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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内而符外”与“风格就是人”是刘勰与布封关于风格论的观点，两者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刘勰与布封的风格论都是在继承前人关于风格的论述基础上形成的，都不满于当时文坛的不正文风。然而，二者对风格的定义又有所区别，并且对其影响也不尽相同。“因内而符外”与“风格就是人”对中西风格论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刘勰 布封 风格论 “因内而符外” “风格就是人”
一、《文心雕龙·体性》与《论风格》
《文心雕龙·体性》是《文心雕龙》第二十七篇，是学术界公认的讨论风格的专篇。《体性》篇主要是讲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提出了“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重要观点。法国著名文学家布封的《论风格》是一篇专门研究文学风格的著名论文。布封认为：风格是一个纯粹智力上的优点，是指条理性、连贯性、入情入理地步步展开，是人的因素，是组织和传达思想的头脑。布封强调人的价值和力量，在探讨文学风格的成因和表现时，极力强调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思想、智力等方面对形成风格的决定作用。《论风格》的中心观点是“风格就是人”，这也是布封风格论的核心。“风格就是人”，经常被人解释成“文如其人”，这与布封的本意并不完全相符。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不仅强调作品风格像作家的人格，而且也强调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形式，是其思想、情感、性格、气质、爱好、艺术才能等多种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印记和标志。因而风格是因人而异的，是不可以脱离作品而存在的，也是不可以转借的。这种观点和刘勰的“因内而符外”的风格论非常的相似，但也存在一些不同。
二、所见略同
（一）批判性。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体性》的主要目的是矫正当时的不正文风，使作文取法经典、归于正道。从刘宋时期以来所形成的追求辞藻华丽、言辞新奇而失之雅正的不良文风一直影响到南齐，如沈约、谢等。针对这些情况，刘勰在密切关注当时文学发展的基础之上，批判绮靡藻饰的文风，强调崇尚雅正的文风。刘勰认为各体文章都源于“五经”，宗经的同时要注意创新，这在《征圣》《宗经》等篇目中也有言说。
布封的《论风格》紧密结合了18世纪中叶启蒙主义文学反对虚伪、矫饰的贵族文学的斗争。布封用犀利、尖刻的语言对当时的贵族文学进行了批判。布封在《论风格》中提道：“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是“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有些人“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或者花了很多功夫锤炼字句，却还是“讲一些人云亦云的话”，这些作品终将被埋没。于是布封提出了“风格就是人”，认为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也不能转借。布封反复强调人和自然是诗、历史和哲学所共有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对象，以此来反对当时文坛上的华丽绮靡风尚。
（二）继承性。刘勰的风格论与布封的《论风格》，都对之前的风格说有一定的继承。二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概括和提升，从而超越了之前的风格观。
我国古典文学风格论经历了发生、发展和成熟阶级，刘勰的风格论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结晶。先秦两汉时期是风格论的发生期，孔子论《诗》、孟子的“知人论世”、司马评《骚》，都从内容、情味方面着眼，涉及了风格的问题。汉代扬雄提出“心画心声”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心画心声”说最早把人的语言、书的言辞与作者的人品联系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气”的观点：“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①虽然曹丕没有直接用“风格”这个词，但他所说的“气”是真正意义上关于风格的论述。这里的“气”，主要指作家的个性气质，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刘勰的《体性》篇正是在这一系列理论的基础之上确立的，并将风格论进行了完善，阐明了作者和作品风格之间的“二而一”“一而二”的密切联系。
西方文论中的“风格论”。“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本义为一个长度大于宽度的固定的直线体，之后引申为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西方文论史上的“风格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讲道：“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②，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主客观契合上论证了文学风格的重要作用，属于现实主义风格论。之后古罗马的著名文论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是西方文论史中第一篇直接论风格的著作。朗吉弩斯通过对崇高风格的认识和解读，突破了风格在语言形式上的局限，认为天赋是产生崇高风格的基础，技巧是保证实现天赋的条件，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只有庄严崇高的思想和强烈的激情并加上完美的技巧，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风格论”的理论内涵。布封的《论风格》正是在这些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作为创造主体的作者，其主观思想与精神对于风格形成的重要性。“风格就是人”确立了西方风格论的中心思想，成为了构建西方风格理论的基础。
三、各有千秋
（一）对风格的界定。刘勰“风格论”所称的“风格”，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概念。《文心雕龙》全书中“体”字出现了八十多次，在不同的篇目，甚至在同一篇目的不同语句中，意义都不相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包括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体裁、语体、风格。在众多的《文心雕龙》研究中，通常把“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体性》篇中的“体”并没囿于“体裁”“风格”的意义范畴，而是作品之体，介于“体裁”和“风格”之间的“文体风格”。关于“体性”之“性”可以理解为作家之性。刘勰认为“性”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刘勰不仅看重先天的“才”“气”，同样也看重后天的“学”“习”。“体”与“性”就是作品的文体风格与作家之性。“性”相对于“体”是内在隐蔽的，而“体”则是“性”的外化。
布封的《论风格》没有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一样进行全面的分析。《论风格》作为一篇演讲稿，不可能像《文心雕龙》那样面面俱到。布封的“风格就是人”虽说和刘勰的“因内而符外”不尽相同，但是布封认为：“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2}，所以说，布封对“风格”的界定与刘勰对“风格”的界定是有区别的。布封更关注的是题材的表达和文笔的运用，甚至有翻译者将布封的这篇演讲稿直接翻译成了“论文笔”。简单地说，布封是在论述题材和文笔的基础之上构建其风格论的。
关键词：刘勰 布封 风格论 “因内而符外” “风格就是人”
一、《文心雕龙·体性》与《论风格》
《文心雕龙·体性》是《文心雕龙》第二十七篇，是学术界公认的讨论风格的专篇。《体性》篇主要是讲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提出了“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重要观点。法国著名文学家布封的《论风格》是一篇专门研究文学风格的著名论文。布封认为：风格是一个纯粹智力上的优点，是指条理性、连贯性、入情入理地步步展开，是人的因素，是组织和传达思想的头脑。布封强调人的价值和力量，在探讨文学风格的成因和表现时，极力强调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思想、智力等方面对形成风格的决定作用。《论风格》的中心观点是“风格就是人”，这也是布封风格论的核心。“风格就是人”，经常被人解释成“文如其人”，这与布封的本意并不完全相符。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不仅强调作品风格像作家的人格，而且也强调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形式，是其思想、情感、性格、气质、爱好、艺术才能等多种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印记和标志。因而风格是因人而异的，是不可以脱离作品而存在的，也是不可以转借的。这种观点和刘勰的“因内而符外”的风格论非常的相似，但也存在一些不同。
二、所见略同
（一）批判性。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体性》的主要目的是矫正当时的不正文风，使作文取法经典、归于正道。从刘宋时期以来所形成的追求辞藻华丽、言辞新奇而失之雅正的不良文风一直影响到南齐，如沈约、谢等。针对这些情况，刘勰在密切关注当时文学发展的基础之上，批判绮靡藻饰的文风，强调崇尚雅正的文风。刘勰认为各体文章都源于“五经”，宗经的同时要注意创新，这在《征圣》《宗经》等篇目中也有言说。
布封的《论风格》紧密结合了18世纪中叶启蒙主义文学反对虚伪、矫饰的贵族文学的斗争。布封用犀利、尖刻的语言对当时的贵族文学进行了批判。布封在《论风格》中提道：“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是“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有些人“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或者花了很多功夫锤炼字句，却还是“讲一些人云亦云的话”，这些作品终将被埋没。于是布封提出了“风格就是人”，认为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也不能转借。布封反复强调人和自然是诗、历史和哲学所共有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对象，以此来反对当时文坛上的华丽绮靡风尚。
（二）继承性。刘勰的风格论与布封的《论风格》，都对之前的风格说有一定的继承。二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概括和提升，从而超越了之前的风格观。
我国古典文学风格论经历了发生、发展和成熟阶级，刘勰的风格论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结晶。先秦两汉时期是风格论的发生期，孔子论《诗》、孟子的“知人论世”、司马评《骚》，都从内容、情味方面着眼，涉及了风格的问题。汉代扬雄提出“心画心声”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心画心声”说最早把人的语言、书的言辞与作者的人品联系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气”的观点：“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①虽然曹丕没有直接用“风格”这个词，但他所说的“气”是真正意义上关于风格的论述。这里的“气”，主要指作家的个性气质，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刘勰的《体性》篇正是在这一系列理论的基础之上确立的，并将风格论进行了完善，阐明了作者和作品风格之间的“二而一”“一而二”的密切联系。
西方文论中的“风格论”。“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本义为一个长度大于宽度的固定的直线体，之后引申为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西方文论史上的“风格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讲道：“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②，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主客观契合上论证了文学风格的重要作用，属于现实主义风格论。之后古罗马的著名文论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是西方文论史中第一篇直接论风格的著作。朗吉弩斯通过对崇高风格的认识和解读，突破了风格在语言形式上的局限，认为天赋是产生崇高风格的基础，技巧是保证实现天赋的条件，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只有庄严崇高的思想和强烈的激情并加上完美的技巧，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风格论”的理论内涵。布封的《论风格》正是在这些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作为创造主体的作者，其主观思想与精神对于风格形成的重要性。“风格就是人”确立了西方风格论的中心思想，成为了构建西方风格理论的基础。
三、各有千秋
（一）对风格的界定。刘勰“风格论”所称的“风格”，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概念。《文心雕龙》全书中“体”字出现了八十多次，在不同的篇目，甚至在同一篇目的不同语句中，意义都不相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包括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体裁、语体、风格。在众多的《文心雕龙》研究中，通常把“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体性》篇中的“体”并没囿于“体裁”“风格”的意义范畴，而是作品之体，介于“体裁”和“风格”之间的“文体风格”。关于“体性”之“性”可以理解为作家之性。刘勰认为“性”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刘勰不仅看重先天的“才”“气”，同样也看重后天的“学”“习”。“体”与“性”就是作品的文体风格与作家之性。“性”相对于“体”是内在隐蔽的，而“体”则是“性”的外化。
布封的《论风格》没有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一样进行全面的分析。《论风格》作为一篇演讲稿，不可能像《文心雕龙》那样面面俱到。布封的“风格就是人”虽说和刘勰的“因内而符外”不尽相同，但是布封认为：“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2}，所以说，布封对“风格”的界定与刘勰对“风格”的界定是有区别的。布封更关注的是题材的表达和文笔的运用，甚至有翻译者将布封的这篇演讲稿直接翻译成了“论文笔”。简单地说，布封是在论述题材和文笔的基础之上构建其风格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