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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鼎，1929年12月生，山东蓬莱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地球物理学报》、《地球物理进展》主编，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工作，是中国海洋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父亲跟闻一多、杨振声都是朋友。我母亲文学修养非常好，懂中医。我兄弟姐妹10个，6个是共产党员
我的祖籍是山东蓬莱。1929年，我出生在北平。我父亲叫刘康甫，教中文的，写得一笔好字。当时，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后来从清华到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时，齐白石那些人都在艺专。然后，我父亲到青岛山东大学，当时叫青岛大学。杨振声，就是杨起的父亲，是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我父亲跟闻一多、杨振声都是朋友。父亲跟杨振声从小一块儿念书，两人关系非常好。杨起也是中科院院士，煤田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我跟杨起从小就在一块儿。邓稼先的父亲叫邓以蛰，在清华教美学。邓稼先的姐姐叫邓仲先，我们都叫她仲姐。邓仲先的爱人叫郑华炽，是吴大猷的学生，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小时候，杨起常领着邓稼先和我去看电影。
我母亲叫董琳，字德玉。她的文学修养非常好。我小时候很淘气，都是我母亲教我写字的，所以我写的字像母亲，不像父亲。我母亲很豁达，懂中医。我外祖父、外祖母在蓬莱都是很有名的中医。
我兄弟姐妹10个，我是老八。大哥叫刘光斗，他应该算是中国的武术家。因为我大哥不愿当汉奸、不愿当亡国奴，所以让日本人给迫害死了。大姐叫刘光裕，一辈子都在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后来到了台湾，在台大的图书馆，前几年去世了。二姐叫刘光运，原来是晋察冀边区妇联秘书长，解放以后长期在国家重工业部人事司工作，后来是化工部情报所顾问室副主任，87岁的老太太，2002年去世了。她跟彭真、刘仁、黄敬这一拨领导人是非常熟的。三姐叫刘光荣，是在沂蒙山区作战时牺牲的。四姐叫刘光耀，原来是上海市妇联的主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2000年去世的。四姐夫是上海市的经委主任。五姐叫刘光礼，是胶东“娃娃剧团”的，13岁就参加了革命，当过国家计委农林局的处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世的。六姐叫刘光仪。九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在退休了。我认为我们家还是比较优秀的，是个“革命家庭”。大哥、大姐不算，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再加上我这个老八，6个共产党员。我是1948年入党的。我们家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我的二姐夫侯薪，1925年入党的，是保定二师地下党的头儿，《红旗谱》描写的就是他。他在党内的地位很高，后来他跟张寿笺(李兆麟)在抚顺建党。抗战一开始，三姐、四姐、五姐都在山东打游击，而且都很出名，所以日本鬼子到蓬莱首先破坏的就是我们家。我的十妹现在还在台湾，是我父亲带她去的。我后来去台湾没有见到我父亲，因为我到台湾去的时候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是1966年去世的。我父亲在台湾对我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一定要理解党。我们国家当时是这样子的，有港、澳、台和海外关系的都不能出国，所以我没有出国，带着一帮子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俄文去了。学完了俄文，我老老实实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其他人都出国了，出国的这一批后来都是部长。
江青营救黄敬时，有时就住我们家。抗战胜利后，傅斯年非要我父亲到北大去，梅贻琦非要我父亲到清华去
我们跟丁西林是亲戚，以前他住在我们家对门。他是中国的文学家，对外友协的，中国独幕剧他写得最好。他又是物理学家，搞热力学的，在英国汤姆逊实验室工作过。丁先生在中国物理界恐怕也是老前辈了，应该是饶毓泰这一辈的。他回国以后就写小说、独幕剧，像《等太太回来的时候》这些。丁太太原来是嫁给一个姓高的很有名的共产党员，后来那个共产党员死了。在杀他的时候，他把妻子、儿子都托给了丁先生。他死了之后，丁西林就跟他太太结婚了。这样，丁先生就有一堆孩子。
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后来，何思源到法国留学，娶了一个法国媳妇。韩复榘当了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当教育厅厅长，请杨振声当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就把赵太侔请来当教务长。杨振声这个人很豪放、大气。他应该算是蔡元培的学生，蔡元培也很器重他。杨振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博士回来，后在北大当过教务长、文学院院长，还在武汉大学当过校长。这个人对中国教育界还是有贡献的。他当青岛大学校长的时候，化学系把傅鹰请来。傅建国后是北大的副校长。物理系请了王普、郭贻诚。中文系请了冯沅君、陆侃如、丁山。杨振声请来了当时国内非常优秀的一批教员。后来，赵太侔跟何思源一起把杨振声挤走，赵太侔就当了校长。那种社会，你不挤掉他，你也呆不下去。不久，杨振声就去北平了，参加了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但是赵太侔接手之后，就没有杨振声这种威望了。他没有杨振声那种豪气。他是在法国学舞台背景的。他最后一个老婆叫俞珊，是黄敬的姐姐。黄敬解放后当过一机部部长，他以前的名字叫俞启威。1935年，黄敬和姚依林参加了北平“一二·九”运动。黄敬在北大是学数学的。黄敬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时，让沈鸿烈给抓起来了。当时是要枪毙黄敬的，所以大家都去营救。他在党内的地位很高，是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沈鸿烈当时是青岛特别市市长，韩复榘死了之后他上去的。蓝苹就是江青，她当时跟黄敬同居，所以也到山东去营救。江青营救黄敬时，她或者住在我们家，或者住在赵太侔家。大家对她那种作派都不满意。当时杨振声正急着要离开，权力都在赵太侔那儿。赵太侔就跟俞珊讲：“你嫁给我，我就把黄敬救出来。”俞珊一直跟着赵太侔到抗战胜利，给他生了两个女儿。抗日战争以后，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俞珊就坚决要跟他离婚。
我父亲到青岛大学主要是因为杨振声的关系，他们从小就非常要好。抗战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开始是搬到叙永，后来转到昆明。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会秘书主任就是杨振声。杨振声就邀请我父亲去帮助他，让我父亲从青岛出来。那个时候，我父亲把我母亲和几个小的孩子送到蓬莱，他就带着我大姐、姐夫，他们3个人去了昆明。抗战胜利后，他准备回清华。我父亲是想到清华去的，而傅斯年非要我父亲到北大去，可是我父亲跟梅贻琦的关系比较好，梅贻琦就拖着他到清华去。这下子两边就矛盾了。就在这个时候，时任青岛大学校长的赵太侔通过杨振声来找我父亲，希望我父亲去帮助他，所以我父亲就到了青岛。
最近山东大学有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搜集 我父亲的资料。我说我几乎不知道，因为他后来到西南联大去了。那个学生就给我寄来一篇东西，是梁实秋写的《酒中八仙》。杨振声在青岛大学当校长的时候，我父亲、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邓仲存、杨振声和方令孺，8个人经常一块儿喝酒，号称“酒中八仙”。胡适到那里看到了，说：“八位这种喝酒的办法不行，我简直没办法。”那时候，青岛大学就在大学路、鱼山路那边，就是现在青岛海洋学院所在地。
“文革”开始后，中央宣布“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是江青，赵太侔听到这个消息后，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从家里出来，跑到青岛的栈桥，跳海自杀了。幸好我父亲跑掉了，跑到台湾去了，不跑掉也不会有好下场。
1949年青岛解放的时候，我父亲负担很轻，我兄弟姐妹大多数不在他身边，只有我大姐、姐夫、十妹，就他们4个人。那个时候教授的工资还是挺高的。丁西林有一大堆孩子，他每天在我们家喝酒、吃饭。我父亲说：“青岛解放我不准备走。”我父亲有10个孩子，绝大多数都在解放区，共产党那边。我大哥此时已经不在了，二、三、四、五、六、老八，有6个在解放区。“我儿女都在那边，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丁西林就说：“我不行，我得走。共产党抓了我会饶了我?”我父亲就不走。结果，国民党就弄来一批宪兵，逼着搬家上船。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有几个知识分子来给它充门面。我父亲跟丁西林都被拉到船上去了，一个人一个箱子，逼着他们走。赵太侔事先有点消息，就溜了，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我父亲跟丁西林的船后来开到台湾的基隆。当时孙立人兼任台湾的警备(防卫)司令，他下令所有的船都不准靠岸。不然，台湾就乱了，他要接收多少难民啊!他们没能上岸，我姐夫就去找船长谈判，贿赂人家，送了些金条什么的，买通了船长。天黑之后，船长把救生艇放下，就把我父亲、大姐、姐夫和小妹送到岸上去了。一个救生艇4个人加上1个水手，5个人满了，所以丁西林没能上岸。后来没办法，船靠到香港，一到香港就碰到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丁西林到那儿摇身一变成了政协委员。我父亲觉得他应该留下，结果没留下；丁西林怕留下，结果却留下了。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我父亲上岸后，就失业了，没活干，就靠带出来的那点东西生活。后来梅贻琦听说我父亲到台湾了，就让他到台湾清华教书。我父亲大概教了两年，耳朵有点聋了，就不干了。后来他就在家里写京剧评论，也写了两本书，其中的一本叫《台墨残痕》。
我在北大的时候，杨振声跟饶毓泰两个人住在北京靠近鼓楼那边的一个大房子里。饶先生是我老师，他跟我父亲很熟。有一天，杨振声让人叫我礼拜天到他家里吃午饭，我礼拜天就去了。一看，丁西林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丁先生就讲，当时在青岛跟我父亲一块儿吃饭、喝酒；我父亲不想走，他说他非走不可，结果他到台湾、香港后，又回来了。这段过程是他讲的。我那个时候有点像牛虻。我想我是党员，最后就把事情都向上面汇报了，在杨振声家里，都有谁，都说了什么。当时北大党委也没说什么，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惹麻烦了，出了问题。人家就查我这一段，这不是跟港、澳、台有关系吗?所以我一直不能出国，尽管我也介绍了不少人入党。在全国解放时我是北大地下党沙滩支部的组织委员，那时候胡启立就是我支部的，比我高一级。“文革”时，他们就问我，我就再讲一遍。我就知道这么一点儿。他们就到北京来找丁西林调查了。结果丁西林说他不认识我，也许他真忘了。
1941年，我12岁，到了北平。到了北平之后，我找到我伯父家。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学了，我在报纸最下面看到还有两三个学校在招生，我就去考了。竞存中学一考，就要我了，我就开始在竞存中学念书。
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竞存中学就垮台了，于是我又考到了四存中学。在这里读到高一上半年，学校又垮台了，我就考到了辅仁中学。
从高一下半年到毕业，我一直都在辅仁中学。我在辅仁中学还是小有名气的，参加学生运动，打篮球。辅仁中学是所天主教教会学校，由外国神父管理。
当时，把我带到学生运动里的同学叫王云轩(音)，他当时是北大历史系的一个学生。我们辅仁中学的一个中文老师病了，他来代课。一次，他把我领到北大宿舍西斋18号，那是当时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那个时候应该是1947年，我还没入党。我是1948年入党的，是张寿文介绍的。
中央有个文件，要求在党政机关的大学生、技术干部“归队”，发展科学技术。1952年北大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从此与地质结缘
我是在1948年到北大读物理系的。1945年，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还可以，总可以拿到奖学金。当时考第一、第二才可以拿到奖学金。当时脑袋瓜里就一直想念理论物理，去发展原子能，所以就考了北大物理系。北大有很多熟悉的人，像朱光亚、于敏等等。于敏是我的同学，比我高三届，大4岁。我一年级的时候跟他住一个房间。于敏绝对是厉害的，“氢弹之父”。人们现在管邓稼先叫“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为人比较厚道，能团结人。于敏的数学、物理比杨振宁、李政道还要厉害，他也没出过国。我国的氢弹就是他设计的，设计出来以后基本没有人可以改动，就按他的做。杨振宁、李政道都说厉害，这是中国自己造出来的。我想北大有它的特色，大家在这儿念书，入学的成绩都很高，起点都比较高。北大物理系有20个学生，只有两个奖学金名额，我是考第一名的奖学金。
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就把我从北大调到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是项子明。节约委员会实际上是市委的一个派出机构。我当时的工作是什么呢?一些干部违法乱纪、“三反五反”的内容，从下面送上来，我就送给项子明看。项子明都是每天晚上12点以后批，第二天早上送给刘仁的秘书张天泰，张天泰那里弄完了，由我再送给王汉斌他们几个，最后有一些重要的送给彭真批。
有一天，张天泰跟我说：“光鼎，刘仁同志就是‘留人’啊，就是把人留下来。”我说：“什么意思?”当秘书当久了都很了解领导的思想。他说：“刘仁同志就是留人，抓住干部就不放。”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要把我留下来?”张天泰说：“你去跟老项谈谈。”项子明是我们北大地下党的头儿。晚上，我事情办完了就去找他。项子明说：“天泰多嘴，他不应该说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央有个文件，1951年就开始要求党政机关的大学生、技术干部归队。那个时候就考虑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深远的。张天泰是学物理的，我也是学物理的。当时彭真同志那一大堆的大小秘书里头，很多都是理科出身的，一批北大、清华的尖子生在他那里。中央就希望他们能归队，来发展咱们的科学技术。我就问老项了，老项说，我再看看。后来老项说，你还是回去吧。我想我回去也是对的，回去我就把物理系念完了。
我1951年回来读大学，1952年就要毕业了。毕业后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时候是统一分 配，解放前的毕业等于是失业。所以当时我就想要找工作。后来燃料工业部组织我们到陕西延长去，我就和1个老师、9个同学去了。
1951年7月7日，我们坐火车到了西安，去野外做地球物理测量工作。到了延长，然后到延安，之后到洛川，再到四郎庙。四郎庙是个油田。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地质学家陈贲。他跟后来的石油化工部部长康世恩是同班同学。还有翁文灏，搞地质的，国民党行政院前院长，我们当时也碰见他了。吃完晚饭7点钟，我们就坐下来聊天，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翁文灏跟另外一个地质科学家王尚文就一晚上没睡觉。一大早，他们两个人就拿着锤子定井位去了。
当时陈贲就提出一个问题：全国解放，石油是工业的命脉，我们应不应该集中力量把石油搞好?你们学物理，应该不应该为人民服务?你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还是去摘原子弹、造武器?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觉得还是应该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因为中国要发展工业，要摘经济建设，就需要石油。当时在陕北有中国的第一个地震队，我就是成员之一。我们在这个队里大概呆了三四个月，等到冬天受不了，就回学校上课了。回来以后，我就从摘原子弹、氢弹的角度转到以地球做实验室，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地球，寻找矿产资源。我想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应该是一个终生的选择。
1952年，我从北大毕业。毕业以后，我一直很想冒险，想到新疆去，结果学校把我分配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一呆就是12年。这12年对我的教育很深刻。一方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一方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只要有运动，我们这些人就是对象。除了“肃反”没把我“肃”到里头外，其他的都有。一会儿是“白专道路”，一会儿是“大跃进”，一会儿又是什么，都有我们这一伙人。
1953年，北京地质学院派我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俄文。学了半年，刘型院长就发了个电报跟我说，速返。原来是苏联专家来了。毛主席讲“一边倒”，当时也有这个问题。你往美国倒，人家还不理你呢，人家封锁你，所以只好一边倒向苏联。苏联派了个专家来讲地震勘探。我才学了5个半月的俄文，就让我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苏联专家来了，第一次见面，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伊力亚，我的父亲叫伊西特罗维奇，我姓波卢维奇。”我没听明白。5个月的俄文能学到什么程度?我刚到哈尔滨去学俄文的时候，有几个字母我都不知道。第一次上课是怎么上的呢?我问波卢维奇：“你有没有讲义?”一问，他挺得意，把讲义都给了我，我给翻译完了，是很厚的两本书。因为俄罗斯人讲课就是照本宣科。他讲绪论，我就先用中文把绪论背下来。他在台上讲，我中文就出来了。我就这样当了两年半的俄文翻译。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就把他给撤回去了。1958年，中苏签订了122项两国合作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其中有一项主要是海洋地质勘探、海洋地球物理勘探。那就需要派一个人到苏联去学习，不能带翻译，要懂俄文，还要懂业务，最后就物色到我了。1959年我去苏联学习，1960年就回来了，前后还不到一年，回来以后就搞中国海洋地质物理调查。这一搞，搞了30年，从1959年到1989年。我就从一个地质队搞起，到一个大队，到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然后到地质矿产部的海洋地质司。我是从最基层一步步上来的。1989年，科学院把我调到地球物理所来当所长。
“文革”中，我想把自己拥有的“海内孤本”无偿奉送给图书馆，结果没人要。温家宝总理希望油气问题能得到解决，他问我：你有什么看法?
1964年地质部在南京成立海洋地质研究所，就把我调到那个所里了。我把我的学生全部从北京带到南京。我家里有44箱子书，也带去了。当时，我每天晚上教海洋地质所的学生俄文，给他们讲课。大家真是蒸蒸日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这些书没地方放，最后房间都不让我住，把我赶到牛棚去了。书怎么办呢?其中有一部分，我认为是海内孤本，在中国只有我有。我想只要国内任何一个图书馆要，我都无偿奉送，结果没人要，我觉得非常伤心。“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是什么?是让很多人伤心了。关键是这个。前几年，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我就提意见，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要讲爱国主义。我说小平同志到南方去讲话确实很好，大伙都按改革开放这条路走。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讲爱国主义。中国的特点是，在困难的时候，大伙儿可以团结一致，但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我想爱国主义应该是从小开始培养，应该念念不忘我们过去这100多年的耻辱历史，应该不断地学历史、学地理。我们希望人民过得更好，那只有爱国，我想从小就应该培养这种思想。
有人说我是“海洋地质之父”，我不太赞成什么“父”的。咱们地矿部，一个叫朱夏，一个叫关士聪，一个叫业治铮，这3位都是为中国石油地质作出很大贡献的人。再加上我，我们这4个人就是地矿部出名的“酒友”，每个人都有1斤的酒量。朱夏去世10年了，他研究的叫“朱盆”，就是用地球动力学的观点来研究沉积盆地。业治铮是长春地质学院的教务长。关士聪研究的叫“关盆”，就是用形态学的观点来研究沉积盆地。还有一个叫“刘盆”，用地球物理的方法来研究，那就是我。应该说海洋地质是我们几个人建立的。朱夏是搞构造的，业治铮是搞沉积的，我是搞地球物理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班子。大伙在一块儿30年，经常喝酒，干了很多事情，出了很多的图作。中国海洋地质的基础，基本上是我们给打下的。
“文革”的时候说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这一辈子都贡献给中国的地球科学事业，结果却是“牛鬼蛇神”!我在“文革”时写了很多诗词，写有关太极拳的书。我还有一本书，《海洋地球物理勘探》，这本书很有特色，一篇参考文献都没有，全部是我搞的，这在国内独一本。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在牛棚里度过的。你不是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吗?我就反动在这儿，我就写书。只要不是追名逐利，是为人民服务，那就是动力，心胸坦荡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一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我们这些人才真正站起来，才得到解放。
1980年，上级把我调到部里当海洋地质司副司长。实际上是让我来当部长的，结果没当上。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犯上”，有些事情不对就是不对。孙大光是爱动脑筋的人，他选干部是怎么选的呢?不在部机关里选。如果在部机关里选干部，部里头的那些事他都很清楚。他每年选干部，全国逛一圈，所以外号叫“孙大逛”。他每年出去把这些人挑过来。挑来的这些人都是书生，都懂地质，但是对部里头的那些事都不懂，他大多安排副职。比方说把朱训安排为地矿司副司长；温家宝，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海洋地质司副司长；夏国治，科技局局长。就是给你一段时间，让你来了解部里头的这些事情。我不是在海洋地质司吗?领导说要跟石油地质局合并。领导讲话都得听，但是我不听。我“腾”地站起来， 说：“不能合并，这是两回事。”我说中国的海洋任何事情不经过外交部不行，不经过总参不行，不经过国务院不行，不经过书记处不行。总得有一帮人把准备工作做好了，你才能在海上行动，这是中国特色。而且，海洋地质出了任何问题都是棘手的。另外，海洋地质是一个地域概念。中国包含42个纬度，陆地是960万平方公里，海域是300万平方公里，海洋是陆地的1/3啊。可是石油呢?石油是个矿种的概念。一个矿种，一个地域，你现在一合并，就等于把地矿部削弱了。领导说，散会。过了两个星期，领导就让两个同事来找我。我说没什么可谈的，这是不是党组决定?如果是党组决定，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如果不是党组决定，我还是那个意见，投变。他们“腾”地站起来，说：“光鼎同志，我正式向你宣布，这是党组织的决定。”那我服从就完了，没什么好谈的，我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我认为领导还是一个好人。他不当头儿了，他跟我的一个学生说要见我。他说他在地矿部当了10年的头，主要得罪的人就是我。他现在觉得我当时的意见是对的。精简机构把海洋给丢了，因为地矿部没有了，全部交出去了。而海洋要跟8个国家划界啊，现在关系紧张得要命。
朱训当部长，温家宝当副部长；朱训当党组书记，温家宝当副书记。胡耀邦对温家宝印象很不错，就让他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温家宝在中南海一干就是20年。
温家宝是1960年考进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系的，大学毕业又留校做研究生，读了两年，没有读完。“文化大革命”不要研究生，就把他分配到甘肃去了。我是1964年离开北京的。人家都说他是我的学生，但是我并没有教他，我在学校并不认识他。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他从甘肃到北京，我从上海到北京。家宝同志一直对我非常好，非常尊重我。
1989年．朱训让我到曼谷去当专家。我就觉得我是中国人，去给外国人干事干什么?赚点美金，开着个“奔驰”车横冲直撞，有啥意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爱人坚决不去，因为她身体不好。她要是到曼谷去，那里热得不得了，得整天蹲在空调房子里。她不去，就让我一个人去，我去干什么?这个时候，周光召在全院大会上讲，说我们请了一个所长，救活了一个所，报纸上都登了。但是他们学美国，要把资源环境这个局给撤销掉，也是精简机构。当时旁人都不敢说话，包括副院长都不敢说话，我却说话了。我说中国科学院123个研究所，其中资源环境局36个研究所，占了近1／3，你把资源环境局取消了，在中国还有科学院吗?中国科学院跟人民联系的就在这儿，怎么能干这种事?我这是在大会上讲的，没有违反组织原则。科学院召开工作会议，其实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不是资源环境局的头儿，一点利益都没有，但是我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反对。
中国现在的石油资源存量是940亿吨，天然气的存量是38万亿立方米，原油年产量是1．67亿吨。从1993年开始，我们国家开始进口原油，进口3000万吨。到2000年，进口达到7000万吨。朱镕基就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讲，7000万吨意味着我们每年要拿出20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温家宝也担心这个问题。这里头还有一个危险，我们进口的原油80％要从马六甲海峡过来，如果有个风吹草动，马六甲海峡一断，就完了。“非典”期间全国受了很大的影响，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什么都受影响，但是从GDP来看，咱们还增长了。增长在哪?卖汽车卖多了，汽车的利润是百分之一百几十，汽车卖了，这些损失就补上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就麻烦了。美国打了萨达姆，萨达姆现在给弄垮了，是吧?它又要跟朝鲜，跟伊朗闹。西藏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达赖喇嘛的事也提出来。你要是强了，它就躲着你走。你要还是个不发达国家，它就欺负你。它要是跟朝鲜练完了，跟着去哪练?说不定就跟中国再练一练。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上台都先跟中国干一干，你得先看清楚这个趋势。等干了两年，他在台上稳了，他再跟你好。他干的时候，你得挺着；他要好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不跟他好。中国处境是挺难的，因为中国现在毕竟还不强大。中国实现现代化是非常迫切的。一旦美国要跟中国练一练，它把马六甲海峡封锁了怎么办?它不会像欺负萨达姆一样欺负中国，它吞不下去，但是它给你捣捣乱总还可以吧。所以温家宝总理就希望油气问题能得到解决。
地层分成新生代、中生代、古生代，我们过去的50年就是在新生代里面的第三纪开采，大庆是白垩纪。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前新生代、中生代、古生代来找油?我认为古生代的油比新生代要多得多，问题是要往下找。温家宝非常欣赏这一点，他就亲自批，希望能贯彻。家宝就问我，你有什么看法?我说：“家宝同志，究竟谁代表国家来管理中国的石油，谁在管?现在中国搞石油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3个都是上市公司，人家当然以赢利为主。那究竟谁代表国家来管理呢?咱们有发改委，恐怕得请他们好好考虑一下。这是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这是找油的问题。寻找石油，风险非常大，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都要动用，这个时候就是风险投资。当时中国没有风险投资，就是说没有人找石油。中国也没有人去找金属铂，我后来到赤峰去，就是为了解决金属铂的问题。都不投入，都吃现成饭，这样怎么行呢?那天跟温家宝总理谈，李京文同志(我国经济界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坐在我边上。我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两条一解决，问题就都解决了。李京文当然很清楚，但他是不好明确表达的。
我这一生，在中国海上漂了30年，还把中国海绘制了一套图，叫《中国海区及领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这是我做得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对30年作了一个大的总结，从头到尾都是我弄的。这个图还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参加本文采访或前期整理的还有倪钰、徐苗、郭凡凡、袁红、孙芳、沈加佳和俞丽丽，参加后期整理的有郭凡凡、袁红。)
我父亲跟闻一多、杨振声都是朋友。我母亲文学修养非常好，懂中医。我兄弟姐妹10个，6个是共产党员
我的祖籍是山东蓬莱。1929年，我出生在北平。我父亲叫刘康甫，教中文的，写得一笔好字。当时，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后来从清华到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时，齐白石那些人都在艺专。然后，我父亲到青岛山东大学，当时叫青岛大学。杨振声，就是杨起的父亲，是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我父亲跟闻一多、杨振声都是朋友。父亲跟杨振声从小一块儿念书，两人关系非常好。杨起也是中科院院士，煤田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我跟杨起从小就在一块儿。邓稼先的父亲叫邓以蛰，在清华教美学。邓稼先的姐姐叫邓仲先，我们都叫她仲姐。邓仲先的爱人叫郑华炽，是吴大猷的学生，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小时候，杨起常领着邓稼先和我去看电影。
我母亲叫董琳，字德玉。她的文学修养非常好。我小时候很淘气，都是我母亲教我写字的，所以我写的字像母亲，不像父亲。我母亲很豁达，懂中医。我外祖父、外祖母在蓬莱都是很有名的中医。
我兄弟姐妹10个，我是老八。大哥叫刘光斗，他应该算是中国的武术家。因为我大哥不愿当汉奸、不愿当亡国奴，所以让日本人给迫害死了。大姐叫刘光裕，一辈子都在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后来到了台湾，在台大的图书馆，前几年去世了。二姐叫刘光运，原来是晋察冀边区妇联秘书长，解放以后长期在国家重工业部人事司工作，后来是化工部情报所顾问室副主任，87岁的老太太，2002年去世了。她跟彭真、刘仁、黄敬这一拨领导人是非常熟的。三姐叫刘光荣，是在沂蒙山区作战时牺牲的。四姐叫刘光耀，原来是上海市妇联的主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2000年去世的。四姐夫是上海市的经委主任。五姐叫刘光礼，是胶东“娃娃剧团”的，13岁就参加了革命，当过国家计委农林局的处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世的。六姐叫刘光仪。九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在退休了。我认为我们家还是比较优秀的，是个“革命家庭”。大哥、大姐不算，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再加上我这个老八，6个共产党员。我是1948年入党的。我们家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我的二姐夫侯薪，1925年入党的，是保定二师地下党的头儿，《红旗谱》描写的就是他。他在党内的地位很高，后来他跟张寿笺(李兆麟)在抚顺建党。抗战一开始，三姐、四姐、五姐都在山东打游击，而且都很出名，所以日本鬼子到蓬莱首先破坏的就是我们家。我的十妹现在还在台湾，是我父亲带她去的。我后来去台湾没有见到我父亲，因为我到台湾去的时候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是1966年去世的。我父亲在台湾对我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一定要理解党。我们国家当时是这样子的，有港、澳、台和海外关系的都不能出国，所以我没有出国，带着一帮子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俄文去了。学完了俄文，我老老实实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其他人都出国了，出国的这一批后来都是部长。
江青营救黄敬时，有时就住我们家。抗战胜利后，傅斯年非要我父亲到北大去，梅贻琦非要我父亲到清华去
我们跟丁西林是亲戚，以前他住在我们家对门。他是中国的文学家，对外友协的，中国独幕剧他写得最好。他又是物理学家，搞热力学的，在英国汤姆逊实验室工作过。丁先生在中国物理界恐怕也是老前辈了，应该是饶毓泰这一辈的。他回国以后就写小说、独幕剧，像《等太太回来的时候》这些。丁太太原来是嫁给一个姓高的很有名的共产党员，后来那个共产党员死了。在杀他的时候，他把妻子、儿子都托给了丁先生。他死了之后，丁西林就跟他太太结婚了。这样，丁先生就有一堆孩子。
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后来，何思源到法国留学，娶了一个法国媳妇。韩复榘当了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当教育厅厅长，请杨振声当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就把赵太侔请来当教务长。杨振声这个人很豪放、大气。他应该算是蔡元培的学生，蔡元培也很器重他。杨振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博士回来，后在北大当过教务长、文学院院长，还在武汉大学当过校长。这个人对中国教育界还是有贡献的。他当青岛大学校长的时候，化学系把傅鹰请来。傅建国后是北大的副校长。物理系请了王普、郭贻诚。中文系请了冯沅君、陆侃如、丁山。杨振声请来了当时国内非常优秀的一批教员。后来，赵太侔跟何思源一起把杨振声挤走，赵太侔就当了校长。那种社会，你不挤掉他，你也呆不下去。不久，杨振声就去北平了，参加了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但是赵太侔接手之后，就没有杨振声这种威望了。他没有杨振声那种豪气。他是在法国学舞台背景的。他最后一个老婆叫俞珊，是黄敬的姐姐。黄敬解放后当过一机部部长，他以前的名字叫俞启威。1935年，黄敬和姚依林参加了北平“一二·九”运动。黄敬在北大是学数学的。黄敬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时，让沈鸿烈给抓起来了。当时是要枪毙黄敬的，所以大家都去营救。他在党内的地位很高，是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沈鸿烈当时是青岛特别市市长，韩复榘死了之后他上去的。蓝苹就是江青，她当时跟黄敬同居，所以也到山东去营救。江青营救黄敬时，她或者住在我们家，或者住在赵太侔家。大家对她那种作派都不满意。当时杨振声正急着要离开，权力都在赵太侔那儿。赵太侔就跟俞珊讲：“你嫁给我，我就把黄敬救出来。”俞珊一直跟着赵太侔到抗战胜利，给他生了两个女儿。抗日战争以后，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俞珊就坚决要跟他离婚。
我父亲到青岛大学主要是因为杨振声的关系，他们从小就非常要好。抗战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开始是搬到叙永，后来转到昆明。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会秘书主任就是杨振声。杨振声就邀请我父亲去帮助他，让我父亲从青岛出来。那个时候，我父亲把我母亲和几个小的孩子送到蓬莱，他就带着我大姐、姐夫，他们3个人去了昆明。抗战胜利后，他准备回清华。我父亲是想到清华去的，而傅斯年非要我父亲到北大去，可是我父亲跟梅贻琦的关系比较好，梅贻琦就拖着他到清华去。这下子两边就矛盾了。就在这个时候，时任青岛大学校长的赵太侔通过杨振声来找我父亲，希望我父亲去帮助他，所以我父亲就到了青岛。
最近山东大学有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搜集 我父亲的资料。我说我几乎不知道，因为他后来到西南联大去了。那个学生就给我寄来一篇东西，是梁实秋写的《酒中八仙》。杨振声在青岛大学当校长的时候，我父亲、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邓仲存、杨振声和方令孺，8个人经常一块儿喝酒，号称“酒中八仙”。胡适到那里看到了，说：“八位这种喝酒的办法不行，我简直没办法。”那时候，青岛大学就在大学路、鱼山路那边，就是现在青岛海洋学院所在地。
“文革”开始后，中央宣布“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是江青，赵太侔听到这个消息后，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从家里出来，跑到青岛的栈桥，跳海自杀了。幸好我父亲跑掉了，跑到台湾去了，不跑掉也不会有好下场。
1949年青岛解放的时候，我父亲负担很轻，我兄弟姐妹大多数不在他身边，只有我大姐、姐夫、十妹，就他们4个人。那个时候教授的工资还是挺高的。丁西林有一大堆孩子，他每天在我们家喝酒、吃饭。我父亲说：“青岛解放我不准备走。”我父亲有10个孩子，绝大多数都在解放区，共产党那边。我大哥此时已经不在了，二、三、四、五、六、老八，有6个在解放区。“我儿女都在那边，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丁西林就说：“我不行，我得走。共产党抓了我会饶了我?”我父亲就不走。结果，国民党就弄来一批宪兵，逼着搬家上船。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有几个知识分子来给它充门面。我父亲跟丁西林都被拉到船上去了，一个人一个箱子，逼着他们走。赵太侔事先有点消息，就溜了，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我父亲跟丁西林的船后来开到台湾的基隆。当时孙立人兼任台湾的警备(防卫)司令，他下令所有的船都不准靠岸。不然，台湾就乱了，他要接收多少难民啊!他们没能上岸，我姐夫就去找船长谈判，贿赂人家，送了些金条什么的，买通了船长。天黑之后，船长把救生艇放下，就把我父亲、大姐、姐夫和小妹送到岸上去了。一个救生艇4个人加上1个水手，5个人满了，所以丁西林没能上岸。后来没办法，船靠到香港，一到香港就碰到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丁西林到那儿摇身一变成了政协委员。我父亲觉得他应该留下，结果没留下；丁西林怕留下，结果却留下了。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我父亲上岸后，就失业了，没活干，就靠带出来的那点东西生活。后来梅贻琦听说我父亲到台湾了，就让他到台湾清华教书。我父亲大概教了两年，耳朵有点聋了，就不干了。后来他就在家里写京剧评论，也写了两本书，其中的一本叫《台墨残痕》。
我在北大的时候，杨振声跟饶毓泰两个人住在北京靠近鼓楼那边的一个大房子里。饶先生是我老师，他跟我父亲很熟。有一天，杨振声让人叫我礼拜天到他家里吃午饭，我礼拜天就去了。一看，丁西林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丁先生就讲，当时在青岛跟我父亲一块儿吃饭、喝酒；我父亲不想走，他说他非走不可，结果他到台湾、香港后，又回来了。这段过程是他讲的。我那个时候有点像牛虻。我想我是党员，最后就把事情都向上面汇报了，在杨振声家里，都有谁，都说了什么。当时北大党委也没说什么，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惹麻烦了，出了问题。人家就查我这一段，这不是跟港、澳、台有关系吗?所以我一直不能出国，尽管我也介绍了不少人入党。在全国解放时我是北大地下党沙滩支部的组织委员，那时候胡启立就是我支部的，比我高一级。“文革”时，他们就问我，我就再讲一遍。我就知道这么一点儿。他们就到北京来找丁西林调查了。结果丁西林说他不认识我，也许他真忘了。
1941年，我12岁，到了北平。到了北平之后，我找到我伯父家。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学了，我在报纸最下面看到还有两三个学校在招生，我就去考了。竞存中学一考，就要我了，我就开始在竞存中学念书。
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竞存中学就垮台了，于是我又考到了四存中学。在这里读到高一上半年，学校又垮台了，我就考到了辅仁中学。
从高一下半年到毕业，我一直都在辅仁中学。我在辅仁中学还是小有名气的，参加学生运动，打篮球。辅仁中学是所天主教教会学校，由外国神父管理。
当时，把我带到学生运动里的同学叫王云轩(音)，他当时是北大历史系的一个学生。我们辅仁中学的一个中文老师病了，他来代课。一次，他把我领到北大宿舍西斋18号，那是当时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那个时候应该是1947年，我还没入党。我是1948年入党的，是张寿文介绍的。
中央有个文件，要求在党政机关的大学生、技术干部“归队”，发展科学技术。1952年北大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从此与地质结缘
我是在1948年到北大读物理系的。1945年，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还可以，总可以拿到奖学金。当时考第一、第二才可以拿到奖学金。当时脑袋瓜里就一直想念理论物理，去发展原子能，所以就考了北大物理系。北大有很多熟悉的人，像朱光亚、于敏等等。于敏是我的同学，比我高三届，大4岁。我一年级的时候跟他住一个房间。于敏绝对是厉害的，“氢弹之父”。人们现在管邓稼先叫“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为人比较厚道，能团结人。于敏的数学、物理比杨振宁、李政道还要厉害，他也没出过国。我国的氢弹就是他设计的，设计出来以后基本没有人可以改动，就按他的做。杨振宁、李政道都说厉害，这是中国自己造出来的。我想北大有它的特色，大家在这儿念书，入学的成绩都很高，起点都比较高。北大物理系有20个学生，只有两个奖学金名额，我是考第一名的奖学金。
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就把我从北大调到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是项子明。节约委员会实际上是市委的一个派出机构。我当时的工作是什么呢?一些干部违法乱纪、“三反五反”的内容，从下面送上来，我就送给项子明看。项子明都是每天晚上12点以后批，第二天早上送给刘仁的秘书张天泰，张天泰那里弄完了，由我再送给王汉斌他们几个，最后有一些重要的送给彭真批。
有一天，张天泰跟我说：“光鼎，刘仁同志就是‘留人’啊，就是把人留下来。”我说：“什么意思?”当秘书当久了都很了解领导的思想。他说：“刘仁同志就是留人，抓住干部就不放。”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要把我留下来?”张天泰说：“你去跟老项谈谈。”项子明是我们北大地下党的头儿。晚上，我事情办完了就去找他。项子明说：“天泰多嘴，他不应该说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央有个文件，1951年就开始要求党政机关的大学生、技术干部归队。那个时候就考虑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深远的。张天泰是学物理的，我也是学物理的。当时彭真同志那一大堆的大小秘书里头，很多都是理科出身的，一批北大、清华的尖子生在他那里。中央就希望他们能归队，来发展咱们的科学技术。我就问老项了，老项说，我再看看。后来老项说，你还是回去吧。我想我回去也是对的，回去我就把物理系念完了。
我1951年回来读大学，1952年就要毕业了。毕业后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时候是统一分 配，解放前的毕业等于是失业。所以当时我就想要找工作。后来燃料工业部组织我们到陕西延长去，我就和1个老师、9个同学去了。
1951年7月7日，我们坐火车到了西安，去野外做地球物理测量工作。到了延长，然后到延安，之后到洛川，再到四郎庙。四郎庙是个油田。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地质学家陈贲。他跟后来的石油化工部部长康世恩是同班同学。还有翁文灏，搞地质的，国民党行政院前院长，我们当时也碰见他了。吃完晚饭7点钟，我们就坐下来聊天，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翁文灏跟另外一个地质科学家王尚文就一晚上没睡觉。一大早，他们两个人就拿着锤子定井位去了。
当时陈贲就提出一个问题：全国解放，石油是工业的命脉，我们应不应该集中力量把石油搞好?你们学物理，应该不应该为人民服务?你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还是去摘原子弹、造武器?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觉得还是应该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因为中国要发展工业，要摘经济建设，就需要石油。当时在陕北有中国的第一个地震队，我就是成员之一。我们在这个队里大概呆了三四个月，等到冬天受不了，就回学校上课了。回来以后，我就从摘原子弹、氢弹的角度转到以地球做实验室，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地球，寻找矿产资源。我想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应该是一个终生的选择。
1952年，我从北大毕业。毕业以后，我一直很想冒险，想到新疆去，结果学校把我分配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一呆就是12年。这12年对我的教育很深刻。一方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一方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只要有运动，我们这些人就是对象。除了“肃反”没把我“肃”到里头外，其他的都有。一会儿是“白专道路”，一会儿是“大跃进”，一会儿又是什么，都有我们这一伙人。
1953年，北京地质学院派我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俄文。学了半年，刘型院长就发了个电报跟我说，速返。原来是苏联专家来了。毛主席讲“一边倒”，当时也有这个问题。你往美国倒，人家还不理你呢，人家封锁你，所以只好一边倒向苏联。苏联派了个专家来讲地震勘探。我才学了5个半月的俄文，就让我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苏联专家来了，第一次见面，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伊力亚，我的父亲叫伊西特罗维奇，我姓波卢维奇。”我没听明白。5个月的俄文能学到什么程度?我刚到哈尔滨去学俄文的时候，有几个字母我都不知道。第一次上课是怎么上的呢?我问波卢维奇：“你有没有讲义?”一问，他挺得意，把讲义都给了我，我给翻译完了，是很厚的两本书。因为俄罗斯人讲课就是照本宣科。他讲绪论，我就先用中文把绪论背下来。他在台上讲，我中文就出来了。我就这样当了两年半的俄文翻译。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就把他给撤回去了。1958年，中苏签订了122项两国合作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其中有一项主要是海洋地质勘探、海洋地球物理勘探。那就需要派一个人到苏联去学习，不能带翻译，要懂俄文，还要懂业务，最后就物色到我了。1959年我去苏联学习，1960年就回来了，前后还不到一年，回来以后就搞中国海洋地质物理调查。这一搞，搞了30年，从1959年到1989年。我就从一个地质队搞起，到一个大队，到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然后到地质矿产部的海洋地质司。我是从最基层一步步上来的。1989年，科学院把我调到地球物理所来当所长。
“文革”中，我想把自己拥有的“海内孤本”无偿奉送给图书馆，结果没人要。温家宝总理希望油气问题能得到解决，他问我：你有什么看法?
1964年地质部在南京成立海洋地质研究所，就把我调到那个所里了。我把我的学生全部从北京带到南京。我家里有44箱子书，也带去了。当时，我每天晚上教海洋地质所的学生俄文，给他们讲课。大家真是蒸蒸日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这些书没地方放，最后房间都不让我住，把我赶到牛棚去了。书怎么办呢?其中有一部分，我认为是海内孤本，在中国只有我有。我想只要国内任何一个图书馆要，我都无偿奉送，结果没人要，我觉得非常伤心。“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是什么?是让很多人伤心了。关键是这个。前几年，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我就提意见，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要讲爱国主义。我说小平同志到南方去讲话确实很好，大伙都按改革开放这条路走。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讲爱国主义。中国的特点是，在困难的时候，大伙儿可以团结一致，但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我想爱国主义应该是从小开始培养，应该念念不忘我们过去这100多年的耻辱历史，应该不断地学历史、学地理。我们希望人民过得更好，那只有爱国，我想从小就应该培养这种思想。
有人说我是“海洋地质之父”，我不太赞成什么“父”的。咱们地矿部，一个叫朱夏，一个叫关士聪，一个叫业治铮，这3位都是为中国石油地质作出很大贡献的人。再加上我，我们这4个人就是地矿部出名的“酒友”，每个人都有1斤的酒量。朱夏去世10年了，他研究的叫“朱盆”，就是用地球动力学的观点来研究沉积盆地。业治铮是长春地质学院的教务长。关士聪研究的叫“关盆”，就是用形态学的观点来研究沉积盆地。还有一个叫“刘盆”，用地球物理的方法来研究，那就是我。应该说海洋地质是我们几个人建立的。朱夏是搞构造的，业治铮是搞沉积的，我是搞地球物理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班子。大伙在一块儿30年，经常喝酒，干了很多事情，出了很多的图作。中国海洋地质的基础，基本上是我们给打下的。
“文革”的时候说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这一辈子都贡献给中国的地球科学事业，结果却是“牛鬼蛇神”!我在“文革”时写了很多诗词，写有关太极拳的书。我还有一本书，《海洋地球物理勘探》，这本书很有特色，一篇参考文献都没有，全部是我搞的，这在国内独一本。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在牛棚里度过的。你不是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吗?我就反动在这儿，我就写书。只要不是追名逐利，是为人民服务，那就是动力，心胸坦荡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一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我们这些人才真正站起来，才得到解放。
1980年，上级把我调到部里当海洋地质司副司长。实际上是让我来当部长的，结果没当上。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犯上”，有些事情不对就是不对。孙大光是爱动脑筋的人，他选干部是怎么选的呢?不在部机关里选。如果在部机关里选干部，部里头的那些事他都很清楚。他每年选干部，全国逛一圈，所以外号叫“孙大逛”。他每年出去把这些人挑过来。挑来的这些人都是书生，都懂地质，但是对部里头的那些事都不懂，他大多安排副职。比方说把朱训安排为地矿司副司长；温家宝，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海洋地质司副司长；夏国治，科技局局长。就是给你一段时间，让你来了解部里头的这些事情。我不是在海洋地质司吗?领导说要跟石油地质局合并。领导讲话都得听，但是我不听。我“腾”地站起来， 说：“不能合并，这是两回事。”我说中国的海洋任何事情不经过外交部不行，不经过总参不行，不经过国务院不行，不经过书记处不行。总得有一帮人把准备工作做好了，你才能在海上行动，这是中国特色。而且，海洋地质出了任何问题都是棘手的。另外，海洋地质是一个地域概念。中国包含42个纬度，陆地是960万平方公里，海域是300万平方公里，海洋是陆地的1/3啊。可是石油呢?石油是个矿种的概念。一个矿种，一个地域，你现在一合并，就等于把地矿部削弱了。领导说，散会。过了两个星期，领导就让两个同事来找我。我说没什么可谈的，这是不是党组决定?如果是党组决定，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如果不是党组决定，我还是那个意见，投变。他们“腾”地站起来，说：“光鼎同志，我正式向你宣布，这是党组织的决定。”那我服从就完了，没什么好谈的，我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我认为领导还是一个好人。他不当头儿了，他跟我的一个学生说要见我。他说他在地矿部当了10年的头，主要得罪的人就是我。他现在觉得我当时的意见是对的。精简机构把海洋给丢了，因为地矿部没有了，全部交出去了。而海洋要跟8个国家划界啊，现在关系紧张得要命。
朱训当部长，温家宝当副部长；朱训当党组书记，温家宝当副书记。胡耀邦对温家宝印象很不错，就让他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温家宝在中南海一干就是20年。
温家宝是1960年考进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系的，大学毕业又留校做研究生，读了两年，没有读完。“文化大革命”不要研究生，就把他分配到甘肃去了。我是1964年离开北京的。人家都说他是我的学生，但是我并没有教他，我在学校并不认识他。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他从甘肃到北京，我从上海到北京。家宝同志一直对我非常好，非常尊重我。
1989年．朱训让我到曼谷去当专家。我就觉得我是中国人，去给外国人干事干什么?赚点美金，开着个“奔驰”车横冲直撞，有啥意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爱人坚决不去，因为她身体不好。她要是到曼谷去，那里热得不得了，得整天蹲在空调房子里。她不去，就让我一个人去，我去干什么?这个时候，周光召在全院大会上讲，说我们请了一个所长，救活了一个所，报纸上都登了。但是他们学美国，要把资源环境这个局给撤销掉，也是精简机构。当时旁人都不敢说话，包括副院长都不敢说话，我却说话了。我说中国科学院123个研究所，其中资源环境局36个研究所，占了近1／3，你把资源环境局取消了，在中国还有科学院吗?中国科学院跟人民联系的就在这儿，怎么能干这种事?我这是在大会上讲的，没有违反组织原则。科学院召开工作会议，其实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不是资源环境局的头儿，一点利益都没有，但是我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反对。
中国现在的石油资源存量是940亿吨，天然气的存量是38万亿立方米，原油年产量是1．67亿吨。从1993年开始，我们国家开始进口原油，进口3000万吨。到2000年，进口达到7000万吨。朱镕基就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讲，7000万吨意味着我们每年要拿出20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温家宝也担心这个问题。这里头还有一个危险，我们进口的原油80％要从马六甲海峡过来，如果有个风吹草动，马六甲海峡一断，就完了。“非典”期间全国受了很大的影响，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什么都受影响，但是从GDP来看，咱们还增长了。增长在哪?卖汽车卖多了，汽车的利润是百分之一百几十，汽车卖了，这些损失就补上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就麻烦了。美国打了萨达姆，萨达姆现在给弄垮了，是吧?它又要跟朝鲜，跟伊朗闹。西藏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达赖喇嘛的事也提出来。你要是强了，它就躲着你走。你要还是个不发达国家，它就欺负你。它要是跟朝鲜练完了，跟着去哪练?说不定就跟中国再练一练。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上台都先跟中国干一干，你得先看清楚这个趋势。等干了两年，他在台上稳了，他再跟你好。他干的时候，你得挺着；他要好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不跟他好。中国处境是挺难的，因为中国现在毕竟还不强大。中国实现现代化是非常迫切的。一旦美国要跟中国练一练，它把马六甲海峡封锁了怎么办?它不会像欺负萨达姆一样欺负中国，它吞不下去，但是它给你捣捣乱总还可以吧。所以温家宝总理就希望油气问题能得到解决。
地层分成新生代、中生代、古生代，我们过去的50年就是在新生代里面的第三纪开采，大庆是白垩纪。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前新生代、中生代、古生代来找油?我认为古生代的油比新生代要多得多，问题是要往下找。温家宝非常欣赏这一点，他就亲自批，希望能贯彻。家宝就问我，你有什么看法?我说：“家宝同志，究竟谁代表国家来管理中国的石油，谁在管?现在中国搞石油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3个都是上市公司，人家当然以赢利为主。那究竟谁代表国家来管理呢?咱们有发改委，恐怕得请他们好好考虑一下。这是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这是找油的问题。寻找石油，风险非常大，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都要动用，这个时候就是风险投资。当时中国没有风险投资，就是说没有人找石油。中国也没有人去找金属铂，我后来到赤峰去，就是为了解决金属铂的问题。都不投入，都吃现成饭，这样怎么行呢?那天跟温家宝总理谈，李京文同志(我国经济界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坐在我边上。我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两条一解决，问题就都解决了。李京文当然很清楚，但他是不好明确表达的。
我这一生，在中国海上漂了30年，还把中国海绘制了一套图，叫《中国海区及领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这是我做得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对30年作了一个大的总结，从头到尾都是我弄的。这个图还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参加本文采访或前期整理的还有倪钰、徐苗、郭凡凡、袁红、孙芳、沈加佳和俞丽丽，参加后期整理的有郭凡凡、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