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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物以稀为贵，于是珍品便有了“奇货可居”的价值。反过来，高产的年景并不一定意味着丰“收”，正所谓“粮丰价跌，谷贱伤农”。通俗易懂的话语，折射出浅显、直白的经济规律与供求法则。而现实世界中，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在不停地和人们开着一个又一个玩笑。
5年前，当高校大规模扩招跨出第一步时，注定了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今后无法停息的轨迹。“路径依赖”这一术语，也正揭示了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
招生大跃进
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一改过去稳步发展的常态，加大油门开始提速——高等院校连续3年扩大招生，不仅规模前所未有，而且速度高歌猛进。
然而，数年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和矛盾便接踵而至。统计数据显示， 2004年，我国迎来高校扩招后的第二个就业高峰年，毕业生总数将达到280万人。这一数字在2001年为115万人，2002年145万人，2003年212万人，年均增长34％， 4年中翻了一番还要多。
与扩招增速形成对照的，是并不让人乐观的就业率。相关信息表明，2001年高校毕业生中有34万人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初次就业率大体为70％。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80％，有近30万的毕业生未能就业，2003年9月，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达到70％，尽管初职平均收入预期已经大大降低，但仍有约70万人工作尚无着落。有专家预测， 2004年高校毕业生中将有75万人落实不了工作岗位，到2005年这一数字将会超过 80万。
当求职无门的时候，一部分毕业生便把目光投向考研的队伍。于是，研究生教育也开始扩招。
1978～1999年的20余年，中国共有 77万研究生。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 2001年翻一番到16万，2001年至2004年再翻一番达到33万研究生。教育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到 79．7万人，其中应届生占48．2％，录取人数为27万人。今年更火，全国约94．5万人报考，其中应届生报考人数47．4万人，占报考总数的50．2％，录取人数为33万人。最近3年的研究生招收数量已经超过此前20年的总和。
连续几年大比例的研究生扩招同样带来诸多问题。最直接的表现是，师资力量不足的压力加剧，以前是一位导师指导 2-3名研究生，现在甚至发展到每个导师带20～30名研究生。并且，迫于就业压力而考研是大多数学生的心态。当考研被简单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研究生科研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急剧下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现实中不乏这样的场景：为了找工作，硕土生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博士生们也不得不“搏一搏”了。
如果有那么多人选择继续深造是为了暂缓就业，则不仅形成恶性循环，也会引发教育通胀，由此带来的毕业生就业矛盾被“后推上移”，隐患将日益凸显。
脱节与失衡
高等教育要发展，就学渠道要拓宽，招生规模要扩张，这些都没错。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为扩招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作好了充分准备?更应明确的是，高校扩招的着眼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
诚然，就业与扩招并非一对必然的矛盾。可是，假如高校扩招沿用的依然是计划模式，而人力资源的评判却要通过市场手段来检验，那么，一条长长的就业峡谷就会由此而产生。
不得不承认，近年来的高校扩招与学生就业正是循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进行的——前者是在政府主导下以行政化手段来推进的，而后者则要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高教与社会、高校同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链与失衡现象。
从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来看，当今中国，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相当不够。毕竟，我国高等教育才刚刚步人“大众化”发展阶段。而高教快速发展与毕业生失业相伴而生的现象之所以发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教供给的增速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增速。结果，整个社会的吸纳能力远远赶不上大学扩招的匆匆脚步，由此造成了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脱钩、不相适应。
年复一年的扩招，到底有没有按照市场需要来设置专业和确定招生?就好比我们每个人对商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社会同样需要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人才，高等学校不应按照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办学。每所高校必须找到自己的坐标，安于定位，办出特色，取得声誉。一味追求合并与升格，只会带来高等院校的重复建设与资源内耗。
当高教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失调时，便会出现一个“扩招怪圈”：高校扩招——毕业生供过于求——研究生、博士甚至博士后层层扩招——就业矛盾“后推上移”——整个社会就业形势更趋严峻——继续加速扩招。
就高校与学生之间而言，同样存在脱节现象。作为“生产”和“输出”人力资源的高等院校，沿袭的依然是过去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旧有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是社会迫切需要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也缺乏适应社会的广博知识和实践能力。结果是，各家高校最后生产出来的同类“产品”，除了“产地”不同，其余几乎千篇一律、大同小异。
一方面加紧扩招，一方面却没有按照结构调整和社会需要来培养学生。因此扩招后的毕业生很难在整体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反，可能还会加重一般就业压力，并使原有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误区和陷阱
现代经济学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则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提高综合国力，同时使受教育的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工作岗位。这种准公共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受益者即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也就是说，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只能实行“有限市场化”。
而当初实行高校扩招的主要动机是，通过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有关人士提出了3年内把高校招生扩大1倍的想法，并详细计算了这样做对GDP增长、需求拉动以及缓和就业的影响。
当我们把教育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时，它原有的功能将不可避免发生扭曲。而高校扩招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导致了事实上的、没有节制的“教育产业化”倾向。
随着高等院校招生人数迅猛递增，高校学费理所当然也大幅提升。1993年普通高校牛均缴纳学费610元，到1996年翻一番，达到1319元，1999年则又翻了一番，达到2769元。扩招后学费又大幅上涨， 2000年比1999年—上涨28．2％，2001年达到生均3895元。直到2001、2002年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规定不得提高收费标准，高校学费快速上涨的趋势才得到缓解。可是，包括广大农民以及下岗职工等城市低保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学费增长幅度。应当讲，目前高校的学费水平已超过众多低收人家庭的承受能力。
与此同时，尽管银行存款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可中国居民储蓄余额不减反增。居民储蓄余额接近11万亿元大关。 2003年底，来自人民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的储蓄愿望强烈，创历史新高。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相伴的肯定是过低的即期居民消费率，长此以往必然抑制消费。
这样，现实中又出现一个“消费怪圈”：启动教育消费——试图扩大内需——教育收费冻结即期消费资金——教育储蓄剧增——内需不旺、消费低迷。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居民储蓄不得不承担起公共领域职能。
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已经由过去单纯的金融产品逐渐演变为具有“保障性”、“预防性”、“支撑性”功能的准公共产品，从而形成“流动性陷阱”：尽管存款利率一降再降，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地进行储蓄，而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要用于子女未来教育支出的。当教育支出的重心落在了每个居民家庭里，那么因教育收费而冻结的消费资金将远超过学费。
回过头来看看政府的教育投入。尽管作出很大努力，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2．55％，上升到 2002年的3．41％，却仍未实现教育投入达到《教育法》规定的4％要求。
减速的快车
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通常会出现减速现象，这似乎是个普遍规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增长已经表现出了减缓的迹象：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 2002年的年平均增长率7．7％。有学者认为，这种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人员和失业压力。而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似乎也不如以前那么明显。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测算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显然，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与就业弹性远远低于高校扩招速度。
而我国的人口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过程，决定了就业不足将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
据悉，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将达到400万人。4年后的大学生就业，又该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呢?其实，倘若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能进入普及化阶段，也就无所谓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了。或许那时，人们的择业理念、价值取向都将随着世事变迁而发生改变。
5年前，当高校大规模扩招跨出第一步时，注定了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今后无法停息的轨迹。“路径依赖”这一术语，也正揭示了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
招生大跃进
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一改过去稳步发展的常态，加大油门开始提速——高等院校连续3年扩大招生，不仅规模前所未有，而且速度高歌猛进。
然而，数年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和矛盾便接踵而至。统计数据显示， 2004年，我国迎来高校扩招后的第二个就业高峰年，毕业生总数将达到280万人。这一数字在2001年为115万人，2002年145万人，2003年212万人，年均增长34％， 4年中翻了一番还要多。
与扩招增速形成对照的，是并不让人乐观的就业率。相关信息表明，2001年高校毕业生中有34万人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初次就业率大体为70％。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80％，有近30万的毕业生未能就业，2003年9月，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达到70％，尽管初职平均收入预期已经大大降低，但仍有约70万人工作尚无着落。有专家预测， 2004年高校毕业生中将有75万人落实不了工作岗位，到2005年这一数字将会超过 80万。
当求职无门的时候，一部分毕业生便把目光投向考研的队伍。于是，研究生教育也开始扩招。
1978～1999年的20余年，中国共有 77万研究生。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 2001年翻一番到16万，2001年至2004年再翻一番达到33万研究生。教育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到 79．7万人，其中应届生占48．2％，录取人数为27万人。今年更火，全国约94．5万人报考，其中应届生报考人数47．4万人，占报考总数的50．2％，录取人数为33万人。最近3年的研究生招收数量已经超过此前20年的总和。
连续几年大比例的研究生扩招同样带来诸多问题。最直接的表现是，师资力量不足的压力加剧，以前是一位导师指导 2-3名研究生，现在甚至发展到每个导师带20～30名研究生。并且，迫于就业压力而考研是大多数学生的心态。当考研被简单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研究生科研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急剧下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现实中不乏这样的场景：为了找工作，硕土生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博士生们也不得不“搏一搏”了。
如果有那么多人选择继续深造是为了暂缓就业，则不仅形成恶性循环，也会引发教育通胀，由此带来的毕业生就业矛盾被“后推上移”，隐患将日益凸显。
脱节与失衡
高等教育要发展，就学渠道要拓宽，招生规模要扩张，这些都没错。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为扩招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作好了充分准备?更应明确的是，高校扩招的着眼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
诚然，就业与扩招并非一对必然的矛盾。可是，假如高校扩招沿用的依然是计划模式，而人力资源的评判却要通过市场手段来检验，那么，一条长长的就业峡谷就会由此而产生。
不得不承认，近年来的高校扩招与学生就业正是循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进行的——前者是在政府主导下以行政化手段来推进的，而后者则要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高教与社会、高校同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链与失衡现象。
从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来看，当今中国，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相当不够。毕竟，我国高等教育才刚刚步人“大众化”发展阶段。而高教快速发展与毕业生失业相伴而生的现象之所以发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教供给的增速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增速。结果，整个社会的吸纳能力远远赶不上大学扩招的匆匆脚步，由此造成了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脱钩、不相适应。
年复一年的扩招，到底有没有按照市场需要来设置专业和确定招生?就好比我们每个人对商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社会同样需要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人才，高等学校不应按照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办学。每所高校必须找到自己的坐标，安于定位，办出特色，取得声誉。一味追求合并与升格，只会带来高等院校的重复建设与资源内耗。
当高教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失调时，便会出现一个“扩招怪圈”：高校扩招——毕业生供过于求——研究生、博士甚至博士后层层扩招——就业矛盾“后推上移”——整个社会就业形势更趋严峻——继续加速扩招。
就高校与学生之间而言，同样存在脱节现象。作为“生产”和“输出”人力资源的高等院校，沿袭的依然是过去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旧有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是社会迫切需要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也缺乏适应社会的广博知识和实践能力。结果是，各家高校最后生产出来的同类“产品”，除了“产地”不同，其余几乎千篇一律、大同小异。
一方面加紧扩招，一方面却没有按照结构调整和社会需要来培养学生。因此扩招后的毕业生很难在整体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反，可能还会加重一般就业压力，并使原有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误区和陷阱
现代经济学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则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提高综合国力，同时使受教育的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工作岗位。这种准公共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受益者即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也就是说，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只能实行“有限市场化”。
而当初实行高校扩招的主要动机是，通过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有关人士提出了3年内把高校招生扩大1倍的想法，并详细计算了这样做对GDP增长、需求拉动以及缓和就业的影响。
当我们把教育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时，它原有的功能将不可避免发生扭曲。而高校扩招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导致了事实上的、没有节制的“教育产业化”倾向。
随着高等院校招生人数迅猛递增，高校学费理所当然也大幅提升。1993年普通高校牛均缴纳学费610元，到1996年翻一番，达到1319元，1999年则又翻了一番，达到2769元。扩招后学费又大幅上涨， 2000年比1999年—上涨28．2％，2001年达到生均3895元。直到2001、2002年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规定不得提高收费标准，高校学费快速上涨的趋势才得到缓解。可是，包括广大农民以及下岗职工等城市低保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学费增长幅度。应当讲，目前高校的学费水平已超过众多低收人家庭的承受能力。
与此同时，尽管银行存款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可中国居民储蓄余额不减反增。居民储蓄余额接近11万亿元大关。 2003年底，来自人民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的储蓄愿望强烈，创历史新高。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相伴的肯定是过低的即期居民消费率，长此以往必然抑制消费。
这样，现实中又出现一个“消费怪圈”：启动教育消费——试图扩大内需——教育收费冻结即期消费资金——教育储蓄剧增——内需不旺、消费低迷。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居民储蓄不得不承担起公共领域职能。
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已经由过去单纯的金融产品逐渐演变为具有“保障性”、“预防性”、“支撑性”功能的准公共产品，从而形成“流动性陷阱”：尽管存款利率一降再降，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地进行储蓄，而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要用于子女未来教育支出的。当教育支出的重心落在了每个居民家庭里，那么因教育收费而冻结的消费资金将远超过学费。
回过头来看看政府的教育投入。尽管作出很大努力，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2．55％，上升到 2002年的3．41％，却仍未实现教育投入达到《教育法》规定的4％要求。
减速的快车
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通常会出现减速现象，这似乎是个普遍规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增长已经表现出了减缓的迹象：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 2002年的年平均增长率7．7％。有学者认为，这种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人员和失业压力。而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似乎也不如以前那么明显。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测算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显然，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与就业弹性远远低于高校扩招速度。
而我国的人口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过程，决定了就业不足将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
据悉，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将达到400万人。4年后的大学生就业，又该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呢?其实，倘若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能进入普及化阶段，也就无所谓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了。或许那时，人们的择业理念、价值取向都将随着世事变迁而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