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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什么？怎么拍？
“唯收视率”困扰着电视剧创作，收视率高的作品不一定优秀，过度重视收视率导致了急功近利。但创作者又不能不重视收视率，从某个角度来看，收视率代表了老百姓对一部作品的喜爱程度。如何将创作者的价值评判、艺术个性与受众的关注点结合起来，是导演们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冷杉：老百姓愿意看的东西永远是真情、真诚、真实。但是编剧在各方面限制下往往表现得特别老实，比如说革命历史题材，尊重的不是历史，而需要尊重后代人的理念，这就导致电视剧变成了歌功颂德。在我看来，电视剧要表现艺术家对善恶、对人间百态的价值评判。
李大为：在我看来电视剧的最高水平，当然是有一个好的收视率，获得最多数人的认同。艺术的最高难度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你的哲学深度和美学观念，要用观众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巴特尔：很多收视率高的作品未必是好的，只能证明很多人看了。当创作变成一个生存之道，很难留下文化精品。一切围绕着钱的时候，艺术就无从谈起了。我一直认为观众不是上帝，艺术才是上帝。观众是朋友，交心的朋友。
都晓：我们批判“唯收视率”，但仍要重视收视率。如果片子出来只有我们圈内人说好，这个片子不是好片子。我们现在好像一谈到市场，就要把自己的文化内涵流失一部分，去讨好老百姓，其实市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你的文化是否能涵盖到更多的受众心理，把受众诱惑到你身边，让他赞同你的意见。
楼建：我建议我们在创作中一定要严谨一些，我们的电视剧假得很，台词都是说文学语言，没有真正的口语，还有战争戏，你会看到战场上的女人描眉画眼，搞得非常漂亮，这种东西一到市场上观众就觉得假，就丧失收视率。
陈燕民：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在创作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美国片处处是主流价值观，人家把它归纳到了美国宪法里，很简单：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它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围绕这个主流价值观。
都晓：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概括不出来，但最近这两年我一直在创作中找我自己的价值观，强调我的个体感。我想我生活得还算健康，正面的比负面的多。当我输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时，大部分老百姓是能接受的，而且政府也不会跟你唱反调。
韩志君：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努力在作品中表现对生活非同一般的洞见，还要提高艺术表现技巧。
冷杉：我认为电视的法制建设越来越迫在眉睫，审查机构对创作题材的过多限制，会造成一种浪费和对创作积极性的约束，会导致我们的电视剧一直缩手缩脚。结果，我们不去表现的东西，别国的剧表现了，我们就把市场让给了美国、韩国。
陈燕民：电视剧艺术是一个“蛋艺术”，我们所有的观念和艺术想法，都会变成蛋黄，不能有棱角，因为审查是一个圆眼，所有的四棱木头过了圆眼都跟个蛋似的。但是如果我们聪明，能够审时度势，把我们内心充溢着的价值观很有技巧地裹挟起来，不是不能实现。现在的电视剧之林中的那些不朽之作，那些已经两鬓斑白的导演们艺术青春永驻的作品，难道不都是这样实现的吗？
电视剧是谁的艺术？
影视是视听艺术，导演通常被视为影视创作过程中的核心角色，然而，或许由于电视剧的视听语言与电影相比缺乏丰富性，或许由于演员、编剧的片酬水涨船高，近来“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一说法甚嚣尘上。电视剧导演们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张蠡：我听说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导演在生产流程上只是把各个环节给串起来，我感到很茫然。既然是视听艺术，那么应该是导演负责任，为什么现在就变了呢？今年形势特严峻，据说编剧行情暴涨，仅次于演员。
阎建钢：其实导演在创作上花费的劳动和心血，应该是一部电视剧中比重最大的。
韩志君：在一度创作上，编剧是重要的；在二度创作上，导演是重要的。应该这么说，编剧是首要的，导演是主要的，演员是重要的，投资是必要的。
李大为：导演要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把心态先放松，别愤世嫉俗，也别狂妄自大。我们在发牢骚的时候，要想想我们能做些什么。要重视自我品牌的塑造，一方面通过作品传输思想，同时我们必须走到幕前去。以前我特别反感这个，咱都没受过表演训练，到镜头前可能真不如演员活跃，下一步我一定要打破这个僵局，我要走到前面去。
阎建钢：我现在已经开始改了，以前连采访都躲着，不愿意自己去露面，其实恰恰是对很多资源的浪费，后来我开玩笑对演员说，为了你们我得出台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电视剧要打造导演品牌，要打造个性品牌。
杨阳：为了整个团队，我们导演要勇敢地走到前台去，让社会知道一部作品的产生，谁是给予这部作品灵魂的人，这是我们每个导演义不容辞的责任。
萧锋：现在我们的生存环境很恶劣，每次听到演员炒导演的消息心里挺难受，但细想，归根到底还在于我们自身不够强大。确实很多电视剧拍摄，导演就只是喊“预备开始停”，永远是近景对切，最后一个全景结束，长此以往，我们镜头语言的功能就没有了。在剧组，我们的地位已经从老大到了老四。说到底，真的不在于环境，还是在于我们自身，我们要苦练内功。
楼建：我个人认为，导演被炒是因为导演不值钱，投资方认为，导演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谁都能拍。但时间上、经济上不允许我们追求电影导演的镜头和叙事，逼得我们采用这种简便的方式来拍。这还是说明自己不够强大，只有靠努力，靠付出一切的辛劳，还有经验和技巧，使自己强大起来。
李大为：化被动为主动，有一种方式是自己做项目，这样就可以挑战我们的行业规则。如果是我自己的项目，我就敢花钱给所有的组员买椅子买桌子，我不允许我的组员蹲着吃饭；我就敢给剧组休周末；我就敢用新人，把明星的价格拉下来。
赵宁宇：各方都有问题，我们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如果中国电视剧是一个足球队的话，导演是踢后卫的。前锋、前卫都进球，丢球老跟后卫有关系，但是各个队的队长最多的都是后卫，处于掌控全局的位置。特别是现代足球，越防守得好，战绩越好，导演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对创作中方方面面的经验要勤于总结，要拿出有效的方案。除了自身练功以外，在产业格局的调整之中，要占领制高点。一个战略的准确选择是超过十个战术的胜利的。 杨阳：我们要有一颗高贵的心，如果我们自己自轻自贱，命运就会更悲惨。作为导演我们要有一颗王者之心，在整个制作团队里，我们是狮子王，我们有一身的武艺和本事，可以和任何野兽去战斗，我们有体力，有智慧。我们还有一颗洁身自好的心，不管在怎样污浊的环境里，要珍惜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当你具有王者风范的时候，即使你不说话，你是团队是紧紧地站在你身边的。
如何坚守信念，修炼内功？
面对电视剧创作上的种种限制，面对市场的种种诱惑，面对整个环境的喧哗和骚动，导演要坚守怎样的艺术创作原则？如何守护内心的一份信念？如何不断地提升艺术修为，创作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精品？
都晓：我们是玻璃瓶里的蚂蚁，你看到外边的世界太精彩了，但只能玻璃瓶里爬着，你的空间就是那么大。我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视野的极大开阔和思想的极度苦闷，造成了一种生存的迷茫感。当这瓶子滚动起来，你看到的世界范围更大，可能你会更痛苦。
韩志君：我们现在的体制再僵化，还能僵化到“十七年”那样吗？即便在当年那么“左”的环境下，中国电影界也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像《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上甘岭》。每个人都只能在既定的环境中创作，我们不能抓着自己的手离开地球，重要的是我们导演的自省、坚守和提高。剧本不好，大腕专政，但给你钱很多，你经不经得起诱惑？戏很糟糕，但是主旋律能得奖，你是不是坚守？体制的改变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伊朗的的审查制度比我们宽松吗？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表现人性、人情的艺术精品？伊朗的艺术家相信，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来说，最伟大的批评家是时间，时间像筛子筛掉一切沙子，只留下精华。
金姝慧：制片人对导演限制太多，比如：不准改剧本，男女一号必须他定，一天必须拍九页纸。问题是剧本由枪手所写，驴唇不对马嘴；定的演员不靠谱；一天拍不了九页纸。我觉得，导演在制片前面很弱势。
阎建钢：不管有多难，在我们手中掌握机会的时候，怎么做，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怎么在苛刻的条件下，提高我们有效劳动的比例，这里面有经验，有智慧，有专业技能。我拍《赵氏孤儿》，45集只拍了96天，这都是逼出来的。我们不要做愤青，一定要求变。所谓的坚守，不是坚守自己过去那套创作习惯，而是在满足这部戏的预期售价的前提下，决不再多花一分无效劳动。
车径行：当前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生态确实比较严峻。中国电视剧导演为什么话语权旁落他人，为什么不能够坚持下来，首先源于电视剧导演的职业操守，在操守的基础上才有坚守。现在电视剧和电影的创作环境不一样，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视剧和电影的物理结构已经一样了，都是数字摄制，未来电影导演和电视剧导演是用镜头说话。所以，怎么用摄影机把故事诠释好就是导演们要练的内功了。
林楠：作为刚刚起步的年轻导演，我特别痛苦的是在夹缝中找一个点，既能让你的作品看着不很脸红，又能给老板挣了钱，这样才能有下一次机会。在拍戏过程当中你要忍太多太多的事情，我拍戏只有20%的快乐，剩下的80%是非常的不快乐，我用80%的不快乐来交换这20% 的快乐。年轻时脾气不好，这几年我觉得我越来越好了，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一个自我强大的过程。让我庆幸的是，起码价值观没丧失。
张蠡：面对一些苛刻的条件，咱们可以说不。我产量不高，但是所创作的一定是我喜欢的，我一定要保护基本的底线，保证作品的品质。
杨阳：我们要有一颗忍耐的心，忍耐我们的清贫、孤单和委屈。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容易有一颗坚持的心，但是当我们有一些成就了，可能会变得懒惰、圆滑，想去更容易地收获一些东西，坚持的心会慢慢地变小。这个时候我们要相互鼓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萧锋：实际上台湾电影已经远远超过香港电影、大陆电影，拍《奥德赛?巴莱》的魏德圣给很多启发，他们的条件真的比我们差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形成了一个气候，一个团队，很多中青年导演倾家荡产，一同坚持对本土文化的热爱，结果他创造了台湾电影的最高票房。如果我们电视剧导演也团结起来，我相信我们的生存状态会好得多。
“唯收视率”困扰着电视剧创作，收视率高的作品不一定优秀，过度重视收视率导致了急功近利。但创作者又不能不重视收视率，从某个角度来看，收视率代表了老百姓对一部作品的喜爱程度。如何将创作者的价值评判、艺术个性与受众的关注点结合起来，是导演们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冷杉：老百姓愿意看的东西永远是真情、真诚、真实。但是编剧在各方面限制下往往表现得特别老实，比如说革命历史题材，尊重的不是历史，而需要尊重后代人的理念，这就导致电视剧变成了歌功颂德。在我看来，电视剧要表现艺术家对善恶、对人间百态的价值评判。
李大为：在我看来电视剧的最高水平，当然是有一个好的收视率，获得最多数人的认同。艺术的最高难度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你的哲学深度和美学观念，要用观众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巴特尔：很多收视率高的作品未必是好的，只能证明很多人看了。当创作变成一个生存之道，很难留下文化精品。一切围绕着钱的时候，艺术就无从谈起了。我一直认为观众不是上帝，艺术才是上帝。观众是朋友，交心的朋友。
都晓：我们批判“唯收视率”，但仍要重视收视率。如果片子出来只有我们圈内人说好，这个片子不是好片子。我们现在好像一谈到市场，就要把自己的文化内涵流失一部分，去讨好老百姓，其实市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你的文化是否能涵盖到更多的受众心理，把受众诱惑到你身边，让他赞同你的意见。
楼建：我建议我们在创作中一定要严谨一些，我们的电视剧假得很，台词都是说文学语言，没有真正的口语，还有战争戏，你会看到战场上的女人描眉画眼，搞得非常漂亮，这种东西一到市场上观众就觉得假，就丧失收视率。
陈燕民：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在创作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美国片处处是主流价值观，人家把它归纳到了美国宪法里，很简单：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它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围绕这个主流价值观。
都晓：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概括不出来，但最近这两年我一直在创作中找我自己的价值观，强调我的个体感。我想我生活得还算健康，正面的比负面的多。当我输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时，大部分老百姓是能接受的，而且政府也不会跟你唱反调。
韩志君：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努力在作品中表现对生活非同一般的洞见，还要提高艺术表现技巧。
冷杉：我认为电视的法制建设越来越迫在眉睫，审查机构对创作题材的过多限制，会造成一种浪费和对创作积极性的约束，会导致我们的电视剧一直缩手缩脚。结果，我们不去表现的东西，别国的剧表现了，我们就把市场让给了美国、韩国。
陈燕民：电视剧艺术是一个“蛋艺术”，我们所有的观念和艺术想法，都会变成蛋黄，不能有棱角，因为审查是一个圆眼，所有的四棱木头过了圆眼都跟个蛋似的。但是如果我们聪明，能够审时度势，把我们内心充溢着的价值观很有技巧地裹挟起来，不是不能实现。现在的电视剧之林中的那些不朽之作，那些已经两鬓斑白的导演们艺术青春永驻的作品，难道不都是这样实现的吗？
电视剧是谁的艺术？
影视是视听艺术，导演通常被视为影视创作过程中的核心角色，然而，或许由于电视剧的视听语言与电影相比缺乏丰富性，或许由于演员、编剧的片酬水涨船高，近来“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一说法甚嚣尘上。电视剧导演们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张蠡：我听说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导演在生产流程上只是把各个环节给串起来，我感到很茫然。既然是视听艺术，那么应该是导演负责任，为什么现在就变了呢？今年形势特严峻，据说编剧行情暴涨，仅次于演员。
阎建钢：其实导演在创作上花费的劳动和心血，应该是一部电视剧中比重最大的。
韩志君：在一度创作上，编剧是重要的；在二度创作上，导演是重要的。应该这么说，编剧是首要的，导演是主要的，演员是重要的，投资是必要的。
李大为：导演要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把心态先放松，别愤世嫉俗，也别狂妄自大。我们在发牢骚的时候，要想想我们能做些什么。要重视自我品牌的塑造，一方面通过作品传输思想，同时我们必须走到幕前去。以前我特别反感这个，咱都没受过表演训练，到镜头前可能真不如演员活跃，下一步我一定要打破这个僵局，我要走到前面去。
阎建钢：我现在已经开始改了，以前连采访都躲着，不愿意自己去露面，其实恰恰是对很多资源的浪费，后来我开玩笑对演员说，为了你们我得出台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电视剧要打造导演品牌，要打造个性品牌。
杨阳：为了整个团队，我们导演要勇敢地走到前台去，让社会知道一部作品的产生，谁是给予这部作品灵魂的人，这是我们每个导演义不容辞的责任。
萧锋：现在我们的生存环境很恶劣，每次听到演员炒导演的消息心里挺难受，但细想，归根到底还在于我们自身不够强大。确实很多电视剧拍摄，导演就只是喊“预备开始停”，永远是近景对切，最后一个全景结束，长此以往，我们镜头语言的功能就没有了。在剧组，我们的地位已经从老大到了老四。说到底，真的不在于环境，还是在于我们自身，我们要苦练内功。
楼建：我个人认为，导演被炒是因为导演不值钱，投资方认为，导演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谁都能拍。但时间上、经济上不允许我们追求电影导演的镜头和叙事，逼得我们采用这种简便的方式来拍。这还是说明自己不够强大，只有靠努力，靠付出一切的辛劳，还有经验和技巧，使自己强大起来。
李大为：化被动为主动，有一种方式是自己做项目，这样就可以挑战我们的行业规则。如果是我自己的项目，我就敢花钱给所有的组员买椅子买桌子，我不允许我的组员蹲着吃饭；我就敢给剧组休周末；我就敢用新人，把明星的价格拉下来。
赵宁宇：各方都有问题，我们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如果中国电视剧是一个足球队的话，导演是踢后卫的。前锋、前卫都进球，丢球老跟后卫有关系，但是各个队的队长最多的都是后卫，处于掌控全局的位置。特别是现代足球，越防守得好，战绩越好，导演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对创作中方方面面的经验要勤于总结，要拿出有效的方案。除了自身练功以外，在产业格局的调整之中，要占领制高点。一个战略的准确选择是超过十个战术的胜利的。 杨阳：我们要有一颗高贵的心，如果我们自己自轻自贱，命运就会更悲惨。作为导演我们要有一颗王者之心，在整个制作团队里，我们是狮子王，我们有一身的武艺和本事，可以和任何野兽去战斗，我们有体力，有智慧。我们还有一颗洁身自好的心，不管在怎样污浊的环境里，要珍惜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当你具有王者风范的时候，即使你不说话，你是团队是紧紧地站在你身边的。
如何坚守信念，修炼内功？
面对电视剧创作上的种种限制，面对市场的种种诱惑，面对整个环境的喧哗和骚动，导演要坚守怎样的艺术创作原则？如何守护内心的一份信念？如何不断地提升艺术修为，创作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精品？
都晓：我们是玻璃瓶里的蚂蚁，你看到外边的世界太精彩了，但只能玻璃瓶里爬着，你的空间就是那么大。我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视野的极大开阔和思想的极度苦闷，造成了一种生存的迷茫感。当这瓶子滚动起来，你看到的世界范围更大，可能你会更痛苦。
韩志君：我们现在的体制再僵化，还能僵化到“十七年”那样吗？即便在当年那么“左”的环境下，中国电影界也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像《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上甘岭》。每个人都只能在既定的环境中创作，我们不能抓着自己的手离开地球，重要的是我们导演的自省、坚守和提高。剧本不好，大腕专政，但给你钱很多，你经不经得起诱惑？戏很糟糕，但是主旋律能得奖，你是不是坚守？体制的改变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伊朗的的审查制度比我们宽松吗？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表现人性、人情的艺术精品？伊朗的艺术家相信，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来说，最伟大的批评家是时间，时间像筛子筛掉一切沙子，只留下精华。
金姝慧：制片人对导演限制太多，比如：不准改剧本，男女一号必须他定，一天必须拍九页纸。问题是剧本由枪手所写，驴唇不对马嘴；定的演员不靠谱；一天拍不了九页纸。我觉得，导演在制片前面很弱势。
阎建钢：不管有多难，在我们手中掌握机会的时候，怎么做，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怎么在苛刻的条件下，提高我们有效劳动的比例，这里面有经验，有智慧，有专业技能。我拍《赵氏孤儿》，45集只拍了96天，这都是逼出来的。我们不要做愤青，一定要求变。所谓的坚守，不是坚守自己过去那套创作习惯，而是在满足这部戏的预期售价的前提下，决不再多花一分无效劳动。
车径行：当前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生态确实比较严峻。中国电视剧导演为什么话语权旁落他人，为什么不能够坚持下来，首先源于电视剧导演的职业操守，在操守的基础上才有坚守。现在电视剧和电影的创作环境不一样，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视剧和电影的物理结构已经一样了，都是数字摄制，未来电影导演和电视剧导演是用镜头说话。所以，怎么用摄影机把故事诠释好就是导演们要练的内功了。
林楠：作为刚刚起步的年轻导演，我特别痛苦的是在夹缝中找一个点，既能让你的作品看着不很脸红，又能给老板挣了钱，这样才能有下一次机会。在拍戏过程当中你要忍太多太多的事情，我拍戏只有20%的快乐，剩下的80%是非常的不快乐，我用80%的不快乐来交换这20% 的快乐。年轻时脾气不好，这几年我觉得我越来越好了，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一个自我强大的过程。让我庆幸的是，起码价值观没丧失。
张蠡：面对一些苛刻的条件，咱们可以说不。我产量不高，但是所创作的一定是我喜欢的，我一定要保护基本的底线，保证作品的品质。
杨阳：我们要有一颗忍耐的心，忍耐我们的清贫、孤单和委屈。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容易有一颗坚持的心，但是当我们有一些成就了，可能会变得懒惰、圆滑，想去更容易地收获一些东西，坚持的心会慢慢地变小。这个时候我们要相互鼓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萧锋：实际上台湾电影已经远远超过香港电影、大陆电影，拍《奥德赛?巴莱》的魏德圣给很多启发，他们的条件真的比我们差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形成了一个气候，一个团队，很多中青年导演倾家荡产，一同坚持对本土文化的热爱，结果他创造了台湾电影的最高票房。如果我们电视剧导演也团结起来，我相信我们的生存状态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