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些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鄯善地区的史前考古发掘活动中发现了一些带有旋涡纹饰的彩陶。这种彩陶纹饰与甘青地区出土的，已经命名为“唐汪式陶器”上的纹饰非常类似，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唐汪式陶器”的旋涡纹一出现就显得非常成熟，因而有理由推测它可能是一种外来纹饰，而新疆地区的旋涡纹不仅年代与之相似，地域与之相邻，其自身还有着完整的发展演变序列，这无疑就把“唐汪式陶器”旋涡纹的源头引向了新疆地区。
[关键词]唐汪式陶器；新疆彩陶；旋涡纹；传播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Xinjiang archeological workers who worked in Turpan， Shanshan area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ave discovered a number of potteries in the vortex style decor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cation， the potteries has similar vortex pattern with the potteries called Tang Wang Style Pottery which were unearthed in Gan Qing region and the two may have a certain link.The vortex pattern of Tang Wang Style Pottery appears to be very mature when it was discovered. So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it may be an external ornamentation. Then we can speculate the source of it is vortex pattern of Xinjiang region because of close age， adjacent region and its own complete evolution sequence of vortex pattern of Xinjiang region.
[Key words] Tang Wang style pottery； The Xinjiang Painted Pottery；The vortex pattern； Spread
“唐汪式陶器”以其绚烂的彩陶纹饰为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落下了最后的帷幕，而其上的旋涡纹尤其引人注目。关于“唐汪式陶器”的文化渊源众说纷纭，就纹饰而言，“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在甘青地区也鲜有先例，而且一出现就显得非常成熟，因而极有可能是从其它地区传播而来。无独有偶，我们在新疆发现了类似的旋涡纹，这两者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的关联？下面我们就从新疆出土的旋涡纹入手，通过对该纹饰发展演变过程的梳理，明确其地域特色，进而尝试着论述其向东传播到甘青地区的可能性。
所谓的旋涡纹，亦称涡纹、勾连纹。这种纹饰在新疆地区，除在其他史前文化遗址中偶有发现外，多数皆出自苏贝希文化（约公元前2千纪末1千纪初）的诸遗址中，如苏贝希墓地、洋海墓地、艾丁湖墓地、喀格恰克墓地、三个桥墓地、柴窝堡林场Ⅱ号墓葬、阿拉沟墓葬等（图一）。在这些旋涡纹中，有些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中的陶器纹饰相似。对于新疆出土的旋涡纹和甘青地区出土的旋涡纹之间的关系，韩建业曾有过精简的论述：
最有意思的是苏贝希文化陶器上富有特色的涡纹和飘带纹彩陶图案。类似纹饰及其单耳豆早就发现于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属于所谓“唐汪式陶器”的范畴。出于先入为主的原因，学界一般将甘青地区视为其源头所在。仔细分析，其在甘青地区是突然出现在辛店文化“张家嘴期”，时间上明显较洋海一号墓地所代表的苏贝希文化早期为晚；而且苏贝希文化的单耳豆有焉不拉克文化乃至于克尔木齐类遗存这些更早的源头。因此，这类因素只能是从吐鲁番盆地传播到甘青地区而非相反。[1]
韩建业以旋涡纹在两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为依据，认为该纹饰是从新疆地区传播到甘青地区的，这在方法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详细地去论证这一纹饰的传播及其发展演变。而且随着这一观点的成立，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唐汪式陶器”中的旋涡纹是从吐鲁番地区传入的，那么吐鲁番地区的旋涡纹又来源于哪里呢？韩建业认为：“这些纹饰在苏贝希文化陶器上的出现，极可能是对当时皮、木、铜、金器上同类花纹的借用，这类涡纹或螺旋纹实际广见于欧亚草原的各类遗物之上”。[2]的确，在新疆出土的很多史前遗物上都能找到与彩陶纹饰相类似的装饰纹样，但旋涡纹是不是也是对其饰是由正、倒三角纹演变而来，而且，“新疆的圆涡纹不同于马家窑文化中那种以一个点为中心的旋涡纹，而近乎兽角或波浪”[3]。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这也符合艺术形式自律性发展的规律。当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时候，结构形式发展的自律性本身则会要求结构形式在自足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出现新的艺术形式。下面我们就通过现有的发掘成果，简要说明旋涡纹的发展演变过程。
新疆出土的彩陶纹饰中，三角纹是最主要、最常见的母题。三角纹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内填平行斜线，有的内填网格纹，有的直接用矿物颜料抹实，且多以二方连续的方式布满整个器壁。就三角纹饰的构成而言，有二方连续的倒三角纹（这种纹饰主要分布在陶器口沿处和上腹部）、二方连续的正三角纹，还有正倒相对的三角纹、正倒相错的三角纹以及三角纹与各种线条相结合的组合纹饰等。可以说，三角纹饰在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彩陶装饰中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根据艺术形式发展的自律性这一规律来看，旋涡纹可能就是由这种完善的三角纹演变而来，不同构成形式的三角纹演变成了不同形式的旋涡纹： 二方连续的正三角纹演变成近似于波浪形式的旋涡纹（图一，1、2、3、4）；二方连续的倒三角纹演变成倒钩状的旋涡纹（图一，5、6、7、8、9）；正倒相错的三角纹则演变成为相互勾连的旋涡纹（图一，10、11、12、13、14、15、16）；另外，还在洋海墓地发现了一些不规则的旋涡纹，它们由三角纹演变而来的迹象也十分明显（图一，17、18、19、20）。
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旋涡纹中，以正倒相错的三角纹演变而来的旋涡纹最具有特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演变过程。以下这些材料均来自苏贝希文化（图二）。
通过以上排比分析可知，虽然陶器的器形有所不同，但纹饰发展演变的脉络却是很清晰的，由正倒相错的三角纹发展演变为相互勾连的旋涡纹。其中洋海墓地的部分彩陶纹饰在其演变过程中已经很接近“唐汪式陶器”中的旋涡纹。从出土陶器的器形和彩绘纹饰来看，洋海墓地早期的区域性特征明显。洋海墓地出土的葫芦瓶、立耳杯、圈足盘、圈足罐等陶器，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器形虽“在别的地区也偶尔出现过，但从没有洋海墓地这么丰富，说明此器形是本地特有的器物”[4]。洋海墓地出土的彩陶纹饰，“三联锯齿纹、折线纹、勾连纹，多个三角组成的大三角纹，竖条间斜十字纹等在附近墓地都未见，这正是洋海墓地的早期特征”[5]。这些特殊的纹饰出现在特殊的陶器上（如出现在立耳杯上的旋涡纹），就足以说明，洋海墓地早期的文化内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相互勾连的旋涡纹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在苏贝希文化也是在新疆地区的最终演变。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旋涡纹是苏贝希彩陶纹饰自身演化的产物，它与新疆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彩陶纹饰以及其他史前遗物上的旋涡形装饰纹样的关系不是很大。
当明确了旋涡纹在苏贝希文化中的发展演变之后，再让我们看看旋涡纹由新疆地区向东传播到甘青地区的这一结论是如何成立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唐汪式陶器”。
“唐汪式陶器”最早是由瑞典人安特生于1923年在青海省西宁十里堡发现的，当时由于材料较少，他误认为这批陶器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厂期。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肃省东乡县唐汪川再次发现了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陶器，安志敏先生将其命名为“唐汪式陶器”。“唐汪式陶器”中的彩陶风格别致，其彩绘以黑彩旋涡纹为主体，间绘以S纹、X纹、勿字纹和斜线三角纹等。[6]究其来源，甘青地区的“唐汪式陶器”自被发现以来有不同的认识：“或把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乙组（即张家嘴类型）合并为‘唐汪文化’；或认为唐汪式陶器应归入辛店文化张家嘴类型；或认为唐汪式陶器是承卡约文化而发展来的，应属卡约文化系统；或认为，唐汪式陶器是直接从齐家文化的大夏河类型和湟水类型两方面影响下产生的独立存在的一支文化，经历了与辛店文化及卡约文化大体一致的时间，与两种文化都发生过联系”。[7]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唐汪式陶器”的文化渊源问题仍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无意重新探讨“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属性，这也远远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之外，而是仅仅对“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做一简要的分析。
“唐汪式陶器”出现的这一时期（距今3000年左右）正处在甘青地区彩陶文化的衰落期，陶器制造趋于粗糙简单，陶器彩绘纹饰也开始变得单一。而“唐汪式陶器”上却出现了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旋涡纹为主的彩陶纹饰，其风格新颖别致，成熟大方。故而有学者这样形容：“唐汪类型的陶器，犹如黄昏时透过云隙的一道强光，在趋于暗淡的天空中，放射出了异彩”。[8]然而，为什么在整个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都趋于衰落之际，“唐汪式陶器”上的纹饰又能大放异彩呢？此时，甘青地区以东的中原彩陶文化早已衰落无闻，似乎无法从中探寻“唐汪式”彩陶纹饰大放异彩的蛛丝马迹；而新疆彩陶，尤其是苏贝希文化中的彩陶，不仅地域毗邻、年代相近，更有样式十分相仿的旋涡纹。不仅如此，两地之间的旋涡纹还有着更为本质的共性。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唐汪式陶器”上的纹饰与其说是旋涡纹或是涡纹，还不如说是勾连纹——由正倒相错的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勾连纹。这种相互勾连的纹饰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贯通全局，使图案纹饰具有强烈的律动感。该纹饰最大的特色是虚实相生，由黑红相互衬托组成一种“双关纹饰”。它模糊了图像（勾连纹）与背景（红色陶衣）之间的关系，给人一种虚实相生，变化莫测的神秘感受（图三）。所谓的旋涡纹，其实是背景（红色陶衣）在勾连纹之间形成的“视觉负像”，而并非是真正彩绘纹饰。勾连纹饰的这种艺术特色在洋海墓地早期就已经出现，这正是两者存在联系的最为本质的地方。这种艺术特色也是本文论证两地彩陶纹饰存在交流和传播的最根本的基点。“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一出现就显得相当成熟，除了二方连续的旋涡纹外，还有四方连续的旋涡纹。在洋海墓地我们则只发现有二方连续的旋涡纹，而且这种旋涡纹在洋海墓地还显得比较稚拙，僵硬有余而灵动不足，远不及“唐汪式陶器”上的彩旋涡纹饰灵活、生动、多变。这说明新疆的旋涡纹在传播到甘青地区后，又有所发展演化。
在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地区也发现有类似于苏贝希文化的彩陶器，[9]因此，苏贝希文化中的旋涡纹可能就是通过巴里坤地区传播到甘青地区的。1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总结一下旋涡纹发展演化及其传播的大致脉络：新疆彩陶上的旋涡纹是由三角纹演变而来，相互勾连的旋涡纹在洋海墓地早期就演化成了虚实相生、背景与图案相互衬托的“双关纹饰”，这种“双关纹饰”到了甘青地区则变得更为生动多样。由于“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在年代上相当于或略晚于新疆地区的旋涡纹，所以可以肯定“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是由新疆地区传播而来。
当明确了旋涡纹的传播路径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公元前两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间，新疆地区的文化因素传入甘青地区是可能的。
当明确了旋涡纹的传播路径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公元前两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间，新疆地区的文化因素传入甘青地区是可能的。此外，在明确了新疆和甘青两地区旋涡纹的关系之后，还有助于甘青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对“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属性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由于巴里坤地区的史前考古发掘成果目前尚未有正式资料发表，所以对于旋涡纹传播的相关资料和具体路径在此从简。
参考文献：
[1] 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J].新疆文物，2005（3）：86.
[2] 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J].新疆文物，2005（3）：86.
[3] 李吟屏.新疆历代陶器图案概论[J].新疆艺术，1990（1）.
[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4（1）：26.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4（1）：48.
[6] 赵志军、南玉泉.试论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归属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8（2）.
[7]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A].燕京学报 新十四期[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8.
[8] 林少雄.洪荒燧影——甘肃彩陶的文化意蕴[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148.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J].考古，1982（4）.
[关键词]唐汪式陶器；新疆彩陶；旋涡纹；传播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Xinjiang archeological workers who worked in Turpan， Shanshan area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ave discovered a number of potteries in the vortex style decor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cation， the potteries has similar vortex pattern with the potteries called Tang Wang Style Pottery which were unearthed in Gan Qing region and the two may have a certain link.The vortex pattern of Tang Wang Style Pottery appears to be very mature when it was discovered. So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it may be an external ornamentation. Then we can speculate the source of it is vortex pattern of Xinjiang region because of close age， adjacent region and its own complete evolution sequence of vortex pattern of Xinjiang region.
[Key words] Tang Wang style pottery； The Xinjiang Painted Pottery；The vortex pattern； Spread
“唐汪式陶器”以其绚烂的彩陶纹饰为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落下了最后的帷幕，而其上的旋涡纹尤其引人注目。关于“唐汪式陶器”的文化渊源众说纷纭，就纹饰而言，“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在甘青地区也鲜有先例，而且一出现就显得非常成熟，因而极有可能是从其它地区传播而来。无独有偶，我们在新疆发现了类似的旋涡纹，这两者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的关联？下面我们就从新疆出土的旋涡纹入手，通过对该纹饰发展演变过程的梳理，明确其地域特色，进而尝试着论述其向东传播到甘青地区的可能性。
所谓的旋涡纹，亦称涡纹、勾连纹。这种纹饰在新疆地区，除在其他史前文化遗址中偶有发现外，多数皆出自苏贝希文化（约公元前2千纪末1千纪初）的诸遗址中，如苏贝希墓地、洋海墓地、艾丁湖墓地、喀格恰克墓地、三个桥墓地、柴窝堡林场Ⅱ号墓葬、阿拉沟墓葬等（图一）。在这些旋涡纹中，有些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中的陶器纹饰相似。对于新疆出土的旋涡纹和甘青地区出土的旋涡纹之间的关系，韩建业曾有过精简的论述：
最有意思的是苏贝希文化陶器上富有特色的涡纹和飘带纹彩陶图案。类似纹饰及其单耳豆早就发现于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属于所谓“唐汪式陶器”的范畴。出于先入为主的原因，学界一般将甘青地区视为其源头所在。仔细分析，其在甘青地区是突然出现在辛店文化“张家嘴期”，时间上明显较洋海一号墓地所代表的苏贝希文化早期为晚；而且苏贝希文化的单耳豆有焉不拉克文化乃至于克尔木齐类遗存这些更早的源头。因此，这类因素只能是从吐鲁番盆地传播到甘青地区而非相反。[1]
韩建业以旋涡纹在两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为依据，认为该纹饰是从新疆地区传播到甘青地区的，这在方法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详细地去论证这一纹饰的传播及其发展演变。而且随着这一观点的成立，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唐汪式陶器”中的旋涡纹是从吐鲁番地区传入的，那么吐鲁番地区的旋涡纹又来源于哪里呢？韩建业认为：“这些纹饰在苏贝希文化陶器上的出现，极可能是对当时皮、木、铜、金器上同类花纹的借用，这类涡纹或螺旋纹实际广见于欧亚草原的各类遗物之上”。[2]的确，在新疆出土的很多史前遗物上都能找到与彩陶纹饰相类似的装饰纹样，但旋涡纹是不是也是对其饰是由正、倒三角纹演变而来，而且，“新疆的圆涡纹不同于马家窑文化中那种以一个点为中心的旋涡纹，而近乎兽角或波浪”[3]。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这也符合艺术形式自律性发展的规律。当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时候，结构形式发展的自律性本身则会要求结构形式在自足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出现新的艺术形式。下面我们就通过现有的发掘成果，简要说明旋涡纹的发展演变过程。
新疆出土的彩陶纹饰中，三角纹是最主要、最常见的母题。三角纹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内填平行斜线，有的内填网格纹，有的直接用矿物颜料抹实，且多以二方连续的方式布满整个器壁。就三角纹饰的构成而言，有二方连续的倒三角纹（这种纹饰主要分布在陶器口沿处和上腹部）、二方连续的正三角纹，还有正倒相对的三角纹、正倒相错的三角纹以及三角纹与各种线条相结合的组合纹饰等。可以说，三角纹饰在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彩陶装饰中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根据艺术形式发展的自律性这一规律来看，旋涡纹可能就是由这种完善的三角纹演变而来，不同构成形式的三角纹演变成了不同形式的旋涡纹： 二方连续的正三角纹演变成近似于波浪形式的旋涡纹（图一，1、2、3、4）；二方连续的倒三角纹演变成倒钩状的旋涡纹（图一，5、6、7、8、9）；正倒相错的三角纹则演变成为相互勾连的旋涡纹（图一，10、11、12、13、14、15、16）；另外，还在洋海墓地发现了一些不规则的旋涡纹，它们由三角纹演变而来的迹象也十分明显（图一，17、18、19、20）。
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旋涡纹中，以正倒相错的三角纹演变而来的旋涡纹最具有特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演变过程。以下这些材料均来自苏贝希文化（图二）。
通过以上排比分析可知，虽然陶器的器形有所不同，但纹饰发展演变的脉络却是很清晰的，由正倒相错的三角纹发展演变为相互勾连的旋涡纹。其中洋海墓地的部分彩陶纹饰在其演变过程中已经很接近“唐汪式陶器”中的旋涡纹。从出土陶器的器形和彩绘纹饰来看，洋海墓地早期的区域性特征明显。洋海墓地出土的葫芦瓶、立耳杯、圈足盘、圈足罐等陶器，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器形虽“在别的地区也偶尔出现过，但从没有洋海墓地这么丰富，说明此器形是本地特有的器物”[4]。洋海墓地出土的彩陶纹饰，“三联锯齿纹、折线纹、勾连纹，多个三角组成的大三角纹，竖条间斜十字纹等在附近墓地都未见，这正是洋海墓地的早期特征”[5]。这些特殊的纹饰出现在特殊的陶器上（如出现在立耳杯上的旋涡纹），就足以说明，洋海墓地早期的文化内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相互勾连的旋涡纹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在苏贝希文化也是在新疆地区的最终演变。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旋涡纹是苏贝希彩陶纹饰自身演化的产物，它与新疆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彩陶纹饰以及其他史前遗物上的旋涡形装饰纹样的关系不是很大。
当明确了旋涡纹在苏贝希文化中的发展演变之后，再让我们看看旋涡纹由新疆地区向东传播到甘青地区的这一结论是如何成立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唐汪式陶器”。
“唐汪式陶器”最早是由瑞典人安特生于1923年在青海省西宁十里堡发现的，当时由于材料较少，他误认为这批陶器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厂期。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肃省东乡县唐汪川再次发现了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陶器，安志敏先生将其命名为“唐汪式陶器”。“唐汪式陶器”中的彩陶风格别致，其彩绘以黑彩旋涡纹为主体，间绘以S纹、X纹、勿字纹和斜线三角纹等。[6]究其来源，甘青地区的“唐汪式陶器”自被发现以来有不同的认识：“或把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乙组（即张家嘴类型）合并为‘唐汪文化’；或认为唐汪式陶器应归入辛店文化张家嘴类型；或认为唐汪式陶器是承卡约文化而发展来的，应属卡约文化系统；或认为，唐汪式陶器是直接从齐家文化的大夏河类型和湟水类型两方面影响下产生的独立存在的一支文化，经历了与辛店文化及卡约文化大体一致的时间，与两种文化都发生过联系”。[7]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唐汪式陶器”的文化渊源问题仍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无意重新探讨“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属性，这也远远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之外，而是仅仅对“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做一简要的分析。
“唐汪式陶器”出现的这一时期（距今3000年左右）正处在甘青地区彩陶文化的衰落期，陶器制造趋于粗糙简单，陶器彩绘纹饰也开始变得单一。而“唐汪式陶器”上却出现了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旋涡纹为主的彩陶纹饰，其风格新颖别致，成熟大方。故而有学者这样形容：“唐汪类型的陶器，犹如黄昏时透过云隙的一道强光，在趋于暗淡的天空中，放射出了异彩”。[8]然而，为什么在整个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都趋于衰落之际，“唐汪式陶器”上的纹饰又能大放异彩呢？此时，甘青地区以东的中原彩陶文化早已衰落无闻，似乎无法从中探寻“唐汪式”彩陶纹饰大放异彩的蛛丝马迹；而新疆彩陶，尤其是苏贝希文化中的彩陶，不仅地域毗邻、年代相近，更有样式十分相仿的旋涡纹。不仅如此，两地之间的旋涡纹还有着更为本质的共性。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唐汪式陶器”上的纹饰与其说是旋涡纹或是涡纹，还不如说是勾连纹——由正倒相错的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勾连纹。这种相互勾连的纹饰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贯通全局，使图案纹饰具有强烈的律动感。该纹饰最大的特色是虚实相生，由黑红相互衬托组成一种“双关纹饰”。它模糊了图像（勾连纹）与背景（红色陶衣）之间的关系，给人一种虚实相生，变化莫测的神秘感受（图三）。所谓的旋涡纹，其实是背景（红色陶衣）在勾连纹之间形成的“视觉负像”，而并非是真正彩绘纹饰。勾连纹饰的这种艺术特色在洋海墓地早期就已经出现，这正是两者存在联系的最为本质的地方。这种艺术特色也是本文论证两地彩陶纹饰存在交流和传播的最根本的基点。“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一出现就显得相当成熟，除了二方连续的旋涡纹外，还有四方连续的旋涡纹。在洋海墓地我们则只发现有二方连续的旋涡纹，而且这种旋涡纹在洋海墓地还显得比较稚拙，僵硬有余而灵动不足，远不及“唐汪式陶器”上的彩旋涡纹饰灵活、生动、多变。这说明新疆的旋涡纹在传播到甘青地区后，又有所发展演化。
在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地区也发现有类似于苏贝希文化的彩陶器，[9]因此，苏贝希文化中的旋涡纹可能就是通过巴里坤地区传播到甘青地区的。1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总结一下旋涡纹发展演化及其传播的大致脉络：新疆彩陶上的旋涡纹是由三角纹演变而来，相互勾连的旋涡纹在洋海墓地早期就演化成了虚实相生、背景与图案相互衬托的“双关纹饰”，这种“双关纹饰”到了甘青地区则变得更为生动多样。由于“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在年代上相当于或略晚于新疆地区的旋涡纹，所以可以肯定“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涡纹是由新疆地区传播而来。
当明确了旋涡纹的传播路径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公元前两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间，新疆地区的文化因素传入甘青地区是可能的。
当明确了旋涡纹的传播路径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公元前两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间，新疆地区的文化因素传入甘青地区是可能的。此外，在明确了新疆和甘青两地区旋涡纹的关系之后，还有助于甘青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对“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属性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由于巴里坤地区的史前考古发掘成果目前尚未有正式资料发表，所以对于旋涡纹传播的相关资料和具体路径在此从简。
参考文献：
[1] 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J].新疆文物，2005（3）：86.
[2] 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J].新疆文物，2005（3）：86.
[3] 李吟屏.新疆历代陶器图案概论[J].新疆艺术，1990（1）.
[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4（1）：26.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4（1）：48.
[6] 赵志军、南玉泉.试论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归属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8（2）.
[7]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A].燕京学报 新十四期[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8.
[8] 林少雄.洪荒燧影——甘肃彩陶的文化意蕴[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148.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J].考古，19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