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信奉的神，还有我们追逐的希望不过是科学的量化，那我们的爱是否也将科学化呢？”
　　利尔·亚当1886年出版的《未来的夏娃》，描绘了一位和爱迪生同名的大发明家，利用电学原理制作“完美的女人”的故事。自然了，在科幻小说里，“完美”有时候是一个不祥乃至危险的词语；如果伊甸园的夏娃微笑着陨落，那么上帝也不能阻止毁灭的结局。人性、灵魂和科学的矛盾碰撞，导致了《未来的夏娃》终于变成了浮士德式的悲剧。
　　百余年后，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双胞胎姐妹露露和娜娜诞生于中国。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她们预计会对HIV-1产生极佳的抗性，揭开了人类充当造物主、“再创世纪”的一角面纱——然而，这对看起来可爱且强大的“新时代夏娃”，除了给大众带来惊奇，似乎更多地带来了惊骇。
　　突然联想起，韦伯曾说过，“理解恺撒，并不一定要成为恺撒”——此時此刻，我们究竟是否“理解恺撒”？“成为恺撒”，又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被更高级的物种所替代的恐惧

　　2002年1月，《X档案》制作方宣布，该剧将在第九个播出季后暂别观众。最后两个播出季的叙事，仍然延续了异形和阴谋的主题，展现了公众对克隆和基因工程技术的恐惧——这些新技术制造的新物种是威胁，或许是死亡的威胁。
　　事实上，自新千年之初，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研究便已取得重大突破。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动植物的克隆相继成功，克隆人类被提上议程仿佛也是迟早的事；可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于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可能产生的巨大隐患，引发了有关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研究的激烈争论。此外，公众对于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恐惧也在与日俱增。
　　人类和技术的结合一直是贯穿《X档案》全剧的情节主线。观众看到的，是有关人类与异形生物DNA结合的一次次实验，以及超纲的科学制造出的一个个乱舞的妖魔。
　　有评论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形”就是我们——当技术侵入了人类的身体和思维，当人类逐渐采纳并适应了技术世界的运行模式，“我们”，实质上已然演变成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异形生物。当人类与科技的融合不再设置边界，当自我管理的能力在科技的加持下失控，所谓“美丽新世界”的新物种未必全然符合传统的审美，于是，人类亲手了结了童话与神话。
　　《千钧一发/变种异煞》（Gattaca）里的Vincent，恰是未来图景里“基因决定命运”的异数——电影设定以基因工程加工出生的人才是“正常人”，缺了这道程序，自然分娩的孩子被视同“病人”。Vincent生来即被认定“有基因缺陷”，近视，心脏病，注定活不过30岁，饱受歧视却渴望漫游太空。Jerome呢，则是片中完美的“合格人”（注意，“完美”出现了，警示灯亮起），因为无法忍受“仅仅拿到银牌”的挫折试图自杀，结果再也无法站立和行走。但，Vincent遇上了Jerome，角色的互换反而成就了梦想的合一，因此再也没有遗憾。《千钧一发/变种异煞》谱写了一曲关于“灵与肉”辩证关系的磅礴交响诗，一者超越基因，一者超越肢体，共同改写了社会强加的判词，生命之花得以绽放。
　　归根结底，异形阴谋主题反映的是对人类灭亡——或者说是被更高级的物种所替代的恐惧。包括《生化危机》、《潜龙谍影》、《高达》系列在内的诸多ACG作品，或多或少都通过反复出镜的“异种”形象，强化了对人类生存挑战及伦理道德困境的忧虑：生化系列里层出不穷、造型“鬼斧神工”的病毒与僵尸，是对“升级强化失败”的黑色嘲弄；高达系列里经过胚胎基因编辑出的“新人类”，因胜过自然人一大截遭恶意驱逐，矛盾愈演愈烈，大战由此爆发。“不是我的，这是人类的梦想、人类的愿望、人类的报应。比他人更强，比他人走得更往前，比他人爬得更高。竞争、嫉妒、憎恨，被这些东西冲昏了头脑。人类会被自己创造的黑暗所吞噬并走向灭亡。”一语成谶。
　　自哥白尼开始，人类认识到宇宙与地球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地球从不是宇宙的中心，不得不承认自身与宇宙之间的“断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迫使人类回顾自身的进化过程，使人类的进化成为生命演化史的一部分，高高在上的万物灵长走下神坛；弗洛伊德的学说表明理性并不能主宰人类的思维，理性的运作由意志力、本能、情感和无意识所决定；而伴随科学技术发展到了能够制造出机器人、仿生人、基因改造人的阶段，本体论所宣扬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及“一切尽在指掌间”的乐观，皆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
　　由科技发展所推动的、对人类控制力的消解和颠覆远未结束。宇宙其他物种的存在、地球物种间的“内爆”，即通过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创造新的生命形式，正向人类的身份认同发起更大挑衅。普罗米修斯偷盗火种，为人间带来了光明；然欲念之人执炬逆风而行，难免有烧手之患。人类终究是时而聪慧果敢、时而愚妄迷惘的动物，我们要使用一切工具，而非被一切工具所征服——呵呵，真是贪心呢。

“人”何以“成人”的奥义是什么

　　有趣的是，近十几年制霸好莱坞、人们耳熟能详的、漫威与DC宇宙里的超级英雄们，简直是公然凭借一腔通俗美式热血，与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以及无数秉持古典主义风格的弗兰肯斯坦们大唱对台戏。
　　彼得·本杰明·帕克，是住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名普通高中生，由于被一只受过放射性感染的蜘蛛咬伤，因此获得了蜘蛛一样的超能力，后自制了蛛网发射器，化身蜘蛛侠守卫城市。
　　毒液，一种有思想的外星有机生命共生体，常以液体状的形式出现，需要与一个宿主结合才能生存，同时赋予宿主强大的力量和能力。如果宿主是好人，恭喜，好人越战越勇，成为super star——最著名的宿主，唤作爱德华·布洛克，昵称“埃迪”。 　　乔纳森·“乔恩”·奥斯特曼（Jonathan “Jon” Osterman），曼哈顿博士。他曾是一名核物理学家，因放射性粒子测试，肉体被撕成碎片，思维进入物质领域之外，他有能力在亚原子水平上控制所有物质，有超强的预知能力，心灵感应，以及将自己传送到行星和行星际之间的能力。
　　《X战警》，人类中一小部分基因变异者，被称为变种人，拥有各式各样的超能力，也招来对其的恐惧感。万磁王为了争取更多变种人的权利和权力，聚集了一批部下不断针对人类进行战争；而X教授致力于人类与变种人和谐共存，创办了X学院，并且寻找被人类抛弃的变种人，给予安全的住所，教导知识，让他们合理运用超能力，成长为守卫和平的X战警。
　　总之，基因变异的超级英雄们榜单很长，他们非但在智性与体能极限上处于普通人不能想象的高阶次元，他们身上迸发的勇气、友爱、仁慈更表明：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公众根本无须畏惧“变异”本身，只要看看被裁减、拼贴、扭转的基因，是否用在了“人类事业”的正道上。
　　反之，如果人类本身像故意恶作剧的残忍狡童一样，虽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却无力收拾局面，那么道义终究不会永远站在我们这边——即使我们昂着头，自诩为“最正常的、最标准的”。譬如，《逃出克隆岛》里的人类实在称不上“可爱”，为阳光、天空、大地、云彩、树木和山川欢呼的克隆人们，倒是在人性丑陋面的反衬下愈显纯真。又譬如，《攻壳机动队：无罪》临近片尾的一段反诘，竟令观众一时语塞——
　　小女孩：“你來救我们了吗？维克森先生说过，警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救我们。我还在第4阶段，和我一起来的索瓦纳已经进入第5阶段。什么都听不到，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素子：“被杀的检查部长为了这些孩子，修改了伦理代码的程序。事情暴露后，就被当成组长被杀事件的和解条件而干掉。”
　　小女孩：“他说把机器人弄出些事情的话一定有人会发觉的，这样，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巴特：“没想过会出现牺牲者吗？不只是人类……被装入了灵魂的人偶会变成什么样，就没有想过吗？”
　　调查屡有机器人偶杀害主人继而自杀事件的巴特，解救了被绑架的小女孩；而小女孩之所以被关进机器，是为了复制灵魂（Ghost），以使女仿生人（Gynoid）具有类人的性格。见状，草薙素子（《攻壳机动队》及衍生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叹息，“悲于鸟血，而不悲鱼血，有声者幸也（注：斋藤绿雨《半文钱》）。”人偶要是也能说话，恐会喊出“我实则不想成为人类”罢。
　　帕斯卡尔云，“人类只不过是编织名为生命之梦的素材而已。”现世里，生命的意义，亦正如罗素所总结，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这才是“人”何以“成人”的奥义，这才是“生命之梦”最不可或缺的素材，它不能转化为公式，不是符号，不分基因孰优孰劣，没有功利的算计。
　　《银翼杀手》的经典台词直击人心，“我所见识的，你们人类无法置信”，可是，“那所有的瞬间，都将湮没于时间的洪流，如同泪水消逝在雨中。”到了《银翼杀手2049》里，恍如Rachael再生的女复制人缓缓向Deckard走来的刹那，流动的空气都仿似凝结停驻——这正是一种证明，复制人（《银翼杀手》曾暗示Deckard亦是复制人）可能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甚或更加深邃。Deckard回忆，感怀，惆怅，最终化作淡淡一句：她不是Rachael，眼睛的颜色错了。
　　无论如何，用辩证的视野观照被演绎的人类未来，一方面可看到科学技术确实生产了奇迹，例如战胜顽疾、帮助人类挣脱脆弱肉身的束缚；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也是把双刃剑，它可能诱发的灾难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伦理的。
　　希望与绝望总是交织在一起，美好的期待与对未知的惧怕建构了居于身体与思想、真实和虚假、现实和幻象、科学理念和宗教信仰之间的一个新的、令人困惑的临界空间。在彼岸，既存在宏观意义上不同种族间、上流阶层对“下流社会”的倾轧；也存在人性之光的照拂，星星点点，散落银河，不灭，就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