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宫廷造像对明朝
　　中原地区造像影响
　　
　　永宣宫廷造像对明朝中原地区佛像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它对中原佛像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了中原地区流行的藏传佛教造像;二是影响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
　　永宣造像对中原藏传佛教造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明朝北京地区藏传佛教寺庙神像上。明朝定都北京后,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和定居,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据史料记载,有明一代北京兴建了真觉寺、护国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几座喇嘛庙,分布北京城郊。另外还有一些汉传佛教寺庙也住有藏族僧人,或有藏族僧人参与建设和活动,如北京石景山区法海寺、房山区西域寺等。这些寺庙既是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承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所在。尽管这些寺庙现在大多数已毁坏不存,但从少数遗存者我们仍可窥见明朝,特别是永宣之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風貌。
　　护国寺是明朝北京最有影响的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为明朝后期“僧录司”之所在,著名的汉地高僧姚广孝曾在此驻锡,著名的西藏大喇嘛大智法王班丹札什亦曾住持于此。此寺在“文革”时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只有一座“金刚殿”保存下来,同时还留下了3尊十分珍贵的木雕造像。这3尊雕像都具有明朝永宣造像的鲜明特点,其中主尊高3.1米,结跏端坐,光头,无冠帽,躯体浑厚,腰部有明显收分,身着袈裟,衣纹写实自然;其余两尊为站像,造型和衣饰特点与主尊完全相同。根据主尊装藏内发现的《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什寿像记》记载,这组雕像表现的是明朝护国寺住持大喇嘛班丹札什师徒三人,主尊即为班丹札什本人,雕造时间为宣德十年(1435年),是班丹札什弟子在其生前“聚议合财,雕造师之寿像,期以安奉寺之祖堂”。这组雕像原来供奉在护国寺影堂,“文革”后移至宣武门外法源寺供奉。
　　现存明朝藏式造像最多和最为集中的当推北京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五塔寺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东,长河北岸,始建于明宣德时,原名真觉寺;清雍正时因避雍正皇帝胤真讳,改名“大正觉寺”;因寺内有一座金刚宝座塔,金刚宝座上耸立有五座小塔,所以俗称五塔寺。寺中殿堂在本世纪初全部被毁,现在唯有金刚宝座塔独存。在这座金刚宝座塔上,雕刻有各种藏传佛教图像和纹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佛像的雕刻,整座宝塔上共雕有佛像1561尊,它们在宝座和五座小塔上分层排列,错落有致,宛若一个佛陀的世界。佛像题材主要是五方佛,即大日如来、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宝生佛和不动佛。它们的形象特征基本一致,皆螺发高髻,跏趺端坐,身披袒右肩袈裟,唯以所结手印不同而相互区别,所结手印依次为智拳印、弥陀定印、与愿印、施无畏印、施与印和触地印。佛像风格都是典型的藏传造像样式,但同时融入了中原传统艺术因素,与永宣宫廷造像风格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是体态略显丰臃。据史料记载,这座金刚宝座塔建成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可见这些浮雕佛像皆应完成于成化九年之前,代表了永宣之后内地藏传佛像的基本样式。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法海寺也是一处永宣之后藏传佛像重要遗存之地。法海寺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建成于正统九年(1443年),历时五年建成。此寺由汉藏两族僧俗官员共同出资兴建,其中藏族助缘僧人共有10人,包括释迦也失、班丹札释等著名人物,他们的名字都镌刻在《法海寺记》碑刻的碑阴。由此因缘,法海寺自然地融入了藏传佛教文化和艺术成份,佛教造像就是其中重要体现。在大雄宝殿内,原来供奉有三世佛、胁侍菩萨、十八罗汉像及大黑天等造像,其风格都体现了永宣宫廷的鲜明特点。虽然这堂佛像早已被毁,但从留存下来的老照片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永宣宫廷造像遗风。
　　同时,在一些文物部门,如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首都博物馆等单位,以及艺术品拍卖会,古玩市场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刻有具体年款的藏式金铜造像。根据造像上所刻年款统计,分别有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和崇祯等几个时期。这些纪年造像在艺术风格上基本保持了永宣造像的遗风。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金刚持像,从题材和造型样式上一看就是一尊典型的藏传造像,而其风格也是汉藏融合,与永宣造像风格完全一致。永宣造像在莲花座正前方都刻有宫廷铸造的标志性款识,而这尊造像的刻款在莲花座底沿上;刻款内容与形式也与永宣造像不同,为自右至左刻写,内容为:“大明正统丙辰年奉佛弟子口显兴曾阮阿禄口福喜黎法保正月上朔日发心造。”从刻款内容与形式看,这尊造像明显铸造于内地,因为它的刻款形式采取了汉地传统的读写习惯,而刻款内容也表明它是明正统元年(1436年)由内地的奉佛弟子出资铸造的。从这尊造像体现出来的艺术特点看,永宣之后这些带具体纪年的藏式佛像不仅具有浓郁的永宣造像遗风,而且带有中原铸造的明显标记,充分反映了永宣之后永宣宫廷造像在内地藏传佛像艺术上地位和影响。
　　永宣造像对明朝中原传统佛教造像的影响更加突出,不仅影响面大,具有普遍性,并且在艺术特征上也有十分明显的体现。从普遍性看,当时全国各地大到寺庙殿堂中供奉的佛像,小到一般老百姓家中供奉的小型铜铸、木雕等造像都受到了永宣造像风格的影响。而从具体特征上看,当时以佛和菩萨为主的汉地佛像都带有十分鲜明的藏式造像特点。如佛像,其头部的肉髻都变成了高高隆起的塔状形式;腰部有了明显的收分;袈裟样式及衣纹形式与永宣造像一样;佛座也都是永宣造像惯用的半月形束腰式双层莲花座;特别是躯体结构变得匀称,姿态也趋于端正,不像宋元时汉地造像生动自然,富于个性特点。菩萨像的藏化也很明显,菩萨的头冠与永宣造像头冠一样,也是花冠和发髻冠并用,花冠正面有半月状装饰;胸前也是u字形的连珠式璎珞,似网状罩于胸前;衣纹也非常写实;全身结构与姿势也变得匀称和端正;莲花座也多为半月状束腰形式。明朝中原造像的这些变化与传统风格相比已是大相迳庭。因此可以说,永宣造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传统造像的面貌,而使中原佛教造像表现出一种带有藏式特点的新的艺术面貌。
　　这一时期的造像遗存很多,大多数流散在民间,在博物馆和文物市场上非常多见。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观音菩萨像,是一尊菩萨像代表。此像结跏趺端坐,双手置双膝结定印;头梳高髻,顶罩披巾,垂覆双肩,髻前安化佛阿弥陀佛;面形方正,双目低垂,神态慈祥宁静;上身着垂领袈裟,胸前饰繁复璎珞,下身着长裙,双膝包裹在衣裙内;身下为双层束腰莲花座,莲瓣宽肥饱满。整体造型大方,形象庄严,做工精细,具有永宣宫廷造像鲜明特点。再如天津文物公司收藏的铜漆金释迦牟尼佛说法像,是一尊佛造像代表。此像整体风格与永宣造像完全一致,只是面 相和躯体更显肥胖,衣纹的质感更加强烈。特别是它的表面装金采取了漆金技法,更显示了它不同于藏传造像的工艺技术特点。而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组明景泰元年(1450年)铜镀金三世佛像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三尊像的整体风格和制作工艺同永宣造像如出一辙,完全看不出任何区别,但从莲花座上刻款的内容和形式看,它们很明显是北京的汉传佛教寺庙制作的,为汉地僧人出资铸造。刻款内容为:“大明景泰元年岁次庚午圆授广善戒坛传法宗师龙泉寺住持道观施金镀。”据考,“广善戒坛”是明朝北京两大戒坛之一,在今天北京广安门外的天宁寺;龙泉寺就是今天门头沟区的潭柘寺;道观是龙泉寺第36代律宗宗师。这条刻款表明,作为地地道道的汉地僧人道观已完全接受了藏式永宣造像风格,表现出对藏式特点的永宣造像的全盘接受。
　　同时,在现存的明朝汉传佛教寺庙我们也可以看到永宣造像风格的影响。如北京智化寺转轮藏殿和如来殿供奉的佛像就是寺庙遗存的重要代表。智化寺位于東城区禄米仓胡同,始建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正统十一年(1446年)建成,历经五百余年风霜,今天基本保持了明朝建筑风貌。其中,转轮藏殿内置有贮藏佛教大藏经的八角轮藏一座,主体经柜朝外立面上共浮雕有360尊佛像。佛像皆头饰螺发,面相宽平;宽肩细腰,躯体壮硕;身着袒右肩袈裟,下身着长裙,衣纹自然写实;跏趺端坐于双层束腰莲花座上,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造型风格与永宣宫廷造像完全一样。
　　如来殿有上下两层,各供有一组大型佛像,下为释迦牟尼佛与金刚密迹、大梵天,上为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卢合那佛和应身佛释迦牟尼佛,其中上层的毗卢遮那佛像最具永宣宫廷造像特色。毗卢遮那佛跏趺坐于莲蓬式的大仰莲座上,两手置胸前结说法印;头戴一叶形花冠,头顶束高发髻,面相长圆,双目睁视,神态庄肃;上身斜披袈裟,下身着长裙,衣纹流畅自然;宽肩胸挺,腰部有明显收分,躯体健硕壮美,全身饰有璎珞及钏镯。整体风格也体现了永宣造像汉藏融合的鲜明特点。智化寺是明正统九年(1444)由明朝太监王振合宅兴建的一座寺庙,当时是一座十分正规的禅宗寺庙,与藏传佛教无丝毫瓜葛。一座正统的汉地禅宗寺庙里却出现了藏式的永宣风格造像,更加充分说明明朝汉地佛教对永宣造像风格普遍接受的事实。
　　
　　永宣宫廷造像题材及寓意
　　
　　永宣造像题材十分丰富,据初步统计约有20余种之多,分别有绿度母、文殊菩萨、四臂观音、金刚萨埵、释迦牟尼佛、不动佛、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药师佛、无量寿佛、大日如来、不空成就佛、宝生佛、二臂大黑天、四臂太黑天、大成就者毗瓦巴、马头金刚、上乐金刚、喜金刚、吉祥天母、地狱主、自在观音、摩利支佛母等。这些题材虽然与藏传佛教数百上千的种类相去甚远,但是它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教及政治寓意。其寓意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大部分造像题材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共同信奉的,体现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的普遍尊崇。如其中的文殊菩萨、四臂观音和金刚手三种造像,藏族人民认为这三尊造像分别象征慈悲,智慧和力量,是他们福祉之所依,尊奉为“三大依怙主”;藏族人民还把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三位赞普分别奉为观音、文殊和金刚手的化身。千百年来,这三尊像一直受到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的普遍崇奉,在许多喇嘛庙辟有专门的殿堂供奉这三尊一组造像。再如绿度母像,她是藏传佛教崇奉的一尊重要女神像,是观音菩萨变现的二十一尊度母之一。因其身色呈绿色,故称绿度母;又因佛经记载她能救狮难、象难、火难、蛇难、水难、牢狱难、贼难、非人难等八种苦难,故称“救八难度母”。她是二十一度母的主尊,其他度母分别是她不同功德的化现,《绿度母颂》对二十一度母的功德都有详尽的说明。历史上,绿度母在我国藏蒙地区有着十分广泛的信仰,所有藏传佛教寺庙都供奉绿度母造像,所有藏蒙人民都信奉绿度母,其中藏族妇女还多以度母取名,藏语音译为“卓玛”。特别是藏族人民还把唐朝时入嫁吐蕃的唐朝文成公主奉为绿度母的化身,历久不衰,成为汉藏民族之间深厚友谊的重要历史见证。毫无疑问,明朝宫廷大造绿度母像赐与藏族高僧既表现了对藏族人民信仰的尊重,同时也明显带有对汉藏传统友谊的纪念和对未来汉藏和睦一家的期盼。在藏传佛教寺庙里同样十分流行的白度母造像,在目前统计的永宣造像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永宣二帝大造绿度母像的良苦用心。其他如释迦牟尼佛、五方佛(大日如来、不动佛、不空成就佛、宝生佛、无量寿佛)等,也都是藏传佛教和藏蒙人民共信的题材,就不一一介绍了。
　　其次,一部分造像题材带有明显的教派特点,为某一教派单独崇奉,反映了赏赐者永宣二帝政治上的明显用意。如金刚持、上乐金刚,他们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崇奉的重要本尊,尤其是金刚持像,目前发现有七、八尊,占有较大的比例。毗瓦巴是萨迦派尊奉的重要上师,为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现在发现有三尊毗瓦巴像,其中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尊高达33厘米,做工精美,气势雄浑,最为突出。喜金刚和二臂玛哈噶拉也是萨迦派专门的崇奉,分别为萨迦派崇奉的本尊和护法神。而文殊菩萨、地狱主为格鲁派崇奉的本尊和护法神。永宣造像题材在宗派上的这种广泛的代表性从一个侧面正好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推行的“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
　　再者,少数造像题材来源于汉地佛教,如旃檀佛像、高僧形象的地藏菩萨像等,既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用意,也反映了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旃檀佛、高僧形象地藏菩萨都是汉地流行的重要题材。特别是旃檀佛像,在内地流传了两千余年,是中原地区最为神圣的佛宝之一,受到了历代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普遍崇信。永乐朝仿制如此神圣的佛像赐与藏族同胞,表达了对藏族同胞深切的宗教关怀,表现了政治家的远大抱负和慈悲胸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这种赏赐,极大地丰富了明朝宫廷造像和藏传佛教艺术题材和造型,为当时汉藏佛像艺术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
　　
　　永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讨论,明朝宫廷造像都带有刻款,像身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纪年款,否则就不是宫廷造像。近年来,笔者发现了十余尊造像在整体风格和制作工艺上与永宣宫廷造像几乎没有差别,只是缺乏宫廷造像标记性的刻款。它们分别是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莲花手菩萨像(高135厘米)、文殊菩萨像(高约70厘米),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尊绿度母像(高约50厘米),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高约30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收藏的铜镀金无量寿佛 像(高40厘米)、香港乾坤堂收藏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高32厘米);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供养菩萨像(13,3厘米)、2007年北京翰海春拍的龙王菩萨像(高26厘米)、2007年辽宁国际秋拍的无量寿佛像(高42.5厘米)等,其中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收藏的无量寿佛像最为典型。
　　此像由黄铜整体铸造,表面镀金。头戴花冠,正面中央花瓣根部又各出一枝花瓣向两侧伸展,形成月牙形状,为当时造像常见的花冠样式;头顶束高发髻,髻顶安摩尼宝珠,余发则编成两条发辫分垂于左右两肩;两耳侧各有一条缯带呈u字形翻卷,耳下各垂一圆环。面相宽大,眉如弯月,双目低垂,鼻直适中,双唇微歙,具有中原汉人明显特征。宽肩细腰,躯体匀称,造型端庄大方,具有藏式造像鲜明特点。上身胸前挂项圈和长链,项圈下又缀u字形联珠式璎珞;下身着长裙,衣纹密集于小腿部呈对称状自然分布,流畅优美,腰带下亦缀满一圈u字形联珠式璎珞。身披大帔帛,帔帛搭覆双肩下垂,绕过手臂经腿下对称垂搭于莲花座正面;手臂、腕和足部亦佩有钏镯装饰。结跏趺端坐,双手相叠于脐下结定印,手心托长寿宝瓶,瓶口盛开一朵大莲花。身下是半月形雙层束腰莲花座,造型周正,做工讲究。莲座上下边缘装饰连珠纹,前后满施莲花瓣,莲瓣宽肥饱满,上下对称排列,头部饰有卷草纹;座底封藏完好,底边有清晰的剁口,并露出黄色的铜质,封底涂满红色朱砂,中央位置刻画十字金刚杵。通观整躯造像,造型完美,形象庄严,装饰繁复,工艺精细,具有典型的皇家艺术风范,体现了永宣宫廷造像鲜明风格特点。
　　根据造像实物,并结合史料记载分析,笔者认为永宣宫廷造像应当不仅仅限于那些刻款佛像,还有一些不刻款佛像,是否刻款不能作为宫廷造像是与非的决定性标记,只可作为判断宫廷造像的不同用途。这两类宫廷造像各有不同的用途,其中刻款佛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直接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像“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款中的“施”字,就已标明了它的用途,有布施者,就有接受布施者,而不刻款佛像则主要满足内地皇宫内外佛堂和皇家喇嘛庙供奉所需,因为据历史记载,当时皇宫内设有多处供奉藏传佛像的佛堂和宫殿,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殿和乾清官等,而皇宫外也兴建了多座藏传佛教寺庙,如北京大慈恩寺、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真觉寺(今五塔寺)、大护国保安寺,南京大能仁寺、灵谷寺、天界寺,五台山大显通寺,青海乐都瞿坛寺等。皇宫佛堂和皇家寺庙的佛像只是为了供奉,故无需刻款。
　　关于明朝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笔者曾撰《明朝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收藏的无量寿佛像研究》进行了专门论述,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