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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R.K.纳拉扬早期创作的三部小说——《斯瓦米和朋友们》、《文学士》和《暗室》，以小镇马尔古蒂为背景，从日常生活、爱情及婚姻等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对印度人民思想的影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抗衡，以及印度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状态。
20世纪30年代，政治运动的迅猛发展促使印度英语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出现了新的主题，如农民的不幸、贱民的处境和甘地在人民中的影响等。此外，真实客观地反映印度人的家庭、婚姻问题，以及印度精神的小说也出现了。其中，R.K.纳拉扬(1906—2001)的早期小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纳拉扬是奈保尔非常欣赏的作家。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写道，纳拉扬“深切思考着那些在底层继续的卑微生命”。但纳拉扬的小说绝不是奈保尔所认为的“它根本不是基于历史。它是悬在空中”，恰恰相反，纳拉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揭示了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文化对印度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尤其是他早期的三部小说：《斯瓦米和朋友们》、《文学士》和《暗室》。
一
纳拉扬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十四部都以南印度小镇——马尔古蒂为背景，因此他的小说被称为“马尔古蒂系列小说”。在《斯瓦米和朋友们》(1935)中，马尔古蒂镇第一次出现。
《斯瓦米和朋友们》主要描写了马尔古蒂镇一个十岁的小学生斯瓦米成长中的故事。通过他的眼睛，读者了解了独立前南印度小镇的生活。那里有邮局、银行、教会学校，还有泾渭分明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和低等种姓贫民窟，前者是英国殖民统治和外来文明入侵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千百年来印度种姓制度的遗产。虽然有人指责在小说中这些地方的地理位置安排不合乎实际比例，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对小镇的喜爱，因为它在作者的笔下无比亲切，真实可感。马尔古蒂总是为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一个真正的表演场所。纳拉扬不是诗人，虽然他不能让我们闻到哈代小说中散发的牧场和道路的芬芳，可他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却同样使我们感受到马尔古蒂的生活氛围。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每当读完一本纳拉扬的小说手稿，他常常会想：在马尔古蒂，遇到的下一个人将会是谁呢?他表示，马尔古蒂的街道、河流和那里的人物，比伦敦的巴特尔西和尤斯顿更亲切；纳拉扬揭示了一个新的印度，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纳拉扬对儿童行为和心理的把握能力以及幽默讽刺的笔法，使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充满童真、童趣的叙述中，我们嗅到了一缕缕印度政治生活的气味，使读者意识到，马尔古蒂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悬浮的“空中之城”，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南印度小镇。
一天晚上，马尔古蒂的居民举行集会反对政府逮捕孟买杰出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古里·善格勒。有人发表演讲：“现在，我们都是奴隶。……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悠久的传统，难道我们忘记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时代的光荣了吗?当英国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的船已经在大海上航行，我们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的文明。”斯瓦米懵懵懂懂，无法完全理解这番演讲，可他听到如果每一个印度人都吐一口唾沫，英国人就会被淹死时，竞信以为真，跃跃欲试，决心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要不是马尼警告说欧洲人会开枪打死他们，他也许真会这么做了。不过，当人们高喊着“甘地万岁”，开始点火焚烧英国货的时候，斯瓦米还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爱国运动，把心爱的印度粗布帽子当成英国货扔进了火堆。
学生罢课，人们游行，遭到警察的镇压。纳拉扬就这样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将1930年印度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展现出来。如果说甘地的号召能使小镇里的儿童都受到影响，产生这样的反抗行为，那么可以想见，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在大城市，它对成年人的影响有多么巨大。纳拉扬举重若轻，通过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含蓄而巧妙地揭示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斯瓦米和朋友们》还反映了20世纪初期印度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正如奈保尔所说，“纳拉扬看到了南印度在西方工业化和现代观念影响下，保守社会的根本变化(起初很慢，但是后来速度就加快了)。”例如，斯瓦米就读的是一所教会学校，接受的是英国文学教育。新转学来的拉杰姆穿着打扮非常考究，是班上唯一穿皮鞋、袜子、戴皮帽、打领带的学生，英语说得非常好，很像一个欧洲人，这些都让斯瓦米非常羡慕。拉杰姆的玩具火车又让斯瓦米感到新奇。拉杰姆就像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是社会进步和现代性的象征。
纳拉扬说：“社会在不停地向我们施压。上个世纪(指19世纪——引者注)的社会进程也许可以描述成是青蛙从井里爬出来的过程。各式各样的交流方法，各种迅捷的运输方式，报纸、广播、电视，每一种发明创造都对井底之蛙形成冲击。它再也无法单独地呆着了。”现代化的进程虽然缓慢却越来越深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无法避免。纳拉扬的小说成功地抓住了印度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脉搏，说明了它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使他们形成了新的观念。
二
《文学士》(1937)中的钱德拉是一名普通的太学毕业生，生活在马尔古蒂这个特殊小镇，也就成了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历史专业大学生钱德拉和斯瓦米一样，不满殖民教育，认为殖民教育体系只是在大量生产小职员和政府公务员，会使印度成为笨蛋国家。勉强通过大学毕业考试后，钱德拉感到非常脆弱和沮丧，不愿听从家人的安排去攻读法律，直到在河边遇见玛拉蒂。爱情把他从面对成人生活的苦闷中解脱出来，可又很快让他陷入痛苦的泥潭。钱德拉的父母不同意儿子向玛拉蒂求婚，因为女方家里没有钱，不能陪送丰厚的嫁妆(纳拉扬在这里又给了印度的嫁妆制度一鞭子)。钱德拉对此十分愤懑：“为什么我们要被我们的长辈们责打和牵着鼻子走呢?”“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后来，父亲最终同意前去求亲，可星象家又说钱德拉和玛拉蒂星象不合，钱德拉的愿望未能实现，玛拉蒂与她的表兄订婚。
恋爱的激情“在剧烈的发作过程中，由于恋人感觉到恋爱境界犹如一条死胡同，一个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陷阱，他宁可毁灭自己。”钱德拉当晚就发高烧，满嘴胡话。病好之后，他决定离开家乡去流浪，觉得惟有这样，才能远离爱情的伤痛，将玛拉蒂的形象从自己的脑海中赶走。
经过几周的漂泊后，钱德拉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开始思索为何自己会遭受这样的折磨。最后，他得出结论：自己的不幸是“玛拉蒂”和“爱情”造成的。于是，钱德拉对玛拉蒂的爱慕变为恼恨，玛拉蒂一下子从“天使”变成了“恶魔”。什么爱情?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它不过是一个愚蠢的文学字眼。如果人们不去读什么西方文学作品，就不会知道有“爱情”这种东西了。此时，钱德拉认为爱情“是一种极度的疯狂”。
钱德拉在菩提树下的“觉悟”与佛陀的悟道有天渊之 别。佛陀悟出了人生的真谛，钱德拉则从“明”退回“无明”。大学教育灌输给他的追求自由、真爱的信念轰然坍塌，他于是回到马尔古蒂，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迅速远离了浪漫的爱情，心甘情愿地被埋葬在传统的废墟下，过起了“平静而稳定的生活”。
钱德拉是受到西方教育但思想又没有完全现代化的印度人，在当时是孤立的。钱德拉对自主爱情的追求，是对印度社会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他的这种经历表明，西方现代文明对印度古老的道德传统和精神价值取向的冲击是不能阻挡的，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人类文化转型时期必然要经历的。在这一过程的初期，西方文明很难得到认同，步履维艰，印度传统文明则根基深厚，不易被外界力量打破。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外来冲击波的加强，印度人民将逐渐解放思想，他们的生活面貌也必将发生新的改变。
钱德拉追求自由爱情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曾经爱过。与钱德拉相比，玛拉蒂更加不幸。
玛拉蒂只存在于钱德拉的视域和叙述中，没有身份和位置，连正面讲话的权利都没有。在小说里，玛拉蒂象征性地代表了印度妇女的生存状况——没有自我，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她们只是被他人所确定，所描述，所解释，所爱慕，所渴望，或者被他人所仇恨。在这篇小说里，玛拉蒂通过钱德拉这面镜子折射出来，她的一切都是通过他来反映的。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她任何个人意愿的表现，甚至对钱德拉的拒绝也是由她的父亲转达。玛拉蒂是一个透明人，同时又是一个玩偶。玛拉蒂在父亲的安排下与表兄结婚，至于她个人的意见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恐怕在当时的社会传统中，她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哪怕千般不愿，万分不从，也只能俯首就范。
玛拉蒂与钱德拉根本没有直接接触，更没有任何沟通。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钱德拉所爱慕，又莫名其妙地被钱德拉加上了“戏弄”的罪名，还被称作“恶魔”。钱德拉迁怒于所有女性：“女人们就是那样，她们喜欢折磨人。”无论钱德拉怎样看待玛拉蒂，她始终都是钱德拉想象的投射物，她是一个由男性想象的女人，是一个生活在男性话语阴影下的女人，当时印度南方妇女的地位和处境由此或可窥一斑。
三
如果说印度南方妇女的地位和处境在玛拉蒂身上体现得还不十分充分的话，那么《暗室》(1938)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莎维德丽则是南印度妇女的典型。莎维德丽每天都小心翼翼，察言观色，以判断丈夫拉玛尼的心情如何。每天面对丈夫的抱怨，莎维德丽都没有任何不满，只想尽心尽力伺候好他和孩子。
传统的道德观念时时刻刻都在制约、束缚着印度女性。她们无权选择自己的丈夫；在婚姻生活中，也同样没有任何地位，毫无尊严可言。莎维德丽生活的全部是丈夫和孩子，没有自我。九夜节(Navaratri festival)，儿子巴布和朋友在安装灯饰的过程中不小心造成停电，拉玛尼大动肝火，打了儿子。莎维德丽去劝丈夫，反而受到训斥。莎维德丽一语不发地躲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躺在地上。直到第二天中午丈夫下班回家，她仍然闷在黑屋子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莎维德丽的自虐没有唤起丈夫丝毫的同情和尊敬，拉玛尼对此熟视无睹，示威似的大声吹着口哨，开心地和女儿们聊天，而且冲着黑屋子嚷道：“不要以为你的呕气会毁掉整个节日!”
孩子们不忍心看到母亲受苦，找来莎维德丽的朋友贾纳玛劝她：“……你应该说出你的想法，你应认为丈夫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没有反对过我的丈夫或与他争论。我有时也许会提点建议，但除此以外，再也没什么了。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这是一个妻子的义务。”莎维德丽则说：“但是，你想，他那么厉害地打孩子。”至此，我们恍然大悟，莎维德丽这样做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丈夫对孩子太严厉，她只是不赞同丈夫的做法。为了孩子，莎维德丽走进了黑屋子；同样是为了孩子，她又走出了黑屋子，因为她不想破坏孩子们过节的愉快心情。
生活似乎又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可不久拉玛尼迷恋上公司女职员香德·芭伊。此时，莎维德丽再也无法保持沉默，说出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想法：“我是一个人!可是你们男人从来没这么认为!对你们来说，我们只是你们想抱就抱的玩具，有时又是你们的奴隶。不要以为你们喜欢的时候就可以随意爱抚我们，不喜欢的时候就可以一脚踢开。’”莎维德丽要求丈夫离开香德遭拒，于是愤然离家出走，身无分文。
莎维德丽虽然一怒之下作出反抗，但内心仍被传统观念束缚着，是一个盲目的囚徒。绝望中，她准备跳河自尽。这时，她仍然害怕自己会因顶撞丈夫在死后得到报应：“在阎摩那里一定为我准备好了大锅，因为我犯了顶撞丈夫的罪过，不服从他。可是我该怎么做呢?”一位低种姓锁匠救起莎维德丽，让她暂时寄居在自己家。离开了家和孩子们，莎维德丽感觉自己就像一根竹竿，没有墙的支撑就无法站立。她不愿在贫穷的锁匠家里白吃白住，在寺庙里找了活儿干，可自食其力的快乐很快被强烈的思家心情代替。她再也不想一人在庙里那间黑屋子里呆下去了。第二天，她向祭司和锁匠夫妇辞行，偷偷地回到家，回到丈夫身边。
印度社会加在莎维德丽身上的责任和羁绊，造成她反抗的软弱无力。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她从开始就被告知，这样做是可以的，那样做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很多女性丧失了自我，自觉地把事实上的不平等看成理所当然。她们回避了自我，回避了自由意志。印度教法典《摩奴法论》明确规定，“哪一个女子完全调伏思想、言语和身体而对丈夫忠贞不渝，哪一个女子就达到夫主世界，并且被善人们叫着‘贤妇’。”“她在天堂受尊敬全靠侍侯夫主”，《摩奴法论》还说，“贤妇应该永远敬夫若神，即使他沾染恶习，行为淫乱或者毫无优点。”在印度教伦理规范的重重束缚之下，许多印度妇女没有丝毫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只能一味俯首屈从，听天由命。莎维德丽离开庙里的“暗室”，最终选择了和孩子在一起的家庭“暗室”。她的生活在拐了个弯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家庭就像一个“围城”，妇女们进进出出，却始终难于离开。
妇女怎样才能摆脱作“第二性”的命运，经济独立不能提供最后保证，摆脱婚姻也不是好办法，关键在于她必须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重新确立自己。莎维德丽虽然有了“我是一个人”的意识，但是她始终无法清醒地、理性地看待丈夫，观照自己在现实中、在家庭中的地位，所以她的回归是必然的。
莎维德丽所以会有离家这种行为，多少是受到了社会上提高女性权益运动的影响。19世纪以来，殖民政府进行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改革，努力在婚姻家庭方面给予印度妇女平等的地位，多次颁布法令和法规来保障妇女的权利。从19世纪50年代起，殖民当局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开办女子学校。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立女子学院相继建立，女子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女子教育的逐渐普及提高了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可 能。作者没有用过多笔墨来说明当时印度社会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只是通过莎维德丽的另一位朋友甘姑的行为生活，曲折地表明莎维德丽的出走，多少是受到外界妇女运动大环境的影响。甘姑与莎维德丽完全不同，她阅读英语小说，还会打网球，时常看电影，是一位现代女性。
与传统的印度女性一样，莎维德丽忠心地履行她的职责，取悦丈夫且遵从他。但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莎维德丽这一形象又展现出了特殊的精神气质和自我意识，她不甘心于做没有大脑的“天使”，她对自身的命运和处境开始反思，从而体现了纳拉扬对印度妇女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对女性心灵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但是，纳拉扬是一名男性作家，莎维德丽是以男性的经验和意识对女性进行审视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生活在男性话语阴影下的女人，所以离家两天之后又回家了——她没能解决问题，苦恼依然存在。莎维德丽的遭遇反映了20世纪初印度妇女的矛盾心态，她的痛苦和不幸是当时印度妇女生存状态的写照。
四
20世纪初，英国加强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使印度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受到文化身份的焦虑。K.R.艾衍加尔称印度英语作家“是两个世界——印度和欧洲——之间的游荡者”。因为文化因素渗透，他们对人生的体验非常敏感，更容易意识到自我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于是，他们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人物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中的挣扎，积极地探索自我的身份，再现这一客观的历史变化，及对这一变化的特定体验。告别传统，意味着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个体面对不停变化的现实，不停地去冒险、变化、成长和规范自我，人们不可避免地经历着革新和分裂、抗争和屈服、追寻和迷失、压抑和解放、希望和痛苦等诸多相互矛盾的体验。《斯瓦米和朋友们》里的小学生斯瓦米在懵懂成长中参与了印度民族运动，《文学士》中的钱德拉、《暗室》中的莎维德丽，在对自我身份探索和追求中都经历了离开和回归、反抗和顺从的过程。但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西方思想文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和冲击渗透到许多方面。
纳拉扬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处于“旧的思考方式受到新精神和社会冲突的撞击，处在与正在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相结合的矛盾困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们力图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努力保持平衡，可新观念又让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定的反抗和挣扎。面对这样的窘境，纳拉扬认为，小说家应该依靠直觉，直接地感受他要描写的事物，“生活的影响是直接的，你也要用非常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与纳拉扬同时的一些英语作家，如安纳德、拉贾·拉奥等人，在他们早期的小说中也采取了几乎相同的叙述方式——将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变化，人们思想上的矛盾痛苦直接呈现出来。这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时的权宜之计，更是真实的社会现实。
在20世纪初期的印度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似乎经常取得最终胜利，但那胜利都是表面的，仅局限在纯粹的个人层面，而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和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转变乃大势所趋，是无法避免的。纳拉扬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他的叙述从容、舒缓，就像恒河水一样静静地流淌。他用干净、利落的笔触，冷静客观地表现当时印度的社会生活，并将它们浓缩在马尔古蒂——一个虚构的南印度小镇。镇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爱情婚姻，都继续沿着传统的轨道缓慢向前。马尔古蒂是印度社会的缩影。在那特定的年代，印度社会既不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固守着僵化、落后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被西方现代文明所征服，迅速被外来思想观念所同化，而是进入了一个过渡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进退，各有得失，非黑非白，黑白相间。社会处于过渡时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在徘徊中前行。
20世纪30年代，政治运动的迅猛发展促使印度英语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出现了新的主题，如农民的不幸、贱民的处境和甘地在人民中的影响等。此外，真实客观地反映印度人的家庭、婚姻问题，以及印度精神的小说也出现了。其中，R.K.纳拉扬(1906—2001)的早期小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纳拉扬是奈保尔非常欣赏的作家。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写道，纳拉扬“深切思考着那些在底层继续的卑微生命”。但纳拉扬的小说绝不是奈保尔所认为的“它根本不是基于历史。它是悬在空中”，恰恰相反，纳拉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揭示了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文化对印度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尤其是他早期的三部小说：《斯瓦米和朋友们》、《文学士》和《暗室》。
一
纳拉扬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十四部都以南印度小镇——马尔古蒂为背景，因此他的小说被称为“马尔古蒂系列小说”。在《斯瓦米和朋友们》(1935)中，马尔古蒂镇第一次出现。
《斯瓦米和朋友们》主要描写了马尔古蒂镇一个十岁的小学生斯瓦米成长中的故事。通过他的眼睛，读者了解了独立前南印度小镇的生活。那里有邮局、银行、教会学校，还有泾渭分明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和低等种姓贫民窟，前者是英国殖民统治和外来文明入侵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千百年来印度种姓制度的遗产。虽然有人指责在小说中这些地方的地理位置安排不合乎实际比例，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对小镇的喜爱，因为它在作者的笔下无比亲切，真实可感。马尔古蒂总是为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一个真正的表演场所。纳拉扬不是诗人，虽然他不能让我们闻到哈代小说中散发的牧场和道路的芬芳，可他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却同样使我们感受到马尔古蒂的生活氛围。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每当读完一本纳拉扬的小说手稿，他常常会想：在马尔古蒂，遇到的下一个人将会是谁呢?他表示，马尔古蒂的街道、河流和那里的人物，比伦敦的巴特尔西和尤斯顿更亲切；纳拉扬揭示了一个新的印度，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纳拉扬对儿童行为和心理的把握能力以及幽默讽刺的笔法，使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充满童真、童趣的叙述中，我们嗅到了一缕缕印度政治生活的气味，使读者意识到，马尔古蒂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悬浮的“空中之城”，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南印度小镇。
一天晚上，马尔古蒂的居民举行集会反对政府逮捕孟买杰出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古里·善格勒。有人发表演讲：“现在，我们都是奴隶。……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悠久的传统，难道我们忘记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时代的光荣了吗?当英国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的船已经在大海上航行，我们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的文明。”斯瓦米懵懵懂懂，无法完全理解这番演讲，可他听到如果每一个印度人都吐一口唾沫，英国人就会被淹死时，竞信以为真，跃跃欲试，决心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要不是马尼警告说欧洲人会开枪打死他们，他也许真会这么做了。不过，当人们高喊着“甘地万岁”，开始点火焚烧英国货的时候，斯瓦米还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爱国运动，把心爱的印度粗布帽子当成英国货扔进了火堆。
学生罢课，人们游行，遭到警察的镇压。纳拉扬就这样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将1930年印度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展现出来。如果说甘地的号召能使小镇里的儿童都受到影响，产生这样的反抗行为，那么可以想见，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在大城市，它对成年人的影响有多么巨大。纳拉扬举重若轻，通过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含蓄而巧妙地揭示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斯瓦米和朋友们》还反映了20世纪初期印度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正如奈保尔所说，“纳拉扬看到了南印度在西方工业化和现代观念影响下，保守社会的根本变化(起初很慢，但是后来速度就加快了)。”例如，斯瓦米就读的是一所教会学校，接受的是英国文学教育。新转学来的拉杰姆穿着打扮非常考究，是班上唯一穿皮鞋、袜子、戴皮帽、打领带的学生，英语说得非常好，很像一个欧洲人，这些都让斯瓦米非常羡慕。拉杰姆的玩具火车又让斯瓦米感到新奇。拉杰姆就像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是社会进步和现代性的象征。
纳拉扬说：“社会在不停地向我们施压。上个世纪(指19世纪——引者注)的社会进程也许可以描述成是青蛙从井里爬出来的过程。各式各样的交流方法，各种迅捷的运输方式，报纸、广播、电视，每一种发明创造都对井底之蛙形成冲击。它再也无法单独地呆着了。”现代化的进程虽然缓慢却越来越深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无法避免。纳拉扬的小说成功地抓住了印度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脉搏，说明了它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使他们形成了新的观念。
二
《文学士》(1937)中的钱德拉是一名普通的太学毕业生，生活在马尔古蒂这个特殊小镇，也就成了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历史专业大学生钱德拉和斯瓦米一样，不满殖民教育，认为殖民教育体系只是在大量生产小职员和政府公务员，会使印度成为笨蛋国家。勉强通过大学毕业考试后，钱德拉感到非常脆弱和沮丧，不愿听从家人的安排去攻读法律，直到在河边遇见玛拉蒂。爱情把他从面对成人生活的苦闷中解脱出来，可又很快让他陷入痛苦的泥潭。钱德拉的父母不同意儿子向玛拉蒂求婚，因为女方家里没有钱，不能陪送丰厚的嫁妆(纳拉扬在这里又给了印度的嫁妆制度一鞭子)。钱德拉对此十分愤懑：“为什么我们要被我们的长辈们责打和牵着鼻子走呢?”“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后来，父亲最终同意前去求亲，可星象家又说钱德拉和玛拉蒂星象不合，钱德拉的愿望未能实现，玛拉蒂与她的表兄订婚。
恋爱的激情“在剧烈的发作过程中，由于恋人感觉到恋爱境界犹如一条死胡同，一个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陷阱，他宁可毁灭自己。”钱德拉当晚就发高烧，满嘴胡话。病好之后，他决定离开家乡去流浪，觉得惟有这样，才能远离爱情的伤痛，将玛拉蒂的形象从自己的脑海中赶走。
经过几周的漂泊后，钱德拉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开始思索为何自己会遭受这样的折磨。最后，他得出结论：自己的不幸是“玛拉蒂”和“爱情”造成的。于是，钱德拉对玛拉蒂的爱慕变为恼恨，玛拉蒂一下子从“天使”变成了“恶魔”。什么爱情?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它不过是一个愚蠢的文学字眼。如果人们不去读什么西方文学作品，就不会知道有“爱情”这种东西了。此时，钱德拉认为爱情“是一种极度的疯狂”。
钱德拉在菩提树下的“觉悟”与佛陀的悟道有天渊之 别。佛陀悟出了人生的真谛，钱德拉则从“明”退回“无明”。大学教育灌输给他的追求自由、真爱的信念轰然坍塌，他于是回到马尔古蒂，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迅速远离了浪漫的爱情，心甘情愿地被埋葬在传统的废墟下，过起了“平静而稳定的生活”。
钱德拉是受到西方教育但思想又没有完全现代化的印度人，在当时是孤立的。钱德拉对自主爱情的追求，是对印度社会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他的这种经历表明，西方现代文明对印度古老的道德传统和精神价值取向的冲击是不能阻挡的，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人类文化转型时期必然要经历的。在这一过程的初期，西方文明很难得到认同，步履维艰，印度传统文明则根基深厚，不易被外界力量打破。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外来冲击波的加强，印度人民将逐渐解放思想，他们的生活面貌也必将发生新的改变。
钱德拉追求自由爱情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曾经爱过。与钱德拉相比，玛拉蒂更加不幸。
玛拉蒂只存在于钱德拉的视域和叙述中，没有身份和位置，连正面讲话的权利都没有。在小说里，玛拉蒂象征性地代表了印度妇女的生存状况——没有自我，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她们只是被他人所确定，所描述，所解释，所爱慕，所渴望，或者被他人所仇恨。在这篇小说里，玛拉蒂通过钱德拉这面镜子折射出来，她的一切都是通过他来反映的。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她任何个人意愿的表现，甚至对钱德拉的拒绝也是由她的父亲转达。玛拉蒂是一个透明人，同时又是一个玩偶。玛拉蒂在父亲的安排下与表兄结婚，至于她个人的意见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恐怕在当时的社会传统中，她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哪怕千般不愿，万分不从，也只能俯首就范。
玛拉蒂与钱德拉根本没有直接接触，更没有任何沟通。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钱德拉所爱慕，又莫名其妙地被钱德拉加上了“戏弄”的罪名，还被称作“恶魔”。钱德拉迁怒于所有女性：“女人们就是那样，她们喜欢折磨人。”无论钱德拉怎样看待玛拉蒂，她始终都是钱德拉想象的投射物，她是一个由男性想象的女人，是一个生活在男性话语阴影下的女人，当时印度南方妇女的地位和处境由此或可窥一斑。
三
如果说印度南方妇女的地位和处境在玛拉蒂身上体现得还不十分充分的话，那么《暗室》(1938)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莎维德丽则是南印度妇女的典型。莎维德丽每天都小心翼翼，察言观色，以判断丈夫拉玛尼的心情如何。每天面对丈夫的抱怨，莎维德丽都没有任何不满，只想尽心尽力伺候好他和孩子。
传统的道德观念时时刻刻都在制约、束缚着印度女性。她们无权选择自己的丈夫；在婚姻生活中，也同样没有任何地位，毫无尊严可言。莎维德丽生活的全部是丈夫和孩子，没有自我。九夜节(Navaratri festival)，儿子巴布和朋友在安装灯饰的过程中不小心造成停电，拉玛尼大动肝火，打了儿子。莎维德丽去劝丈夫，反而受到训斥。莎维德丽一语不发地躲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躺在地上。直到第二天中午丈夫下班回家，她仍然闷在黑屋子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莎维德丽的自虐没有唤起丈夫丝毫的同情和尊敬，拉玛尼对此熟视无睹，示威似的大声吹着口哨，开心地和女儿们聊天，而且冲着黑屋子嚷道：“不要以为你的呕气会毁掉整个节日!”
孩子们不忍心看到母亲受苦，找来莎维德丽的朋友贾纳玛劝她：“……你应该说出你的想法，你应认为丈夫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没有反对过我的丈夫或与他争论。我有时也许会提点建议，但除此以外，再也没什么了。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这是一个妻子的义务。”莎维德丽则说：“但是，你想，他那么厉害地打孩子。”至此，我们恍然大悟，莎维德丽这样做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丈夫对孩子太严厉，她只是不赞同丈夫的做法。为了孩子，莎维德丽走进了黑屋子；同样是为了孩子，她又走出了黑屋子，因为她不想破坏孩子们过节的愉快心情。
生活似乎又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可不久拉玛尼迷恋上公司女职员香德·芭伊。此时，莎维德丽再也无法保持沉默，说出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想法：“我是一个人!可是你们男人从来没这么认为!对你们来说，我们只是你们想抱就抱的玩具，有时又是你们的奴隶。不要以为你们喜欢的时候就可以随意爱抚我们，不喜欢的时候就可以一脚踢开。’”莎维德丽要求丈夫离开香德遭拒，于是愤然离家出走，身无分文。
莎维德丽虽然一怒之下作出反抗，但内心仍被传统观念束缚着，是一个盲目的囚徒。绝望中，她准备跳河自尽。这时，她仍然害怕自己会因顶撞丈夫在死后得到报应：“在阎摩那里一定为我准备好了大锅，因为我犯了顶撞丈夫的罪过，不服从他。可是我该怎么做呢?”一位低种姓锁匠救起莎维德丽，让她暂时寄居在自己家。离开了家和孩子们，莎维德丽感觉自己就像一根竹竿，没有墙的支撑就无法站立。她不愿在贫穷的锁匠家里白吃白住，在寺庙里找了活儿干，可自食其力的快乐很快被强烈的思家心情代替。她再也不想一人在庙里那间黑屋子里呆下去了。第二天，她向祭司和锁匠夫妇辞行，偷偷地回到家，回到丈夫身边。
印度社会加在莎维德丽身上的责任和羁绊，造成她反抗的软弱无力。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她从开始就被告知，这样做是可以的，那样做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很多女性丧失了自我，自觉地把事实上的不平等看成理所当然。她们回避了自我，回避了自由意志。印度教法典《摩奴法论》明确规定，“哪一个女子完全调伏思想、言语和身体而对丈夫忠贞不渝，哪一个女子就达到夫主世界，并且被善人们叫着‘贤妇’。”“她在天堂受尊敬全靠侍侯夫主”，《摩奴法论》还说，“贤妇应该永远敬夫若神，即使他沾染恶习，行为淫乱或者毫无优点。”在印度教伦理规范的重重束缚之下，许多印度妇女没有丝毫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只能一味俯首屈从，听天由命。莎维德丽离开庙里的“暗室”，最终选择了和孩子在一起的家庭“暗室”。她的生活在拐了个弯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家庭就像一个“围城”，妇女们进进出出，却始终难于离开。
妇女怎样才能摆脱作“第二性”的命运，经济独立不能提供最后保证，摆脱婚姻也不是好办法，关键在于她必须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重新确立自己。莎维德丽虽然有了“我是一个人”的意识，但是她始终无法清醒地、理性地看待丈夫，观照自己在现实中、在家庭中的地位，所以她的回归是必然的。
莎维德丽所以会有离家这种行为，多少是受到了社会上提高女性权益运动的影响。19世纪以来，殖民政府进行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改革，努力在婚姻家庭方面给予印度妇女平等的地位，多次颁布法令和法规来保障妇女的权利。从19世纪50年代起，殖民当局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开办女子学校。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立女子学院相继建立，女子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女子教育的逐渐普及提高了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可 能。作者没有用过多笔墨来说明当时印度社会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只是通过莎维德丽的另一位朋友甘姑的行为生活，曲折地表明莎维德丽的出走，多少是受到外界妇女运动大环境的影响。甘姑与莎维德丽完全不同，她阅读英语小说，还会打网球，时常看电影，是一位现代女性。
与传统的印度女性一样，莎维德丽忠心地履行她的职责，取悦丈夫且遵从他。但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莎维德丽这一形象又展现出了特殊的精神气质和自我意识，她不甘心于做没有大脑的“天使”，她对自身的命运和处境开始反思，从而体现了纳拉扬对印度妇女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对女性心灵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但是，纳拉扬是一名男性作家，莎维德丽是以男性的经验和意识对女性进行审视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生活在男性话语阴影下的女人，所以离家两天之后又回家了——她没能解决问题，苦恼依然存在。莎维德丽的遭遇反映了20世纪初印度妇女的矛盾心态，她的痛苦和不幸是当时印度妇女生存状态的写照。
四
20世纪初，英国加强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使印度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受到文化身份的焦虑。K.R.艾衍加尔称印度英语作家“是两个世界——印度和欧洲——之间的游荡者”。因为文化因素渗透，他们对人生的体验非常敏感，更容易意识到自我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于是，他们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人物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中的挣扎，积极地探索自我的身份，再现这一客观的历史变化，及对这一变化的特定体验。告别传统，意味着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个体面对不停变化的现实，不停地去冒险、变化、成长和规范自我，人们不可避免地经历着革新和分裂、抗争和屈服、追寻和迷失、压抑和解放、希望和痛苦等诸多相互矛盾的体验。《斯瓦米和朋友们》里的小学生斯瓦米在懵懂成长中参与了印度民族运动，《文学士》中的钱德拉、《暗室》中的莎维德丽，在对自我身份探索和追求中都经历了离开和回归、反抗和顺从的过程。但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西方思想文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和冲击渗透到许多方面。
纳拉扬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处于“旧的思考方式受到新精神和社会冲突的撞击，处在与正在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相结合的矛盾困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们力图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努力保持平衡，可新观念又让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定的反抗和挣扎。面对这样的窘境，纳拉扬认为，小说家应该依靠直觉，直接地感受他要描写的事物，“生活的影响是直接的，你也要用非常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与纳拉扬同时的一些英语作家，如安纳德、拉贾·拉奥等人，在他们早期的小说中也采取了几乎相同的叙述方式——将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变化，人们思想上的矛盾痛苦直接呈现出来。这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时的权宜之计，更是真实的社会现实。
在20世纪初期的印度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似乎经常取得最终胜利，但那胜利都是表面的，仅局限在纯粹的个人层面，而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和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转变乃大势所趋，是无法避免的。纳拉扬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他的叙述从容、舒缓，就像恒河水一样静静地流淌。他用干净、利落的笔触，冷静客观地表现当时印度的社会生活，并将它们浓缩在马尔古蒂——一个虚构的南印度小镇。镇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爱情婚姻，都继续沿着传统的轨道缓慢向前。马尔古蒂是印度社会的缩影。在那特定的年代，印度社会既不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固守着僵化、落后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被西方现代文明所征服，迅速被外来思想观念所同化，而是进入了一个过渡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进退，各有得失，非黑非白，黑白相间。社会处于过渡时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在徘徊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