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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活着》讲述了福贵老人对一生苦难的追忆。他由一个嗜赌成性的地主少爷变成了农民，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他没有一直过着既富且贵的日子，而是过着既贫且苦的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让他悟到了“活着”的意义。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的角度剖析福贵的多面人生，品味他对苦难的坚忍，对生命的豁达。
【关键词】：福贵；活着；研究方法
一《活着》写作背景及内容简介
余华偶然听到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的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1]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于是决定写下一部这样的小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一首美国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就了福贵苦难而动荡的一生，也是淡泊而平静的一生。
解放前，福贵任意嘲弄父亲、岳父，对妻子拳脚相加，嗜赌成性，赌光了家业后，全家人的生活从富裕跌到近乎一无所有，年轻时的一举一动还原出特定年代小地主的生活面貌。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半路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戏剧性的是苦难的生活使全家人在解放后逃过一劫，福贵输给龙二的不光是家产，也是地主身份，以龙二为代表的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也颇具历史真实性。真正的悲剧渐次上演。家珍患有软骨病而干不了重活；儿子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的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的一头老牛陪伴着福贵在阳光下回忆。[2]
二 《活着》的方法论分析
（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生产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决定着整个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3]在文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解放前，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到地主徐老爷这一代家中尚有一百多亩良田，家庭收入主要源于土地租给佃农，每年定期收取地租。这是當时地主家庭的缩影，也塑造了典型封建地主少爷的形象。因为占有土地可以不劳而获，享有剥削农民的资本，养成好逸恶劳、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
2福贵嗜賭成性，将祖上所有的家产输给了龙二，迫于生活的压力，向地主龙二租种了五亩田地，每年上交地租。福贵由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家阔少爷变成了靠租种土地上交地租的佃农，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变更，由剥削者变成了被剥削者，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关系。解放后，地主们纷纷被批斗、被枪毙，福贵不仅保全了性命，还翻身重新作了新社会的主人，分得了田地，以龙二为代表的封建地主最终倒在了人民的枪口之下，如果不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倒下枪口下的就是富贵。
（二）社会矛盾研究方法
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大系统，社会诸系统之间，系统诸要素之间，都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关系。人类社会充满矛盾，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3]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但每一社会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研究社会矛盾必须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1福贵是特定年代的典型人物，是中国千百万农民的缩影，客观的反映了人民对命运的无奈，他的形象不仅是普遍的，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的个性在于他承受苦难的姿态。在文中表现为亲人的接踵而去，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然而对人生无常的从容与生命的顽强正是福贵个性的写照，文中写道，“不管怎么着，也得熬着，忍着，受着………”这不仅是他对春生的宽慰，更是自我的抚慰。他相信“鸡长大了会变成鹅，鹅长大了会变成羊，羊长大了会变成牛，牛长大……”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1]余华在小说里创造了福贵这样一个客观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又凸现了福贵共性中的个性，因此在《活着》中，“典型”和“单个人”，共性和个性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2人生在世，生老病死，在所难免，死亡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活着》中的人物都不经意地“遭遇”死亡，死亡似乎构成了这部小说最鲜明最醒目的一道风景。[3]通过密集而频繁的死亡描述，我们的内心也像压着千斤般巨石一样沉重，我似乎在怀疑作家余华是不是有一种对死亡的偏爱。死亡是生命的固有特性，每个人最终都逃不过死亡，这是人生的共性。然而书中人物离开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在共性中体现了个性，文中讲述了福贵儿子有庆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尽管都属于意外死亡，但是情节描写在统一中亦有变化，并不显得雷同。
3余华说：福贵是“我见到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还活着。”[2]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正如作者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1]福贵的不死，让人很是迷惑，可是他活着，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有着自己活着的意义，一方面，他活着的动力源于亲人的鼓励，在文中妻子家珍的贤惠，儿女凤霞的懂事，母亲也劝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他感受到亲人的温情所在，重新复活起来，踏上“活着”的下一站，再下一站的旅程，而没有选择往返或中途停站。另一方面，富贵的生命意识是中国普通农民的信奉的一种人生观。他对生命本身含有敬畏的思想，同时具有孺子牛般的坚忍与坚韧这是中国千百万人民的缩影，具有极强的普遍性。
结语：作家余华从社会实践出发，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以一种近乎客观的视角来描述一段故事，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社会的现实，再现了历史真实境况，这种创作手法源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人物形象塑造上追求典型与个性的统一，福贵并不是“高、大、上”，而是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形象，对人生无常的从容与生命的顽强又是福贵个性的鲜明写照。余华惯用于不掺杂任何主观道德判断进入作品，用辩证的分析方法评价人物，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将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永远放射出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余华著.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郑阿平.中国式的生存哲学的阐释——解读《活着》[J].唐都学刊，2007.23（4）：122-125.
[3]杨春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关键词】：福贵；活着；研究方法
一《活着》写作背景及内容简介
余华偶然听到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的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1]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于是决定写下一部这样的小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一首美国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就了福贵苦难而动荡的一生，也是淡泊而平静的一生。
解放前，福贵任意嘲弄父亲、岳父，对妻子拳脚相加，嗜赌成性，赌光了家业后，全家人的生活从富裕跌到近乎一无所有，年轻时的一举一动还原出特定年代小地主的生活面貌。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半路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戏剧性的是苦难的生活使全家人在解放后逃过一劫，福贵输给龙二的不光是家产，也是地主身份，以龙二为代表的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也颇具历史真实性。真正的悲剧渐次上演。家珍患有软骨病而干不了重活；儿子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的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的一头老牛陪伴着福贵在阳光下回忆。[2]
二 《活着》的方法论分析
（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生产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决定着整个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3]在文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解放前，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到地主徐老爷这一代家中尚有一百多亩良田，家庭收入主要源于土地租给佃农，每年定期收取地租。这是當时地主家庭的缩影，也塑造了典型封建地主少爷的形象。因为占有土地可以不劳而获，享有剥削农民的资本，养成好逸恶劳、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
2福贵嗜賭成性，将祖上所有的家产输给了龙二，迫于生活的压力，向地主龙二租种了五亩田地，每年上交地租。福贵由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家阔少爷变成了靠租种土地上交地租的佃农，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变更，由剥削者变成了被剥削者，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关系。解放后，地主们纷纷被批斗、被枪毙，福贵不仅保全了性命，还翻身重新作了新社会的主人，分得了田地，以龙二为代表的封建地主最终倒在了人民的枪口之下，如果不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倒下枪口下的就是富贵。
（二）社会矛盾研究方法
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大系统，社会诸系统之间，系统诸要素之间，都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关系。人类社会充满矛盾，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3]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但每一社会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研究社会矛盾必须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1福贵是特定年代的典型人物，是中国千百万农民的缩影，客观的反映了人民对命运的无奈，他的形象不仅是普遍的，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的个性在于他承受苦难的姿态。在文中表现为亲人的接踵而去，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然而对人生无常的从容与生命的顽强正是福贵个性的写照，文中写道，“不管怎么着，也得熬着，忍着，受着………”这不仅是他对春生的宽慰，更是自我的抚慰。他相信“鸡长大了会变成鹅，鹅长大了会变成羊，羊长大了会变成牛，牛长大……”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1]余华在小说里创造了福贵这样一个客观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又凸现了福贵共性中的个性，因此在《活着》中，“典型”和“单个人”，共性和个性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2人生在世，生老病死，在所难免，死亡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活着》中的人物都不经意地“遭遇”死亡，死亡似乎构成了这部小说最鲜明最醒目的一道风景。[3]通过密集而频繁的死亡描述，我们的内心也像压着千斤般巨石一样沉重，我似乎在怀疑作家余华是不是有一种对死亡的偏爱。死亡是生命的固有特性，每个人最终都逃不过死亡，这是人生的共性。然而书中人物离开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在共性中体现了个性，文中讲述了福贵儿子有庆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尽管都属于意外死亡，但是情节描写在统一中亦有变化，并不显得雷同。
3余华说：福贵是“我见到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还活着。”[2]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正如作者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1]福贵的不死，让人很是迷惑，可是他活着，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有着自己活着的意义，一方面，他活着的动力源于亲人的鼓励，在文中妻子家珍的贤惠，儿女凤霞的懂事，母亲也劝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他感受到亲人的温情所在，重新复活起来，踏上“活着”的下一站，再下一站的旅程，而没有选择往返或中途停站。另一方面，富贵的生命意识是中国普通农民的信奉的一种人生观。他对生命本身含有敬畏的思想，同时具有孺子牛般的坚忍与坚韧这是中国千百万人民的缩影，具有极强的普遍性。
结语：作家余华从社会实践出发，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以一种近乎客观的视角来描述一段故事，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社会的现实，再现了历史真实境况，这种创作手法源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人物形象塑造上追求典型与个性的统一，福贵并不是“高、大、上”，而是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形象，对人生无常的从容与生命的顽强又是福贵个性的鲜明写照。余华惯用于不掺杂任何主观道德判断进入作品，用辩证的分析方法评价人物，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将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永远放射出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余华著.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郑阿平.中国式的生存哲学的阐释——解读《活着》[J].唐都学刊，2007.23（4）：122-125.
[3]杨春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