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北大出身，但与曹先擢老师却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结识，至今已然将近四十年了。那是我从广东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曹老师当时还在北大，是我负责的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讲教师之一。我们有比较多的工作上的联系。北大郭锡良、曹先擢、何九盈、蔣绍愚几位老师主讲的古代汉语，是中央电大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当时在全国古汉语教学界的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
　　后来我跟曹老师接触就比较密切了。以至于他调离北大，就职国家语委后，我当时因为觉得在电大业务上的发展空间有限，所以也想离开电大找个新单位，他就极力劝说我也到语委去，而且他认为我能适合语委的多个部门，所以时而建议我去语委机关，时而建议我去语用所；对于语用所，先是认为我适合去汉字室，继而又说语用所设想创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生理语言学，因为我本科是生物系，所以大可于此有所作为，还让我与所领导陈章太老师联系。他跟我说：“现在我是‘到处逢人说项斯’，到处在介绍你啊！”最终，我想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是刚到语委，虽然是副主任，但与新单位方方面面的磨合尚需时日，所以引荐新人，未能如愿。我后来就去了社科院语言所。
　　但是曹老师引用的那句诗“到处逢人说项斯”，却使我难以忘怀，因为此诗为唐代杨敬之所作，此句的前一句是“平生不解藏人善”，适足以体现曹老师“宅心仁厚”的长者风范。我印象中他平日的言谈之间，提到他人总是说好话，就是他的“臧否人物”，大抵只有“臧”，没有“否”。这在人际关系难免复杂的当下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今天这个追思会的名称定为“君子襟怀，长者风范”是很准确地概括出曹老师的人品特点的。
　　在学问方面，曹老师经常说，他们这一代跟前辈学者如王力先生一代是无法相比的，一是要参加接二连三的各种政治运动，要承担各种行政事务（尤其是他曾经担任中文系总支书记，更是可想而知），二是繁琐的家务劳动（双职工，没有全职太太），都耗费掉不少宝贵时间，影响钻研做学问。尽管如此，他们得到和接受的知识根基和学术训练还是相当深厚扎实的，加之自己的勤奋刻苦，所以都能成长为学界的翘楚。他曾经描述当助教时，为了更好地掌握古代天文知识，如何根据王力先生的要求，在夏天的夜晚到大操场仰望星空，了解传统星宿、星座的位置。他对许慎《说文解字》情有独钟，从60年代就开始研究，“文革”期间仍然坚持，他说过：“《说文》的小篆我抄了很多遍”，可以说下足了功夫，后来还在中文系开设了《说文》的专题课。我们时常听到他在不少会议的发言中引用《说文》的说解来阐述有关汉语汉字的问题。
　　曹老师在治学上能做到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记得一次我参加北大的小型学术会，发言中提到早期金文常见“绘形填实”的现象。会后他特意找到我，问道：“你刚才是怎么描述这种现象的，用的什么术语 ”这种对于后学的谦逊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我在参加商务印书馆《辞源》第三版修订工作时，经常登门向曹老师请教。每次到曹老师家里，他都很关心工作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因为我负责百科条目的修订，时常有吃力之感，但也学到许多古代文化知识，收获很大。他赞成我的话，并且郑重地指出：“一个人不论学问多大，都存在知识的盲区。只有承认这一点，并且认真补习，才能编好辞书。”
　　曹老师对语言所也很有感情，叙说过自己亲聆的丁声树、吕叔湘先生的教诲。他对二位前辈呕心沥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推崇备至，到语委后，不止一次强调过：“我们搞语言规范， 其实经常是拿语言所的《现代汉语词典》做标准的。比如《现汉》保留了《异体字表》的一些字，我们后来都恢复了。”这指的是1955年12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作为异体字而被废除的“翦、邱、澹、骼、彷、菰、溷、徼、薰、黏、桉、愣、晖、凋”等字，《现汉》一直单出字头，并未取消它们的现代汉语用字成员的资格。而1988年3月国家语委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及其后发布的相关字表，也都确认了上述诸字的规范字资格，不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曹老师后来担任了《现代汉语词典》审订委员会的主任和顾问，说明了他对《现汉》的钟情和热爱，也说明了语言所对曹老师学术上的敬重与爱戴。
　　曹老师推崇《现汉》，多次倡议要建立《现汉学》，他的具体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我对曹老师的这一倡议十分以为然，可以说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所以后来我招收的第一位辭书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李斐，其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现汉学》为题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业务副所长，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