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他们在武汉一所大学相遇。一个湖北，一个河南，却同姓。同学们起哄，说：“你们认个兄妹吧。”他说：“行。”她没做声。可是下学年开学的时候，她对他说：“俺跟俺娘说了，俺认了个哥！”
　　毕业那年正是1966年，学校里乱乱的，没人管事。他俩只是默默地跟着老师，在校园道路的两旁，种下了许多棵小树。毕业分配前便已知道，所有的去向都是边疆艰苦之处。他到底灵活些，到图书馆借了地图册来研究，又挨个到老师家咨询，然后跑来跟她说：“我问了好些人，他们都说丹东最好。我们一起去吧，我给你也报了名。”
　　她说：“好。”这就算求婚了。
　　到丹东的第二年夏天，大女儿出生了。再隔一年，二女儿也来了。那时，这座鸭绿江边安静的小城，天正寒，地正冻，积雪没膝。没有鱼，没有肉，没有新鲜蔬菜，女人坐月子是要喝清甜的蛋酒和煮得奶白的鲫鱼汤的，他却无能为力。
　　一次去附近驻军办事，见一个小解放军战士在修收音机。工具倒是摊了一大桌子，可拆来装去老半天也不见好，他走过去说：“我看看。”三下两下完工。几天后，他正在车间干活，忽然厂办紧急召见。刚一进门，便有人指着他大叫：“就是他！”原来是前几天那个小解放军战士，他旁边站着一个络腮胡子，听说是营长。桌上摊了起码十几个各式各样的小收音机，营长有点儿不好意思，问：“你方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他一口应下。
　　一个星期后，营长看着那些漂漂亮亮、嗓门一个比一个大的收音机，乐得简直连胡子都飞起来了，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往后就是朋友了，你有困难，尽管发话。”
　　向人家要东西，这成什么了？但是是营长主动说的呀，而且妻子确实是在坐月子啊……他心里翻江倒海，却始终没有向营长开口。
　　一个陡然放晴的早晨，他醒来，坐在窗边的她笑着说：“你看那太阳，黄黄的，像个荷包蛋呢。”他整个人僵在已经冰冷的炕上。他不是不想学雷锋，但是雷锋没结婚，也没有一个睡着了觉嘴巴还在吧唧吧唧的女儿啊。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口的，但营长答应得十分痛快：“要什么都行，明天拿袋子来装。”
　　他愣了半天，仿佛听不懂，忽然中学生似的一个大鞠躬。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出了门，半路上只觉得脚下越来越冰冷刺痛，他一低头才发现，居然忘了换一双出门穿的厚鞋。那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绝不是一双家里穿的轻便鞋抵御得了的。终于走到了营地，他一把拉住营长的手，喃喃道：“热水，给我热水泡脚。”说完，人已不支地靠在门上。
　　营长急得直跺脚：“你看你看，换双鞋再来嘛……”
　　他说：“是我心急，孩子没满月呢。”
　　营长问：“是儿子？”
　　他答：“不，姑娘。”
　　营长一跺脚：“丫头片子，也值得？”
　　他抬一抬头：“不能这么说，男孩女孩，不都是我的孩子？”
　　那天他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块腌肉，一个毛扎扎刺猬似的猪头，一捆带鱼，十斤鸡蛋……营长拎来一双石头般厚重的军用皮靴，还有几袋冰糖，说：“给侄女们吃。”
　　他打了一个蛋，想想，又打了第二个，空气中充满荷包蛋的浓香。三十年后，她的小女儿问她最心爱的食物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荷包蛋。”
　　而我，是他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女儿。那包晶莹剔透的冰糖，甜过我们三姐妹的童年。当年他们在校园里种下的那些小树，现在都已长大成材。那浓绿的树荫，在我整个大学时光里一直温柔地庇护在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