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思远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将中国绘画艺术与Richard Strauss的音乐进行类比：这两者同样以模糊的主题开始，它们的美要在聆听最后的旋律时才能完全掌握。凭借着敏锐的艺术自觉和审美自信，安思远不但因为其对在中国国内曾长期遭到非议贬斥的石鲁的青睐而屡屡为人称道，他甚至改变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持有的成见——中国绘画的辉煌在1800年左右就已经终结。
　　为中国两个世纪绘画正名
　　在安思远之前许多西方艺术史学者认为中国在19、20世纪确实有不少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不但风格和构图混淆、凌乱，不符合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的宋元体制 ，而且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艺术家大胆且极富表现力的作品本质上是对17、18世纪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豪纵、古拙且充满个性的写意风格的模仿和重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力的体现。安思远在上世纪60年代获得了一批19世纪的中国书画作品后，首先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回忆道：“从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品质，而在此之前我曾被学者们反复告知这种品质根本不存在。”在安思远的眼中，19、20世纪的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被忽视的天才。
　　安思远很早便开始对除中国以外的远东地区的艺术品进行收藏，其中有一部分齐白石的重要画作是上世纪50年代从其恩师兼挚友庞耐手中获得的，但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本人才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往来的机会，他和助手、友人们几乎游遍了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国营艺术和工艺品商店，并有幸阅遍了中国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的几乎所有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从那时以后，安思远的中国书画收藏规模急剧扩大，包括李可染、林风眠、傅抱石、徐悲鸿、石鲁等在内的多位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出现在了他的收藏名录里，他本人也因此被认为是在此领域进行系统收藏的第一位西方藏家。
　　同许多其他杰出收藏家一样，安思远的收藏也是其个人审美趣味的表达，他对于富有张力的笔墨韵致的钟爱在其收藏的作品中都有生动体现。安思远数目庞大的中国书画收藏既不是西方学院现实主义对近代中国艺术的综述性记录，也将那个时期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作品与并非在中国本土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作品排除在外。但人们却能从安思远的收藏中看到书法对于中国绘画的持续影响，并能领略到19世纪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的职业画家们大胆使用的明亮鲜艳的色彩和劲爽豪放的笔墨。

　　安思远在对这个被西方艺术史界长期遗忘的时代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数量颇丰的创作于1800年至1950年期间的作品，并于1986年将他的“安思远珍藏系列”书画作品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中汇集的400余件作品成为西方艺术馆内最大型的近代中国画馆藏。这次捐赠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值得拍手称道的善举，在彼时却是“一场安静的革命”。当时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的认可程度远差于今时光景，安思远在做出很大努力后，才最终说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受他的捐赠，其间幸得当时的馆长Philippe de Montebello和亚洲艺术部资深主席方闻的慧眼识珠，安氏收藏才被顺利纳入馆内。随后，安思远在第二年的12月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书画：1800-1950》，按照安思远的设想这本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适合放在咖啡桌前信手翻看的供人消遣的艺术类读本，而是一本严肃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它重达38磅，标价高达850美元，涵盖中国近代几乎所有书画名家名作，作品均附中英文款式印章、藏印。正如安思远自己对这本书的定位“甚至是一个南斯拉夫的汉学家都可以用这本书来进行研究”。
　　200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安思远的收藏举办了“两种文化之间—安思远藏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中国绘画”的展览，艺术评论家Holland Cotter对此评价道：“这一段艺术史才刚刚开始被撰写”。如今斯人已逝，安思远凭借自己在这一领域内的努力让整个西方艺术史界为之改观，他赏识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都如同复杂拼接的七巧板一般在艺术史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如美国学者John Russell所说：“人们开始发现19、20世纪不但不是一个苍白乏味的时期，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驱。”
　　


　　“石鲁要比齐白石好”

　　纽约时报评论员Margaret Locke曾评价安思远“作为一个依靠波旁威士忌、雪茄和希望活着的人，安思远最喜爱并擅长的是识旁人所未见。”他以一个艺术商人和艺术家的开放性眼光去重新审视了中国19、20世纪的绘画，在他眼里值得珍视的不仅仅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传统经典，更能引发他内心深处共鸣感的是那些大胆且极具开创性的作品。在安思远购藏的一众中国艺术巨匠的名录中，石鲁凭借其悲情且充满戏剧色彩的个人经历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成为安思远的挚爱，被安思远誉为“中国的梵高”。安思远时常跟来访者说：“Shilu is much better than Qi Baishi（石鲁要比齐白石好很多）”。可以肯定的是，石鲁作品的价值在后来能够获得重新评估和认可与安思远的推介和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石鲁堪称现代中国最具癫狂气质的天才型艺术家，他的个人经历和作品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叛逆精神袒露无遗，“高傲”、“个人英雄主义”等指责之声几乎伴随了他跌宕起伏、坎坷多舛的一生。解放后，战事平息，石鲁的创作也进入了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他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至上世纪60年代，中国画坛出现了一支以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他们以苍茫雄壮的北国风貌、别出心裁的风格和磅礴气势震动了中国画坛，为美术史书写了重要一页。“文革”时期，曾经如日中天的石鲁多次被关进“牛棚”并进行游街批斗，人们常能看到披头散发的石鲁，穿着宽大过膝的袍子在大街上游走。庸才常被磨难击垮，而天才却能借此奋起。在“文革”的恶劣环境中，石鲁却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另一个高峰。石鲁在“文革”时期的笔墨恣意狂放、神秘怪诞，将其秉性里的叛逆不羁和对命运的不屈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石鲁因为政治原因在国内长期受到有意忽视和贬损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安思远却因缘际会的成为他千里外的知音，安思远在自己的书中品评石鲁的《华山苍松图》时说：“无论石鲁在画画或写书法的时候把笔墨推拉或挥动到怎样的极端，他想表达的意向却是精准明确的。华山上庄严的松树鼓励了这位落魄艺术家——不论悬崖的处境如何严峻，松树总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看到石鲁此画、安思远此语怎能不让人联想到英雄惜英雄之情、伯牙遇子期之态，所有的爱和珍视无非都源于一个“懂”字。
　　在安思远收藏的数目庞大的石鲁作品中，其中一张《春梅独立》绢本作品，曾深得安思远喜爱，自购买后就一直被他挂在家里的会客厅中供时时赏析，据说安思远自从购买了这张作品后就开始对石鲁青睐有加，并开始大量收购石鲁的作品。安思远并未见过石鲁本人，他的石鲁收藏除了多年的苦心求索、遍访各地外，其中有很多作品都是直接从石鲁家属手中购得，这些作品在安思远手中被集结成最具规模的石鲁作品的私人珍藏系列。3月18日在纽约佳士得举槌的“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第二场“中国家具、文玩及书画”专场中呈现了安思远珍藏的近300件书画作品，其中囊括了33件石鲁的作品，成交额达920.9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702.62万元）。安思远钟爱的《春梅独立》绢本以35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86万元）成交，超过最低估价23倍，拔得头筹。
　　其实在此之前，安思远就曾在1986年将部分石鲁作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后石鲁的其他作品也被逐年售出。想来在艺术品收藏领域沉浮多年的一代古董教父安思远怕是早就了悟——无论是谁，都只能是美暂时的拥有者。规模化收藏的目的在于造势和研究，而非永久的占有和囤积，当条件成熟，将之分享与新的藏家也是美美与共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