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开始施行，新法删除了原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定，修改为“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在民办教育公益性日渐消弭、产业性甚嚣尘上的当下，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出现，引发广泛热议。
　　我国民办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其基本属性就是个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话题。公益性、准公益性、产业性、营利性、私利性，这些都成为贴在民办教育身上的标签。如今，法律为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提供合法地位，必将给人们原来所秉持的教育公益性观念带来挑战，也使得教育公益性的坚守日趋陷入尴尬境地。
　　那么，在营利性民办学校获得合法身份的今天，究竟该如何看待民办教育公益性与资本营利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联组讨论会上指出：“民办教育，不管是营利还是非营利，都应是公益性事业。”在推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关键时期，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一席话，为民办教育打上了基本底色，那就是坚持公益属性。
　　顾名思义，“公益”即公共利益的简称。从经济学看，公共物品或服务具有三个特性：效用的非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例如国防、路灯等都属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应该由政府部门负责提供。现实中，更为常见的物品是介于纯粹的公共物品与纯粹的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亦称“混合物品”“半公共物品”，譬如，大多数城市公用设施等。他们可以在技术上通过收费实现排他，但其消费可能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此类物品往往要么由政府部门提供，要么由私人部门提供，政府给予补助。
　　民办教育提供的教育服务就属于准公共物品，其公益性正是源于提供的服务具有正外部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教育的正外部性有经典的阐述：“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作出贡献。”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内容、方法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提供的服务除了让直接受教育者获益以外，还会对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建设发展、人力资本增进产生积极影响。
　　从现实来看，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民办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增长点。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6万所，在校生达4570万人。民办教育在各级教育的在校生比例举足轻重，学前教育达52.47%，小学占7.13%，初中占11.11%，中职占10.80%，高中占9.94%，专科占21.09%，本科占24.32%。从这一串数字中，不难看出民办教育为丰富教育资源、缓解财政压力作出的巨大贡献。
　　由是观之，不管是营利性民办学校，还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我们都要立足大局、着眼长远，看到其对增进社会福祉做出的贡献。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所有的学校生产的教育服务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私立教育也服务于公共利益，承担了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学校其实都是公立学校。”社会要对民办学校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公共财政资助的缺失，部分民办学校的公益性有被市场性和营利性所淹没之势，举公益性之旗行营利之实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引起社会关注、家长不满。因此，在肯定民办教育正外部性的同时，切不可忽略教育公益性的特殊内涵，政府和民办学校要共同努力，确保实现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内核的教育公益性。从国际上看，韩国颁布多项私学法令，及时纠正了由于数量剧增带来的单纯追求营利和质量下降的问题；日本政府从法律上作出了详细的“公益性强制”，使私立高校的公益性得以有效维护，这些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教育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就此放手不管，放弃职责。教育具有极强外溢性，政府更应有所作为，需加强对民办教育的调控，应对市场失灵，进一步巩固和维护民办学校的公益性。在土地供应、校园建设、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支持，并提供财政资助、补贴或购买服务，促进其提升教育质量，为社会提供公益物品。要为营利性民办学校构筑公平的竞争平台，允许其合法获取经济收益。在市场信息获取不完备的情况下，民办学校可能发生办学不规范行为，这就需要政府健全政策法规，予以引导和监督。
　　对于民办学校而言，不管选择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都需强化恪守教育公益性的自觉，在追求效益的同时， 必须始终把培养人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要坚持教育规律办学，结余只能全部用于教育投入和学校发展建设。营利性民办学校不能追求低成本高收益，完全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否则，失控的逐利性会掩盖教育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