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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一个叫陈治林的农民工死了，死在重庆一处工地上。
套用一句文革时期常用的毛主席语录，要打工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媒体上隔三差五就可见到的此类新闻早已麻木。但我知道陈治林的死却不是看了新闻，而是表侄媳妇李玉霞打电话向我求助，说这人是她娘家嫂子的妹夫，家里人亲戚都是农村人，怕被对方欺哄，想请我去帮着交涉。
李玉霞的公公是我表兄。曾经在上世纪饥饿年代从牙缝里抠出粮食周济过我家，表兄已于前年去世，现在他的儿媳妇有求于我，我若拒绝。有点说不过去，却说这事我去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得请律师。李玉霞说已经找了律师，但还是希望我也去。我便只能答应。
当日已是晚上，我是第二天上午按照李玉霞告诉的地址赶去的。那地方在重庆远郊的一座山上，叫月亮山庄。并不是工地，也不是用工单位所在地，而是一家酒店，坐落在周遭树木葱郁的一处山腰。
死者家属和亲戚们前天下午就到了。兄弟姐妹七姑八姨的十几人。我只认识李玉霞。她给我介绍了死者的妻子黄翠莲和儿子陈刚，还有黄翠莲娘家哥哥和婆家弟弟。除了黄翠莲眼睛肿着人显得憔悴，其他人看不出有什么悲伤表情。我问律师。却说律师也是个什么亲戚，还没到。看他们的意思，那位律师和死者的亲戚关系比我还隔得远。他们更多的指望在我身上。黄翠莲哥哥给我讲了基本情况，死者陈治林，四十二岁，是三个月前经同村熟人介绍来这里打工的，干的活是用石料砌护坡，三天前正干活，被一辆给工地拉石料的汽车撞死了。工程方叫重庆宏业建设公司，据说是一家大公司。人死后，公司派车到江津把他们拉到了这月亮山庄，公司一个法律顾问在负责处理这件事。要他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等他们提出来后，却说肇事司机跑了。而且肇事车辆是没上牌照的黑车，得找到司机才能解决赔偿的问题。我问死者家里都有什么人。黄翠莲说有妈和两个儿子，妈七十一岁，大儿子十五岁，小儿子六岁，还有她自己，四十岁，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劳动了。大儿子就是陈刚，我看不像才十五岁，便问了一句，黄翠莲即压低声音说，实际是十八岁，我给他们说的是十五岁。黄翠莲此时的脸上，虽然眼睛还肿着，却显出几丝狡黠。我颇感惊讶，觉得一个乡下女人突然间遭受丈夫亡故的巨大打击，应该完全沉浸在伤痛欲绝的悲情中才算正常，怎么还会有心力做这样的计算?
这明显是工伤死亡。这家公司说什么抓到肇事司机才能解决赔偿问题的确是在欺哄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来了两天，什么赔偿希望也没有看到，正是感觉遭受了欺哄，着了急，才由李玉霞提议给我打了电话，同时也打电话找了那个当律师的亲戚。
我不能不对这家公司的做法感到气愤，同情弱势群体的正义感上来了，慨然说：“你们放心，事情的性质很清楚，肯定应该由用人单位负责赔偿，他们赖不掉的!”
我们是在一间会议室里，正谈着。公司的那位法律顾问来了，黄翠莲哥哥即向其介绍我是个作家，也是死者的亲戚。对方四十几岁，自我介绍姓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说这下好了，你是作家，肯定懂法律，他们在这里闹了两天，怎么也给他们说不清楚。我从来不敢自称作家，只是时而发表点作品，这是我表兄家里人都知道的。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在农村人看来，是很了不起也是很有水平和身份的，这也正是他们定要请我来并寄予厚望的原因。此时我不能谦虚，不但不否认自己是作家，还自报是重庆作家协会的会员。以佐证我这作家的名副其实，我必须自抬身价，以增加对方的心理压力。随后我即要求介绍事故经过。对方大概讲了一遍后说。现在的关键是没有抓到肇事司机。我正色说，你这说法不对，根据你说的情况，死者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地工作过程中出事的，而且肇事的车辆也是给工地拉材料，毫无疑问，事故的性质是工伤死亡，应该由用人单位负全部赔偿责任，不管肇事司机抓没抓到，都不影响你们公司对死者家属的赔偿。姓马的有点发愣，然后说他接个电话，便掏出手机，走出了屋子，十几分钟后回来说，刚刚接到电话，司机找到了。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公司可以按照工伤死亡赔偿，但这样就只能按规定硬箅。我们是为死者家属着想，出事的是一辆黑车，报上去司机要判刑，肯定愿意私了多赔钱，另外公司再给些补偿，这是最划算的。
这时黄翠莲的哥哥想插话，我阻止了，对姓马的说，我们没必要找司机，用人单位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是什么补偿!姓马的见我态度强硬，便连声说行，说下午就请市安监局的人来，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第一轮交涉便告结束。姓马的走后。黄翠莲和她的亲戚们一连声地对我表示感激和佩服，说他们来了两天对方都往司机头上推，我几句话就让姓马的认账了。这时，介绍死者来工地的那个人来把黄翠莲和她哥哥叫了出去，过一阵他们兄妹回来对我说。那人是来劝他们还是要找司机的，说司机赔了公司又补偿，比单由公司赔偿肯定要多钱。黄翠莲说，那人是陈治林的朋友，不会整她，然后问我和司机谈行不行。我说不行，解释说这公司明显在耍赖，先对你们说司机跑了没抓到。现在见赖不掉责任就说司机找到了，目的就是想把赔偿责任弄到司机头上，不能上当。如果让司机赔，不管他答应赔多少，答应下来不给怎么办。私了的也没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到头来很可能根本拿不到手。
正在谈，律师到了，五十来岁，姓章，是永川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给我的名片名字前并无律师字样。我便知晓，这人并未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是那种虽对外称律师却只能代理民事官司的人。我所以知晓这情况，是因我从企业内退后曾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请去当了几个月的办公室主任，那个所二十来人，其实只有五人拿到了律师证。章律师问了情况后。说按工伤赔偿是对的，因为死者家属是农村人口。如果是城市户口，就最好按交通事故要求赔偿，因为赔偿标准高，比工伤还要多些钱。我并不了解工伤死亡和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办法有什么不同，只是大概知道农村人口和城市户口的人遭遇事故死后赔偿是有差异的，而且差异还很大，也就是媒体上说的同命不同价，心想毕竟是搞专业的，吃的是这碗饭。便又问他具体的赔偿办法，他即从所带包中取出一本书。是处理工伤事故的有关法律法规。一如我来时那样问黄翠莲家里有些什么人。正问，有人来叫吃饭了。
饭厅不小，却无别的客人。看来是被包下了。伙食办得不错，十几个菜，鸡鸭鹅兔齐全。除了我和章律师，其他人都是农村人，想必平时伙食简单，更不会常吃这样的宴席，都吃得很香，甚至黄翠莲也是不停地夹菜，似乎丧夫的悲痛并不能抑制其食欲。
饭后回到那间会议室不久，姓马的就来说市安监局的人到了，让我们只去两个人谈。大家吵起来，说哪有不准人听的。都要去。黄翠莲问我和章律师怎么办。章律师不说话，我便对姓马的说，两个人绝对不行，死者的妻子儿子必须在场，我和章律师也必须参加。不料黄翠莲哥哥不依，说他也必须参加，他刚说完，黄翠莲丈夫的弟弟也说必须参加。我说行，分别代表男方和女方的亲戚，但 不能随便讲话。他们答应下来，姓马的倒也没反对，带我们出门走了几分钟。到了一处被树林掩映着的房子。
进到一间屋子，一张桌，几把椅子，此外便是茶几和沙发。已有二人。一个四十多岁，腆着个将军肚，显得有些官相，另一个年轻。姓马的对我们说是市安监局的，却没介绍姓氏和职务。让二人、我、章律师、黄翠莲母子围坐在桌子四周。自己却去低矮的沙发上和黄翠莲的哥哥和小叔子坐在一起。我心里挂起一个问号。姓马的代表用人单位，怎么不坐到桌上却坐到了一旁?
有官相者一脸倨傲。上来便说肯定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赔偿，并且考虑到死者家庭困难，能多算就不会少算，说完却转脸要章律师说该怎么算。章律师便又取出那本书。翻到相关条款。对方年轻人也从包里取出同样的书，便一项项算起来，没争议的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是死条款硬公式，算到交通费时便有了争议，对方说最多算五百元，章律师说恐怕太低了，黄翠莲的哥哥插嘴说他从广州乘飞机回来的，对方要看他的飞机票，他却拿不出。章律师倒也还能见机行事，及时说，交通费是小数。等一下最后算，现在先算供养人口，却就各说各话根本谈不到一起了。原来，计算供养人口的方法是以当地的年人均工资作为1，配偶、父母、子女依比例分割，配偶占0.4，父母子女每人都可占0.3，但加起来最多只能是1，而且前提是需要符合相关条件，比如子女必须是十八周岁以下，妻子须是五十五周岁以上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章律师的算法是母亲、妻子和小儿子，母亲0.3算五年，妻子0.4算二十年，小儿子0.3，六岁，算到十八岁，加起来刚好1，金额是二十余万元。对方的算法却是死者陈治林还有弟弟和妹妹。都有对母亲的赡养义务，算到母亲头上的钱只能给三分之一，配偶才四十岁，自己说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作数，根本不在计算之列，小儿子要算得拿户口来，不然只能算大儿子，大儿子已经问过是十五岁，算到十八岁，三年，母亲和大儿子相加仅有三万余元。双方的算法差距竟达近二十万!便争执不休，单是母亲该怎么算就达不成一致，章律师说工伤处理并没有明确规定要几个子女共同负担，对方说这是常识，哪个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我在一旁越听越不对，市安监局的怎么可能一味地站在用人单位的立场上和死者家属讨价还价?这二人的身份有假!终于忍不住，让章律师暂停争论，冷言要对方出示身份证件。对方有官相者愣了一下，随即横眉问我凭什么?我冷笑，凭你们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你们敢说自己是市安监局的?对方脸色大变，说，我们，我们没那样说……果然是假的!我不能不愤怒：但是你默认了，姓马的介绍你们是市安监局的。你们没有否认!而且，上午姓马的就说由安监局的来解决，是早有预谋!沙发上姓马的坐不住了，急白了脸站起来辩解：我不是，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说的是他们是安监，是搞安监的……我怒不可遏，猛一拍桌子：这么多人听见，你否认不了!真是岂有此理，出了事故死了人，你们不但不尽量安抚家属，反而使用这样的欺骗手段，也太恶劣了!姓马的和那二人仍在竭力否认，我这时深感自己其实没经验，如果事前准备一个录音器材他们就休想赖掉。却就在此时，一个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坐在我旁边的陈刚突然骂了句“狗日的”，抓起桌上的茶杯就向那个有官相者掷去，对方毫无防备，被掷中胸部。几乎同时，黄翠莲也嗷一声哭叫，说跟你们拼了。向刚凑到桌前的姓马的撞去，把他撞了个趔趄，还未站稳。又蹿上去扇耳光。大概是用力过猛，自己也就摔倒，躺到地上号哭起来。随之黄翠莲的哥哥小叔子也离开沙发，怒骂着挥舞拳头来打人了。只有章律师依然稳坐椅子上。姓马的和那二人除了不停地躲闪避让一脸焦急地说“不要乱来”，居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屋子里一片混乱。
我着急了，事情因我而起，我必须控制局面，大声喊叫几句不要打人，又去劝躺在地上要死要活的黄翠莲起来，担心她患有心脏病，这样的怒火万丈和痛不欲生弄不好会再出人命，不料她撑身坐起后，抹了一把眼泪竟悄悄对我说，表叔，你不要担心，我是故意的。我愕然，却也就不管她，直身又招呼了几句依然不肯罢休的她的儿子和哥哥小叔子，总算勉强控制住了局面，而后对对方说，现在双方暂时离开，平静一下情绪，等一下再谈。对方三个人都连连说好，唯恐火头上还要挨打。
回到会议室，未能参加交涉的亲戚们听说情况后，个个愤怒，一片乱骂，同时对我这个表叔人人佩服至极。我却注意到两个人的表情。一是章律师，脸色阴阴的不说一句话。我意识到他是心里不快，猜测他来这里并不仅是给亲戚帮忙。而是要收代理费的，我却起到了比他更为重要的作用，可能影响到死者家属对他的付费。一是陈刚，他向亲戚们讲述刚才的冲突，对他如何抓起茶杯投掷，对方是怎样的狼狈不堪不敢发作，描述得绘声绘色，小伙子脸上不见一点丧父的伤痛，竟然挂着炫耀威猛的笑容!我突然感到有些累，我五十多岁了，且有声带肥厚的毛病，刚才的发怒争吵，是很伤身的。我要黄翠莲哥哥让大家安静下来，说现在要紧的是要弄清对方冒充安监局的目的，商量等一下怎么谈，然后很尊重地请章律师谈看法，说只有他见得多，有经验，能够分析出背后的原因。章律师果然脸色好转。说对方不但冒充安监局，那法律顾问也是假的，他看得出来，而且这家公司可能是把工程承包给私人老板的，不然怎么会去雇黑车。他们死了人肯定没上报，怕被重罚，至于假冒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吓唬人少赔钱。现在他们被揭穿心头虚，可以争取让他们多赔，就是比硬算多赔个几万，他们也比上面知道了处罚划算。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但说我们先得算清楚按照国家规定到底能赔多少，供养人口到底怎么个算法，才好确定谈判的底线。
不料我和章律师还在讨论。黄翠莲兄妹却和死者弟弟吵了起来。原来，死者母亲是住弟弟家，赔偿母亲的钱就应该给他，但他刚才在谈判现场，知道母亲的赔偿可能这样算也可能那样算，担心最后的结果是按三分之一计算，那样他得的钱就太少了，此时便向嫂子提出，不管对方怎么个算法。反正母亲那份钱不能少，到时候得从总数里全额给她。黄翠莲不答应，便吵，黄翠莲的哥哥便帮着吵，惹得双方的亲戚也都一起吵了，也有劝的，乱成一团。
章律师皱起眉头，却不做声，看来他的确和这些人没有多近的亲戚关系，我忍耐了一阵，见双方久不止息，且扯出些陈芝麻烂豆子的家庭纠纷。终于忍无可忍喝道。吵什么。现在赔偿款都还没有拿到手，你们就扯内皮，还要不要我们去谈啊?总算镇住。
接下来黄翠莲却说了个情况，她的小儿子是超生的没上户口。还有个情况，她的确有病，经常心里难受，但是不是心脏病没有检查过。
这就是说，她大儿子已十八岁，小儿子没户口，本人的病其实是假的。如果认真，供养人口就只能算死者母亲。别的谁也算不上!
但她哥哥说，小儿子的户口只要到镇上交一万元罚款就可以补上，另外她老婆的一个什么亲戚在一家医院当副院长，估摸能弄到医院的证明。 章律师说，医院的证明不行。丧失劳动力得做司法鉴定。
黄翠莲哀求我和律师想想办法。
章律师说，司法鉴定是硬的。没那样的病肯定不行。我和章律师最终商量的办法是。既然对方很可能没上报，就肯定希望尽快一次性解决了事，不一定会提出户口和做司法鉴定。我们先按母亲、小儿子和配偶完全丧失劳动力计算，再和对方讨价还价，谈判底线定在二十万，因为即使照规定硬算。配偶算不进去小儿子却可以交罚款后算进去。这样总额也有十五万。要尽量利用对方害怕事情暴露到上面的心理，迫使他们多赔偿。
第二轮谈判仍不顺利，对方倒是没有了先前的倨傲神情，明确说自己是公司搞安监工作的，刚才是误会了。也作了一定让步，愿意死者母亲全算，但坚持小儿子必须拿户口配偶必须做司法鉴定才能算，却又说如果不算小儿子，不管大儿子是不是才十五岁都可以算，公司还可以另外补偿一万元，加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总计十二万多，这几天吃饭住宿的钱也不扣了，只要家属签字，马上可以拿钱，根本就不在我们计算的二十余万的基础上讨价还价。但我和章律师都听出了蹊跷，对方好像知道小儿子是超生，没户口，也知道大儿子其实已经超过年龄了。对方的意图很清楚，是要让死者家属明白，如果坚持要算小儿子和配偶，最后连大儿子也算不上，此外公司另给的钱别想得，甚至还要扣除吃饭住宿钱!这是利诱加威胁，但对方的锱铢必较小气抠门恰恰暴露真正掏钱的很可能真是个分包工程的私人老板，由此推断死了人根本没上报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是他们的死穴。我们便明确表示双方提出的金额差距太大，根本没法谈。结果又一次谈崩，由对方提出，让我们考虑清楚了再谈，说罢便起身离去，重显强硬倨傲的做派。
我再次被激怒，觉得这帮家伙实在可恶。不施加足够的压力根本不可能谈出好的结果。待重回休息室，便提出不用谈了，要黄翠莲母子到公司去闹。谁知，黄翠莲他们竟然并不知道公司地址，连工地在哪里也不知道，甚至还没有见到死者陈治林的尸体!我这才了解，原来他们来的当日虽然提出过要见尸体，但那个姓马的说公安局要验尸，暂时不能看，先解决问题，便搁下了，此后便担心被欺哄得不到赔偿，没再提，更没有想到要去找找公司在哪里和看看出事地点。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哀，为那个我并不认识的陈治林，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外出打工死了，包括他妻儿在内的亲人们来到这里，连尸体也没见就忙着谈赔偿，一心想着的是钱!
这时，黄翠莲又在问我怎么办，我对这女人陡生厌恶，激愤地说，还什么怎么办，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最起码的!现在首先要把这家公司找到，找他们的领导要求见尸!既然说公安局来验尸。就该有验尸报告!如果没有，就说明并没报案，完全是在骗你们!现在赔偿的事根本别谈，难道他们还跑了不成?
黄翠莲他们没想到我会对他们发脾气，一个个面呈尴尬之色。黄翠莲哥哥先有所反应，说去找他们问公司在哪里，便离开。
他半个多小时后回来，说问了姓马的和同村的那个人都不讲，最后到附近一户人家才打听到工地，离得不远，又跑到工地，问了好几个人，终于有个人悄悄告诉了他公司地址，离这里很远，说不准讲，还告诉他陈治林当场还没死，听说是送医院的路上死的。
在他离开时。我已和章律师商量好，必须由黄翠莲母子以要见尸体和对方冒充安监局的人为理由到公司去闹，在闹中搞清楚他们到底上报没有，没上报他们会害怕，才可能多赔钱，如果还不肯，就干脆把事情闹到上面。黄翠莲哥哥回来后，大家都认为对方必是搞了瞒报，才会竭力封锁消息，连陈治林那个同村朋友也被收买，不只是该讲的不讲，死者小儿子没上户口大儿子已满十八岁肯定也是他告诉的对方。此外我还怀疑，陈治林如果真是死在送医院的路上，当然可能因为伤势过重，但不能排除本来没死干脆弄死的可能，因为如果没死而成重度残废。医疗费用加赔偿金额将可能是死亡的数倍甚至更多，这种事见诸媒体的已经不是个例了。
黄翠莲便突然十分伤惨地哭叫数落起来，陈治林，你死得好惨哟，狗日的那些人都没有让我看你一眼喽……
她的儿子和亲戚们也再次群情激奋，纷纷发表意见，都赞成去闹去告，还提出去找报纸电视台，声音一个高过一个，夹杂着“龟儿”“狗日的”“鸡巴”“锤子”等粗话。
意见一致，事情也就定了，但去找公司哭闹和要求见尸，我和章律师都不宜在场，而此时已近下午五点，得是明天的事了，行动后结果如何，该怎样对待，有章律师在，自会把握，这里已没我的事，我想我已经对得起这门并不认识的亲戚了，便决定离去。
却就被误解，黄翠莲向我提出能不能不走，说等事情完了，赔偿款到手，她知道感谢我的，意思是会给我报偿。我听得生气，本来还可以不走，却是非走不可了。我之所以来此，不过是因为表侄媳妇李玉霞，也因为对不幸者的一点同情心，岂是为了什么报偿!
毕竟半途离去，我有些于心不安，临走对黄翠莲说李玉霞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的确需要，我也可以再跑一趟。
他们送我出来。黄翠莲哥哥硬往我口袋里塞进100元钱，说不能让我倒贴车费。
第二天下午。黄翠莲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对方最多只赔十五万，不要户口了，签了字就可以拿钱，问我签不签。我问她去找公司和尸体的情况，却是支支吾吾，最后弄清。原来他们根本没去找公司，就又和先前的那几个人重开谈判了，虽然也提出过要先见尸体!我生气地说，你们怎么回事!我现在仍然是这意见，不能签，见了尸体以后再说，章律师都已经算得很清楚，硬算也是十五万，你们怕什么?
但我从她吞吞吐吐的话语知道了他们怕什么，他们是文化不多面容黑黄在城市自惭形秽未开言先怯三分的农民，没胆量自己到那样大的公司去闹。更别说去找安监局交管部门了，除非有人给他们挑头带着闹。我感到悲哀，想到当我对那两个冒充安监局的人拍桌发怒时。他们却可以是暴民，敢于一哄而起掷茶杯扇耳光动手打人!
此后再无电话。
春节期间，李玉霞到城里来给我拜年，并替黄翠莲一家对我表示感谢，说要不是我去，肯定赔不了那么多，最后赔了十六万一千元，我走的第二天晚上签的字，第三天早上拿的钱。也没有扣除伙食住宿费。我想行了。黄翠莲总算比章律师计算的十五万还多得了一万一，并且不用为小儿子上户口交罚款。这样大笔钱，对她一个贫穷的农村妇女。无疑是天文数字。她应该满足了。我没有问黄翠莲是什么时候见到她丈夫尸体的，见没见到交管部门的验尸报告。问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也巧，数日后读报，读到国家安监局负责人的一个谈话，说是尽管现在的工伤死亡赔偿，一般不低于二十万。但还是太低了。我读得糊涂，不知道是他说错了，还是那章律师翻错了本本。那位负责人还说，对出事故死了人隐瞒不报的，要坚决查处。我想，问题在于。连死者家属也宁愿瞒报，上面根本不知道，还会有谁来查呢?
也就是想了那么一下，便丢开，年还没过完，正是正月亲朋好友同学种种聚会天天出入酒店歌厅的时节，城市里到处是欢乐和繁荣，老想什么死人的事!
责编：鄢文江
套用一句文革时期常用的毛主席语录，要打工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媒体上隔三差五就可见到的此类新闻早已麻木。但我知道陈治林的死却不是看了新闻，而是表侄媳妇李玉霞打电话向我求助，说这人是她娘家嫂子的妹夫，家里人亲戚都是农村人，怕被对方欺哄，想请我去帮着交涉。
李玉霞的公公是我表兄。曾经在上世纪饥饿年代从牙缝里抠出粮食周济过我家，表兄已于前年去世，现在他的儿媳妇有求于我，我若拒绝。有点说不过去，却说这事我去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得请律师。李玉霞说已经找了律师，但还是希望我也去。我便只能答应。
当日已是晚上，我是第二天上午按照李玉霞告诉的地址赶去的。那地方在重庆远郊的一座山上，叫月亮山庄。并不是工地，也不是用工单位所在地，而是一家酒店，坐落在周遭树木葱郁的一处山腰。
死者家属和亲戚们前天下午就到了。兄弟姐妹七姑八姨的十几人。我只认识李玉霞。她给我介绍了死者的妻子黄翠莲和儿子陈刚，还有黄翠莲娘家哥哥和婆家弟弟。除了黄翠莲眼睛肿着人显得憔悴，其他人看不出有什么悲伤表情。我问律师。却说律师也是个什么亲戚，还没到。看他们的意思，那位律师和死者的亲戚关系比我还隔得远。他们更多的指望在我身上。黄翠莲哥哥给我讲了基本情况，死者陈治林，四十二岁，是三个月前经同村熟人介绍来这里打工的，干的活是用石料砌护坡，三天前正干活，被一辆给工地拉石料的汽车撞死了。工程方叫重庆宏业建设公司，据说是一家大公司。人死后，公司派车到江津把他们拉到了这月亮山庄，公司一个法律顾问在负责处理这件事。要他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等他们提出来后，却说肇事司机跑了。而且肇事车辆是没上牌照的黑车，得找到司机才能解决赔偿的问题。我问死者家里都有什么人。黄翠莲说有妈和两个儿子，妈七十一岁，大儿子十五岁，小儿子六岁，还有她自己，四十岁，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劳动了。大儿子就是陈刚，我看不像才十五岁，便问了一句，黄翠莲即压低声音说，实际是十八岁，我给他们说的是十五岁。黄翠莲此时的脸上，虽然眼睛还肿着，却显出几丝狡黠。我颇感惊讶，觉得一个乡下女人突然间遭受丈夫亡故的巨大打击，应该完全沉浸在伤痛欲绝的悲情中才算正常，怎么还会有心力做这样的计算?
这明显是工伤死亡。这家公司说什么抓到肇事司机才能解决赔偿问题的确是在欺哄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来了两天，什么赔偿希望也没有看到，正是感觉遭受了欺哄，着了急，才由李玉霞提议给我打了电话，同时也打电话找了那个当律师的亲戚。
我不能不对这家公司的做法感到气愤，同情弱势群体的正义感上来了，慨然说：“你们放心，事情的性质很清楚，肯定应该由用人单位负责赔偿，他们赖不掉的!”
我们是在一间会议室里，正谈着。公司的那位法律顾问来了，黄翠莲哥哥即向其介绍我是个作家，也是死者的亲戚。对方四十几岁，自我介绍姓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说这下好了，你是作家，肯定懂法律，他们在这里闹了两天，怎么也给他们说不清楚。我从来不敢自称作家，只是时而发表点作品，这是我表兄家里人都知道的。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在农村人看来，是很了不起也是很有水平和身份的，这也正是他们定要请我来并寄予厚望的原因。此时我不能谦虚，不但不否认自己是作家，还自报是重庆作家协会的会员。以佐证我这作家的名副其实，我必须自抬身价，以增加对方的心理压力。随后我即要求介绍事故经过。对方大概讲了一遍后说。现在的关键是没有抓到肇事司机。我正色说，你这说法不对，根据你说的情况，死者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地工作过程中出事的，而且肇事的车辆也是给工地拉材料，毫无疑问，事故的性质是工伤死亡，应该由用人单位负全部赔偿责任，不管肇事司机抓没抓到，都不影响你们公司对死者家属的赔偿。姓马的有点发愣，然后说他接个电话，便掏出手机，走出了屋子，十几分钟后回来说，刚刚接到电话，司机找到了。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公司可以按照工伤死亡赔偿，但这样就只能按规定硬箅。我们是为死者家属着想，出事的是一辆黑车，报上去司机要判刑，肯定愿意私了多赔钱，另外公司再给些补偿，这是最划算的。
这时黄翠莲的哥哥想插话，我阻止了，对姓马的说，我们没必要找司机，用人单位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是什么补偿!姓马的见我态度强硬，便连声说行，说下午就请市安监局的人来，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第一轮交涉便告结束。姓马的走后。黄翠莲和她的亲戚们一连声地对我表示感激和佩服，说他们来了两天对方都往司机头上推，我几句话就让姓马的认账了。这时，介绍死者来工地的那个人来把黄翠莲和她哥哥叫了出去，过一阵他们兄妹回来对我说。那人是来劝他们还是要找司机的，说司机赔了公司又补偿，比单由公司赔偿肯定要多钱。黄翠莲说，那人是陈治林的朋友，不会整她，然后问我和司机谈行不行。我说不行，解释说这公司明显在耍赖，先对你们说司机跑了没抓到。现在见赖不掉责任就说司机找到了，目的就是想把赔偿责任弄到司机头上，不能上当。如果让司机赔，不管他答应赔多少，答应下来不给怎么办。私了的也没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到头来很可能根本拿不到手。
正在谈，律师到了，五十来岁，姓章，是永川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给我的名片名字前并无律师字样。我便知晓，这人并未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是那种虽对外称律师却只能代理民事官司的人。我所以知晓这情况，是因我从企业内退后曾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请去当了几个月的办公室主任，那个所二十来人，其实只有五人拿到了律师证。章律师问了情况后。说按工伤赔偿是对的，因为死者家属是农村人口。如果是城市户口，就最好按交通事故要求赔偿，因为赔偿标准高，比工伤还要多些钱。我并不了解工伤死亡和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办法有什么不同，只是大概知道农村人口和城市户口的人遭遇事故死后赔偿是有差异的，而且差异还很大，也就是媒体上说的同命不同价，心想毕竟是搞专业的，吃的是这碗饭。便又问他具体的赔偿办法，他即从所带包中取出一本书。是处理工伤事故的有关法律法规。一如我来时那样问黄翠莲家里有些什么人。正问，有人来叫吃饭了。
饭厅不小，却无别的客人。看来是被包下了。伙食办得不错，十几个菜，鸡鸭鹅兔齐全。除了我和章律师，其他人都是农村人，想必平时伙食简单，更不会常吃这样的宴席，都吃得很香，甚至黄翠莲也是不停地夹菜，似乎丧夫的悲痛并不能抑制其食欲。
饭后回到那间会议室不久，姓马的就来说市安监局的人到了，让我们只去两个人谈。大家吵起来，说哪有不准人听的。都要去。黄翠莲问我和章律师怎么办。章律师不说话，我便对姓马的说，两个人绝对不行，死者的妻子儿子必须在场，我和章律师也必须参加。不料黄翠莲哥哥不依，说他也必须参加，他刚说完，黄翠莲丈夫的弟弟也说必须参加。我说行，分别代表男方和女方的亲戚，但 不能随便讲话。他们答应下来，姓马的倒也没反对，带我们出门走了几分钟。到了一处被树林掩映着的房子。
进到一间屋子，一张桌，几把椅子，此外便是茶几和沙发。已有二人。一个四十多岁，腆着个将军肚，显得有些官相，另一个年轻。姓马的对我们说是市安监局的，却没介绍姓氏和职务。让二人、我、章律师、黄翠莲母子围坐在桌子四周。自己却去低矮的沙发上和黄翠莲的哥哥和小叔子坐在一起。我心里挂起一个问号。姓马的代表用人单位，怎么不坐到桌上却坐到了一旁?
有官相者一脸倨傲。上来便说肯定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赔偿，并且考虑到死者家庭困难，能多算就不会少算，说完却转脸要章律师说该怎么算。章律师便又取出那本书。翻到相关条款。对方年轻人也从包里取出同样的书，便一项项算起来，没争议的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是死条款硬公式，算到交通费时便有了争议，对方说最多算五百元，章律师说恐怕太低了，黄翠莲的哥哥插嘴说他从广州乘飞机回来的，对方要看他的飞机票，他却拿不出。章律师倒也还能见机行事，及时说，交通费是小数。等一下最后算，现在先算供养人口，却就各说各话根本谈不到一起了。原来，计算供养人口的方法是以当地的年人均工资作为1，配偶、父母、子女依比例分割，配偶占0.4，父母子女每人都可占0.3，但加起来最多只能是1，而且前提是需要符合相关条件，比如子女必须是十八周岁以下，妻子须是五十五周岁以上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章律师的算法是母亲、妻子和小儿子，母亲0.3算五年，妻子0.4算二十年，小儿子0.3，六岁，算到十八岁，加起来刚好1，金额是二十余万元。对方的算法却是死者陈治林还有弟弟和妹妹。都有对母亲的赡养义务，算到母亲头上的钱只能给三分之一，配偶才四十岁，自己说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作数，根本不在计算之列，小儿子要算得拿户口来，不然只能算大儿子，大儿子已经问过是十五岁，算到十八岁，三年，母亲和大儿子相加仅有三万余元。双方的算法差距竟达近二十万!便争执不休，单是母亲该怎么算就达不成一致，章律师说工伤处理并没有明确规定要几个子女共同负担，对方说这是常识，哪个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我在一旁越听越不对，市安监局的怎么可能一味地站在用人单位的立场上和死者家属讨价还价?这二人的身份有假!终于忍不住，让章律师暂停争论，冷言要对方出示身份证件。对方有官相者愣了一下，随即横眉问我凭什么?我冷笑，凭你们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你们敢说自己是市安监局的?对方脸色大变，说，我们，我们没那样说……果然是假的!我不能不愤怒：但是你默认了，姓马的介绍你们是市安监局的。你们没有否认!而且，上午姓马的就说由安监局的来解决，是早有预谋!沙发上姓马的坐不住了，急白了脸站起来辩解：我不是，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说的是他们是安监，是搞安监的……我怒不可遏，猛一拍桌子：这么多人听见，你否认不了!真是岂有此理，出了事故死了人，你们不但不尽量安抚家属，反而使用这样的欺骗手段，也太恶劣了!姓马的和那二人仍在竭力否认，我这时深感自己其实没经验，如果事前准备一个录音器材他们就休想赖掉。却就在此时，一个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坐在我旁边的陈刚突然骂了句“狗日的”，抓起桌上的茶杯就向那个有官相者掷去，对方毫无防备，被掷中胸部。几乎同时，黄翠莲也嗷一声哭叫，说跟你们拼了。向刚凑到桌前的姓马的撞去，把他撞了个趔趄，还未站稳。又蹿上去扇耳光。大概是用力过猛，自己也就摔倒，躺到地上号哭起来。随之黄翠莲的哥哥小叔子也离开沙发，怒骂着挥舞拳头来打人了。只有章律师依然稳坐椅子上。姓马的和那二人除了不停地躲闪避让一脸焦急地说“不要乱来”，居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屋子里一片混乱。
我着急了，事情因我而起，我必须控制局面，大声喊叫几句不要打人，又去劝躺在地上要死要活的黄翠莲起来，担心她患有心脏病，这样的怒火万丈和痛不欲生弄不好会再出人命，不料她撑身坐起后，抹了一把眼泪竟悄悄对我说，表叔，你不要担心，我是故意的。我愕然，却也就不管她，直身又招呼了几句依然不肯罢休的她的儿子和哥哥小叔子，总算勉强控制住了局面，而后对对方说，现在双方暂时离开，平静一下情绪，等一下再谈。对方三个人都连连说好，唯恐火头上还要挨打。
回到会议室，未能参加交涉的亲戚们听说情况后，个个愤怒，一片乱骂，同时对我这个表叔人人佩服至极。我却注意到两个人的表情。一是章律师，脸色阴阴的不说一句话。我意识到他是心里不快，猜测他来这里并不仅是给亲戚帮忙。而是要收代理费的，我却起到了比他更为重要的作用，可能影响到死者家属对他的付费。一是陈刚，他向亲戚们讲述刚才的冲突，对他如何抓起茶杯投掷，对方是怎样的狼狈不堪不敢发作，描述得绘声绘色，小伙子脸上不见一点丧父的伤痛，竟然挂着炫耀威猛的笑容!我突然感到有些累，我五十多岁了，且有声带肥厚的毛病，刚才的发怒争吵，是很伤身的。我要黄翠莲哥哥让大家安静下来，说现在要紧的是要弄清对方冒充安监局的目的，商量等一下怎么谈，然后很尊重地请章律师谈看法，说只有他见得多，有经验，能够分析出背后的原因。章律师果然脸色好转。说对方不但冒充安监局，那法律顾问也是假的，他看得出来，而且这家公司可能是把工程承包给私人老板的，不然怎么会去雇黑车。他们死了人肯定没上报，怕被重罚，至于假冒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吓唬人少赔钱。现在他们被揭穿心头虚，可以争取让他们多赔，就是比硬算多赔个几万，他们也比上面知道了处罚划算。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但说我们先得算清楚按照国家规定到底能赔多少，供养人口到底怎么个算法，才好确定谈判的底线。
不料我和章律师还在讨论。黄翠莲兄妹却和死者弟弟吵了起来。原来，死者母亲是住弟弟家，赔偿母亲的钱就应该给他，但他刚才在谈判现场，知道母亲的赔偿可能这样算也可能那样算，担心最后的结果是按三分之一计算，那样他得的钱就太少了，此时便向嫂子提出，不管对方怎么个算法。反正母亲那份钱不能少，到时候得从总数里全额给她。黄翠莲不答应，便吵，黄翠莲的哥哥便帮着吵，惹得双方的亲戚也都一起吵了，也有劝的，乱成一团。
章律师皱起眉头，却不做声，看来他的确和这些人没有多近的亲戚关系，我忍耐了一阵，见双方久不止息，且扯出些陈芝麻烂豆子的家庭纠纷。终于忍无可忍喝道。吵什么。现在赔偿款都还没有拿到手，你们就扯内皮，还要不要我们去谈啊?总算镇住。
接下来黄翠莲却说了个情况，她的小儿子是超生的没上户口。还有个情况，她的确有病，经常心里难受，但是不是心脏病没有检查过。
这就是说，她大儿子已十八岁，小儿子没户口，本人的病其实是假的。如果认真，供养人口就只能算死者母亲。别的谁也算不上!
但她哥哥说，小儿子的户口只要到镇上交一万元罚款就可以补上，另外她老婆的一个什么亲戚在一家医院当副院长，估摸能弄到医院的证明。 章律师说，医院的证明不行。丧失劳动力得做司法鉴定。
黄翠莲哀求我和律师想想办法。
章律师说，司法鉴定是硬的。没那样的病肯定不行。我和章律师最终商量的办法是。既然对方很可能没上报，就肯定希望尽快一次性解决了事，不一定会提出户口和做司法鉴定。我们先按母亲、小儿子和配偶完全丧失劳动力计算，再和对方讨价还价，谈判底线定在二十万，因为即使照规定硬算。配偶算不进去小儿子却可以交罚款后算进去。这样总额也有十五万。要尽量利用对方害怕事情暴露到上面的心理，迫使他们多赔偿。
第二轮谈判仍不顺利，对方倒是没有了先前的倨傲神情，明确说自己是公司搞安监工作的，刚才是误会了。也作了一定让步，愿意死者母亲全算，但坚持小儿子必须拿户口配偶必须做司法鉴定才能算，却又说如果不算小儿子，不管大儿子是不是才十五岁都可以算，公司还可以另外补偿一万元，加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总计十二万多，这几天吃饭住宿的钱也不扣了，只要家属签字，马上可以拿钱，根本就不在我们计算的二十余万的基础上讨价还价。但我和章律师都听出了蹊跷，对方好像知道小儿子是超生，没户口，也知道大儿子其实已经超过年龄了。对方的意图很清楚，是要让死者家属明白，如果坚持要算小儿子和配偶，最后连大儿子也算不上，此外公司另给的钱别想得，甚至还要扣除吃饭住宿钱!这是利诱加威胁，但对方的锱铢必较小气抠门恰恰暴露真正掏钱的很可能真是个分包工程的私人老板，由此推断死了人根本没上报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是他们的死穴。我们便明确表示双方提出的金额差距太大，根本没法谈。结果又一次谈崩，由对方提出，让我们考虑清楚了再谈，说罢便起身离去，重显强硬倨傲的做派。
我再次被激怒，觉得这帮家伙实在可恶。不施加足够的压力根本不可能谈出好的结果。待重回休息室，便提出不用谈了，要黄翠莲母子到公司去闹。谁知，黄翠莲他们竟然并不知道公司地址，连工地在哪里也不知道，甚至还没有见到死者陈治林的尸体!我这才了解，原来他们来的当日虽然提出过要见尸体，但那个姓马的说公安局要验尸，暂时不能看，先解决问题，便搁下了，此后便担心被欺哄得不到赔偿，没再提，更没有想到要去找找公司在哪里和看看出事地点。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哀，为那个我并不认识的陈治林，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外出打工死了，包括他妻儿在内的亲人们来到这里，连尸体也没见就忙着谈赔偿，一心想着的是钱!
这时，黄翠莲又在问我怎么办，我对这女人陡生厌恶，激愤地说，还什么怎么办，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最起码的!现在首先要把这家公司找到，找他们的领导要求见尸!既然说公安局来验尸。就该有验尸报告!如果没有，就说明并没报案，完全是在骗你们!现在赔偿的事根本别谈，难道他们还跑了不成?
黄翠莲他们没想到我会对他们发脾气，一个个面呈尴尬之色。黄翠莲哥哥先有所反应，说去找他们问公司在哪里，便离开。
他半个多小时后回来，说问了姓马的和同村的那个人都不讲，最后到附近一户人家才打听到工地，离得不远，又跑到工地，问了好几个人，终于有个人悄悄告诉了他公司地址，离这里很远，说不准讲，还告诉他陈治林当场还没死，听说是送医院的路上死的。
在他离开时。我已和章律师商量好，必须由黄翠莲母子以要见尸体和对方冒充安监局的人为理由到公司去闹，在闹中搞清楚他们到底上报没有，没上报他们会害怕，才可能多赔钱，如果还不肯，就干脆把事情闹到上面。黄翠莲哥哥回来后，大家都认为对方必是搞了瞒报，才会竭力封锁消息，连陈治林那个同村朋友也被收买，不只是该讲的不讲，死者小儿子没上户口大儿子已满十八岁肯定也是他告诉的对方。此外我还怀疑，陈治林如果真是死在送医院的路上，当然可能因为伤势过重，但不能排除本来没死干脆弄死的可能，因为如果没死而成重度残废。医疗费用加赔偿金额将可能是死亡的数倍甚至更多，这种事见诸媒体的已经不是个例了。
黄翠莲便突然十分伤惨地哭叫数落起来，陈治林，你死得好惨哟，狗日的那些人都没有让我看你一眼喽……
她的儿子和亲戚们也再次群情激奋，纷纷发表意见，都赞成去闹去告，还提出去找报纸电视台，声音一个高过一个，夹杂着“龟儿”“狗日的”“鸡巴”“锤子”等粗话。
意见一致，事情也就定了，但去找公司哭闹和要求见尸，我和章律师都不宜在场，而此时已近下午五点，得是明天的事了，行动后结果如何，该怎样对待，有章律师在，自会把握，这里已没我的事，我想我已经对得起这门并不认识的亲戚了，便决定离去。
却就被误解，黄翠莲向我提出能不能不走，说等事情完了，赔偿款到手，她知道感谢我的，意思是会给我报偿。我听得生气，本来还可以不走，却是非走不可了。我之所以来此，不过是因为表侄媳妇李玉霞，也因为对不幸者的一点同情心，岂是为了什么报偿!
毕竟半途离去，我有些于心不安，临走对黄翠莲说李玉霞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的确需要，我也可以再跑一趟。
他们送我出来。黄翠莲哥哥硬往我口袋里塞进100元钱，说不能让我倒贴车费。
第二天下午。黄翠莲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对方最多只赔十五万，不要户口了，签了字就可以拿钱，问我签不签。我问她去找公司和尸体的情况，却是支支吾吾，最后弄清。原来他们根本没去找公司，就又和先前的那几个人重开谈判了，虽然也提出过要先见尸体!我生气地说，你们怎么回事!我现在仍然是这意见，不能签，见了尸体以后再说，章律师都已经算得很清楚，硬算也是十五万，你们怕什么?
但我从她吞吞吐吐的话语知道了他们怕什么，他们是文化不多面容黑黄在城市自惭形秽未开言先怯三分的农民，没胆量自己到那样大的公司去闹。更别说去找安监局交管部门了，除非有人给他们挑头带着闹。我感到悲哀，想到当我对那两个冒充安监局的人拍桌发怒时。他们却可以是暴民，敢于一哄而起掷茶杯扇耳光动手打人!
此后再无电话。
春节期间，李玉霞到城里来给我拜年，并替黄翠莲一家对我表示感谢，说要不是我去，肯定赔不了那么多，最后赔了十六万一千元，我走的第二天晚上签的字，第三天早上拿的钱。也没有扣除伙食住宿费。我想行了。黄翠莲总算比章律师计算的十五万还多得了一万一，并且不用为小儿子上户口交罚款。这样大笔钱，对她一个贫穷的农村妇女。无疑是天文数字。她应该满足了。我没有问黄翠莲是什么时候见到她丈夫尸体的，见没见到交管部门的验尸报告。问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也巧，数日后读报，读到国家安监局负责人的一个谈话，说是尽管现在的工伤死亡赔偿，一般不低于二十万。但还是太低了。我读得糊涂，不知道是他说错了，还是那章律师翻错了本本。那位负责人还说，对出事故死了人隐瞒不报的，要坚决查处。我想，问题在于。连死者家属也宁愿瞒报，上面根本不知道，还会有谁来查呢?
也就是想了那么一下，便丢开，年还没过完，正是正月亲朋好友同学种种聚会天天出入酒店歌厅的时节，城市里到处是欢乐和繁荣，老想什么死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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