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读了一些关于转型和赦免的书。这是计划外的，因现实问题及争论带来的。所谓现实问题及争论，即中国如何向民主宪政转型，动力何在，转型时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如何把阻力变成动力。我提出了“以特赦促政改”的设想，引起了争论，必须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依据和规律。
　　中国史方面，开头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赦宥考，马先生的活儿做得比较粗。再看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的赦考，分类细致，考证详实，省却了后人许多麻烦。读了沈先生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种赦，为什么赦，赦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大体就明白了。
　　沈先生没做清朝部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得出中国历史上的赦免数据：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2132年，以中原正统王朝计，有1716赦，平均1.24年一赦。为何如此频繁？简单说来，就是交易合算。皇帝在各方面买好，铲事，所付不多，所得不少。
　　世界史部分，一查才发现，讨论转型的书还真出了一些。中国出版界没有缺位。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早就读过，带着问题再读，又有新的收获。后者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亨廷顿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第三波》记载，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关于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
　　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讨论南欧、南美和苏东的转型经验，有史有论，质量上乘。我们可以了解已经历过转型的地区如何出事，如何转型，和其他政体相比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弱点。
　　朱云汉等人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读来也有类似的体验。
　　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套四卷本大作中的最后一本，为前三卷做结论。在他们笔下，转型好比一场大戏，有开幕，有发展，还有高潮。不同的角色在戏中互动，有分有合，各有各的算计。可惜前三卷未译成中文，结论固然精彩，却少了史实的铺垫。
　　苏联转型，有科兹和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官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读苏联转型，出人意料又言之成理，读了颇受启发。确实，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是一个常量，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官僚集团的想法和行为。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如何实现？追问下去，苏联转型动力的另外一面便浮现出来。
　　英国教授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专论历史罪行的清算与赦免。从“二战”之后的欧洲清洗，说到苏东转型之后，横跨南非、拉美和中东。从世界史的角度一看，其对阶级敌人的清算是最彻底的，极右的西班牙佛朗哥也不相上下。两端相似，中间则大打折扣，一折再折。从历史后果的角度看，打折比彻底好。
　　上述书中有一例涉及赦免的法律问题：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九成是平民。200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均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一种声音认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后，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满篇数学模型，但抽象出来的几个影响转型的变量及其关系，确实既有新意，又有见地。他们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缺乏，将造成民主的困境。一极想共产，一极想自保，在冲突如此激烈的社会里，民主如何诞生，又如何巩固？南美民主制度的几次反复，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读中国史，我很想按照老路子找找定律，但没有找到。读世界史，不敢有找規律的抱负，却和一条疑似的定律撞了个满怀。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种是改替，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在亨廷顿笔下，这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亨廷顿没说。依我之见，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其背后的道理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也就是说，由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决策者趋利避害，自然会努力降低成本，自己赦免自己。实力对比和利害计算都是真家伙、硬东西，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
　　在我看来，三种转型与清算的对应关系，分明就是一条定律，可称为“转型清算律”。简单说来只消一句话：政府主导的转型没有自我清算。不过，没有对加害方清算，对受害方的补偿还是会有的，如果受害者努力争取的话。只是平反补偿的比例高，清算的比例却低得不值一提。 　　

吴思谈“以特赦促政改”

2012年5月，我谈了一种设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以特赦作为激励机制，有可能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

具体做法是：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官民的政治经济罪过，无论已发觉或未发觉，皆在赦免之列。我认为，某些政改的反对者有钱有权，但缺乏安全感，以特赦为悬赏，将使他们转变立场。

这个设想中的政治交易得到了一些赞扬，但更多的是批评质疑。批评质疑大体不出五个方面：

1.置公平正义于何地？2.置法律于何地？3.民众将如何反应？4.官员将如何反应？5.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途径是什么？

——公平正义问题。这是一揽子交易，特赦与政改的交易。单讲特赦而不提政改是误解。讲特赦时单提官场而不提民间也是误解。

——法律问题。中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只要遵循法定程序，特赦就是合法的。法律尊严早已大成问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把人治社会建成法治社会，确立法律的尊严。在转向民主宪政的广阔进程中，既有守法，也有变法。

——民众态度问题。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颇高。某个能干的贪官倒台了，常常听到惋惜之论：贪点就贪点，办实事就行。这显示了一种交易心态。更根本的是：这种政治交易不必说服民众，民主社会才必须说服民众。在官强民弱的转型案例中，转型完全由官方主导，民众参与极弱。赦免和清算背后的历史规律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利与害又由拥护者和反对者实际力量的对比决定。

——官员态度问题。一类是让支持政改的清官和循规蹈矩的官员心理不平衡，另一类是置疑：赦免承诺可信吗？依据中国经验，很容易想到“坦白从严”和引蛇出洞；依据世界经验，很容易想到“阿拉伯之春”中一些官员的下场。已有的规律支持：官方主导的转型成功了，民间主导的转型中的清算风险就永远解除了，连移民或逃亡后的引渡风险都不必承担。

——政改路径问题。把赦免看作和平轉型的必要条件，不仅依据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依据中国现实的利害关系。特赦交易，可以化对抗为合作。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平反清算周期律》，依据的是明朝史实。现在扩展一下，进入世界各国的转型史，就成了转型清算律。时空距离遥远，但背后的道理相同。明白了这条定律，不仅可以预测未来，各种势力如何主动运用，趋利避害，更是引人遐想。
　　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有后发的优势，那就是通过读史，学习成功者的经验，吸取失败者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