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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众多。而位于中心城区的黄浦区,由于历史上是英租界、法租界、老城厢所在地,是近代革命志士密集活动的区域,因此成为保留保存红色革命遗址遗迹最为集中的地区。据有关方面统计,黄浦区现有革命遗址遗迹共127处,约占已认定的上海市革命遗址遗迹(共657处)的1/5。在众多革命遗址遗迹中,有知名度较高、所涉历史事件重大、保护开发利用较好的场所,如位于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位于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等。但是,也有一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具有较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遗迹,在现阶段保护、开发、利用还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并不广为人所知。在此略举二例,已引起有关方面与参观者的重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
一、上海老渔阳里2号
位于南昌路100弄2號的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里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所,被称为“柏公馆。1920年初,陈独秀自京抵沪,在此寓居,《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在这里,曾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在这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此开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编辑之处,除《新青年》外,1920年11月7日,李达在1920年11月在此主持创办了半公开的大型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后来,随李达搬往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号)。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此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劳动界》。该刊仍由陈独秀担任主编,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这里还是中共第一个中央局机关办公场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7月30日会议遭租界巡捕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至浙江嘉兴举行。会上通过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尽管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忙于筹备办校,没能出席中共一大,但是由于他的威望和资历还是被推选担任党的总书记,此外,北京代表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上海代表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中共一大后,因陈独秀尚在广州,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1921年8月,陈独秀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工作部就设在他的家里。李达曾经回忆说“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来任中央局书记,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家住楼上的)。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的楼下客堂,或厢房举行的。”
作为一处重要的革命历史遗址,此遗址在1980年8月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确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在1978年,它就被分配给住房困难户,一住就是40年。当然,居住在这里是有条件的。区文保工作人员叮嘱住户,房屋结构不能擅自改动。因其历史的重要性,几十年来访客络绎不绝,对住户生活客观上也造成一定的打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百岁建筑老化日渐严重,墙皮烂得露出了砖头,门窗上的木料也腐朽了。为了保护它,住户曾多次写信给上级单位,反映情况。上海市文管单位与瑞金二路街道几年间也几次进行修缮。2014年至2017年,几位市政协委员曾多次呼吁并上交提案,建议将这处老宅恢复为面向公众开放的红色纪念馆。今年6月,市政协委员呼吁的事情有了眉目。黄浦区第一征收事务所接到上级单位的通知,决定将渔阳里2号列入革命遗址保护项目,拟恢复为红色纪念场馆。目前该房屋的征收已经完成,在其中居住的4户居民已迁出,房屋进入整体维护修缮阶段。待修缮完成后,老渔阳里将和新渔阳里将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更逼真的现场、更大的参观范围与更丰富的展陈,共同呈现中共创党之初的那段峥嵘岁月。
二、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位于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毗邻天蟾舞台,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是一幢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沿街楼房。1928年秋至1931年4月间,二楼三开间房屋曾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地方。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因此中央决定迁回上海。1928年春,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得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的全部楼面三大间,建立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房子紧靠熙熙攘攘的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从楼下的医院大门进入可以直接上楼,楼的背后还有一条不起眼的弄堂也有楼梯上下,人员进出十分便利、安全。机关对外挂出“福兴”商号的招牌,做起土布生意,熊瑾玎自任“老板”。为便于掩护,中央又调来一位湖南籍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熊、朱在湖南便已认识,二人志同道合,不久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以“福兴布庄”名义设立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项英、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秦邦宪等常到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一些党内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的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对出入这处秘密机关的人员作了明确的限制,只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省委的领导才能来此。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央政治局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而安然无恙。
该处自1980年被确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一直是民居与杂货店的“混合体”,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随着“上海文化”品牌战略的设施,此处已有计划作彻底保护修缮,并以展览馆的形式对公众开放。
作者简介:李炜永(1983—),男,山东潍坊人,现为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校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上海市委党校系统课题“加强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研究——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一、上海老渔阳里2号
位于南昌路100弄2號的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里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所,被称为“柏公馆。1920年初,陈独秀自京抵沪,在此寓居,《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在这里,曾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在这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此开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编辑之处,除《新青年》外,1920年11月7日,李达在1920年11月在此主持创办了半公开的大型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后来,随李达搬往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号)。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此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劳动界》。该刊仍由陈独秀担任主编,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这里还是中共第一个中央局机关办公场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7月30日会议遭租界巡捕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至浙江嘉兴举行。会上通过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尽管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忙于筹备办校,没能出席中共一大,但是由于他的威望和资历还是被推选担任党的总书记,此外,北京代表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上海代表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中共一大后,因陈独秀尚在广州,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1921年8月,陈独秀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工作部就设在他的家里。李达曾经回忆说“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来任中央局书记,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家住楼上的)。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的楼下客堂,或厢房举行的。”
作为一处重要的革命历史遗址,此遗址在1980年8月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确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在1978年,它就被分配给住房困难户,一住就是40年。当然,居住在这里是有条件的。区文保工作人员叮嘱住户,房屋结构不能擅自改动。因其历史的重要性,几十年来访客络绎不绝,对住户生活客观上也造成一定的打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百岁建筑老化日渐严重,墙皮烂得露出了砖头,门窗上的木料也腐朽了。为了保护它,住户曾多次写信给上级单位,反映情况。上海市文管单位与瑞金二路街道几年间也几次进行修缮。2014年至2017年,几位市政协委员曾多次呼吁并上交提案,建议将这处老宅恢复为面向公众开放的红色纪念馆。今年6月,市政协委员呼吁的事情有了眉目。黄浦区第一征收事务所接到上级单位的通知,决定将渔阳里2号列入革命遗址保护项目,拟恢复为红色纪念场馆。目前该房屋的征收已经完成,在其中居住的4户居民已迁出,房屋进入整体维护修缮阶段。待修缮完成后,老渔阳里将和新渔阳里将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更逼真的现场、更大的参观范围与更丰富的展陈,共同呈现中共创党之初的那段峥嵘岁月。
二、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位于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毗邻天蟾舞台,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是一幢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沿街楼房。1928年秋至1931年4月间,二楼三开间房屋曾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地方。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因此中央决定迁回上海。1928年春,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得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的全部楼面三大间,建立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房子紧靠熙熙攘攘的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从楼下的医院大门进入可以直接上楼,楼的背后还有一条不起眼的弄堂也有楼梯上下,人员进出十分便利、安全。机关对外挂出“福兴”商号的招牌,做起土布生意,熊瑾玎自任“老板”。为便于掩护,中央又调来一位湖南籍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熊、朱在湖南便已认识,二人志同道合,不久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以“福兴布庄”名义设立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项英、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秦邦宪等常到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一些党内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的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对出入这处秘密机关的人员作了明确的限制,只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省委的领导才能来此。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央政治局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而安然无恙。
该处自1980年被确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一直是民居与杂货店的“混合体”,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随着“上海文化”品牌战略的设施,此处已有计划作彻底保护修缮,并以展览馆的形式对公众开放。
作者简介:李炜永(1983—),男,山东潍坊人,现为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校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上海市委党校系统课题“加强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研究——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