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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歌谣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或歌谣。有民族文字的，传承和保留得比较多。没有民族文字的，大多以口传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被汉文典籍收录，从而完整的保留下来。
白族作为祖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和文化渊远流长。从秦汉开始，白族与迁移西南的汉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融合，在共同的地域生产生活、相互联姻，书同文话同语，同习华夏之风俗，和平友好，共同开辟和巩固了云南边疆。尤其是在汉代开拓的“蜀身毒古道”上，汉、白等民族共同书写了一篇篇精彩的史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唐代的《蛮书》所收录的两首古代歌谣，对于追述白族古代文学史，完善和补充白族文化宝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汉文典籍中的两首歌谣
汉代和唐代典籍中收录两首著名的古代歌谣，其作者已佚名，收录者也未作详细说明。但能被中原的正史和典籍所关注，说明这两首歌谣当时在滇西一带是流传广泛的，是具有地域性特征和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真实性，才为汉文的文献记录下来。原文是这样的：
1、《博南歌》①
汉德广，开不宾。
渡博南，越兰津。
渡兰沧，为他人。
2、《河赕贾客歌》②
冬时欲归来，
高黎共山雪。
秋夏欲归来，
无那穹赕热。
春时欲归来，
平中络赂绝。
这两首古代歌谣之所以被收录在重要的汉文典籍中，细细读来，一是在于它的民谣风格，是来自于古代先民们的口头创作，绝少文人诗作的刻板，尤似中原古代的风雅颂，自然、流畅和真实感，读来叙事风格浓郁，朗朗上口，易记和流行。次之，是时间和地域特征很明显。第一首讲的是汉朝皇帝（汉武帝）德行广大，并歌颂了汉王朝在云南开疆拓土修古道，沟通了云南与内地和国外的交流。同时又说明了滇西一带通向印度缅甸的几个重要驿站和路线：人们要经过博南（今永平），再渡过兰津桥（今永平、保山交界）的天险，然后再越过澜沧江天堑之河。过了这几个关口，就变成异国他乡之人了。歌谣之意简明，其情尤为悲壮，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感。在白族的商界，自古以来“走夷方”都是要经过这几个关口的。歌谣的作者应当是大理、保山一带的白、汉商贾，是那些自古以来以“山间铃响马帮来”的赶马人、商人发自内心的诗篇，是远走他乡谋生旅途中的写照，
第二首歌谣，写的是滞留在异国它乡的商贾们的思乡曲。为了生活，人们远走它乡贩运货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无时不思恋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总想早日回到家中，但是又为跋涉险峻的高黎贡山而发怵，又为经过河谷地带的瘴疠和炎热而恐惧，还为了生怕错过做生意的好时光而不能给家人带回财帛。山路隔阻的苦念，躲避瘴气之地的忧虑。又想发财致富的心态，生动地融入这首古歌谣中，使人对这些历尽千辛万苦，奔走于高山大河间的“河赕贾客”们油然产生同情之心。似乎把我们带入古代商贾们披星戴月，风雨兼程赶马经商的情景中去。
二、古歌谣的白族语言特征
这两首歌谣，千百年来流传于大理和保山地区。细细辨读，它与白族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第一首中写了一个地名，叫“不宾”，是汉文记载的古地名，疑为是对古代云龙（比苏）的记音，“不宾”与“比苏”音相近。又白族人至今将“盐”称为“宾”，云龙自古盛产上等精盐，迄今仍留下很多古盐井，有“五井”、“八井”等称。盐是古代国家统管统销的生活和战略物资。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将云龙（比苏）列为郡县之一，盐业的开采当为设县的重要目的之一。
第二首歌谣，《蛮书》作者樊绰说“河赕贾客在寻传（今景颇族、阿昌族地区）羁离未还者，为之歌谣”。而“河赕贾客”是特指大理洱海区域的古代商人。“赕”是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唐南诏的很多行政建制以“赕”来称呼，如“邓川谓之赕”，大理市的古村落“牧马邑”称为“脉移赕”，今祥云县古代也称为“品甸赕”等。《南诏（唐）图传》中细奴逻祭柱图上，也有“三赕首领”的文字。还有，在现今的白语中，人们习惯将“这一片田地”称之为“几冷赕”，“这么多的人”称为“尼格冷赕”等。因此，“河赕贾客”是指白族的古代商贾无疑。
此外，在歌谣中也出现白族特有的“汉字记白音”的习惯用法。如原文记录的“高黎共山”与“高黎贡山”相通用。直到今天的大理市白族语中“共”与“贡”同意义，比如说“共和国”白族语念成“贡和国”；“共有”念成“贡有”比比皆是。还有“穹赕”也与大理地名相似，如邓川一带，史上称为“浪穹县”，但“穹”白族人不读qióng，而读kōng。“穹赕”，也应泛指大理地区的坝子。最后一句“平中络赂绝”似乎令人费解，有的学者说“平”字是笔误，应为“手”字，这也许讲得通。但用汉字记白音来解释，“平”意思是“手掌”、“手中”。大理白族语“手掌”的音为shěng piè”。“平中”也就是“手中”的白语记音。“络赂”一词，《蛮书》已解为“财物也”，也是白族古语。
由此观之，这两首歌谣是白族商贾们在汉唐时期的文学作品是可信的。因为到了唐南诏时期，“言语以白蛮为正”，白族与汉文化交融得较早，吟诗作赋通用汉文。这两首汉文中夹白语，一些词句用汉字记白音的形式，与《南诏野史》中“以神明天天为国步（本）主”相同，“步主”即为“本主”的汉字记白音。同样，大理国皇帝段政兴为其皇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铸“阿嵯耶”观音像，佛像背后的铭文上也有汉字记白音的句子，“为喻保庆千春孙嗣”，“为喻”是白语“为了”的意思。现存的上千卷大理时期的手写佛经，许多眉批也是以汉字记白音为多。后来，明代杨黼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白文诗碑，用了大量的汉字记白音的文字形式，按汉字念，就不能解其意，而用白语念，诗意一听就明白。所以，对两首古歌谣的深入解读，无论是从一些“汉字记白音”的形式上看，或者是从汉代以来的白族诗文、写经乃至今天流传的民间大本曲唱本的写作来看，这种文学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用词结句的文体已在白族文学创作中沿习了上千年，证明它在白族民间是很有生命力的。古歌谣的白族语言特征是我们今天来判断它是白族古代歌谣的有力证据。
三、“蜀身毒古道”是产生两首歌谣的温床
前面我们讨论了两首歌谣的白族语言特征，也就是说古歌谣是白族古代文学史的重要结晶。但是，会有人问：大理的白族为什么跑到博南山、高黎贡山外边去了。古歌谣如何又与白族扯上关系了呢？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再讨论歌谣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缘由。
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得知，从汉代以来，在川滇与印缅之间，曾经打通过一条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③。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9年，通过30年的汉代开道通商，派兵据守，设置行政机构等。大致的路线是从蜀国成都出发，经宜宾，分道进入云南滇东、滇西，通过“灵官道”和“五尺道”等分道，必在大理交汇，然后西出大理，经博南道、永昌道，直指密支那，往西入印度、往东进缅甸，这就是著名的“蜀身毒古道”。汉武帝时就很重视这条古道的开通，便在汉元封二年始（公元前109年）在滇中、滇西几次设置和划分郡县，将云南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东汉时期，中原王朝设立了“永昌郡”，其中大理（叶榆）、永平（博南）、云龙（比苏）、祥云（云南）都归属其中④，这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角度考虑的。身毒（印度）与蜀国之间，贸易通商已成事实。茶叶、食盐、布匹等货物的交易，将古代中国与邻国联系在一起。
在这条古道上，大理是必经之地，人流和物流的来往，带动了大理的古代经济发展。“走夷方”经商谋生是白族人的传统。一直至二十世纪初，大理、腾冲一带还有很多的马帮，下关城区、祥云的云南驿至今仍有许多商号、马帮驿站的遗址，历史上都是西出印缅，北上藏区，东去内地的货物集散地。大理的白族，上了七、八十岁的人，都耳闻目睹或亲历过“赶马走夷方”的往事，对密支那、曼德拉、西孟加拉邦、伊洛瓦底江等地理名词都很熟悉。大理喜洲的董、严、尹、杨民族资本家和永昌祥、福庆祥等众多大小商号在印度、缅甸都有生意往来。
“蜀身毒古道”历史以来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乃至欧洲的重要通道，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现代的“史迪威公路”也基本循此方向和路线。远溯到南诏国时期，其版图有今天云南省的两倍大，邻国的一些地方也属它的藩属。大理白族的民间传说和方志记载，南诏末期大军将段宗榜曾经援助缅甸战败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缅甸酬谢其金佛，段宗榜还被白族人奉为本主神供奉⑤。今天缅甸曼德里还有许多段氏族姓的华侨，他们都追溯到大理段氏⑥，其中不乏白族段氏的后裔。
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有更详尽的资料。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讨论“蜀身毒古道”与白族的关联之处，是想说明古歌谣的产生赖于这条古道的存在，白族人民与汉、傣、彝、回等民族千百年来与古道结下不解之缘，白族的先民们“渡博南、越兰津”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古歌谣是“河赕商贾们”当时生活和感情的真实写照，因此，这两首古歌谣是一段史诗，是一幅历史的画卷。它记忆着白族的历史。古歌谣、古道与白族开放、坚韧的精神，融入了歌谣审美的隽永意蕴中。
注 释：
①见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291页。
②见1998年大理州文化局影印武英殿本《蛮书》第7页。
③参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
④见马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社1983年版第37、42页。
⑤见《大理县志稿》。
⑥见缅甸段怀沈纂《段氏史谱》，1985年曼德里段氏守联会中文印本。
白族作为祖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和文化渊远流长。从秦汉开始，白族与迁移西南的汉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融合，在共同的地域生产生活、相互联姻，书同文话同语，同习华夏之风俗，和平友好，共同开辟和巩固了云南边疆。尤其是在汉代开拓的“蜀身毒古道”上，汉、白等民族共同书写了一篇篇精彩的史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唐代的《蛮书》所收录的两首古代歌谣，对于追述白族古代文学史，完善和补充白族文化宝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汉文典籍中的两首歌谣
汉代和唐代典籍中收录两首著名的古代歌谣，其作者已佚名，收录者也未作详细说明。但能被中原的正史和典籍所关注，说明这两首歌谣当时在滇西一带是流传广泛的，是具有地域性特征和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真实性，才为汉文的文献记录下来。原文是这样的：
1、《博南歌》①
汉德广，开不宾。
渡博南，越兰津。
渡兰沧，为他人。
2、《河赕贾客歌》②
冬时欲归来，
高黎共山雪。
秋夏欲归来，
无那穹赕热。
春时欲归来，
平中络赂绝。
这两首古代歌谣之所以被收录在重要的汉文典籍中，细细读来，一是在于它的民谣风格，是来自于古代先民们的口头创作，绝少文人诗作的刻板，尤似中原古代的风雅颂，自然、流畅和真实感，读来叙事风格浓郁，朗朗上口，易记和流行。次之，是时间和地域特征很明显。第一首讲的是汉朝皇帝（汉武帝）德行广大，并歌颂了汉王朝在云南开疆拓土修古道，沟通了云南与内地和国外的交流。同时又说明了滇西一带通向印度缅甸的几个重要驿站和路线：人们要经过博南（今永平），再渡过兰津桥（今永平、保山交界）的天险，然后再越过澜沧江天堑之河。过了这几个关口，就变成异国他乡之人了。歌谣之意简明，其情尤为悲壮，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感。在白族的商界，自古以来“走夷方”都是要经过这几个关口的。歌谣的作者应当是大理、保山一带的白、汉商贾，是那些自古以来以“山间铃响马帮来”的赶马人、商人发自内心的诗篇，是远走他乡谋生旅途中的写照，
第二首歌谣，写的是滞留在异国它乡的商贾们的思乡曲。为了生活，人们远走它乡贩运货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无时不思恋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总想早日回到家中，但是又为跋涉险峻的高黎贡山而发怵，又为经过河谷地带的瘴疠和炎热而恐惧，还为了生怕错过做生意的好时光而不能给家人带回财帛。山路隔阻的苦念，躲避瘴气之地的忧虑。又想发财致富的心态，生动地融入这首古歌谣中，使人对这些历尽千辛万苦，奔走于高山大河间的“河赕贾客”们油然产生同情之心。似乎把我们带入古代商贾们披星戴月，风雨兼程赶马经商的情景中去。
二、古歌谣的白族语言特征
这两首歌谣，千百年来流传于大理和保山地区。细细辨读，它与白族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第一首中写了一个地名，叫“不宾”，是汉文记载的古地名，疑为是对古代云龙（比苏）的记音，“不宾”与“比苏”音相近。又白族人至今将“盐”称为“宾”，云龙自古盛产上等精盐，迄今仍留下很多古盐井，有“五井”、“八井”等称。盐是古代国家统管统销的生活和战略物资。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将云龙（比苏）列为郡县之一，盐业的开采当为设县的重要目的之一。
第二首歌谣，《蛮书》作者樊绰说“河赕贾客在寻传（今景颇族、阿昌族地区）羁离未还者，为之歌谣”。而“河赕贾客”是特指大理洱海区域的古代商人。“赕”是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唐南诏的很多行政建制以“赕”来称呼，如“邓川谓之赕”，大理市的古村落“牧马邑”称为“脉移赕”，今祥云县古代也称为“品甸赕”等。《南诏（唐）图传》中细奴逻祭柱图上，也有“三赕首领”的文字。还有，在现今的白语中，人们习惯将“这一片田地”称之为“几冷赕”，“这么多的人”称为“尼格冷赕”等。因此，“河赕贾客”是指白族的古代商贾无疑。
此外，在歌谣中也出现白族特有的“汉字记白音”的习惯用法。如原文记录的“高黎共山”与“高黎贡山”相通用。直到今天的大理市白族语中“共”与“贡”同意义，比如说“共和国”白族语念成“贡和国”；“共有”念成“贡有”比比皆是。还有“穹赕”也与大理地名相似，如邓川一带，史上称为“浪穹县”，但“穹”白族人不读qióng，而读kōng。“穹赕”，也应泛指大理地区的坝子。最后一句“平中络赂绝”似乎令人费解，有的学者说“平”字是笔误，应为“手”字，这也许讲得通。但用汉字记白音来解释，“平”意思是“手掌”、“手中”。大理白族语“手掌”的音为shěng piè”。“平中”也就是“手中”的白语记音。“络赂”一词，《蛮书》已解为“财物也”，也是白族古语。
由此观之，这两首歌谣是白族商贾们在汉唐时期的文学作品是可信的。因为到了唐南诏时期，“言语以白蛮为正”，白族与汉文化交融得较早，吟诗作赋通用汉文。这两首汉文中夹白语，一些词句用汉字记白音的形式，与《南诏野史》中“以神明天天为国步（本）主”相同，“步主”即为“本主”的汉字记白音。同样，大理国皇帝段政兴为其皇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铸“阿嵯耶”观音像，佛像背后的铭文上也有汉字记白音的句子，“为喻保庆千春孙嗣”，“为喻”是白语“为了”的意思。现存的上千卷大理时期的手写佛经，许多眉批也是以汉字记白音为多。后来，明代杨黼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白文诗碑，用了大量的汉字记白音的文字形式，按汉字念，就不能解其意，而用白语念，诗意一听就明白。所以，对两首古歌谣的深入解读，无论是从一些“汉字记白音”的形式上看，或者是从汉代以来的白族诗文、写经乃至今天流传的民间大本曲唱本的写作来看，这种文学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用词结句的文体已在白族文学创作中沿习了上千年，证明它在白族民间是很有生命力的。古歌谣的白族语言特征是我们今天来判断它是白族古代歌谣的有力证据。
三、“蜀身毒古道”是产生两首歌谣的温床
前面我们讨论了两首歌谣的白族语言特征，也就是说古歌谣是白族古代文学史的重要结晶。但是，会有人问：大理的白族为什么跑到博南山、高黎贡山外边去了。古歌谣如何又与白族扯上关系了呢？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再讨论歌谣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缘由。
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得知，从汉代以来，在川滇与印缅之间，曾经打通过一条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③。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9年，通过30年的汉代开道通商，派兵据守，设置行政机构等。大致的路线是从蜀国成都出发，经宜宾，分道进入云南滇东、滇西，通过“灵官道”和“五尺道”等分道，必在大理交汇，然后西出大理，经博南道、永昌道，直指密支那，往西入印度、往东进缅甸，这就是著名的“蜀身毒古道”。汉武帝时就很重视这条古道的开通，便在汉元封二年始（公元前109年）在滇中、滇西几次设置和划分郡县，将云南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东汉时期，中原王朝设立了“永昌郡”，其中大理（叶榆）、永平（博南）、云龙（比苏）、祥云（云南）都归属其中④，这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角度考虑的。身毒（印度）与蜀国之间，贸易通商已成事实。茶叶、食盐、布匹等货物的交易，将古代中国与邻国联系在一起。
在这条古道上，大理是必经之地，人流和物流的来往，带动了大理的古代经济发展。“走夷方”经商谋生是白族人的传统。一直至二十世纪初，大理、腾冲一带还有很多的马帮，下关城区、祥云的云南驿至今仍有许多商号、马帮驿站的遗址，历史上都是西出印缅，北上藏区，东去内地的货物集散地。大理的白族，上了七、八十岁的人，都耳闻目睹或亲历过“赶马走夷方”的往事，对密支那、曼德拉、西孟加拉邦、伊洛瓦底江等地理名词都很熟悉。大理喜洲的董、严、尹、杨民族资本家和永昌祥、福庆祥等众多大小商号在印度、缅甸都有生意往来。
“蜀身毒古道”历史以来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乃至欧洲的重要通道，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现代的“史迪威公路”也基本循此方向和路线。远溯到南诏国时期，其版图有今天云南省的两倍大，邻国的一些地方也属它的藩属。大理白族的民间传说和方志记载，南诏末期大军将段宗榜曾经援助缅甸战败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缅甸酬谢其金佛，段宗榜还被白族人奉为本主神供奉⑤。今天缅甸曼德里还有许多段氏族姓的华侨，他们都追溯到大理段氏⑥，其中不乏白族段氏的后裔。
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有更详尽的资料。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讨论“蜀身毒古道”与白族的关联之处，是想说明古歌谣的产生赖于这条古道的存在，白族人民与汉、傣、彝、回等民族千百年来与古道结下不解之缘，白族的先民们“渡博南、越兰津”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古歌谣是“河赕商贾们”当时生活和感情的真实写照，因此，这两首古歌谣是一段史诗，是一幅历史的画卷。它记忆着白族的历史。古歌谣、古道与白族开放、坚韧的精神，融入了歌谣审美的隽永意蕴中。
注 释：
①见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291页。
②见1998年大理州文化局影印武英殿本《蛮书》第7页。
③参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
④见马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社1983年版第37、42页。
⑤见《大理县志稿》。
⑥见缅甸段怀沈纂《段氏史谱》，1985年曼德里段氏守联会中文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