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史怀哲传》
　　作者 华姿
　　出版 上海三联书店
　　时间 2012年1月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兰德的一首诗歌，写得好，杨绛先生翻译得也好，每每读到，总有一种高贵而独立的力量吸引着阅读者。
　　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天堑般的鸿沟。这对于刚过而立之年即决定前往非洲部落的史怀哲，我想我懂他抉择的艰难甚至痛苦。传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家人对他这一决定的反对。他所处的时代一点也不比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好，狄更斯的“时代论”适用于任何时代，所以，我不会以为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做那样一个决定比现在容易。
　　那时的他，已经可以用世俗的标准定义为“成功人士”：有着音乐家的美誉，拥有两个博士学位。更難得的是，他30岁之后和一批新生代大学生一道攻读医学，直至38岁拿到该领域的博士学位。
　　一切要回归到他的家庭：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身为牧师的父亲和智慧贤良的母亲。还有他的家乡，一个风景优美、环境淡泊的欧洲村庄。这给了他一个品格养成的良好氛围。
　　在《圣经》中读到耶稣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舍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史怀哲一度不明白这句话对他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忽然彻悟：“如果我幸福，我就必须为这幸福做些什么。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回报它，否则，我就在亏欠。”这样的解读，使他作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30岁前，为学问和艺术而活；30岁后，为直接服务于人而活。
　　半个世纪后的1954年，当时年已79岁的史怀哲站在奥斯陆一个演讲台上发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纪念演说时，他的《敬畏生命》已成为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学问的奠基石。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今日，隐藏在欺瞒之后的暴行，正威胁着全世界，造成空前烦闷的气氛。”他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世界，但是，他同样宣告，虽然如此，“我仍然确信真理、友好、仁爱、和气与善良是超越一切暴行的力量”。并且，他坚信只要有人始终充分地思考，并实践仁爱和真理，世界将属于他。
　　这位活到古稀之年依然在非洲最贫瘠的土地上亲自劳苦耕作的老人，终于胜过了世界：未开化之地的黑人开始学会劳作，学会爱，学会忍耐，学会理性对待疾病……直到开始称呼他“我们的老爸爸”。
　　一个堪称社会上流贵族阶层的欧洲人，带着爱妻选择生活在当时仍是荒蛮之地的非洲丛林，亲手搭建木屋，并时时面对死亡的考验。不要以为这样轻描淡写的描述意味着简单不过的故事，不！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人生时刻，他要耐心地告诉那些丛林部落的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比如接受治疗后不要顺手拿走医疗器械；他要防止疟疾等形形色色的传染病；他要不遗余力地用实际行动爱这个丛林里的每一个生命；他和妻子冲进雨幕营救濒临死亡的病人；他在浑浊的河流里拼命游泳只为躲开马上会要他命的犀牛；他在烛光里孤独地祷告，泪流满面……
　　远离丛林的世界在做什么？一些国家在发动战争，无数条生命在战火的硝烟里失去。
　　当人类没有爱，和飞鸟走兽又有何异？
　　爱人如己的史怀哲呼吁人们敬畏生命，因为只有人能够释放爱给这个星球。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履约。
　　如今，史怀哲已离开这个世界近半个世纪，他那独特的高贵的独立之爱却永存。
　　他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也因此更显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