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20世纪伊始,此时,巴黎仿佛是世界的中心。
　　当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幕,这已经是巴黎历史上第三次举办世界博览会。在被称为“世纪之总”的盛会上,展示了西方整个19世纪的先进文明成果,参观者超过4000万人。如果按数量统计,这一年,每十个欧洲人就有一个来到过巴黎。
　　
　　虽然随着德国占领巴黎计划的落空,情况多少有所改观。但这绝不是战争给巴黎时尚界带来唯一的创伤。为了补充兵员,法国政府征召了大量男丁入伍,这其中甚至包括战前巴黎时装的灵魂人物——有“时装之王”雅号的保罗•波烈。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保罗•波烈就以他革命性的时装理念引导着巴黎的风尚。他提出的女装曲线新观念,将女子从紧身胸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设计的V领宽松外套取代了过去几乎没有任何空隙的紧口领,让女性能自由呼吸,他将伊斯兰、印度、日本风情介绍给大众,以至在巴黎形成了东方热。
　　就是这样一位时装导师,在战时却只能呆在被服厂中设计大衣,为能给军装省下一米面料而绞尽脑汁,这无疑是巴黎时装界的重大损失。由于设计师和裁缝的大量流失,1914年秋冬季,巴黎女装杂志居然拿不出新款式介绍给大众,只能建议他们的读者在前一年秋冬款上加些黑色、褐色、海军蓝色的真丝或雪纺罩纱,权且当作新款,聊以自慰。
　　然而,时尚界最致命的打击来自资源的匮乏。当时,时装业最重要的原料是羊毛,但是东线激烈的战事却让法国的羊毛产量锐减七成,再加上军服的大量需求,哪怕是最劣等羊毛也供不应求。潜艇战的出现更是让法国的羊毛进口几近瘫痪。
　　战争岁月里,巴黎市场上羊毛纺织品的价格飞涨。根据百货公司记录,1915到1916的一年时间里,羊毛女士套装价格从79法郎上升到131法郎,涨幅达到百分之六十。以羊毛为原料的天鹅绒价格,从1915年的5.75法郎一米,涨到1916年的8.50法郎一米,到1917年,则飙升到10.50的高位。1918年10月号的Femina杂志悲哀地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穿僧侣袍(羊毛面料)比穿织锦缎(真丝面料)更奢侈。”
　　匮乏的不仅仅只有羊毛。一战之前,法国时装工业用于印染的化学原料,绝大多数进口自德国。战事一开,进口渠道就此封闭。国内有限的库存,也被军工厂接管,因为制造染料的原料同样可以用来生产炸药。
　　和羊毛、染料一样,皮草也被当作军用物资,实行管制。因为征兵,熟练工人的损失让时装界头疼不已。匮乏,成为1914到1918年间,时尚圈里最常见的字眼。巴黎优雅富足的美好时代,从此成为历史。
　　
　　改革,时尚的主题词
　　
　　罗兰•巴特曾经说过:“历史中一段暴烈的插曲(战争、迁徙、革命等),往往是将原有体系击倒的最后一拳”。一战时期的物资匮乏,逼迫巴黎时尚界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它们放弃了从前以“帝国幻象”为蓝本的风尚,迅速进入了现代时装的阶段。引导时装走上尊重人性道路的,却正是反人性的战争,说来不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一战为欧洲带来的重大改变之一,就是让女性有机会走出家门,全面参与到社会工作之中。虽然一战之前,已经有不少女权主义者倡导女性在经济中的地位。可是,碍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例子依然是凤毛麟角,工作岗位更被框定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而战争的残酷让反对女人工作的声音噤若寒蝉,劳动力的缺乏更让女士们开始操持起以往只属于男人的工作,比如开电车、进工厂、耕种等等。
　　大量的户外活动决定了女性着装必须合体、舒适、宜于运动。于是,紧身胸衣这种束缚了女性四百年的时装迎来了它的末日。1914年以前,无论是翻看的百货商店产品目录还是女装杂志,不管什么季节,都会有穿紧身胸衣的模特出现在显眼的地方。但是1914年之后,很少有杂志将紧身胸衣当作报道重点,更别说向读者推荐了。
　　你能指望顾客穿着它从事体力劳动?女性户外活动的与日俱增,让紧身胸衣成了彻头彻尾的过气明星。
　　伴随着紧身胸衣退出历史舞台,套装开始成为女士衣柜里的主角。套装由休闲装发展而来,穿着舒适。不过,一战前它可是被当作为女性争取参政权团体的制服。在战时的巴黎,套装因其能轻松应对各种场合而倍受青睐:工作可穿,上街可穿,买菜可穿,换一件考究的上衣甚至能出席晚宴。套装取代了紧身胸衣,成为女士最普遍的日常装束,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巴黎的另一位时装大师夏奈尔将套装的设计发扬光大,成为品牌的当家款式。
　　一战期间,巴黎女士时装的另外一潮流是制服风格。因为大量女性从事着战争后勤工作,如军工厂工人、司机、邮递员等,而这些工作经常要求身穿统一的制服,于是制服风格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女性日常着装领域。甚至于法国女性首次穿上长裤,也是在这个时候。阳刚的制服风格给巴黎的时装设计增添的很多新的灵感,“中性化”成为一个具有奇妙吸引力的设计理念,直到如今也魅力不减。
　　不过,要是觉得制服风格全是男人味十足,那也错得离谱。制服中最受欢迎的是护士装。甚至是那些眼高于顶的贵妇人们,也希望成为温柔与善良的化身。当时在巴黎时尚界已经很有名气的朗万女士(Jeanne Lanvin)就曾经为这些上流社会的女性们打造过带有红十字臂章的高级时装。
　　就在战士们浴血疆场的时候,身居巴黎的女士也开始了战斗。只不过她们是战斗在厨房中,保育室内,工厂里,大街上……相比几个国家争霸欧洲的战争,女性用不懈的战斗为自己赢得了解放,打拼出一个不再受人约束与摆布的未来。
　　
　　匮乏,创新的源泉
　　
　　虽然已经能最大限度调动起女性的劳动热情,但物资匮乏依然是巴黎时装界最大的障碍,而且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于是,从面料开发商到设计师、裁缝,巴黎开始了“创新大赛”,因陋就简,誓要在战争的阴霾中重燃美的火种。
　　第一个难题就是面料紧缺。羊毛因为产量骤降而供不应求,再加上一些商人的囤积居奇,羊毛纺织品的价格居高不下。连时装杂志做专题的时候都要慨叹:“我们什么都能找到,但是什么都很贵!”
　　于是,时装界开始了“节省面料”运动。1915年的时候,流行的还是下摆宽大的长裙,而到了1917年,直身裙变成了市场的主流。巴黎高级时装工会也应政府的要求,自觉削减了制作时装所使用的面料量。同时,一项针对羊毛面料消费的特别税也开始征收。
　　种种措施导致了巴黎流行女装面料量一减再减。以著名的钟形裙为例,1915年制作一条钟形裙需要八米面料,而到了1916年,面料量减至五米半。过了一年,这个数字再减一米。
　　
　　有意思的是,当时装界正被迫削减面料使用量的时候,有人却自愿升高了裙摆。首倡之人是那些在战地医院奔忙的护士,她们早就深受长裙之苦。长可曳地的裙子,不但穿着不适,更阻碍了她们的自由活动。于是,脚下那一段既不卫生又拖沓碍事的裙摆,便在护士的剪刀下消失了。
　　没想到,护士们的大胆尝试和时尚界一拍即合。从此,这种露出脚踝,并时常搭配饰带半靴的裙子就成了最时髦的款式。当然,它也是到那时女装中最自由舒适和实用的款式。那个时代的设计师朗万女士,亲切地称之为“war crinolines(战裙)”。
　　从中世纪开始,西方女性着装始终以露出双腿为禁忌。直到1915年,这个规则终于开始松动。虽然只是手掌宽的一截,却是女性时装发展历史的里程碑。
　　面料上的创新并没有到此结束,节流必须和开源同时进行。巴黎的设计师瞄上了真丝这种以往的奢侈面料。由于日本对法国的蚕丝出口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巴黎市场上的丝绸面料价格基本稳定。这让很多原本使用羊毛面料的设计师转投真丝门下,或者将丝绸、皮草、毛料等组合起来使用。加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量俄罗斯手艺人逃亡巴黎,带来许多珍贵的刺绣技法,也使得蕾丝和刺绣装饰在这个时期大行其道。
　　另外,由于皮草作为军用物资受到管制,面料商不得不开发许多被人忽视的新型毛皮原料,如旱獭、麝猫、海狸等等。还有些设计师开始关注全棉纺织品——这种以往让人感觉比较廉价,基本只出现在下层居民身上的面料。当然,随着战争的进程,众多用于战场的特殊材料也成为设计师的灵感来源。比如巴宝莉赖以起家,制作风雨衣的橡胶涂层防水面料,甚至制造飞机用的军用新材料……战争结束的几年后,这些当时看似怪异的面料试验,却成为巴黎时装帝国迅速复兴的基石。
　　20世纪初期,巴黎被誉为世界时尚之都,这份殊荣植根于自时尚界和市民对美的探索与坚持。对美的探索,可从虽然兵临城下、物资匮乏,巴黎时装业仍因地制宜地创造流行管窥一二。而对美的坚持。1918年8月,法国工业部和贸易部牵头组成了一个国家服装委员会,想向大众推广一套名为“标准套装”的服饰。本意是为对抗通货膨胀而低价倾销的“标准套装”,却在巴黎遭到冷遇。因为这套由百分之五十回收羊毛,百分之二十五碎棉花和百分之二十五新羊毛组成的衣服,质量实在低劣,哪怕是身处匮乏之中的巴黎居民也不愿意自降身价穿它。
　　漫画家Henriot在周刊《L’Illustration》上发表作品,讽刺标准套装是:“爸爸妈妈小孩,穿上去都一样。法兰西居然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人人平等!”这个评论虽然刻薄,却也说出了些许真理:巴黎成为时尚之都,靠的民众和艺术家是对美、对多样性的追求和坚守,想靠一个国字头单位推出的所谓“标准”来统一民众的审美,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