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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形势下推进供给侧改革，不仅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更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本文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学者们的观点，以期为企业落实供给侧改革政策提供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需求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形势下，寻求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而高杠杆和产能过程所导致的增长陷阱以及其可能引发的债务和通缩的螺旋式下降，使得去杠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也无形中对我国企业的发展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学者们的观点，以期为企业落实供给侧改革政策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国外供给侧改革历程
供给侧改革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最早始于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他在19世纪初提出的萨伊定律，主要观点就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供给本身即可创造需求，不会出现购买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并且市场可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这一定律启发了经济学中关于“生产、消费、供给与需求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产品及价格”的思考。
20世纪初，美国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购买力严重不足，并且供给过剩，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定律，他主张国家应该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并且应该改从需求侧的角度着力进行干预，这一理论几乎将萨伊定律全盘推翻。
紧接着到了20世纪70-7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相继出现滞胀问题，通过需求侧着力反而使得经济不增反降，经济下滑并且通胀严重，需求干预主义受到严重的挑战。在美国，里根政府推出了供给侧改革，首先是1981-1982年中期采取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是经济形势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其后，在1982年中期-1989年，里根政府除了利率的趋势性下调外，又采取了降低企业的税赋、放松金融管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这对股票市场形成了刺激作用，同时企业也摆脱了前期的阵痛，盈利逐步增加，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供给侧改革作用凸显。同一时期，英国也出现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现象，GDP出现负增长，并且还面临了工会力量庞大、国有企业过多、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等较多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学派的学者们因此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重拾了萨伊定律，将供给侧作为主要因素，1979年，撒切尔上任首相后，首先采纳货币主义观点，紧缩通货以控制通胀，并同时采纳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降低税负、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干预，“挽救”了英国经济.此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供给管理手段使得美国宏观调控取得一定的成效，重新将供给侧思想提上台面，促进经济的快速恢复。
二、我国供给侧改革相关研究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项新政策的出台，我国学者们迅速对其展开研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根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类为以下三个主要的大类。
（一）政策性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含义和实施路径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國经济面临着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低下、杠杆率高、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实施降成本、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以往刺激需求端的需求侧，它追溯增长本源—创新，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从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但要注意，供给侧改革并非忽视需求或者紧缩需求，而是需求和供给两手都要抓，但是二者有主有次，优化供给结构为主。
从供给侧来看，支持经济长期增长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五个要素，其中制度和创新在中等收入阶段过后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经济增长的这五大动力因素，不同学者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不同的实践路径。冯志峰在认为应该在制度（简政放权）、要素（要素驱动升级为创新驱动）和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产品创新）三个层面推进改革；胡鞍钢等人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提出了在“五大政策支柱”下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增加有效供给、减掉过剩产能、创新、避免各类风险），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路；董艳玲则提出了供给管理的政策体系创新、财政政策创新、金融政策创新、其他政策创新；冯俏彬则提出供给侧改革应重点打好五大歼灭战：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降成本，提升供给能力；去库存，清除供给冗余；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去杠杆，确保供给安全。
（二）实证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罗良文，梁圣蓉通过对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供给侧的角度重点剖析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侧有效性不足；供给侧产业结构不协调等问题，以及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最后提出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要以创新为内核驱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与需求侧“三驾马车”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程飞阳也从供给侧角度对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依据柯布-道克拉斯生产函数，拓宽了数据，采用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OLS回归模型，得到同样的结论，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的合力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启示
在農业方面，面对新常态下的三农新难题，解决农业供给方面库存、成本、产能以及短板和投入等问题，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许经勇在文章中提出了农产品流通不畅、供给结构性过剩，以“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促进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去库存需要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降低农产品成本要求提高农业供给效率，补短板要更好地发挥好农业多功能作用。孔祥智则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着力点：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结构改革、粮食体制改革。 在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成为其进一步发展最大的阻碍，王庆炜从钢铁市场结构变化、地方经济发展策略、企业经营管理、钢铁市场机制四个角度分析指出钢铁行业严重產能过剩。刘凡则提出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钢铁企业一方面要制定多元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降本增效，最后践行“互联网+”，向促创新、高质量、绿色制造转变。
此外，房地产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基调则是去库存。宋婉秋等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房地产的现状，指出了房地产行业去库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房地产行业要化解楼市库存还要严格控制土地出让规模，改变土地供求失衡的政策建议。申博还指出国家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要相互配合，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因地制宜去楼市库存。
综述所述，西方国家更早的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英美两国为解决80年代的滞胀问题都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尽管中国当前所处时期和面临的形势和当时有所不同，但英美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而国内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研究还主要对其含义、实施路径及其对房地产等一些特殊行业的启示研究较多，而在我国的一些传统行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研究相对涉猎较少，传统企业如何适应供给侧改革的大趋势，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落到实处，达到去杠杆、去产能的目的等问题尚待于学者们进行研究突破。
參考文献：
[1]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02）.
[2]马常艳.解读“供给侧改革”[J].商周刊，2015（25）：12-17.
[3]冯俏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呼唤与现实要务[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02）：88-94.
[4]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17-22+195.
[5]董艳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管理创新[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02）：76-81.
[6]罗良文，梁圣蓉.论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基于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76-81.
[7]程飞阳.基于生产函数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分析[J].阴山学刊（自然科学版），2016（03）：108-111.
[8]许经勇.论农产品流通与农业供给侧改革[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01）：1-5.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需求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形势下，寻求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而高杠杆和产能过程所导致的增长陷阱以及其可能引发的债务和通缩的螺旋式下降，使得去杠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也无形中对我国企业的发展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学者们的观点，以期为企业落实供给侧改革政策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国外供给侧改革历程
供给侧改革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最早始于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他在19世纪初提出的萨伊定律，主要观点就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供给本身即可创造需求，不会出现购买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并且市场可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这一定律启发了经济学中关于“生产、消费、供给与需求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产品及价格”的思考。
20世纪初，美国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购买力严重不足，并且供给过剩，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定律，他主张国家应该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并且应该改从需求侧的角度着力进行干预，这一理论几乎将萨伊定律全盘推翻。
紧接着到了20世纪70-7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相继出现滞胀问题，通过需求侧着力反而使得经济不增反降，经济下滑并且通胀严重，需求干预主义受到严重的挑战。在美国，里根政府推出了供给侧改革，首先是1981-1982年中期采取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是经济形势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其后，在1982年中期-1989年，里根政府除了利率的趋势性下调外，又采取了降低企业的税赋、放松金融管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这对股票市场形成了刺激作用，同时企业也摆脱了前期的阵痛，盈利逐步增加，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供给侧改革作用凸显。同一时期，英国也出现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现象，GDP出现负增长，并且还面临了工会力量庞大、国有企业过多、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等较多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学派的学者们因此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重拾了萨伊定律，将供给侧作为主要因素，1979年，撒切尔上任首相后，首先采纳货币主义观点，紧缩通货以控制通胀，并同时采纳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降低税负、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干预，“挽救”了英国经济.此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供给管理手段使得美国宏观调控取得一定的成效，重新将供给侧思想提上台面，促进经济的快速恢复。
二、我国供给侧改革相关研究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项新政策的出台，我国学者们迅速对其展开研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根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类为以下三个主要的大类。
（一）政策性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含义和实施路径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國经济面临着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低下、杠杆率高、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实施降成本、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以往刺激需求端的需求侧，它追溯增长本源—创新，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从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但要注意，供给侧改革并非忽视需求或者紧缩需求，而是需求和供给两手都要抓，但是二者有主有次，优化供给结构为主。
从供给侧来看，支持经济长期增长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五个要素，其中制度和创新在中等收入阶段过后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经济增长的这五大动力因素，不同学者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不同的实践路径。冯志峰在认为应该在制度（简政放权）、要素（要素驱动升级为创新驱动）和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产品创新）三个层面推进改革；胡鞍钢等人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提出了在“五大政策支柱”下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增加有效供给、减掉过剩产能、创新、避免各类风险），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路；董艳玲则提出了供给管理的政策体系创新、财政政策创新、金融政策创新、其他政策创新；冯俏彬则提出供给侧改革应重点打好五大歼灭战：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降成本，提升供给能力；去库存，清除供给冗余；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去杠杆，确保供给安全。
（二）实证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罗良文，梁圣蓉通过对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供给侧的角度重点剖析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侧有效性不足；供给侧产业结构不协调等问题，以及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最后提出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要以创新为内核驱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与需求侧“三驾马车”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程飞阳也从供给侧角度对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依据柯布-道克拉斯生产函数，拓宽了数据，采用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OLS回归模型，得到同样的结论，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的合力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启示
在農业方面，面对新常态下的三农新难题，解决农业供给方面库存、成本、产能以及短板和投入等问题，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许经勇在文章中提出了农产品流通不畅、供给结构性过剩，以“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促进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去库存需要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降低农产品成本要求提高农业供给效率，补短板要更好地发挥好农业多功能作用。孔祥智则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着力点：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结构改革、粮食体制改革。 在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成为其进一步发展最大的阻碍，王庆炜从钢铁市场结构变化、地方经济发展策略、企业经营管理、钢铁市场机制四个角度分析指出钢铁行业严重產能过剩。刘凡则提出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钢铁企业一方面要制定多元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降本增效，最后践行“互联网+”，向促创新、高质量、绿色制造转变。
此外，房地产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基调则是去库存。宋婉秋等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房地产的现状，指出了房地产行业去库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房地产行业要化解楼市库存还要严格控制土地出让规模，改变土地供求失衡的政策建议。申博还指出国家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要相互配合，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因地制宜去楼市库存。
综述所述，西方国家更早的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英美两国为解决80年代的滞胀问题都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尽管中国当前所处时期和面临的形势和当时有所不同，但英美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而国内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研究还主要对其含义、实施路径及其对房地产等一些特殊行业的启示研究较多，而在我国的一些传统行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研究相对涉猎较少，传统企业如何适应供给侧改革的大趋势，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落到实处，达到去杠杆、去产能的目的等问题尚待于学者们进行研究突破。
參考文献：
[1]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02）.
[2]马常艳.解读“供给侧改革”[J].商周刊，2015（25）：12-17.
[3]冯俏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呼唤与现实要务[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02）：88-94.
[4]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17-22+195.
[5]董艳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管理创新[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02）：76-81.
[6]罗良文，梁圣蓉.论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基于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76-81.
[7]程飞阳.基于生产函数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分析[J].阴山学刊（自然科学版），2016（03）：108-111.
[8]许经勇.论农产品流通与农业供给侧改革[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