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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纱》是英国作家毛姆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本文采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方法，对该作品中的主人公凯蒂个人历程的三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恶魔”“天使”及“完美女性”形象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凯蒂形象的变化，论述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如何一步步摆脱男性主义的桎梏，开始觉醒。
关键词：《面纱》 女性主义 恶魔 天使 完美女性
W.S.毛姆（1874—1965）是一位雅俗共赏的英国作家。从189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至1962年写完《纯粹是为了自欲》搁笔，他的文学生涯横跨两个世纪，长达六十五年。《面纱》故事脉络清晰：细菌学家瓦尔特携新婚妻子凯蒂赴中国研究，妻子发生了婚外情，与他人通奸。出于对这种不忠行为的报复，瓦尔特将她带到了湄潭府—— 一个瘟疫正肆虐的中国南方农村，在那里瓦尔特自虐式地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凯蒂则在恶劣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踏上了精神救赎之路。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入手，分析主人公前后形象的变化，来论述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着眼于“女性”二字，它对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了大胆挑战，对父权制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颠覆。它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来解读文学史、文学现象以及经典作家和作品，从而使文学领域中向来被忽略的层面得到了关注。
一、无知的恶魔——男权中心话语下的洋娃娃
刚出场时的凯蒂显然是一个花瓶的形象。毫无疑问，凯蒂是个美人胚——从孩童时候起便是。在物质、世俗的母亲贾斯汀夫人那里，这样先天的优势无疑应该成为她声色犬马的交际生活中的武器，她不是要给女儿找个好丈夫，而是一个杰出的丈夫。
在这种庸俗、市侩、势利的环境中长大的凯蒂，继承了母亲的庸俗和狡黠。她频繁地出入于各种舞会，与男人们保持着暧昧的距离，同每个人都打情骂俏。她期待着她的“完美”丈夫的出现，而这种期待，从她亭亭玉立延续到了二十五岁；等来了母亲的冷嘲热讽，甚至等来了不那么漂亮的妹妹多丽丝的婚讯。忙不迭地，她同意了古板、内向、笨拙的细菌学家瓦尔特的求婚。为了躲避家庭的冷漠与羞辱、为了避开妹妹的婚礼，她随丈夫来到了中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对自己并不爱而又木讷、沉湎于工作的丈夫，凯蒂是苦闷、无聊、空虚的。所以她对幽默、风流、身材健美的唐生的挑逗毫无招架之力——她出轨了。
无知的凯蒂过高地估计了情人唐生对她的爱，她向撞破奸情的丈夫叫嚣——她认为撞破妻子出轨的丈夫甚至要比犯错的妻子还难堪。此时的凯蒂与作家笔下那些温良、勇敢、谦逊的妻子形象相去甚远。瓦尔特的一段话道出了凯蒂“恶魔”的本质：“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性，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为了欣赏你所热衷的那些玩意我竭尽全力，为了向你展示我并非不是无知、庸俗、闲言碎语、愚蠢至极，我煞费苦心。”{1}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对婚姻不忠的凯蒂，她的形象的确不那么光彩。但若把这些不堪完全归咎于她，也显得苛刻。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谈道：“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2}在波伏娃看来，女性之所以是“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长期的男性中心力量和传统势力逐渐造成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凯蒂性格形成的原因，倒也合情合理。出生在西方中层阶级的凯蒂，有一个一心巴望钓“金龟婿”的母亲，家中三位女性毫无经济实力，一直依附父亲的薪水生活。从小养尊处优的凯蒂，一直以来被灌输的并不是如何成为一名优秀、人格独立的女性，而是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贵太太。因此，她要做的是如何仰仗自己突出的外表，去获取男人的心。在这样的前提下，太突出、独立的性格是该被打磨的。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凯蒂学会了幽默的言语、高雅的举止、圆滑的作风，唯独没有学会如何张扬自己的个性。正如她对瓦尔特所说的：“我就是这样被教养大的，我身边所有的女孩都是如此……你不能强求我不具备的东西……我有的仅仅是可爱漂亮，天性活泼。”{3}到后来陷入唐生的爱情圈套，是凯蒂的寂寞作祟，但也不能完全忽略唐生这个资产阶级男权主义者对她的戏弄。他一直称呼凯蒂为“宝贝”“小可爱”，像是对待宠物一般。唐生是个圆滑世故的官僚主义者，他最爱的只有自己，他只是想享用凯蒂年轻的身体。当凯蒂明确向他提出“厮守终生”的要求时，他当然是不可能同意的。他口中对凯蒂的“爱”，只是一种占有欲，是高高在上的男性对“他者”地位的女性的支配，当“第二位”的女性反过来想主导之时，他是不可能听之任之的。此时的凯蒂，在男权主义压抑下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她更多的是在表演女性形象，而非成为她自己。
初期的凯蒂形象是恶魔，但她也是无知的恶魔，是西方男权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橱窗里的洋娃娃：精致、迷人、毫无个性，必须依附于强大的男性才能生存，一旦脱离家庭的养育、脱离爱情的滋润，便会陷入无边的黑洞。她像个寄生虫，主体一旦丧失，自己也失去生存能力。
二、被过誉的天使——人性启蒙下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瓦尔特既已撞破凯蒂和唐生的丑事，他深谙唐生的自私、虚伪，出于报复，给了凯蒂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唐生愿意娶凯蒂为妻，不然凯蒂就得跟着瓦尔特去湄潭府—— 一个瘟疫正肆虐的南方农村。瓦尔特此举也给凯蒂上了生动的一课：凯蒂原以为的真挚的浓烈的爱情只是他人茶余饭后的一个乐子；她心目中健全、完美的男人只是彻头彻尾的小人。一下子破灭的既是关于爱情的美梦，更是对男性的一种幻想。万般无奈之下，凯蒂与瓦尔特同赴湄潭府。
初到湄潭府，凯蒂见到了扛着棺材的路人，见到了一个平和、安宁却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村庄。凯蒂见到了一位因瘟疫而去世的村民，这是凯蒂第一次接触到死人，使这个洋娃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具佝偻、贫穷、面目扭曲的尸体。凯蒂不禁想到，无论这个人生前有多大的作为，活得如何光鲜亮丽，在死的时候却是如此的没有尊严，宛如一个没有生气的物体。他人的死亡，触动了凯蒂敏感的神经，也可以看作是促进凯蒂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触发器。
关键词：《面纱》 女性主义 恶魔 天使 完美女性
W.S.毛姆（1874—1965）是一位雅俗共赏的英国作家。从189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至1962年写完《纯粹是为了自欲》搁笔，他的文学生涯横跨两个世纪，长达六十五年。《面纱》故事脉络清晰：细菌学家瓦尔特携新婚妻子凯蒂赴中国研究，妻子发生了婚外情，与他人通奸。出于对这种不忠行为的报复，瓦尔特将她带到了湄潭府—— 一个瘟疫正肆虐的中国南方农村，在那里瓦尔特自虐式地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凯蒂则在恶劣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踏上了精神救赎之路。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入手，分析主人公前后形象的变化，来论述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着眼于“女性”二字，它对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了大胆挑战，对父权制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颠覆。它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来解读文学史、文学现象以及经典作家和作品，从而使文学领域中向来被忽略的层面得到了关注。
一、无知的恶魔——男权中心话语下的洋娃娃
刚出场时的凯蒂显然是一个花瓶的形象。毫无疑问，凯蒂是个美人胚——从孩童时候起便是。在物质、世俗的母亲贾斯汀夫人那里，这样先天的优势无疑应该成为她声色犬马的交际生活中的武器，她不是要给女儿找个好丈夫，而是一个杰出的丈夫。
在这种庸俗、市侩、势利的环境中长大的凯蒂，继承了母亲的庸俗和狡黠。她频繁地出入于各种舞会，与男人们保持着暧昧的距离，同每个人都打情骂俏。她期待着她的“完美”丈夫的出现，而这种期待，从她亭亭玉立延续到了二十五岁；等来了母亲的冷嘲热讽，甚至等来了不那么漂亮的妹妹多丽丝的婚讯。忙不迭地，她同意了古板、内向、笨拙的细菌学家瓦尔特的求婚。为了躲避家庭的冷漠与羞辱、为了避开妹妹的婚礼，她随丈夫来到了中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对自己并不爱而又木讷、沉湎于工作的丈夫，凯蒂是苦闷、无聊、空虚的。所以她对幽默、风流、身材健美的唐生的挑逗毫无招架之力——她出轨了。
无知的凯蒂过高地估计了情人唐生对她的爱，她向撞破奸情的丈夫叫嚣——她认为撞破妻子出轨的丈夫甚至要比犯错的妻子还难堪。此时的凯蒂与作家笔下那些温良、勇敢、谦逊的妻子形象相去甚远。瓦尔特的一段话道出了凯蒂“恶魔”的本质：“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性，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为了欣赏你所热衷的那些玩意我竭尽全力，为了向你展示我并非不是无知、庸俗、闲言碎语、愚蠢至极，我煞费苦心。”{1}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对婚姻不忠的凯蒂，她的形象的确不那么光彩。但若把这些不堪完全归咎于她，也显得苛刻。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谈道：“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2}在波伏娃看来，女性之所以是“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长期的男性中心力量和传统势力逐渐造成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凯蒂性格形成的原因，倒也合情合理。出生在西方中层阶级的凯蒂，有一个一心巴望钓“金龟婿”的母亲，家中三位女性毫无经济实力，一直依附父亲的薪水生活。从小养尊处优的凯蒂，一直以来被灌输的并不是如何成为一名优秀、人格独立的女性，而是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贵太太。因此，她要做的是如何仰仗自己突出的外表，去获取男人的心。在这样的前提下，太突出、独立的性格是该被打磨的。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凯蒂学会了幽默的言语、高雅的举止、圆滑的作风，唯独没有学会如何张扬自己的个性。正如她对瓦尔特所说的：“我就是这样被教养大的，我身边所有的女孩都是如此……你不能强求我不具备的东西……我有的仅仅是可爱漂亮，天性活泼。”{3}到后来陷入唐生的爱情圈套，是凯蒂的寂寞作祟，但也不能完全忽略唐生这个资产阶级男权主义者对她的戏弄。他一直称呼凯蒂为“宝贝”“小可爱”，像是对待宠物一般。唐生是个圆滑世故的官僚主义者，他最爱的只有自己，他只是想享用凯蒂年轻的身体。当凯蒂明确向他提出“厮守终生”的要求时，他当然是不可能同意的。他口中对凯蒂的“爱”，只是一种占有欲，是高高在上的男性对“他者”地位的女性的支配，当“第二位”的女性反过来想主导之时，他是不可能听之任之的。此时的凯蒂，在男权主义压抑下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她更多的是在表演女性形象，而非成为她自己。
初期的凯蒂形象是恶魔，但她也是无知的恶魔，是西方男权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橱窗里的洋娃娃：精致、迷人、毫无个性，必须依附于强大的男性才能生存，一旦脱离家庭的养育、脱离爱情的滋润，便会陷入无边的黑洞。她像个寄生虫，主体一旦丧失，自己也失去生存能力。
二、被过誉的天使——人性启蒙下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瓦尔特既已撞破凯蒂和唐生的丑事，他深谙唐生的自私、虚伪，出于报复，给了凯蒂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唐生愿意娶凯蒂为妻，不然凯蒂就得跟着瓦尔特去湄潭府—— 一个瘟疫正肆虐的南方农村。瓦尔特此举也给凯蒂上了生动的一课：凯蒂原以为的真挚的浓烈的爱情只是他人茶余饭后的一个乐子；她心目中健全、完美的男人只是彻头彻尾的小人。一下子破灭的既是关于爱情的美梦，更是对男性的一种幻想。万般无奈之下，凯蒂与瓦尔特同赴湄潭府。
初到湄潭府，凯蒂见到了扛着棺材的路人，见到了一个平和、安宁却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村庄。凯蒂见到了一位因瘟疫而去世的村民，这是凯蒂第一次接触到死人，使这个洋娃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具佝偻、贫穷、面目扭曲的尸体。凯蒂不禁想到，无论这个人生前有多大的作为，活得如何光鲜亮丽，在死的时候却是如此的没有尊严，宛如一个没有生气的物体。他人的死亡，触动了凯蒂敏感的神经，也可以看作是促进凯蒂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