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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道以来，阿乙就被赋予了很多标签，
“最优秀的70后小说家”、阴郁暴戾的写作者，前小镇警察，
虔诚的文艺青年……这几年，这个才华炫目的作家
一度陷入疾病，他最精准的标签或许只是作家和病人，
在这两个身份之间，阿乙尝试寻找新的生活态度和叙事法则
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作家阿乙没有写任何作品。这一年中，他经历了父亲的病故，自己也再次住院，一度“生死不明”。在漫长的恢复期过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因使用激素而突然增加的体重终于回落。一切似乎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如今，他常常骑着共享单车，去居所附近的一家书店消磨时光。店里的服务生认得他，知道他曾经做过警察，后来离开乡下，辗转成了一位作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优秀的“70后”小说家，出版过好几本小说集。现在，他的第一本小说精选集《五百万汉字》也刚刚出版，摆在了店里的新书架上。
在一位店员的印象中，阿乙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已经41岁，因为长期生病，现实中的他憔悴了很多，却也更加温和。早在2014年，阿乙便因病住院，但当时仍然坚持写作。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药物让他常常觉得睡意昏沉。不写作的日子里，阿乙坚持每天看书，试图保持对文字的感觉。
“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人还是这样，记性很差。如果没有记事本的话，我就不会记得有今天的事。”阿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穿着款式简单的衬衫，随手带着一本《卡瓦菲斯诗集》，曾经的卷发变成了短发，眼睛依旧有些红肿，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转过身去，像是刚刚经历过一次痛哭，不愿跟人有过多的眼神接触。但交流多了，他也会显露出体贴的一面。
经历了长久的病痛与治疗之后，阿乙的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场大病之后人变胖了，反倒变得温和可爱了。”作家文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是《五百万汉字》的责任编辑，也是阿乙的朋友。“他不是没有冷峭犀利的一面，但基本全部放在他的文字里。”她说。
作家休息了
对于阿乙来说，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吃药和打针。针对不同的病症，药也分为很多种，这对于阿乙来说是一件过于复杂的事情。事实上，病痛的阴影几乎从写作的初期便开始伴随着阿乙。
2008年，因为罗永浩等人的帮助，他的小说集处女作《灰故事》终于出版。而在写于2009年的一篇名为《代沟》的随笔中，他便写道，“我的身体不太好了，越来越觉得。”他曾将自己健康状况的恶化归因于写作理想和写作才能的差异，反复修改成为写作的常态。
“有时候写作的追求，无非就是精准，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契约。”他说。他将对创作的态度形容为一种“恐惧”和“不安”，长久的焦虑状态让他的身体几乎不堪重负。
2012年底，阿乙刚刚结婚不久，雾霾天气让他第一次出现咳嗽等症状。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写作。2013年春天，病情加重，他开始眩晕、呕吐甚至咳血，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因为症状罕见，肺部疾病无法确诊，阿乙从友谊医院转到协和医院。他开始吃激素，并持续发胖。刚住院的时候，阿乙依然带着电脑，准备继续他的小说创作。
2014年11月，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终于结束。“写这个故事要了我半条命。被它耗尽了。要去寻找生命的乐趣。”他在微博上写道。但此后，他仍对这部作品进行多次修改，直到今年，阿乙在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又迅速修改了一遍，将原本18万字的小说改到15万字，才算最终完成。
每一次修改，阿乙都会拿给他的朋友徐兆正看，后者是一位年轻的书评人，被阿乙称作自己的“特殊读者”。“改了无数次，根据我手中的版本，大改就有五次。”徐兆正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2016年夏天，他的肺部病情仍然严峻，甚至可能呼吸衰竭，而肾又出了问题。2017年2月，阿乙再次入院治疗，4月出院。“右肾得了透明细胞瘤，切了啤酒瓶盖儿那么一大块。”阿乙说，“当时想着如果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就坦然面对。”
此前，在发表于《今天》的一篇随笔中，阿乙也提到，年轻的作家朋友郑小驴曾打电话过来，梦见自己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葬礼上摆放的正是阿乙的照片。这是吉兆，郑小驴解释道。梦死得生，文珍也宽慰他。
阿乙已经跟死亡打过很多交道。2016年国庆节，阿乙回到了位于江西瑞昌的故乡。父亲艾宏松病情加重，阿乙待了九天才在一个早晨离开。但就在离开的当天，父亲病危，阿乙当晚连忙赶回瑞昌。第二天早上，父亲去世。
人过中年之后，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面对亲人的死亡。2010年春天，阿乙的奶奶去世。那时候，他的第二本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刚刚出版，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他回到了故乡，看着这位失忆多年的老人葬于故土。
“死亡像流氓，搬着凳子，大摇大摆走进房间，吃水果，极其细致地吃水果，像一只狍子那样吃水果。”他在随笔中描述着对于死亡的印象。“死亡就像收电费的，出现在家门口，通知我们一家人，是时候了。”他继續写道。
更早之前，在1998年，阿乙的爷爷艾政加去世，葬在了他的出生地。那时候，阿乙还不叫阿乙，只是一个名叫艾国柱的普通片警，在乡镇派出所上班。“在时间的河流里，永远有一团光明照着三个人，是爷爷、爸爸和我。等我生出儿子后，爷爷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等我的儿子生出儿子，爸爸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因为我操办前人的葬礼，后人也会收拾我的遗骨。这是不可断裂的传统，就像生育。”
如今，艾氏家族有96个男性后代，但只有两个族人依然生活在那个世代居住的小村庄。绝大部分人都像阿乙的父亲那样，从村庄迁徙到县城，从县城再奔赴到城市。“只有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才会回到乡下，那个他所出生的地方。”阿乙在一篇发表于某外国文艺杂志的随笔中这样写道。 当艾国柱在26岁的时候决定从乡镇派出所辞职，到郑州和广州担任体育编辑，他发现自己从此也踏上了没有尽头的旅程，这旅程还将延至北京，直到现在。
阿乙的骰子
现在，阿乙常常骑着共享单车，在小区的附近转悠，骑车成为他锻炼身体的一种选择。
据朋友文珍透露，他有一个习惯，常常将已经读完并且不准备收藏的书放在车筐里，或是小区的长椅上。用文珍的话说，这叫放生。阿乙常常将这些书放生给小区的保安，或是别的路人。这也是他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小说中，阿乙习惯了一种冷漠的声调，将对写作的热情都冷却在文字的表面之下。而现实中的他也常常看起来有些拘谨和冷淡，似乎只有写作本身能让他宣泄掉内心中的狂喜与不安，这让他对文字怀有极度的忠诚。
早在1997年，从警校毕业之后，那个名叫艾国柱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洪一乡派出所做片警的时候，曾陷入对一个女孩的暗恋之中，长达八年之久。他不断地给对方写情书，最后却都没有寄出去，只是留给了自己。
“我除开吃饭、办户口、洗澡、上厕所和出外巡逻，就待在这里，在飞蛾扑火的灯泡下，写充满感叹号的日记。我总是在想这个女孩。我和一个影子谈了八年恋爱。”阿乙后来在随笔中这样回忆道。
那是世界的尽头，阿乙在日记中常常这样回忆起自己工作过的那个小镇。从地图上看，洪一乡处在江西省的西北交界处，省道高速公路到这里结束。他的印象是，镇子上看不到一粒柏油。
艾国柱曾在那个乡镇派出所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很多个无聊的下午，当然，他也目睹过凶杀案和群体性事件，这些经历成了他后来写作的重要资源。而后，他被调至县城，又被借调到组织部，撰写领导讲话、破案通讯。
晚上，骰子在科员、副主任、主任和调研员之间转来转去，麻将桌上的鏖战让科员艾国柱在那个骰子停住的时刻忽然看到了“极度无聊的永生”。这一次经历后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多次出现，成为他暗淡的警察和科员生涯中一个黑洞。
2002年，26岁的艾国柱辞职，离开江西，到郑州担任《郑州晚报》的体育编辑。生活的骰子仍不肯停下，他又辗转从上海、广州来到北京，成为一名“虔诚的文艺青年”，阅读几乎成为了他最重要的事。“看书都来不及，活人少交流，死人就多交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那时候，他习惯了做梦，回忆过去，并将真实的情感记录在日记里。读书则将他从回忆中拉出来，引到更广阔的虚构世界里去。加缪、卡夫卡、福克纳和博尔赫斯先后进入他的阅读视野。“《局外人》改变了我的眼睛。”他曾这样说道。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加缪在《局外人》的开篇这样写道。而在后来的小说中，阿乙的笔触同样是一副冷漠的旁观者形象，用编辑文珍的话说，便是“阴郁”“暴戾”和“冷峭”。而这些光怪陆离的情感表达，都源于他所理解的“真实”与“精准”。作为一名小说家，阿乙如同一位精明的暴君，将骰子投掷在自己曾经囚禁其中的小镇世界，让读者在夹杂着暴力的冷峻现实中，窥见到人物的存在意义。
现实与虚构
病情好转之后，阿乙仍然因为药物的原因而常常感觉困倦。他觉得这样长久的睡眠很“痛快”，有时也会因此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记忆力仍在下降，他每天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并将读到的句子和片段放在社交网站上。噩梦也仍在困扰着他。
“我的状态比较游离，经常做一些强烈的不安的梦。每次我觉得好像都不太喜欢梦，倒是挺喜欢现实的。除了生病以外，现实没什么不好的，所以现在都是从梦里面往现实里逃离。”他这样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机将卡瓦菲斯的一首詩拍下来。他越来越喜欢现实，也会在社交网站上放一些妻子做的食物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阿乙开始重新写东西了。他苦恼于语感的失去，常常试着写一些笔记类的随笔，夹杂着对个人生活的记录。“不同于读书笔记，或许会是一条新的博尔赫斯式的道路，也适合他现在的精力状况。”说起阿乙的这种写作，徐兆正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道。
在这些新的尝试中，看不到以往随笔中灼热的坦诚和小说中精准而冷漠的笔触，游离的思绪常常散落在有意和无意之间。
“现在写的话，比较慎重，技术的考量比较多一点，以前比较冲动。”他这样说道，随后，拿起一本《五百万汉字》，顺手翻了翻自己这些年来写就的作品，像是确认了没有什么错别字，才将书放下。这本书是他在年满四十岁的时候委托徐兆正编选的，后者从阿乙已经出版的四本小说集挑出了12篇作品。
当第一部小说集《灰故事》出版的时候，阿乙已经32岁。三十多个形态各异的故事，在他所熟悉的小镇上展开。以刑侦案件为主体的犯罪小说框架，为他的故事增添了很多暴力与悬疑的黑暗色彩。
很多次，他详细地描绘着死亡，比如事故、自杀、刑罚、尸体和葬礼，在极度的写实与荒诞之间来回调换。另一些时候，他也会写到在乡镇派出所经历过的无聊与卑琐，以及零散的传说与见闻。“天空浩大，一只鸟儿忽然飞高，我感到眩晕，便低下头。影子又一次叠在残缺的尸体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儿。”在小说《极端年月》的开篇，阿乙这样写道。
两年之后，第二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在这部小说集中，阿乙沿着虚构的道路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刑侦和悬疑的框架依旧可见。尽管叙述者在看似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背景中冷静描述着无常的故事，沉浸于现实生活的小说人物却在更加戏剧性的处境中折射出更多的真实空间。
凭借此书，阿乙开始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尽管最初为阿乙“站台”的是罗永浩这样的文坛“局外人”，阿乙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写作同行感到惊讶和欣喜。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与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诗人北岛曾这样毫不吝惜赞美地评价。
“他写警察，写底层，写小人物之间的关系，我看他一定有非常扎实的生活经验，否则怎么可能这么有力量？”著名小说家格非这样说道。
此后，阿乙开始频繁获奖，又陆续出版了两部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随笔。在小说中，他不断地营造着更加繁复的虚构世界，也在不断地从那个小镇的经验与记忆中脱离出来。而在随笔中，他坦诚地描述着梦境和记忆的纷扰，以及写作和阅读的种种片段，虚构与现实曾经错综复杂，让他感到持久的焦虑和不安。
而在停笔一年之后，身体的恢复让阿乙感到欣喜，曾经的气息在体内重新活跃起来。而语言和写作的恢复要比身体的康健花费的时间更久，更缓慢。他只能从最简单的写作方式开始，寻找着加速的机会。
不同的是，在年过四十之后，年龄的增长与病痛的折磨给他带来了新的变化，曾经折磨他数年的长篇写作计划也终于结束，他像是经过了一次没有尽头的长跑。现在，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不再如此前那样不可协调，他发现松弛的步调同样可以让自己抵达终点。
他觉得，虽然有些改变，但自己的写作仍然在追求某种程度上的繁复，“现在还有点复杂，以后可能还会往简单的方向回来。”阿乙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起身离去，准备去骑会儿车，锻炼一下。“玩性起来了。”他笑着说道。
“最优秀的70后小说家”、阴郁暴戾的写作者，前小镇警察，
虔诚的文艺青年……这几年，这个才华炫目的作家
一度陷入疾病，他最精准的标签或许只是作家和病人，
在这两个身份之间，阿乙尝试寻找新的生活态度和叙事法则
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作家阿乙没有写任何作品。这一年中，他经历了父亲的病故，自己也再次住院，一度“生死不明”。在漫长的恢复期过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因使用激素而突然增加的体重终于回落。一切似乎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如今，他常常骑着共享单车，去居所附近的一家书店消磨时光。店里的服务生认得他，知道他曾经做过警察，后来离开乡下，辗转成了一位作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优秀的“70后”小说家，出版过好几本小说集。现在，他的第一本小说精选集《五百万汉字》也刚刚出版，摆在了店里的新书架上。
在一位店员的印象中，阿乙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已经41岁，因为长期生病，现实中的他憔悴了很多，却也更加温和。早在2014年，阿乙便因病住院，但当时仍然坚持写作。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药物让他常常觉得睡意昏沉。不写作的日子里，阿乙坚持每天看书，试图保持对文字的感觉。
“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人还是这样，记性很差。如果没有记事本的话，我就不会记得有今天的事。”阿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穿着款式简单的衬衫，随手带着一本《卡瓦菲斯诗集》，曾经的卷发变成了短发，眼睛依旧有些红肿，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转过身去，像是刚刚经历过一次痛哭，不愿跟人有过多的眼神接触。但交流多了，他也会显露出体贴的一面。
经历了长久的病痛与治疗之后，阿乙的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场大病之后人变胖了，反倒变得温和可爱了。”作家文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是《五百万汉字》的责任编辑，也是阿乙的朋友。“他不是没有冷峭犀利的一面，但基本全部放在他的文字里。”她说。
作家休息了
对于阿乙来说，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吃药和打针。针对不同的病症，药也分为很多种，这对于阿乙来说是一件过于复杂的事情。事实上，病痛的阴影几乎从写作的初期便开始伴随着阿乙。
2008年，因为罗永浩等人的帮助，他的小说集处女作《灰故事》终于出版。而在写于2009年的一篇名为《代沟》的随笔中，他便写道，“我的身体不太好了，越来越觉得。”他曾将自己健康状况的恶化归因于写作理想和写作才能的差异，反复修改成为写作的常态。
“有时候写作的追求，无非就是精准，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契约。”他说。他将对创作的态度形容为一种“恐惧”和“不安”，长久的焦虑状态让他的身体几乎不堪重负。
2012年底，阿乙刚刚结婚不久，雾霾天气让他第一次出现咳嗽等症状。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写作。2013年春天，病情加重，他开始眩晕、呕吐甚至咳血，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因为症状罕见，肺部疾病无法确诊，阿乙从友谊医院转到协和医院。他开始吃激素，并持续发胖。刚住院的时候，阿乙依然带着电脑，准备继续他的小说创作。
2014年11月，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终于结束。“写这个故事要了我半条命。被它耗尽了。要去寻找生命的乐趣。”他在微博上写道。但此后，他仍对这部作品进行多次修改，直到今年，阿乙在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又迅速修改了一遍，将原本18万字的小说改到15万字，才算最终完成。
每一次修改，阿乙都会拿给他的朋友徐兆正看，后者是一位年轻的书评人，被阿乙称作自己的“特殊读者”。“改了无数次，根据我手中的版本，大改就有五次。”徐兆正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2016年夏天，他的肺部病情仍然严峻，甚至可能呼吸衰竭，而肾又出了问题。2017年2月，阿乙再次入院治疗，4月出院。“右肾得了透明细胞瘤，切了啤酒瓶盖儿那么一大块。”阿乙说，“当时想着如果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就坦然面对。”
此前，在发表于《今天》的一篇随笔中，阿乙也提到，年轻的作家朋友郑小驴曾打电话过来，梦见自己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葬礼上摆放的正是阿乙的照片。这是吉兆，郑小驴解释道。梦死得生，文珍也宽慰他。
阿乙已经跟死亡打过很多交道。2016年国庆节，阿乙回到了位于江西瑞昌的故乡。父亲艾宏松病情加重，阿乙待了九天才在一个早晨离开。但就在离开的当天，父亲病危，阿乙当晚连忙赶回瑞昌。第二天早上，父亲去世。
人过中年之后，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面对亲人的死亡。2010年春天，阿乙的奶奶去世。那时候，他的第二本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刚刚出版，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他回到了故乡，看着这位失忆多年的老人葬于故土。
“死亡像流氓，搬着凳子，大摇大摆走进房间，吃水果，极其细致地吃水果，像一只狍子那样吃水果。”他在随笔中描述着对于死亡的印象。“死亡就像收电费的，出现在家门口，通知我们一家人，是时候了。”他继續写道。
更早之前，在1998年，阿乙的爷爷艾政加去世，葬在了他的出生地。那时候，阿乙还不叫阿乙，只是一个名叫艾国柱的普通片警，在乡镇派出所上班。“在时间的河流里，永远有一团光明照着三个人，是爷爷、爸爸和我。等我生出儿子后，爷爷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等我的儿子生出儿子，爸爸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因为我操办前人的葬礼，后人也会收拾我的遗骨。这是不可断裂的传统，就像生育。”
如今，艾氏家族有96个男性后代，但只有两个族人依然生活在那个世代居住的小村庄。绝大部分人都像阿乙的父亲那样，从村庄迁徙到县城，从县城再奔赴到城市。“只有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才会回到乡下，那个他所出生的地方。”阿乙在一篇发表于某外国文艺杂志的随笔中这样写道。 当艾国柱在26岁的时候决定从乡镇派出所辞职，到郑州和广州担任体育编辑，他发现自己从此也踏上了没有尽头的旅程，这旅程还将延至北京，直到现在。
阿乙的骰子
现在，阿乙常常骑着共享单车，在小区的附近转悠，骑车成为他锻炼身体的一种选择。
据朋友文珍透露，他有一个习惯，常常将已经读完并且不准备收藏的书放在车筐里，或是小区的长椅上。用文珍的话说，这叫放生。阿乙常常将这些书放生给小区的保安，或是别的路人。这也是他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小说中，阿乙习惯了一种冷漠的声调，将对写作的热情都冷却在文字的表面之下。而现实中的他也常常看起来有些拘谨和冷淡，似乎只有写作本身能让他宣泄掉内心中的狂喜与不安，这让他对文字怀有极度的忠诚。
早在1997年，从警校毕业之后，那个名叫艾国柱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洪一乡派出所做片警的时候，曾陷入对一个女孩的暗恋之中，长达八年之久。他不断地给对方写情书，最后却都没有寄出去，只是留给了自己。
“我除开吃饭、办户口、洗澡、上厕所和出外巡逻，就待在这里，在飞蛾扑火的灯泡下，写充满感叹号的日记。我总是在想这个女孩。我和一个影子谈了八年恋爱。”阿乙后来在随笔中这样回忆道。
那是世界的尽头，阿乙在日记中常常这样回忆起自己工作过的那个小镇。从地图上看，洪一乡处在江西省的西北交界处，省道高速公路到这里结束。他的印象是，镇子上看不到一粒柏油。
艾国柱曾在那个乡镇派出所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很多个无聊的下午，当然，他也目睹过凶杀案和群体性事件，这些经历成了他后来写作的重要资源。而后，他被调至县城，又被借调到组织部，撰写领导讲话、破案通讯。
晚上，骰子在科员、副主任、主任和调研员之间转来转去，麻将桌上的鏖战让科员艾国柱在那个骰子停住的时刻忽然看到了“极度无聊的永生”。这一次经历后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多次出现，成为他暗淡的警察和科员生涯中一个黑洞。
2002年，26岁的艾国柱辞职，离开江西，到郑州担任《郑州晚报》的体育编辑。生活的骰子仍不肯停下，他又辗转从上海、广州来到北京，成为一名“虔诚的文艺青年”，阅读几乎成为了他最重要的事。“看书都来不及，活人少交流，死人就多交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那时候，他习惯了做梦，回忆过去，并将真实的情感记录在日记里。读书则将他从回忆中拉出来，引到更广阔的虚构世界里去。加缪、卡夫卡、福克纳和博尔赫斯先后进入他的阅读视野。“《局外人》改变了我的眼睛。”他曾这样说道。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加缪在《局外人》的开篇这样写道。而在后来的小说中，阿乙的笔触同样是一副冷漠的旁观者形象，用编辑文珍的话说，便是“阴郁”“暴戾”和“冷峭”。而这些光怪陆离的情感表达，都源于他所理解的“真实”与“精准”。作为一名小说家，阿乙如同一位精明的暴君，将骰子投掷在自己曾经囚禁其中的小镇世界，让读者在夹杂着暴力的冷峻现实中，窥见到人物的存在意义。
现实与虚构
病情好转之后，阿乙仍然因为药物的原因而常常感觉困倦。他觉得这样长久的睡眠很“痛快”，有时也会因此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记忆力仍在下降，他每天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并将读到的句子和片段放在社交网站上。噩梦也仍在困扰着他。
“我的状态比较游离，经常做一些强烈的不安的梦。每次我觉得好像都不太喜欢梦，倒是挺喜欢现实的。除了生病以外，现实没什么不好的，所以现在都是从梦里面往现实里逃离。”他这样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机将卡瓦菲斯的一首詩拍下来。他越来越喜欢现实，也会在社交网站上放一些妻子做的食物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阿乙开始重新写东西了。他苦恼于语感的失去，常常试着写一些笔记类的随笔，夹杂着对个人生活的记录。“不同于读书笔记，或许会是一条新的博尔赫斯式的道路，也适合他现在的精力状况。”说起阿乙的这种写作，徐兆正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道。
在这些新的尝试中，看不到以往随笔中灼热的坦诚和小说中精准而冷漠的笔触，游离的思绪常常散落在有意和无意之间。
“现在写的话，比较慎重，技术的考量比较多一点，以前比较冲动。”他这样说道，随后，拿起一本《五百万汉字》，顺手翻了翻自己这些年来写就的作品，像是确认了没有什么错别字，才将书放下。这本书是他在年满四十岁的时候委托徐兆正编选的，后者从阿乙已经出版的四本小说集挑出了12篇作品。
当第一部小说集《灰故事》出版的时候，阿乙已经32岁。三十多个形态各异的故事，在他所熟悉的小镇上展开。以刑侦案件为主体的犯罪小说框架，为他的故事增添了很多暴力与悬疑的黑暗色彩。
很多次，他详细地描绘着死亡，比如事故、自杀、刑罚、尸体和葬礼，在极度的写实与荒诞之间来回调换。另一些时候，他也会写到在乡镇派出所经历过的无聊与卑琐，以及零散的传说与见闻。“天空浩大，一只鸟儿忽然飞高，我感到眩晕，便低下头。影子又一次叠在残缺的尸体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儿。”在小说《极端年月》的开篇，阿乙这样写道。
两年之后，第二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在这部小说集中，阿乙沿着虚构的道路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刑侦和悬疑的框架依旧可见。尽管叙述者在看似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背景中冷静描述着无常的故事，沉浸于现实生活的小说人物却在更加戏剧性的处境中折射出更多的真实空间。
凭借此书，阿乙开始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尽管最初为阿乙“站台”的是罗永浩这样的文坛“局外人”，阿乙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写作同行感到惊讶和欣喜。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与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诗人北岛曾这样毫不吝惜赞美地评价。
“他写警察，写底层，写小人物之间的关系，我看他一定有非常扎实的生活经验，否则怎么可能这么有力量？”著名小说家格非这样说道。
此后，阿乙开始频繁获奖，又陆续出版了两部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随笔。在小说中，他不断地营造着更加繁复的虚构世界，也在不断地从那个小镇的经验与记忆中脱离出来。而在随笔中，他坦诚地描述着梦境和记忆的纷扰，以及写作和阅读的种种片段，虚构与现实曾经错综复杂，让他感到持久的焦虑和不安。
而在停笔一年之后，身体的恢复让阿乙感到欣喜，曾经的气息在体内重新活跃起来。而语言和写作的恢复要比身体的康健花费的时间更久，更缓慢。他只能从最简单的写作方式开始，寻找着加速的机会。
不同的是，在年过四十之后，年龄的增长与病痛的折磨给他带来了新的变化，曾经折磨他数年的长篇写作计划也终于结束，他像是经过了一次没有尽头的长跑。现在，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不再如此前那样不可协调，他发现松弛的步调同样可以让自己抵达终点。
他觉得，虽然有些改变，但自己的写作仍然在追求某种程度上的繁复，“现在还有点复杂，以后可能还会往简单的方向回来。”阿乙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起身离去，准备去骑会儿车，锻炼一下。“玩性起来了。”他笑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