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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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中国工商银行某市支行信贷科副科长刘某在催收该市某金属材料公司120万元贷款过程中，发现该金属材料公司在2000年7月申请破产进行财产清算时，私自将抵押给该市支行的设备变卖，价款是80万元。2000年10月该金属材料公司财产清算组经与刘某协调，同意刘某提出的由清算组补偿10万元给该支行作为该行的“小金库”，该支行放弃优先受偿权的要求。2000年12月，刘某以一张盖有该市支行行政印章的收据（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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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中国工商银行某市支行信贷科副科长刘某在催收该市某金属材料公司120万元贷款过程中，发现该金属材料公司在2000年7月申请破产进行财产清算时，私自将抵押给该市支行的设备变卖，价款是80万元。2000年10月该金属材料公司财产清算组经与刘某协调，同意刘某提出的由清算组补偿10万元给该支行作为该行的“小金库”，该支行放弃优先受偿权的要求。2000年12月，刘某以一张盖有该市支行行政印章的收据（刘某用私刻的该市支行行政章盖的普通收据）从该清算组付出10万元现金。法院合议庭裁定该支行债权受偿金额为0元。经查，这10万元未入该市支行的财务账，被刘某用于自己挥霍。该市支行行长反映该支行从未有任何形式的账外资金,刘某也未向他反映过这10万元的情况。
分歧意见：关于刘某的行为构成何罪有以下几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在本案中属于吸收犯，其贪污行为将伪造企业印章行为吸收，因此刘某构成贪污罪。事实上，刘某在本案有先后存在两个不同的行为，一是伪造国有工商银行支行行政章行为，一是贪污行为，伪造国有银行印章行为是贪污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而后行为（贪污行为）是前行为（伪造国有银行印章行为）发展的必然。因此这两个行为之间存在吸收关系，按照刑法关于吸收犯的处罚原则，对刘某应以贪污罪一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构成伪造企业印章罪和贪污罪，应实行数罪并罚。本案中，刘某的伪造国有银行印章行为和贪污行为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应属于牵连犯，触犯了诈骗罪与伪造企业印章罪，应从一重罪处罚，因此对刘某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将补偿款项放入支行“小金库”的事实、骗取清算组10万元的行为。而刘某伪造国有银行印章，是为了利用印章进一步实施诈骗犯罪活动，伪造银行印章是刘某为了实现其诈骗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所以，刘某的行为成立牵连犯。
第四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应属于牵连犯，触犯了伪造企业印章罪与贪污罪，应从一重罪处罚，因此对刘某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评析：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刘某犯罪的对象是国有银行的财产而非其他公共财产。尽管刘某虚构补偿10万元给支行作为其“小金库”的事实，并以伪造的支行行政章盖的普通收据收受10万元，但刘某作为国有银行信贷科副科长，负责催收该市某金属材料公司贷款，清算组有理由相信刘某是代表支行行使相应的職权，从清算组的意思表示来看，这10万元是补偿给支行，而非补偿给刘某，这10万元应属于该支行所有。
二、刘某的行为已构成伪造企业印章罪和贪污罪。本案中，刘某前后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一是伪造工行支行行政印章的行为，二是刘某身为国有银行信贷科副科长，利用催收贷款的便利，以侵吞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贪污行为。应当说刘某上述的这两个行为符合伪造企业印章罪和贪污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三、刘某的伪造国有工商银行印章行为与贪污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刘某向清算组提出由清算组补偿10万元给支行作账外资金的要求时，既未向该支行的有关领导反映这10万元的情况，该行也未存在任何形式的账外资金，刘某即已有将这10万元非法占为已有的故意，刘某伪造所在支行的印章，是为了向本支行隐瞒这10万元的收入，其伪造国有工商银行印章行为是为了实现其贪污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所以，刘某的行为成立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因此对刘某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由此，笔者认为，刘某的行为应属于牵连犯，触犯了伪造企业印章罪与贪污罪，应从一重罪处罚，因此对刘某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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