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传统私塾教育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虽然追求思想进步、倡导社会变革，其在文学创作的体例和风格上却更趋向于传统。扎实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积淀为毛泽东提供了受用一生的丰富素材，对其写作技法的形成与成熟也有着重大影响，更有力地塑造了其奋发昂扬、乐观豪迈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毛泽东；青年时期；文学修养；理论创新
　　论及毛泽东同志的文学修养，人们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奇伟壮绝、意气飞扬、脍炙人口诗句，它们虽然写就于毛泽东同志革命生涯中的不同阶段，与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革命经历高度相关，其源头却可以一直追溯至毛泽东同志尚未投身革命的青年时期。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通过学校教育以及自己的不懈探索，早早具备极为丰厚文学积淀，这也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乃至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源头。
　　早在幼时，接受私塾教育的毛泽东同志就已经熟读了《论语》、《孟子》、《诗经》等传统典籍，《公羊春秋》、《左传》、《汉书》、《通鉴纲目》等也在其涉猎范围内，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奠定了他最早的思辨、表达能力，也激发了他的以文言志、文以载道的表达欲。这种对于古典文学的热爱直至毛泽东同志成为一位具有新思想的热血青年、入读湖南师范第一學校时也未曾更改。在他的读书、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年轻的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自己的观点：“谈理要新，学文要古”，类似的表述在他写与友人的书信中也随处可见。可以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虽然追求进步，力倡解放思想、砸碎旧范，但在文学倾向上却一度趋于传统。这种倾向对毛泽东同志文学乃至其他实践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毛泽东同志早年的古典文学积累为其提供了受用一生的丰富素材。正如毛泽东同志自己在《讲堂录》中所写的那样，“经史百家，天文理数，章程典故，草木虫鱼，何一而非文之材”，青年时期广泛的古文阅读帮助毛泽东同志积累了大量的神话、义理、史实、典故。面对“今人之失在材不足”的现状，毛泽东同志格外重视素材的积累，其生动风趣、深刻而不失简明的文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便赖于此。除素材积累之外，毛泽东同志对于素材运用的探究也可谓颇费苦工，“掌故之用有三种：一用于词章，如神仙之类；二用于义理之文，如井田、学校、帝王之类；三用于科学，则物理事实是也”。毛泽东同志其后的诗词创作因为各类神话、典故的点缀而显得大气厚重、文采飞扬；各种政论文章、文稿讲话也因为大量史实、义理的加入而变得富于说服力和号召性；其通过翻照古语、推陈出新所作的精彩表达也成为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脍炙人口的时代新语汇，以上重大成就都与青年毛泽东同志的古典文學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次，毛泽东同志早年的古典文学积累对其写作技法的形成与成熟有着重大影响。熟读《昭明文选》使得青年毛泽东同志已能够在文章中熟练地运用大量骈体句，赋予其文章以沛然的气势与晓畅的格律。对唐宋古文与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喜爱则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同志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上述两派古文家一样，青年毛泽东同志极重视文章的谋篇布局，追求行文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吞吐开闭，正如他在曾在《讲堂录》中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出龙门，一泻至遗关；东届，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届，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讲堂录》更记载了青年毛泽东同志研究韩愈散文、方苞《与翁止书》与和姚鼐《范蠡论》的体会。通过仔细研读、揣摩韩文，毛泽东同志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写作基础，形成了与韩愈类似的、雄辩而流畅的语言风格；对方苞、姚鼐文学理论的研习又使得毛泽东同志体悟了桐城派古文义法并重、气理兼具的艺术理念，追求文章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贯穿毛泽东同志一生的豪迈狂放文字风格与简切动人的表达技巧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此后的毛泽东同志文学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书信，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充满着先声夺人的气魄与引人入胜的思辨，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人入情入境，心悦诚服。
　　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早年的古典文学积累更有力地塑造了其奋发昂扬、乐观豪迈的精神气质，这从毛泽东同志早年的文学审美与阅读倾向中便可以窥知。毛泽东同志推崇传统的“言志”、“缘情”观点，认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在于“表彰自我之能力”，这与他人格中外放而自信的一面高度吻合，也是成为革命领袖所需要具备的重要品质之一。与此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郑观应《盛世危言》、谭嗣同《仁学》等书籍的阅读激发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现实的批判意识，对《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痴迷则赋予了毛泽东同志志存高远、敢想敢做、改天换地的革命豪情。上述要点不仅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毛泽东同志日后文学作品的主题，也内化为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与毛泽东同志的文学创作、革命实践等环节形成一种有机统一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