅读，在她的解读中“爱”被抽离出具体的社会关系，成为一种本质化的对象，由“爱”所铭刻的“内在自我”由此跨越一切障碍。
当《爱，是不能忘记的》完成叙述的那一刻，它的开篇被颠倒了：共和国显得苍老，而“我”是崭新的。这样一种新颖的“自我”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大受欢迎，《爱，是不能忘记的》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黄秋耘在《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中激动地谈道：“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文艺报》1980年第1期。王蒙则准确地指出张洁的“爱”是超出时间和空间的，小说的主题不是指导恋爱婚姻，“小说写的是人，人的心灵。难道人的精神不应该是自由驰骋的吗？”转引自曾镇南：《王蒙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的争鸣》，《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这种新的“自我”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传统的左翼批评家的注意与焦虑。“自我”总是和“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的变化意味着原有的“认同”的危机。故而李希凡等批评家在1980年展开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阻击。李希凡从保尔·柯察金的感情谈到刑场上的婚礼，试图将凭借“爱”脱缰而出的“自我”重新予以控制：“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的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② 李希凡：《“倘若真有所谓天国”——阅读琐记》，《文艺报》1980年第5期。李希凡也注意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将通往“天国”的道路转向了内在自我，重构了意义的等级秩序。有意思的是，李希凡也构建了他心中的“天国”，将上帝的位置留给了马克思：“‘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②
李希凡等人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批判，在1980年掀起了一场议论，《文艺报》《光明日报》《北京文艺》《读书》《文汇增刊》《雨花》等刊物牵扯其中，晓立（李子云笔名）、戴晴等发表了支持张洁的文章。就当时的文化氛围而言，李希凡等人的观点是少数派，刘锡诚回忆过《文艺报》同仁刊发李希凡评论时的心态：“对李希凡否定她的小说的文章，实在是左右为难，从心眼里不想发。编辑部不少同仁认为，李文是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代表。”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7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对于这场讨论的一个小结，是《文艺报》1980年第8期发表的《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来稿综述）》，以“群众来信”的方式罗列两方面意见，但倾向性隐含其中：“但总起来看，少量来稿赞同李希凡、肖林的意见，绝大多数来稿是与这两位作者商榷的。”《文艺报》编辑部：《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来稿综述）》，《文艺报》1980年第8期。 这场论争的胜负，不依赖于论者的理论水准，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会转型所決定。在张洁写作的同时，《婚姻法》的修改已经在悄然酝酿之中。和1950年的《婚姻法》相似，在社会发生剧烈转型时，社会关系的转型往往首先落在婚姻关系上，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婚姻法》的修订。1978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中央建议修改1950年版的《婚姻法》，经中央批准后成立以康克清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先后邀请上百位专家展开修订工作。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的《婚姻法》，新法于198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
该法在当时引发争论的，在于第25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感情破裂”即“予以离婚”，反对的一方认为这有违“道德”。似乎是要为《婚姻法》的修订提供一个佐证，1980年5月遇罗锦以“没有爱情”为理由，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出离婚，一时间惹起轩然大波，成为轰动全国的热点事件。遇罗锦为此写了著名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年第3期）。遇罗锦所携带的这个话题直到1986年依然热度不减，苏晓康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发表有著名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中国作家》1986年第5期）。最终1980年的《婚姻法》以“法”的形式深刻保障了“感情”在“婚姻”中的最高属性，“自我”的“内在性”得到承认。
有意味的是，在当年的辩论中支持新婚姻法的一方，援引的正是张洁引述的恩格斯这句话：“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双方分享着同样的思想认知与历史逻辑。以爱情婚姻为抓手，在“自我”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新时期的地平线时，张洁最早地预言并讲述了这一切。诚如曾镇南在当时的感喟，“在婚姻法的这一页掀开之前，也就是1979年9月，已经有一个女性以她的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从文学领域里刮起了一阵清风，更新了人们对爱情的观念，正是这阵清风，作为尔后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在延续）的前导”。曾镇南：《王蒙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的争鸣》，《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四个月前，江苏作家高晓声发表了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这是高晓声重返文坛的标志性作品。时光倒流到1957年，29岁的高晓声在当年6月与叶至诚、方之、陆文夫创办同仁刊物《探求者》，“提出‘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的口号，提倡创作现实主义文学。随之，体现创作宗旨的短篇小说《不幸》在《雨花》第6期上发表，这篇小说‘把笔触伸向了革命队伍的内部，描写了一个满口革命原则，而实际上灵魂卑污，给妻子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伪君子形象，从一个侧面提出了知识妇女同样存在的妇女解放问题’”。张春红：《高晓声文学年谱》，《常州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探求者”事件惹起了轩然大波，当年8月江苏省文联召开十多次批判会予以批判，当年12月高晓声被打成“右派”，“探求者”集团也被判定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集团。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高晓声，在1958年3月被发配到江苏武进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此远离文坛。直到1979年3月“探求者”事件被平反后，51岁的高晓声才回到南京，随身带着1978年6月重新写作后所完成的几篇短篇小说。
1979年这一年高晓声在《雨花》《钟山》《人民文学》等刊物上一共发表了11篇短篇小说，引发重要反响的有《“漏斗户”主》（《钟山》1979年第2期，“陈奂生系列”第一篇）、《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如果说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里，抽象的“爱”建构了“自我”的内在性；那么在《李顺大造屋》这里，由具体的物质欲望填充了“自我”的内在空间。和《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空洞化的、带有梦幻色彩的抒情相比，《李顺大造屋》以日常生活的逻辑赋予了新的“自我”以历史内容。
查尔斯·泰勒讨论过现代自我的起源之一，在于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日常生活’是一个专门术语，我以此来描述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劳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性生活（包括婚姻和家庭）。当亚里士多德提到政治团体的目的是‘生活和善的生活’时，他首先涵盖了以上这些范畴：这基本上是我们为了持续与更新生活所必须去做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对于生活的维持与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是有区别的，维持生活固然必不可少，但只是起着基础性的作用”。③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00、302页。笔者参照英文原版，对于第300页的译文有所修订。然而现代自我的出现，正在于颠倒了亚里士多德构建的这一等级，查尔斯·泰勒指出，“我正在谈论的转变颠覆了这些等级制，这个转变把善的生活的位置从某种特定的高级活动的范围中移出，并把它置于‘生活’本身之内。现在对完满的人类生活进行定义，一方面根据劳动和生产，另一方面根据婚姻和家庭。同时，以前的‘较高级的’活动受到了强有力的批评”。
③
这种将生活的意义回置到“日常生活”中的转变，每个现代国家的情况不同。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与李顺大形象，第一次在文学上呈现了这一转变。高晓声认为农民的生活重要的是“吃”和“住”，而这是人类再生产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他回忆成功经验，认为自己抓住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饱。所以他最初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盖房子，《‘漏斗户’主》是讲一个人永远也吃不饱。”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作家》2003年第2期。
“吃”和“住”的危机无疑暴露了50-70年代的历史实践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在对此进行讨论之前，一个必要的前提必须得以重申：这种“日常生活”的危机是真实而沉重的，“吃”和“住”作为基本人权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在这一前提下展开分析，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而高晓声有效地征用了这一危机，以李顺大的形象，改写了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所塑造的农民谱系，复活了50-70年代农民形象中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小生产者这一脉络。且看李顺大对于社会主义的“觉悟”： 一个翻身的穷苦人，把造三间屋当做奋斗目标，也许眼光太短浅，志向太渺小了。但李順大却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这个雄心壮志，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所以，他是真心诚意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一直到现在，他的行动始终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是造房子。②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
在李顺大看来，“造屋”所代表的对于“日常生活”的改善，本来是社会主义的承诺。在小说中有所交代，李顺大“造屋”的念头，正来自于土改：“在解放前，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可是，土地改革以后，却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②然而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包含但不限于“造屋”，在日常生活的满足上有更高的远景。叙述人对此其实很清楚，正是在和潜在的远景相比较，叙述人才会表示“造屋”的念头“也许眼光太短浅，志向太渺小了”。其辩护的方式，是将叙述视点——以及相伴随的政治/文化的潜在压力——转移到李顺大这里，从李顺大的视点出发引申出三点：其一，党和政府是“造屋”的依靠；其二，李顺大对于党的忠诚，“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其三；社会主义主要也是“造房子”。这三点其实是彼此矛盾的，因为倘若沿着社会主义的逻辑“走到底”，无论如何不是“造房子”，这只是初级的承诺。但这三点为什么在李顺大这里显得自洽，正在于李顺大将“初级承诺”视为“终极承诺”，以“日常生活”为最高目标。这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在于社会主义保障了他的个体劳动，而个体劳动构建了一个自足性的空间。
诚如研究者所分析的，“《李顺大造屋》实际上完成的是将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实质落实在小生产者身上”。戴哲：《饥饿、财产、尊严与小生产者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对小生产者而言，他所倾向的不再是“自我”之外的劳动互助，而是“自我”之内的个人奋斗。在这个意义上，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到后来的路遥的《人生》，主人公的“身体”也即肉身的自我都被赞美性地描写：“李顺大二十八岁，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这种健硕的身体是个人奋斗的物质起点。从这样一种个体化的标准出发，通读李顺大的造屋史，凡是政策倾向于合作化时，他的造屋就不顺利；凡是倾向于个体单干时，他的造屋就有所推进。参见张书群：《私有化与公有化之间的博弈——重读〈李顺大造屋〉兼及对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反思》，《石河子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李顺大造屋》展现出小生产者与“合作化”之间的紧张。
李顺大的梦想，和梁三老汉“三合头瓦房院”的梦想十分相似。而如何克服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创业史》的核心议题，如同柳青在“题叙”中指出的，“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柳青：《创业史》，第2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如果说《创业史》是“合作化时代”的文学，那么《李顺大造屋》同样忠诚于自己所在的“包产到户”的时代，《李顺大造屋》在文化政治上鲜明地体现出“人民公社”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移。这并不是机械地反映时代，而是和历史同步，直接参与到时代的建构之中。在《李顺大造屋》发表一年之后，1980年9月中央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之后“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迅速地采用和推广。和新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经典一致，《李顺大造屋》的能量正在于呼应新时期的历史逻辑，并将这种历史能量转化为文学的结晶。同样，是“合作化”的瓦解，而不是《李顺大造屋》这样作品的挑战，真正摧毁了《创业史》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梁生宝的时代结束了，算起来和梁生宝同龄的李顺大的时代开始了。
有研究者认为高晓声是一个不断在“算账”的作家，“在高晓声的小说中，总有一把小算盘在响着。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高晓声是一个用算盘写作的作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高晓声对数字是十分敏感的。在他的小说里，账目出现得十分频繁，而且数字总是很精确”。王彬彬：《用算盘写作的作家》，《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合作化”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败于这种“算账”：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合作化”在经济层面上一直匮乏有效的监督手段与激励方式，在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论述可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陈剑波《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对排它性受到严格限制的产权体系进行的制度分析》（《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第6期）。又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剪刀差”与“冷战”所导致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故而长期——而不仅仅是在改革之后——受到更有“效率”的“单干”的挑战。最终随着人民公社的政治职能在1983年的结束，缺乏政治制度刚性维系的“合作化”土崩瓦解。
但问题在于，“算账”既不能在经济层面葆有全部的合法性，更要面对“社会-政治”层面隐藏的危机。高晓声的“算账”是小生产者的“算账”，算的是一时一地一家一户。“单干”之后，在短期看来确实会带来“投入-产出”的增加，这已经被“包产到户”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然而问题在于，“个体”不是孤立的个体，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总要和社会网络发生各种各样的交换。这种“交换”不是纯粹的“市场”问题，而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李顺大造屋》的结尾已经预示了未来的危机：1977年的李顺大终于可以“造屋”了，但是砖头、水泥、桁条、椽子都无法自行生产，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李顺大也找不到“市场”来获取这一切。最终李顺大依靠“两条最好的香烟”才获得了这一切，小说不是结束于李顺大“造屋”的喜悦，而是结束于李顺大“造屋”的困惑之中：“做了这些腐蚀别人的事，李顺大内心惭愧，不敢告诉老书记。但是他的灵魂不得安宁，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想起这件事，总要骂自己说：‘唉，呢，我总该变得好些呀！’”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单干”之后的李顺大会慢慢觉察到，他作为“个体”不是“自由”的，而是要和一个更大的系统发生关系。这一点在之后的“陈奂生系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陈奂生转业》（《雨花》1981年第3期）中，和《陈奂生上城》等引发轰动的作品相比，制约陈奂生的依附性结构变得显豁。大队办的工厂在陈奂生住完五元一夜的招待所回村后，突然请陈奂生担任厂里的采购员，安排陈奂生去看望吴书记，以此要到紧俏原料的批条。走向“现实生活”的“自我”，怎么和控制“现实生活”的系统博弈？陈奂生面对吴书记感到束手无策，他在出门前的“犹豫”很有意思：
万一吴书记不点头，又怎么办呢？唉、唉，假使他不点头，也只好拉倒，总不能像造反派那样把他揿得低下头来。吴书记是大官，他陈奂生是社员，大官对社员不讲交情，陈奂生也不算丢脸。②③ 高晓声：《陈奂生转业》，《雨花》1981年第3期。
细读这段心理活动，陈奂生首先否定了“文革”的方式，又在此基础上承认“官员/社员”这种等级结构的合法性。到了这一步，他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上已然没有任何影响到吴书记的办法。陈奂生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后门”，小说特谓描写了另外两个工厂的采购员，表现他们的人情练达以及对于官员的公开行贿。最终陈奂生托关系时的那种期期艾艾、无能为力的感觉，反而被吴书记理解为“单纯的、真挚的、深沉的感情”，给他批了条子。在办公室刘主任熟门熟路的安排下，在别的工厂采购员的指点帮忙下，陈奂生终于通过批条拿到了原料。退缩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有效参与，最终只能把自己编织进关系网络中，成为结构上的依附性存在。
在《陈奂生转业》结尾处，处于新旧之间的陈奂生，感受到了认同的危机。他借了一辆板车亲自把五吨原料送到火车站，结果无人理解，嘲笑他为什么不雇人去拉。同时，厂里为了这笔原料奖励他六百元奖金，在钞票面前陈奂生惊讶、沉默，“他认定这一笔飞来横财不是他的劳动所得”。
②“为什么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没有报酬？为什么不出力气却赚大钱？”
③《陈奂生转业》这篇小说就以这个问题结束，陈奂生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劳动”无法支撑“尊严”了，但是对于“劳动”残留的情感，使得他在进入新时期的那一刻，一瞬间有些恍惚。
对于陈奂生这一人物形象，文学史流行的读法，是将陈奂生与阿Q对照，以“精神胜利法”来理解“陈奂生性格”。就当年批评家的观点而言，雷达在《高晓声的藝术特色》一文中最早地谈到陈奂生带有阿Q的精神烙印；雷达：《高晓声的艺术特色》，《光明日报》1980年6月11日。李星在当时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但是也不能否认在陈奂生身上有阿Q的影子，‘我们先前阔多啦’与‘吴书记看得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没有文化的，植根于封建等级观念、门阀观念的落后愚昧心理。”李星：《农民命运的艺术思考——谈高晓声的四篇小说》，《延河》1981年第2期。针对这种观点，高晓声在1980年的一篇创作谈中特意解释：“有人说我的小说很像鲁迅小说，其实鲁迅小说我有二十年没有读了，我的情况就是这样。”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星火》1980年第9期。但是高晓声的辩解不被当时的批评家采纳，阎纲和其他批评家相似，在著名的《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一文中坚持认为陈奂生的塑造是鲁迅笔法。批评家们之所以频频把陈奂生和阿Q放在一起来讨论，正在于他们感觉到陈奂生这种自我形象所隐含的依附性危机。阎纲将其概括为“陈奂生性格”：“在‘陈奂生性格’里，本来就有一种奴性存在，它一定要寻求主宰它的东西……‘陈奂生性格’的严重的悲剧性在于：他们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材料。”阎纲：《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限于当时的批评资源，阎纲等批评家只能借助“国民性”这套话语，讨论小生产者的尊严政治。
这样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在当时只能以“文化”的方式而不是以“政治”的方式讨论，也即只能以人物性格的范畴而不是以社会结构的范畴讨论，显示出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形塑“自我”的内在困境：回到“现实生活”之内的“自我”，如何决定“现实生活”而不是被其决定？
如果说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展现了这一困境，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予以正面解决的作品，无疑激起新时期文坛的强烈兴趣。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何士光的《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构成了对于“陈奂生系列”有意味的补充。在《乡场上》这篇小说中，和曾经的“漏斗户”陈奂生相似的“顶没价值”的冯幺爸，被村支书要求为一场小儿打架的纠纷作证。支书层层紧逼，家长不依不饶，似乎冯幺爸要和以往一样忍气吞声，没想到冯幺爸突然爆发，像“哗啦啦的雨水”和“喜庆的爆竹”一样怒斥支书等人。冯幺爸说得很清楚，他挺直腰杆的理据，在小说中有两点：其一，“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②③ 何士光：《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障了他的“劳动”，同时这种“个体劳动”不再受曹支书所代表的官僚系统支配，“送我进管训班？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不行罗！你那一套本钱吃不通罗！”；
②其二，“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
③恢复了的“自由市场”极大削弱了“计划经济”对于“商品”的管制。
《乡场上》的价值正在于具有历史典型性地表达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和宰制“日常生活”的利益集团的正面冲突，并且宣告着“自我”的胜利。何士光对此十分自觉，在创作谈中谈道：“我选定了四个人物，曹福贵代表政界，罗二娘代表财界，冯幺爸和任老大女人则代表受苦受难的农民”。⑤ 何士光：《感受·理解·表达——关于〈乡场上〉的写作》，《山花》1981年第1期。在何士光看来，“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构成了一种混合性的压抑结构：
乡场上的干部凭着“专政”的名义加强了他们对农民的权威，为人民服务的豪言壮语荡然无存；我们原来的经济具有不可挑战的垄断性，这种垄断表现在乡场的日常生活之中，又不过是操纵在食品站的总管之类的人手里，在社会物质贫困的基础上，乡场上所有带“营业”二字的人都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了，其地位一下子提高得农民不能望其项背，俨然是小街上的财界。 ⑤
和“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相对应，《乡场上》这篇小说将“个体劳动+自由市场”视为解决之道。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教科书式的模型，针对着被视为僵化的官僚系统，这套官僚系统垄断着“日常生活”。个体劳动者被想象为可以“自由”地绕开这套系统，依赖自由劳动与自由市场获得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构成了“尊严”的基础。
这场胜利是否过于天真？如果说冯幺爸在猪肉问题上可以绕开食品站的话，那么在更大的经济结构上，“市场”一直受到官僚系统的结构性制约。官僚系统对于生产物质的垄断经营乃至于倒买倒卖，贯穿于80年代的内在紧张之中，并由此触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而这是回到“日常生活”的“自我”所必须面对又无法解决的。
三、“爱”的管理学
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兴起的“自我”之所以“向内转”，一个历史前提是对于外在秩序的不满，“向内”与“向下”的“内心世界/日常生活”被构建为一种“内/外”的阻断，在这种保护之中“自我”回到一种吃、住、爱的去政治与脱历史的“自然状态”。怎么刺破这种“自然状态”，将这种新的“自我”重新秩序化，成为新时期起源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重要的“管理”问题。
无疑，最广泛的也是最有效的将“自然人”重新秩序化的方式，是通过彼时隐然兴起的市场秩序，无法想象脱离“市场”的“日常生活”。但问题在于，如果停留于此，这种秩序化只是一种被动的秩序化，在这种市场化中主体被刺激为消费动物，狂欢而疲沓地依循着商品与资本的流动，匮乏一种主动性的认同。新时期的管理机制真正要处理的挑战是，如何把标志着内在自我的“爱”，从内部引导到外部，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以此构建一种新的认同。
在笔者讨论过的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物质刺激”成为询唤青年工人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对于日常生活有明显改善，小说中特意交待，除了不菲的奖金外，配套的幼儿园也拔地而起。参见黄平：《〈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尽管这种管理方式在“时间与数字”的“效率”层面效果显著，但还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和《乔厂长上任记》相比，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构成有意味的参照。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管理”以“时间与数字”为核心，那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管理”在“效率”的基礎上，开始聚焦于如何让沉浸在“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自我，在这种管理方式中感受到“意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小说的开场，就鲜明地昭示着过去的管理方式在意义层面的瓦解，同时仅仅依赖“奖金”也无法解决“思想政治”问题。第五钢铁厂的青年工人刘思佳和何顺早上堵在工厂门口卖煎饼，钢厂的党委书记祝同康只能从后门进厂。祝同康面对刘思佳的挑战无能为力，“多年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向是善于知人的祝同康，越来越感到难于适应自己的工作了……职工长了工资，发了奖金，理应能够减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负担，谁知反而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和重量”。③④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小说反复表现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青年人眼中不过是一套模式化的陈词滥调，不仅无法提供道德的动力，反而成为一种道德的障碍，比如当刘思佳救火归来时：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我们要好好感谢你，要到你们单位去，找你们领导，好好表扬你。”
“我们要给你发奖金！”
“你真是活雷锋，你平时一定也是先进工作者。”
“刚才你是怎么想的？”
……
这些问题一下子把刘思佳打懵了，他沉了一会儿，突然暴怒了：“玩去！玩去！都给我躲开！”
他用手扒开人群冲出去，向前跑了几步又停住脚，回过头来大声说：“你们呀，嘿！咱们倒霉就倒在你们这些人身上了，冲你们这样，以后也不能办好事！”③
当思想政治工作丧失了动员能力后——正如《乔厂长上任记》中党委书记石敢只有“半个舌头”——可以凭借的似乎只有“物质刺激”了。小说开场青年工人何顺恶狠狠地表示：“现在谁还管谁！就得靠钱书记做动员，蒋（奖）厂长做报告，不赚白不赚，不捞白不捞，谁挣钱多谁是好样的。”
④
但是仅仅依赖于“物质刺激”，何顺这群青年工人们只是被动地劳动，行尸走肉一般终日嘻嘻哈哈、吃喝玩乐。而且，对于刘思佳这样不在乎物质回报的青年工人，依靠什么予以询唤？这是党委书记最头疼的问题。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篇小说的突破正在于直面旧的管理体制的危机，将“范导者”形象从“政工干部”转移到“青年女性”，意义的来源从“政治”转移到“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中，“范导者”往往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之父。然而，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刘思佳所在的运输队副队长解净充当了道路的象征。党委书记祝同康不再是指引道路的巨人了，相反，成为解净眼中的一个有着“像婴儿的头发”的虚弱老人，内心犹疑、惶惑，“越来越感到难以适应自己的工作了”。当他面对解净的时候，心头感到“压抑”，“反而不敢看她了”。他省悟到：“他在她的眼里不再是党的化身，也不是父亲式的人物了。”
②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
解净超越于祝同康的地方在于，她正视与理解刘思佳的内心世界，而这是祝同康无法了解的。在小说中解净战胜刘思佳的那一刻，正在于解净刺透了刘思佳的内心世界：
刘思佳没有答腔，没有抬头。他里里外外全叫解净看透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故作镇静和玩世不恭，在解净的眼里全成了笑柄。平时他的那些哥们儿弟兄、酒肉朋友们全都恭维他，服从他，但都不了解他。他在心里也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和没有思想的蠢人是很难真心相处的，包括叶芳在内。她是全厂公认的美人，可就是肤浅得像一杯白开水，毫无味道；像一株塑料花，没有魅力。而现在坐在他身边的这位从哪方面来说都很不起眼的副队长，和他认识最浅，接触最少，两个人又经常闹别扭，却是真正能够了解他，能够看透他的知心朋友，和这样的人才可以痛痛快快地倾吐积愫。但是，他的自尊心妨碍他这样做。他抬起头来，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是他常有的表情。他变得这样驯服，同时又充满着内在的力量。他不敢看解净，可是她的身上又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使他情不自禁地想靠近她。② 小说这一段描写非常重要，作为青年工人中的精英，刘思佳是以“内在性”来确证“自我”的存在，是否拥有“内心世界”也即刘思佳所谓的“思想”，成为人与人区分的标志。哥们儿弟兄没有“思想”，刘思佳因此就“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蠢人”；暗恋刘思佳的叶芳没有“思想”，因此就是肤浅的白开水与毫无魅力的塑料花。与之相反，解净由于“理解”刘思佳的内心世界，获得“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作为改革时代的“管理者”，解净所凭借的，不再是意识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潜意识层面的“爱”的唤起。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爱”构建了“内在自我”，而渴望“内在自我”的刘思佳——刘思佳所谓的“只想当个地地道道的人”——正是通过解净的“理解”来获得的，这种“内在自我”在获得合法性的瞬间迸发出“爱”的欲求。
“爱”由此成为一种有历史深度的机制：既标识出“自我”的内在性，同时又将“内在自我”引导到外部，重建一种“内”与“外”的关联。笔者想在此着重强调，这种询唤之所以得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内在自我”实现了人与人的区隔。以往的研究者重视刘思佳的“哥们儿义气”，讨论“哥们儿义气”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契机，是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性的集体生活。参见符鹏：《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及其内在危机——蒋子龙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年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笔者以为，“哥们儿义气”在刘思佳这里并不存在，刘思佳在何顺他们的群体中是“孤独”的，与何顺、叶芳等人的关系只是虚与委蛇，这种热闹的日常关系在嘲讽与解构“组织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之余，更多的是为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外壳。
“爱”之所以为解净所代表的新的管理者赋予了合法性，在于它允诺并满足了个体化的欲求，而个体精英先天地要求“管理”的完善，个人奋斗、自由竞争这些原则在表面的平等下，实则有利于作为强者的个体精英。在运输队中刘思佳正是专业能力最强的司机，保持着十万公里无事故。解净所代表的新的管理体制完美匹配着刘思佳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线索是，解净完善了刘思佳所提出的管理学，这套管理学的核心是对于个体的有效监管与奖惩。
无疑，这套管理学将重构一种等级制，被这套体制询唤的个体将产生新的分化。有意味的是，小说用几页篇幅交待了刘思佳的成长史，作为沧县乡下长大的孩子，小学四年级来到天津后的少年刘思佳内心是等级制的受害者，他的衣服被同学们取笑，沧县口音被同学们模仿，“一个父亲在部队当营长的同学”狠狠地踢他。少年刘思佳内心铭刻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孤僻自卑，一直到成年后这创伤还隐隐发作，只要何顺提到“乡下佬”他脸色就立即变了。然而刘思佳对于城乡、阶级的不平等没有反思与觉悟，而是报复性地内化了这套歧视性的逻辑，“回到家里拼命向妈妈学习普通话，他厌恶天津话，也觉得自己的沧县话不大顺耳，就想掌握一种更高级、更文明、像广播员说话一样好听的语言。等到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说一口好听的北京话，穿的衣服干净而漂亮，比天津卫的同学更‘洋气’，同学们叫他‘小北京’”。
参见符鹏：《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及其内在危机——蒋子龙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年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成年后的刘思佳顺畅地认同了等级制，成为差异结构中的一个“个人”。
对于解净而言，她盡管在表面上厌恶重新成为政工干部（解净在“文革”期间是宣传科副科长），但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了政工干部的使命，而这是落伍于改革时代的党委书记祝同康所无能为力的。她一方面以恢复奖金赢得其他司机的支持，在“物质刺激-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收拢运输队；另一方面有效进入了刘思佳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解净的认同中刘思佳获得了“内在自我”的确认，刘思佳也借由对于解净的“爱”成为他所欲成为的内在的人。解净也期待着爱情，但她对于刘思佳感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凄怆”——毕竟，刘思佳被唤起的“爱”是回向自我的，“凄怆”意味着解净感觉到她与刘思佳的“爱情”无法落实于恰当的形式。
这个漫长的“自我”诞生的故事渐渐接近尾声了，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爱的神话开始，最终走到了爱的虚空。在虚空中“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自我，被新的管理体制所重新结构。一种有内在感的、以日常生活为界的个人，大量地出现在改革时代。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美丽新世界”在缓缓展开。
2016年2月-4月
上海 二三书舍
【作者简介】黄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