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3年是历史上极为普通的一年,除了明朝最长的万历时代从这一年开始外,几乎没有大事发生。这一年,距离明朝开国已205年,期间除了与瓦剌部零星几次战争,大体安享和平。天下承平日久,社会日益繁盛,这本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极为乐见的局面。
　　但与朱元璋所期盼的那种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不同,此时的明王朝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白银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
　　伴随着经济的成长,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明王朝广袤的国土上,无论是通衢大道,还是偏僻山野,都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出门人,这些人不但有赶考的学子,外放的官员,还有贩运商品的行商,以及出门游历的旅行者。出门人即多,也加快了信息的扩散,天下大事,山野奇闻,或多或少都吹送到普通民众的耳中,而好事者记之以笔墨,付之以雕版,印刷成书,竟然成就了一个通俗文学的高峰。
　　商业社会的崛起,使得千年传承的“士农工商”阶层排序被打破,向来被鄙视的“逐利之徒”而今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掌控者,他们消费着最奢侈的物品,赚取最丰厚的财富,同时还不停洗刷着人们的道德观念。
　　向来清高的士人们也参与到这看似繁茂的商业盛景之中。士人们的活跃带来了文化的繁盛,也带来了思想的更新,消费主义引领下的纵欲狂潮从思想和身体两方面都解放了压抑已久的士子们,但在这一场看似欢愉的盛宴之下,则是这些士人们如何保持道德水准和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两难困惑。
　　几种能量的合力,一个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的雏形第一次以相对清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但一些亘古不变的规则看起来却很难扭转,文人们恣意狂放的背后,是少见的文化盛景,以至于这一段时期被后人称为“文治响盛”,但无论如何却也难掩盖其孱弱的基础。在并不崇高的逐利风气和欲望的引领下,是整个社会盛极一时的消费狂潮,但这并不是经济转型的开始,只是为最终的糜烂埋下了伏笔。
　　1573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成为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十岁的朱翊钧登基之时,禁锢大明朝对外交往的海禁已于六年前放开,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还得要八年后才全面铺开。一个商品社会的雏形已然崛起,但相关意识和政策还停留在中古时代。
　　这一年,倒是帝国南方的一件小事颇值得一书,盘踞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第一次向明政府缴纳了500两银子,作为澳门的地租,广东的地方官员将这微不足道的一笔收入记录在了账簿之上。正是以澳门为基点,明帝国被纳入到全球化的贸易圈之中。这件全然不在年幼皇帝视野之内的事情,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只是当时无一人能够预想到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