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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戴维•M.兰普顿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Hyman教授、教务长、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他的最新著作是《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2010年6月，兰普顿教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以下是他在访学期间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为年轻研究人员所作两次讲座的记录稿，已经其本人阅定。
第一部分：力量
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力量的轨迹（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2010年6月2日
我今天谈话的主题是力量在美中关系中的角色，我仅代表我自己作此发言，不代表其他人。我很荣幸地将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作两场讲座，今天是第一场。这两场讲座试图探讨“美中关系中的力量与信任”，今天的第一场是关于力量的。
我注意到在我右边的墙上有汪道涵的照片，他是美中关系几十年中，尤其是双边关系出现危机时的伟大人物。确实，贵院一直以来都有杰出的领导人：李储文、陈启懋、陈佩尧、俞新天，当然还有我的老朋友杨洁勉院长。我很荣幸地结识了所有这些领导人。一直以来我都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沿。
我将首先给出我的结论，然后我会提出支持这些结论的论据。你们可以判断我的结论是否是建立在这些证据之上。我会首先界定权力，然后指出，有智慧地界定和运用权力，包括平衡掌握权力并以最有效的方式结合使用不同的权力来达到目标。
我的其他结论包括：不要低估美国，尽管美国目前遇到了很多大问题，并且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美国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要低估我们自我更新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不可避免地，我们在未来不会维持同二战后一样的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后半叶像一场橄榄球赛，而中国和印度只是在看台上看下面的比赛。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印度在球场上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40%），而比赛将决不会和以前一样了。美国队在未来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主导比赛了，但它仍将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把美国和中国放在一起，我们事实上控制了世界上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这个比重将随着中国GDP的继续增长而变得更大。因此，我们（中美）合作绝对至关重要。
今天，我要表达的信息很明了——我们必须用成熟全面的方式来看待权力，不要低估美国，要认识到须要继续合作。下面，我要讨论四个问题，逐步建立起我的结论。
问题一：什么是权力？你可以回溯到西方文明中的柏拉图，或你们历史上的孙子。这是一个我们都思考了2000多年的问题。在奈教授对软权力的论述中，他将权力定义为实现目标的能力。这是一个最有用的、简单的定义。我只想要补充一点，即除了实现目标，权力也是“界定”目标的能力。在现代复杂的社会里，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定义我们要什么。在定义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很好地界定了目标，并组织力量为实现目标而努力，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在定义目标方面则有些困难，不要以为界定目标对美国（或未来变得更多元和复杂的中国）这样的社会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奈教授都谈到了“巧实力”；我把“巧实力”定义为，总体上最少耗费权力，以最有效的方式组合使用各种权力的能力。社会学家阿米泰•艾兹尼（Amitai Etzioni）在他的经典之作《复合组织比较分析》中，将权力分为三类：强制性的、经济的（或者如他所称的“报酬性的”）以及劝服性的（“规范性的”或“观念性的”）权力。“巧实力”恰如交响乐，强调指挥者的作用。如果不能把各种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有技巧地结合使用，音乐就无法形成和谐的整体。最有效地运用不同形式的权力，实现和谐结果，就是指挥在音乐中的作用，就是领导人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有技巧的政治领袖、政治家，知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结合使用强制性的、经济的和观念性的权力，并知道在环境发生变化时改变其结合的方式。
权力，即实现目标的能力，除了领导能力和社会基础之外，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要解决问题的规模和范围，以及其他人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权力是相对于野心和其他人的能力而言的。美国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在衰弱，而是其他国家在变好，在变大，在变强。巴西、印度、中国，你们的权力都在增长。同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在规模上是全球性的。以全球变暖为例，即使美国十分强大，同这一问题的范围相比，我们单独达成我们目标的能力十分有限。
再看中国的权力战略，我认为你们一直将获得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战略的核心，非常明智。经济这种权力，既可以被转化为强制性权力，也可以被转化为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经济权力是最有用、最可转换的权力形式，因为你可以用它购买其他两种权力中的很多（但不是所有）元素。例如，美国在亚洲有五个条约盟友——中国现在已是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我认为在这里，钱说了算。中国所处的这个地区里，各方都有很多理由（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与你们好好相处。去年，世界出口额下降了20%，但是你们从美国的进口额下降了多少呢？0.2%！事实是，作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所有人都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因此，对于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实力的战略智慧，我非常仰慕。我对美国的担心之一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表现不好，而这可能会削弱我们的强制性和观念性（软）权力。
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之一，查尔斯•代兰（Charles Doran）教授，是“权力周期”理论的倡导者，我认为这个理论非常有用。他的基本观点是，新兴大国和前主导大国处于权力周期的不同位置。对新兴大国来说，它们的关切是想要发出声音，想要被（世界）倾听，想让它们的利益和愿望被体系中的前主导大国列入考虑。它们受够了“任人摆布”。例如，中国想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投票份额和投票权，想要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另一方面，前主导大国倾向于保留它们从前的角色和话语权，不情愿放弃它们的既得利益，尽管向前看，它们的权力可能已无法使它们享有这样的尊崇地位了——比如，在7国集团中较弱的欧洲国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表明，上升大国和前主导大国间具有内在矛盾。崛起中的国家可能没有耐心，而既得利益国家则迟于对新现实作出反应。对于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新保守主义认为，战争（或者至少是激烈冲突）是可能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的同事代兰提出了更合理的答案。代兰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管理和外交——紧张关系不一定要用战争或混乱来解决。我认为，美国正在努力认知这一点，并以较明智的方式来容纳你们的合法需求；但是当然，改变需要时间，而且不同的人对什么才是合理容纳的看法不同。
权力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它是尽可能有效地定义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你的权力也取决于你的目标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关系。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对这些事情处理得还不坏。我们要认识到两国之间有紧张，但也要意识到我们须要用外交手段进行管理。
问题二：全球实力变化有哪些趋势？我将会引用三个不同地方做的研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欧洲的，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有趣的是，这三项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一致。
中国学者胡鞍钢和门洪华对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五个国家的综合国力（CNP）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中国的综合国力从1978年的低水平上有了重大进步。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要在国际上取得与其人口规模相符的权力份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在全球权力总量中的份额正在下降，但是以非常缓慢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中国是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上升，而美国是从高水平上逐渐下降——虽然我们尚未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如何。由于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美国的权力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并不相称。此外，印度正在上升，但速度远不及中国。俄罗斯的数字，除了在石油和核武器方面，并没什么增长。日本正在以明显的速度下滑。因此，胡鞍钢和门洪华的研究得出结论，就单体而言，美国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
另一个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做的研究，题目是：《世界经济千年史》。很遗憾，麦迪森在今年年初去世了。麦迪森表明，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力量。从公元元年直到1840年，中国控制着世界GDP中的25%到33%。然后，从1840年到1978年，这个数字是全球GDP的3%到5%。然而，1978年实施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开始上升。现在，中国就其在世界GDP中的份额而言，大约处于11%到12%之间。但是，考虑到事实是你们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而控制的GDP只占世界的11%到12%，你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与以前的百分点增加相比，你们在全球份额中再新增加一个百分点都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项研究来自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这是我最感有趣的。这项研究显示，欧洲（欧盟15国）在1969年达到了其在全球GDP份额中的“顶点”，它们所占的最高比重是35.78%，但是到2009年已经下滑到了27%。因此，欧洲自1969年以来就在减少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日本在1982年达到了其在全球GDP中的最高份额，是11.08%，但是现在这一数字降到了8.69%。所以（根据这一测量），日本从1982年起就大体上在走下坡路了。美国在2002年达到了最高点，当时它占世界GDP的30.67%，到2009年，这个数字是29.26%，这意味着我们下降了一点多个百分点。尽管我们仍然要观察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产生的全部影响，但这个下降是很缓慢的。真正在失去（全球）份额的是日本和欧洲，而不是美国。美国盟国的失势趋势确实令人担心，拥有强大的朋友令美国获益良多；但是现在我们的朋友在变弱，在我看来，这是个问题。
然而有趣的是，这三项研究在大的结论上大致相同：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两个经济力量，我们两国加起来占了世界GDP的40%和世界人口的24%。我们须要合作解决那些对于我们和对于世界未来都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问题与摩擦。
问题三：美国面临哪些挑战？事实上，我们美国面临很多严峻困难。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维持单个最强国家的地位；我们只是会像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11月的《2025年全球趋势》中所说的一样，变得不那么占主导地位（第4页）。很重要的是要记住，失去主导地位有别于衰落。
美国面临的挑战都是根本性的挑战——它们关系到资源在安全、未来生产力投资以及社会保障网络等开销之间的分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消费和投资间的平衡。我的观点和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样，认为美国在最近几十年里没有在资源分配方面作出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一，人口只占世界人口4%的美国，军费开销却几乎占世界的一半，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加剧了这个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沉重负担。记住，我说过“巧实力”要求平衡使用经济性、强制性和思想性的（劝服性或观念性的）权力。领导人应该力争平衡使用强制性、经济性和思想性权力。邓小平1978年非常明智地决定裁减军费开支，从那时起，你们国家的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尽管从1990年起到现在，（你们的）军费开支在绝对数量上增长显著。从1990年起，你们一直在增加军事预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要小心不要破坏了强制性权力和其他形式的权力之间的平衡，必须小心不要让它削弱了你们安定邻国和遥远国家之心的能力。
第二，美国将太多的国内生产总值花在了医疗方面。我们的医疗开支占GDP的约16%到17%。相反的，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支似乎是太少了——约为5%。奥巴马总统正确地认识到医疗系统必须改革——不幸的是，我不认为现在的改革能有效地解决成本问题。
第三，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停滞不前。美国需要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加大投入。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国家，因为我们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才），但是我们需要继续这么做，并增加在这方面的投入。奥巴马总统想要这么做，但是由于需要向其他领域注资，哪里还有钱用于研发呢？
第四，我们过高的债务是另一个问题。200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额是你们GDP的约15%，处于低位，而美国的家庭债务额则约和GDP相等。这意味着，要使美国所有家庭都还清这些债务，我们整年都不能花我们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一分钱。在国家债务方面，2008年，中国政府的欠债额是GDP的15%，而美国的数额是90%到100%——日本是170%。美国受到严重制约；我们花了很多钱付利息；而利率保持在低位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利率上升，我们的债务负担也会上升，也许是剧增。
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也成了一个问题，而美国和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你们有你们的“自主创新”政策，我们也有我们的“购买美国货”。对你们的自主创新政策，美国商界很担心、确实感到不安。你们对我们保护纸制品、钢铁和鸡肉也很担心。然而，在2009年世界出口下降了20%多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滋生出更多的保护主义也许已经是奇迹了。保护主义本来可能更严重。
所有这些问题都限制了我们进行有效投资的能力。这些问题都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难以解决。例如，就拿我们的军费开支来说，这是一个涉及美国所有50个州（通过分包制度）的生产系统，这意味着有政治力量支撑现有的支出模式。尽管美国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我们的军费开支过大，但没人愿意进行裁减——真是这样的。
就我们的人口形势而言，我们的社会正在老龄化；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个现收现付的系统，这意味着占人口比重越来越小的年轻工作群体要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买单，这给年青一代带来了日益沉重的负担。
使我们的国内问题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盟国的能力下降得更厉害。我们的盟国的情况比我们的还糟，这意味着它们难以与我们分担负担。
问题四：在对付这些问题时，美国有哪些优势？在讲座的这部分我将谈一谈为什么尽管美国社会面临这么多问题，我仍然抱有希望且谨慎乐观。在电影《虎！虎！虎！》中，在哈佛受教育的日本海军军官山本海军上将，在其策划偷袭珍珠港时对其上级说的话反映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人会醒过来的。等他们醒过来后，我不确定我们最终会赢得战争。”这是说，危机能使美国人更清楚地看到问题，并增加我们有效地应对问题的决心。美国仍然拥有我在开头所说的所有三种类型的权力。为了中美两国的兴盛，我们必须找出合作的途径，而不是在争斗中耗尽彼此的力量。
记住，在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没有弄清斯巴达人的真正性格和实力。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都要研究对方的文化和社会——了解我们人民的性格。
例如，人口结构对美国也许是个问题，可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一个更大的问题。2050年，你们33%的人口将是老年人，在一定幅度上比美国人口还要老。美国有一个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办法是中国没有的，美国是移民国家，我们有吸引各种移民的独特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很在行。我们的社会给予人们机会，使其能很快达到社会和经济等级的上层。这是我们的重大优势。如果使用得当，这是我们的巨大资源。
美国在自然资源方面也有优势。美国很幸运，我们生活的大陆面积和中国差不多，而人口只有你们的1/5。地理上，我们历来受到两洋保护——与你们有14个陆地邻国和很多海洋邻国相比，这仍对我们很有帮助。就地缘政治而言，我们无需像你们一样处理复杂的邻国关系。我们有4亿英亩可耕地，而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你们仅有2.5亿英亩可耕地，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我们有许多资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浪费的原因。我们必须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还有，与欧洲人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比欧洲系的资本主义更为强悍。我们让市场决定更多事情，我们给市场发展更多激励，我们鼓励原始资本主义，我们还非常倾向于撤销管制。我们的生产力仍以不错的速度增长。我们确实有重大问题，但我们也有巨大的资源和资产，物质和社会资本方面都是如此。
说到社会资本，我们的经济实力也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我们很重视公共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仍然很强，但老实说，我们任由基础教育下滑，这很危险。文化上，我们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创新型的社会。有人说，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激发创新，我们可以容忍很多不同寻常的行为，很多社会异端。世界上70%的技术变革仍然来自美国。
增强我们经济实力的方案综合了教育、移民、投资于科研开发、个人主义、超越常规的思维以及激励创新等。我们为所有这些在不平等和反社会行为方面付了很多附加费，更不用说由于管制不足而引起的灾难了，但是它们对美国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很有帮助。
最后，我们回到我的结论。
第一，我经常告诉美国同胞，我们必须看看中国是怎样改革的，以及这些改革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改革要求美国也要改革，挑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改革自己。
第二，对中国来说，问题是你们能将当前速度的增长保持多久？你们在未来会有多成功？我倾向于乐观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你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给你们带来了成功。
第三，关于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那是非常聪明的政策——你们到目前为止没有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你们正在变得更加强大，但并没有显著地变得更具威胁性，这对你们很有利。
第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两个的参与者。如果我们成了敌人，我们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困难；如果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帮助世界和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也许，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我们低估对方的实力而认识不到合作的必要性。（张遥翻译）
第二部分：信任
美中关系中相互战略猜疑的根源
2010年6月9日
请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哪些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到访中国和毛主席会面前出生的？【只有三个人举起了手，他们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院长，苏珊•蓝普顿女士和蓝普顿博士】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明白，其实在这个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真正知道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有多差——冲突性关系的代价可以极其高昂。
作为我今天这个讲座的引子，请允许我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今年毕业的那些学生说过的一些话。我和杨院长所代表的这代学者以及我们的导师那代人所做的工作，比起你们面临的挑战，其实相对容易。我们这代学者只需终止那些不对话、不促进一定合作的不智政策，为后来被称为“接触”的政策做些铺垫和实践。而你们这一代，却面临更复杂的任务，要使“接触”在这个高度相互依存和复杂的世界里能够有效运行——从我们各自的经济管理到全球供应链、到全球气候变化、到（防）扩散、到太空竞争与合作，再到互联网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接触。你们以及那些从美国毕业的学生共同面临这些挑战是很重要的，而这事儿可不容易。
正如我上周所说的，这是一个由中美关系的“力量与信任”两部分组成的系列讲座。上周是“力量”，本周谈“信任”。
我今天的讲座主要讨论战略猜疑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让我先对上周第一次讲座中的三个观察作一下概括。第一，中美GDP之和占世界GDP的约40%，这一事实使我们两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单靠我们两个国家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它的确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可能会使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第二，美国具有重振国力的强大力量，尽管美国能否成功克服其所面临的挑战还取决于其能否作出正确决定。我无法确定（美国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我们肯定有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我对此谨慎乐观。第三，新保守派指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必然存在摩擦，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这些摩擦最终必然导致战争或激烈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外交管理摩擦，中美在过去将近四十年里在这方面做得确实相当不错。
（这传递出的）信息就是：我们须要合作。合作要得以深入，我们就须要战略互信。然而，南中国海和东海不时出现的麻烦、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争议以及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美关系中的不信任。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相互猜疑的表现其实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我就来谈谈这些互不信任现象，以及我所认为的其背后更加根本性的原因。
中美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明显反映在两国过去十多年里的大众读物中，只要回顾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事情就很清楚了）。举几个例子，美国1997年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而中国则在1996年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有《中国不高兴》（2009年）、《超限战》（2002年），等等。美国近期则有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年）以及更近期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年），当然马丁•雅克碰巧不是美国人。在美国，我们在同一时间有两本持有完全相反结论的畅销书——一本书认为中国脆弱不堪，正在走向崩溃；而另一本则声称中国如此强大，它将主导全世界。就更学术化的例子而言，你们可以看看约翰•米尔斯海默和罗伯特•卡普兰的作品。中美两国的大众和学术读物既加强又反映了两国关系中的互不信任。尽管如此，我相信，通过观点争鸣，更合理的概念最终会赢得话语的自由竞争。因此，我将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讨论其中的一些观点。
上述战略互不信任的其他表现形式，还可以很容易在我们的安全机构和双边关系中找到。我们军事对话的中断就是一个例子，最近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的交锋也是一个例子。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致力于恢复两军高层对话，而且还必须设法让两国的中下级军事人员进行接触，为他们的见面和会谈创造机会。其他还有一些互不信任的标志。2007年，中国摧毁了一枚老旧的气象卫星但未给予充分解释，而第二年美国似乎就作出了反应；中国2010年的反弹道导弹试验则表现出两国在空中的紧张状态。在我看来，这些紧张状态事实上已将中美引向军备竞赛的最初阶段，尽管我们之间的竞争尚未像冷战高潮时期美苏争斗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激烈和严重。
另外，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的公众并不完全信任对方。盖洛普公司2009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他们对各种安全议题的“关切”程度时，74%的接受调查的美国人“非常关切”或“比较关切”中国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据报道，其中39%的人“非常关切”，35%则“比较关切”。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就是美国人最警惕的对象。美国人还有诸如恐怖主义及墨西哥毒品犯罪等其他更关切的议题——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但是，这些民调显示，当美国人考虑安全问题时，中国处于显要位置。在中国，情况似乎也差不多。中国公众经常将美国视为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虽然肯定没有差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样的情况，但也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双方缺乏战略互任的迹象，但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互不信任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的分析中，我将具体列出四个原因：以“无赢”（no-win）方式界定中美关系；误判美国和中国的力量；在双边关系中过度强调“改变游戏方式”；以及挑战与回应之间的互动。
第一个问题是以无“双赢”结局方式界定中美关系。罗伯特•卡普兰最近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 它在界定中美关系时就排除了可能的“双赢”结局。卡普兰文章中有句话真是让我有点吃惊——他声称：“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兴起”应该被确立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法达成和不得人心的目标，那样做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尤其是考虑到卡普兰在操作层面上对“大中华”意味着什么甚至都不完全清楚时，就更是如此。我们应该希望一个更强的中国来帮助解决全球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权力。卡普兰的观点是：你赢了就是我们输了。这种观点显然无法增进我们的战略互信。而且，文章中的“大中华”指什么？大中华可以包括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中国公司，等等，我们如何确定其界限？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这种观点的潜台词何在？看上去，有人在无端地强调中国破坏稳定的作用，而未能对中国作为稳定者所作的事实上和潜在的贡献给予应有的承认。
例如，如果我们要想稳定世界经济，我们就必须问自己，谁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个引擎？答案是中国和美国。在上个报告周期，中国报告说其经济增长超过11个百分点，而美国则为约3%到4%。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你们（中国）通过包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内的各种措施，在稳定地区经济方面赢得了很高信誉。中国在当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帮助香港维持了经济稳定。在亚丁湾，你们（中国）从2008年末起为约1500艘船只提供了护航，这是你们的海军与其他国家海军合作的正面案例。我的理解是，中国海军和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其他海军船只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而且，说起来奇怪，美中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实际上在稳定台湾海峡形势上进行了不公开的合作。2003年末起，美国确实在限制陈水扁方面发挥了有用的影响。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现在都在鼓励海峡两岸对话。
卡普兰之类的方式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面临的最核心安全问题中有很多已不再简单地是传统的大国冲突了。中国的崛起不应该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被视为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机遇，一个我们应当好好利用的机遇。（国家间关系的）“无赢”界定是以19世纪的方式、从大国视角对国际关系作出的双边界定；而事实是，我们时代的很多安全问题是源于相互依存，具有全球性特征。各国必须应对全球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环境、跨国恐怖网络、海盗、网络安全、全球生产链、渔业捕捞，等等。目前，恐怖主义在美国的问题榜上几列榜首，而恐怖主义的根源总体来说更来自于分散的跨国性网络，而不是传统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进行合作，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上面提到的全球性问题。偶然地，我电子检索了卡普兰的那篇文章，结果发现通篇没有出现一次“合作”这个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无赢”立场主张者提出质疑。如果我们服从该种思维，或者不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教育公众，该种观点就会给我们的关系制造众多困难。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去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推销“无赢”方式。
第二，对彼此力量的误判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在第一次讲座中花了更长篇幅讨论的内容。一方面，被一些人认为的美国的衰弱远超过我所认同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开始看到，中国被以远超其实际情况地描绘为强大。我们必须恰当地理解我们的权力关系。如果你们在盖洛普公司的网站中（www.gallup.com）搜索“中国”这个关键词，你们会看到一系列调查问及美国人怎么看当今和二十年后世界上的领导经济体。这些问题在2000年、2008年和2009年都被问及，而结果却非常有趣。2000年5月，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有10%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的领导经济体，这在当时从任何重要指标来看都不是事实，而有55%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领导经济体。2008年2月，金融危机爆发后，突然有40%的美国人开始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领导经济体了，相比之下，33%的人认为美国是领导经济力量。显然，金融危机对美国公众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美国经济也的确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但事实是，就全面的衡量指标而言，我们（美国经济）相对于中国并没有如此剧烈的滑坡。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美国人突然认为中国成了全球第一经济强国。我们是在对我们自己的实力有些无把握时，把你们看成了一个非常强大和有力的角色。在2009年2月的民调中，3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经济第一强国，而37%的人认为美国是（第一经济强国）。这表明，随着我们经济的复苏，美国的信心有所恢复。但是，仍然有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比美国强大。
你们奇怪美国为什么要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你们比你们自己所认为的更富裕和更强大很多。但是与此同时，很多美国人又很担心——他们心情矛盾。我们美国人并不总能自洽。我们希望你们发挥领导作用——有时候是如此。
第三，在我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的访谈中，我有时候听到这种表述：“我们[中国]想要改变游戏”。有很多中国人认为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现在似乎想要运用更多手段来取得积极成效。在过去的6个月里，很多中国人一直对我解释说，中国现在有了新的年青一代。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这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因此应该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那些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一代人还认为，美国犯了很多错误，例如对（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在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等。美国的确犯了一些错。中国这边的想法似乎是，既然美国犯了错，那么华盛顿就没资格再来教导中国。中国没必要忍受那些不利的、过时的安排，它们已经不再符合中国目前的权力（地位）。这就是我在中国不断听到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处置得当，事情会逐渐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变化迅速发生，那么可能会产生问题。我花了十年时间试图让美国停止1989年后对中国实施的制裁。现在，我惊讶于一些中国人建议对美国实施制裁。我不认同制裁这种做法。还记得我们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至1994年不得不从他提议的制裁的立场上后退吗？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施加制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能达到美国的目标。美中做生意，是因为这符合我们彼此的利益，因此，制裁是要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都不愿意做的事。发出威胁，却又不能执行，这只会损害我们的信用。在国际关系中还是不要使用空洞的威胁比较好。
问题的第四个方面涉及挑战与回应之间的互动。应该致力于使这种互动最小，但我们尚处于令人忧虑的早期阶段。中国为什么要加强军事力量？在我看来，1985年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非常重要。在日本入侵及以后的内战时期，毛泽东的强大的陆军和游击战理论非常完美。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构建了“三线”。毛泽东认为，未来的战争与过去的差不多——在中国境内进行。邓小平是非常务实的人，他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使得中国沿海城市的GDP率先增长。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再发生一次战争的话，会在哪里进行？他的回答是：“不在中国，不在沿海城市。”相反，如果再有一场战争的话，它应该在海岸线之外，在海上，在空间，在外空进行。因此，他裁减陆军，但从空间、海上和外空等方面投资中国军事力量。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战略，但有一个“但是”。美国历史上是从哪里获得主导权的？答案是海洋、空间和外空。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作出了明智的决策，却将你们推到了我们（美国人）主导的领域。因此，我们两国必须制订行为规则和程序，以防止在目前具有潜在冲突的外空出现突发事件和问题。让我这么说吧，如果美国面临你们的防务环境，我们几乎肯定会作出非常类似的反应。
尽管对于你们的军事预算有不同的估计，但你们把军费控制在占GDP较低的比例上，这是一项非常明智的政策。然而，你们的军事预算还是保持在GDP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比率上，由于你们的GDP增长迅速，你们的军事预算也就一直在快速上升，尽管从占GDP的比重而言它仍是相对较低的。无论如何，这为潜在的军备竞赛循环提供了基础。
例如，中国2007年击毁一枚气象卫星的事件，制造了大量太空垃圾，我们（美国）不得不将空间站转移到新的位置。美国还有点吃惊，因为中国以前未显示出这一能力。我们非常依赖外空通讯，因此在那时，我们感到了自己的脆弱，我们就要考虑可能的反制措施。我们的反制措施无疑将引发中国的反应，这样就可能激发相互反应的上升循环，使我们都感到更不安全、更糟糕。
另一个存在类似挑战和反应的领域是网络空间。如果你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舆论和世界舆论的话，你们会发现很多针对中国的指责。网络空间方面确实存在竞争，这令人担忧，因为这会使得我们的银行系统、公众设施以及其他根本性的系统易受攻击。我们两国都不想卷入这个领域的竞争。当然，这个领域非常难以追踪记录、难以控制、难以让彼此相信（对方的行为）。
在我分析了中美关系中战略猜疑的深层根源之后，我们就来谈谈可以对此做些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提升和深化两军交流，这不应仅局限于最高层，还应该在中级官员中进行。当前两军交流的中断很不幸，加深了彼此的猜疑。
第二，双方须要使其（政策）理念（doctrines）更为透明，坦率地说，我在这里会认为奥巴马政府与前任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对比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三个政策文件，很多积极迹象表明，奥巴马非常希望建立我们的相互信任，而不是加剧我们的相互猜疑。在200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乔治•W.布什总统讨论了可能在台湾海峡运用核武器的紧急情况。而在2010年4月奥巴马政府发布新的《核态势评估》时，这种语句已经改变了。在2010年2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奥巴马政府谈到与中国合作，而不是限制中国。更近一点，2010年5月27日，华盛顿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政府再谈与中国共事。奥巴马政府修改了布什政府时期负面的战略文件，制定了更加合作的文件。有人会说，言词并不一定转化为行动，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言词很重要，它们必须首先发生变化。美国方面已经作出了这些行动，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认知这一点，对中国有利。
第三，外空是中美应该寻求合作的领域。这一领域在美国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如果中国的宇航员，比如杨利伟，可以到美国旅行，访问我们的一些小城镇，将是很棒的事情。如果你们可以让一些台湾人乘上你们的飞船，那也将是海峡环境（塑造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姿态。我知道中国也许有兴趣参与国际空间站，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希望看到中国能够参与其中。毕竟，中国是世界仅有的三个已将其国人送入太空并使其安全返回的国家之一，这三个国家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第四，美国完全支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我们双方都须要确保该机制不会因为庞大和会面次数稀少而难于产生有形的成果。我们须要界别间会议（inter-plenary session）机制，以便于将笼统的协议转化为优先事项上的具体行动。不管达成了多少协议，真正的考验在于其中有多少能够实现。
第五个值得我们更多考虑的领域是如何投资于彼此的未来。由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它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投资，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当中国投资于一个工厂或设施、雇佣当地劳工时，你们一般而言就结交朋友了。我们的国会议员就像你们的地方领导人一样，关心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得到了实惠，我们就会支持。最近，中国就非常富有远见地在内华达州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致力于风力农场技术——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再举几个例子，你们在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明尼苏达以及肯塔基等地也有（项目）设施。我注意到，当国会议员有选民在中国设施中工作时，他们的态度往往发生变化。同样地，我相信美国应在中国更多投资。尽管有人认为美国已在中国投资很多了，但美国目前的在华投资只占中国目前每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约3%。确实，很难确切判定流入中国的资金到底来自哪里，如果有较为适当的统计的话，来自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很可能会高于3%。略去实际数字不谈，如果美国企业能给中国带来更多（好处），中国就会有更多理由进行合作，反之亦然。这对双方都适用。我们应该用相互依存在我们的人民间构筑起一种彼此需要的认识。
第六，中国一直在抱怨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你们不满意是因为美国不卖给中国它在高技术领域想要买的东西。美国也在抱怨，因为我们对华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我们的商务部长骆家辉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正提议放松我们的出口管制政策。他们不一定能成功，但这是向前迈进的一步。
第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强调我们的关系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面，尽管这对一些人来说有点奇怪。这就是说，我们双方在海峡两岸一体化上都有利益。你们希望统一，我们则希望从你们的内战事务中脱身，但又不会因此而损害我们的信誉或者让使用武力合法化。经济外交将对你们非常有用，中国不会想要在台湾岛上制造愤怒人群。美国愿意在它力所能及之处培育和支持大陆与台湾间的良好关系。总体来说，除了军售，事情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最后，中国需要寻找机会以世界欢迎的方式使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世界须要习惯于看到你们以一种世界上所有人或大多数人能够认同的方式来使用你们的权力。例如，中国在南亚海啸期间派出医疗人员，就非常受到欢迎，就如它派舰赴亚丁湾参与多国反海盗努力一样。中国在韩国军舰沉没问题上的立场，是另一个这样的机会。尽管不是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对国际责任有一致的界定，但还是让我们寻找机会，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中国是以代表广泛和全球共享目标的方式来运用其权力的。（査晓刚翻译）
第一部分：力量
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力量的轨迹（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2010年6月2日
我今天谈话的主题是力量在美中关系中的角色，我仅代表我自己作此发言，不代表其他人。我很荣幸地将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作两场讲座，今天是第一场。这两场讲座试图探讨“美中关系中的力量与信任”，今天的第一场是关于力量的。
我注意到在我右边的墙上有汪道涵的照片，他是美中关系几十年中，尤其是双边关系出现危机时的伟大人物。确实，贵院一直以来都有杰出的领导人：李储文、陈启懋、陈佩尧、俞新天，当然还有我的老朋友杨洁勉院长。我很荣幸地结识了所有这些领导人。一直以来我都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沿。
我将首先给出我的结论，然后我会提出支持这些结论的论据。你们可以判断我的结论是否是建立在这些证据之上。我会首先界定权力，然后指出，有智慧地界定和运用权力，包括平衡掌握权力并以最有效的方式结合使用不同的权力来达到目标。
我的其他结论包括：不要低估美国，尽管美国目前遇到了很多大问题，并且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美国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要低估我们自我更新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不可避免地，我们在未来不会维持同二战后一样的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后半叶像一场橄榄球赛，而中国和印度只是在看台上看下面的比赛。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印度在球场上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40%），而比赛将决不会和以前一样了。美国队在未来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主导比赛了，但它仍将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把美国和中国放在一起，我们事实上控制了世界上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这个比重将随着中国GDP的继续增长而变得更大。因此，我们（中美）合作绝对至关重要。
今天，我要表达的信息很明了——我们必须用成熟全面的方式来看待权力，不要低估美国，要认识到须要继续合作。下面，我要讨论四个问题，逐步建立起我的结论。
问题一：什么是权力？你可以回溯到西方文明中的柏拉图，或你们历史上的孙子。这是一个我们都思考了2000多年的问题。在奈教授对软权力的论述中，他将权力定义为实现目标的能力。这是一个最有用的、简单的定义。我只想要补充一点，即除了实现目标，权力也是“界定”目标的能力。在现代复杂的社会里，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定义我们要什么。在定义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很好地界定了目标，并组织力量为实现目标而努力，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在定义目标方面则有些困难，不要以为界定目标对美国（或未来变得更多元和复杂的中国）这样的社会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奈教授都谈到了“巧实力”；我把“巧实力”定义为，总体上最少耗费权力，以最有效的方式组合使用各种权力的能力。社会学家阿米泰•艾兹尼（Amitai Etzioni）在他的经典之作《复合组织比较分析》中，将权力分为三类：强制性的、经济的（或者如他所称的“报酬性的”）以及劝服性的（“规范性的”或“观念性的”）权力。“巧实力”恰如交响乐，强调指挥者的作用。如果不能把各种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有技巧地结合使用，音乐就无法形成和谐的整体。最有效地运用不同形式的权力，实现和谐结果，就是指挥在音乐中的作用，就是领导人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有技巧的政治领袖、政治家，知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结合使用强制性的、经济的和观念性的权力，并知道在环境发生变化时改变其结合的方式。
权力，即实现目标的能力，除了领导能力和社会基础之外，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要解决问题的规模和范围，以及其他人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权力是相对于野心和其他人的能力而言的。美国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在衰弱，而是其他国家在变好，在变大，在变强。巴西、印度、中国，你们的权力都在增长。同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在规模上是全球性的。以全球变暖为例，即使美国十分强大，同这一问题的范围相比，我们单独达成我们目标的能力十分有限。
再看中国的权力战略，我认为你们一直将获得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战略的核心，非常明智。经济这种权力，既可以被转化为强制性权力，也可以被转化为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经济权力是最有用、最可转换的权力形式，因为你可以用它购买其他两种权力中的很多（但不是所有）元素。例如，美国在亚洲有五个条约盟友——中国现在已是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我认为在这里，钱说了算。中国所处的这个地区里，各方都有很多理由（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与你们好好相处。去年，世界出口额下降了20%，但是你们从美国的进口额下降了多少呢？0.2%！事实是，作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所有人都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因此，对于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实力的战略智慧，我非常仰慕。我对美国的担心之一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表现不好，而这可能会削弱我们的强制性和观念性（软）权力。
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之一，查尔斯•代兰（Charles Doran）教授，是“权力周期”理论的倡导者，我认为这个理论非常有用。他的基本观点是，新兴大国和前主导大国处于权力周期的不同位置。对新兴大国来说，它们的关切是想要发出声音，想要被（世界）倾听，想让它们的利益和愿望被体系中的前主导大国列入考虑。它们受够了“任人摆布”。例如，中国想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投票份额和投票权，想要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另一方面，前主导大国倾向于保留它们从前的角色和话语权，不情愿放弃它们的既得利益，尽管向前看，它们的权力可能已无法使它们享有这样的尊崇地位了——比如，在7国集团中较弱的欧洲国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表明，上升大国和前主导大国间具有内在矛盾。崛起中的国家可能没有耐心，而既得利益国家则迟于对新现实作出反应。对于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新保守主义认为，战争（或者至少是激烈冲突）是可能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的同事代兰提出了更合理的答案。代兰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管理和外交——紧张关系不一定要用战争或混乱来解决。我认为，美国正在努力认知这一点，并以较明智的方式来容纳你们的合法需求；但是当然，改变需要时间，而且不同的人对什么才是合理容纳的看法不同。
权力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它是尽可能有效地定义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你的权力也取决于你的目标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关系。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对这些事情处理得还不坏。我们要认识到两国之间有紧张，但也要意识到我们须要用外交手段进行管理。
问题二：全球实力变化有哪些趋势？我将会引用三个不同地方做的研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欧洲的，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有趣的是，这三项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一致。
中国学者胡鞍钢和门洪华对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五个国家的综合国力（CNP）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中国的综合国力从1978年的低水平上有了重大进步。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要在国际上取得与其人口规模相符的权力份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在全球权力总量中的份额正在下降，但是以非常缓慢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中国是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上升，而美国是从高水平上逐渐下降——虽然我们尚未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如何。由于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美国的权力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并不相称。此外，印度正在上升，但速度远不及中国。俄罗斯的数字，除了在石油和核武器方面，并没什么增长。日本正在以明显的速度下滑。因此，胡鞍钢和门洪华的研究得出结论，就单体而言，美国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
另一个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做的研究，题目是：《世界经济千年史》。很遗憾，麦迪森在今年年初去世了。麦迪森表明，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力量。从公元元年直到1840年，中国控制着世界GDP中的25%到33%。然后，从1840年到1978年，这个数字是全球GDP的3%到5%。然而，1978年实施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开始上升。现在，中国就其在世界GDP中的份额而言，大约处于11%到12%之间。但是，考虑到事实是你们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而控制的GDP只占世界的11%到12%，你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与以前的百分点增加相比，你们在全球份额中再新增加一个百分点都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项研究来自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这是我最感有趣的。这项研究显示，欧洲（欧盟15国）在1969年达到了其在全球GDP份额中的“顶点”，它们所占的最高比重是35.78%，但是到2009年已经下滑到了27%。因此，欧洲自1969年以来就在减少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日本在1982年达到了其在全球GDP中的最高份额，是11.08%，但是现在这一数字降到了8.69%。所以（根据这一测量），日本从1982年起就大体上在走下坡路了。美国在2002年达到了最高点，当时它占世界GDP的30.67%，到2009年，这个数字是29.26%，这意味着我们下降了一点多个百分点。尽管我们仍然要观察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产生的全部影响，但这个下降是很缓慢的。真正在失去（全球）份额的是日本和欧洲，而不是美国。美国盟国的失势趋势确实令人担心，拥有强大的朋友令美国获益良多；但是现在我们的朋友在变弱，在我看来，这是个问题。
然而有趣的是，这三项研究在大的结论上大致相同：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两个经济力量，我们两国加起来占了世界GDP的40%和世界人口的24%。我们须要合作解决那些对于我们和对于世界未来都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问题与摩擦。
问题三：美国面临哪些挑战？事实上，我们美国面临很多严峻困难。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维持单个最强国家的地位；我们只是会像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11月的《2025年全球趋势》中所说的一样，变得不那么占主导地位（第4页）。很重要的是要记住，失去主导地位有别于衰落。
美国面临的挑战都是根本性的挑战——它们关系到资源在安全、未来生产力投资以及社会保障网络等开销之间的分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消费和投资间的平衡。我的观点和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样，认为美国在最近几十年里没有在资源分配方面作出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一，人口只占世界人口4%的美国，军费开销却几乎占世界的一半，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加剧了这个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沉重负担。记住，我说过“巧实力”要求平衡使用经济性、强制性和思想性的（劝服性或观念性的）权力。领导人应该力争平衡使用强制性、经济性和思想性权力。邓小平1978年非常明智地决定裁减军费开支，从那时起，你们国家的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尽管从1990年起到现在，（你们的）军费开支在绝对数量上增长显著。从1990年起，你们一直在增加军事预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要小心不要破坏了强制性权力和其他形式的权力之间的平衡，必须小心不要让它削弱了你们安定邻国和遥远国家之心的能力。
第二，美国将太多的国内生产总值花在了医疗方面。我们的医疗开支占GDP的约16%到17%。相反的，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支似乎是太少了——约为5%。奥巴马总统正确地认识到医疗系统必须改革——不幸的是，我不认为现在的改革能有效地解决成本问题。
第三，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停滞不前。美国需要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加大投入。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国家，因为我们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才），但是我们需要继续这么做，并增加在这方面的投入。奥巴马总统想要这么做，但是由于需要向其他领域注资，哪里还有钱用于研发呢？
第四，我们过高的债务是另一个问题。200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额是你们GDP的约15%，处于低位，而美国的家庭债务额则约和GDP相等。这意味着，要使美国所有家庭都还清这些债务，我们整年都不能花我们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一分钱。在国家债务方面，2008年，中国政府的欠债额是GDP的15%，而美国的数额是90%到100%——日本是170%。美国受到严重制约；我们花了很多钱付利息；而利率保持在低位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利率上升，我们的债务负担也会上升，也许是剧增。
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也成了一个问题，而美国和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你们有你们的“自主创新”政策，我们也有我们的“购买美国货”。对你们的自主创新政策，美国商界很担心、确实感到不安。你们对我们保护纸制品、钢铁和鸡肉也很担心。然而，在2009年世界出口下降了20%多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滋生出更多的保护主义也许已经是奇迹了。保护主义本来可能更严重。
所有这些问题都限制了我们进行有效投资的能力。这些问题都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难以解决。例如，就拿我们的军费开支来说，这是一个涉及美国所有50个州（通过分包制度）的生产系统，这意味着有政治力量支撑现有的支出模式。尽管美国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我们的军费开支过大，但没人愿意进行裁减——真是这样的。
就我们的人口形势而言，我们的社会正在老龄化；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个现收现付的系统，这意味着占人口比重越来越小的年轻工作群体要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买单，这给年青一代带来了日益沉重的负担。
使我们的国内问题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盟国的能力下降得更厉害。我们的盟国的情况比我们的还糟，这意味着它们难以与我们分担负担。
问题四：在对付这些问题时，美国有哪些优势？在讲座的这部分我将谈一谈为什么尽管美国社会面临这么多问题，我仍然抱有希望且谨慎乐观。在电影《虎！虎！虎！》中，在哈佛受教育的日本海军军官山本海军上将，在其策划偷袭珍珠港时对其上级说的话反映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人会醒过来的。等他们醒过来后，我不确定我们最终会赢得战争。”这是说，危机能使美国人更清楚地看到问题，并增加我们有效地应对问题的决心。美国仍然拥有我在开头所说的所有三种类型的权力。为了中美两国的兴盛，我们必须找出合作的途径，而不是在争斗中耗尽彼此的力量。
记住，在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没有弄清斯巴达人的真正性格和实力。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都要研究对方的文化和社会——了解我们人民的性格。
例如，人口结构对美国也许是个问题，可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一个更大的问题。2050年，你们33%的人口将是老年人，在一定幅度上比美国人口还要老。美国有一个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办法是中国没有的，美国是移民国家，我们有吸引各种移民的独特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很在行。我们的社会给予人们机会，使其能很快达到社会和经济等级的上层。这是我们的重大优势。如果使用得当，这是我们的巨大资源。
美国在自然资源方面也有优势。美国很幸运，我们生活的大陆面积和中国差不多，而人口只有你们的1/5。地理上，我们历来受到两洋保护——与你们有14个陆地邻国和很多海洋邻国相比，这仍对我们很有帮助。就地缘政治而言，我们无需像你们一样处理复杂的邻国关系。我们有4亿英亩可耕地，而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你们仅有2.5亿英亩可耕地，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我们有许多资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浪费的原因。我们必须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还有，与欧洲人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比欧洲系的资本主义更为强悍。我们让市场决定更多事情，我们给市场发展更多激励，我们鼓励原始资本主义，我们还非常倾向于撤销管制。我们的生产力仍以不错的速度增长。我们确实有重大问题，但我们也有巨大的资源和资产，物质和社会资本方面都是如此。
说到社会资本，我们的经济实力也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我们很重视公共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仍然很强，但老实说，我们任由基础教育下滑，这很危险。文化上，我们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创新型的社会。有人说，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激发创新，我们可以容忍很多不同寻常的行为，很多社会异端。世界上70%的技术变革仍然来自美国。
增强我们经济实力的方案综合了教育、移民、投资于科研开发、个人主义、超越常规的思维以及激励创新等。我们为所有这些在不平等和反社会行为方面付了很多附加费，更不用说由于管制不足而引起的灾难了，但是它们对美国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很有帮助。
最后，我们回到我的结论。
第一，我经常告诉美国同胞，我们必须看看中国是怎样改革的，以及这些改革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改革要求美国也要改革，挑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改革自己。
第二，对中国来说，问题是你们能将当前速度的增长保持多久？你们在未来会有多成功？我倾向于乐观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你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给你们带来了成功。
第三，关于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那是非常聪明的政策——你们到目前为止没有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你们正在变得更加强大，但并没有显著地变得更具威胁性，这对你们很有利。
第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两个的参与者。如果我们成了敌人，我们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困难；如果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帮助世界和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也许，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我们低估对方的实力而认识不到合作的必要性。（张遥翻译）
第二部分：信任
美中关系中相互战略猜疑的根源
2010年6月9日
请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哪些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到访中国和毛主席会面前出生的？【只有三个人举起了手，他们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院长，苏珊•蓝普顿女士和蓝普顿博士】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明白，其实在这个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真正知道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有多差——冲突性关系的代价可以极其高昂。
作为我今天这个讲座的引子，请允许我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今年毕业的那些学生说过的一些话。我和杨院长所代表的这代学者以及我们的导师那代人所做的工作，比起你们面临的挑战，其实相对容易。我们这代学者只需终止那些不对话、不促进一定合作的不智政策，为后来被称为“接触”的政策做些铺垫和实践。而你们这一代，却面临更复杂的任务，要使“接触”在这个高度相互依存和复杂的世界里能够有效运行——从我们各自的经济管理到全球供应链、到全球气候变化、到（防）扩散、到太空竞争与合作，再到互联网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接触。你们以及那些从美国毕业的学生共同面临这些挑战是很重要的，而这事儿可不容易。
正如我上周所说的，这是一个由中美关系的“力量与信任”两部分组成的系列讲座。上周是“力量”，本周谈“信任”。
我今天的讲座主要讨论战略猜疑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让我先对上周第一次讲座中的三个观察作一下概括。第一，中美GDP之和占世界GDP的约40%，这一事实使我们两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单靠我们两个国家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它的确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可能会使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第二，美国具有重振国力的强大力量，尽管美国能否成功克服其所面临的挑战还取决于其能否作出正确决定。我无法确定（美国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我们肯定有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我对此谨慎乐观。第三，新保守派指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必然存在摩擦，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这些摩擦最终必然导致战争或激烈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外交管理摩擦，中美在过去将近四十年里在这方面做得确实相当不错。
（这传递出的）信息就是：我们须要合作。合作要得以深入，我们就须要战略互信。然而，南中国海和东海不时出现的麻烦、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争议以及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美关系中的不信任。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相互猜疑的表现其实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我就来谈谈这些互不信任现象，以及我所认为的其背后更加根本性的原因。
中美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明显反映在两国过去十多年里的大众读物中，只要回顾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事情就很清楚了）。举几个例子，美国1997年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而中国则在1996年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有《中国不高兴》（2009年）、《超限战》（2002年），等等。美国近期则有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年）以及更近期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年），当然马丁•雅克碰巧不是美国人。在美国，我们在同一时间有两本持有完全相反结论的畅销书——一本书认为中国脆弱不堪，正在走向崩溃；而另一本则声称中国如此强大，它将主导全世界。就更学术化的例子而言，你们可以看看约翰•米尔斯海默和罗伯特•卡普兰的作品。中美两国的大众和学术读物既加强又反映了两国关系中的互不信任。尽管如此，我相信，通过观点争鸣，更合理的概念最终会赢得话语的自由竞争。因此，我将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讨论其中的一些观点。
上述战略互不信任的其他表现形式，还可以很容易在我们的安全机构和双边关系中找到。我们军事对话的中断就是一个例子，最近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的交锋也是一个例子。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致力于恢复两军高层对话，而且还必须设法让两国的中下级军事人员进行接触，为他们的见面和会谈创造机会。其他还有一些互不信任的标志。2007年，中国摧毁了一枚老旧的气象卫星但未给予充分解释，而第二年美国似乎就作出了反应；中国2010年的反弹道导弹试验则表现出两国在空中的紧张状态。在我看来，这些紧张状态事实上已将中美引向军备竞赛的最初阶段，尽管我们之间的竞争尚未像冷战高潮时期美苏争斗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激烈和严重。
另外，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的公众并不完全信任对方。盖洛普公司2009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他们对各种安全议题的“关切”程度时，74%的接受调查的美国人“非常关切”或“比较关切”中国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据报道，其中39%的人“非常关切”，35%则“比较关切”。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就是美国人最警惕的对象。美国人还有诸如恐怖主义及墨西哥毒品犯罪等其他更关切的议题——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但是，这些民调显示，当美国人考虑安全问题时，中国处于显要位置。在中国，情况似乎也差不多。中国公众经常将美国视为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虽然肯定没有差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样的情况，但也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双方缺乏战略互任的迹象，但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互不信任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的分析中，我将具体列出四个原因：以“无赢”（no-win）方式界定中美关系；误判美国和中国的力量；在双边关系中过度强调“改变游戏方式”；以及挑战与回应之间的互动。
第一个问题是以无“双赢”结局方式界定中美关系。罗伯特•卡普兰最近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 它在界定中美关系时就排除了可能的“双赢”结局。卡普兰文章中有句话真是让我有点吃惊——他声称：“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兴起”应该被确立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法达成和不得人心的目标，那样做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尤其是考虑到卡普兰在操作层面上对“大中华”意味着什么甚至都不完全清楚时，就更是如此。我们应该希望一个更强的中国来帮助解决全球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权力。卡普兰的观点是：你赢了就是我们输了。这种观点显然无法增进我们的战略互信。而且，文章中的“大中华”指什么？大中华可以包括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中国公司，等等，我们如何确定其界限？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这种观点的潜台词何在？看上去，有人在无端地强调中国破坏稳定的作用，而未能对中国作为稳定者所作的事实上和潜在的贡献给予应有的承认。
例如，如果我们要想稳定世界经济，我们就必须问自己，谁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个引擎？答案是中国和美国。在上个报告周期，中国报告说其经济增长超过11个百分点，而美国则为约3%到4%。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你们（中国）通过包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内的各种措施，在稳定地区经济方面赢得了很高信誉。中国在当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帮助香港维持了经济稳定。在亚丁湾，你们（中国）从2008年末起为约1500艘船只提供了护航，这是你们的海军与其他国家海军合作的正面案例。我的理解是，中国海军和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其他海军船只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而且，说起来奇怪，美中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实际上在稳定台湾海峡形势上进行了不公开的合作。2003年末起，美国确实在限制陈水扁方面发挥了有用的影响。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现在都在鼓励海峡两岸对话。
卡普兰之类的方式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面临的最核心安全问题中有很多已不再简单地是传统的大国冲突了。中国的崛起不应该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被视为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机遇，一个我们应当好好利用的机遇。（国家间关系的）“无赢”界定是以19世纪的方式、从大国视角对国际关系作出的双边界定；而事实是，我们时代的很多安全问题是源于相互依存，具有全球性特征。各国必须应对全球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环境、跨国恐怖网络、海盗、网络安全、全球生产链、渔业捕捞，等等。目前，恐怖主义在美国的问题榜上几列榜首，而恐怖主义的根源总体来说更来自于分散的跨国性网络，而不是传统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进行合作，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上面提到的全球性问题。偶然地，我电子检索了卡普兰的那篇文章，结果发现通篇没有出现一次“合作”这个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无赢”立场主张者提出质疑。如果我们服从该种思维，或者不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教育公众，该种观点就会给我们的关系制造众多困难。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去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推销“无赢”方式。
第二，对彼此力量的误判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在第一次讲座中花了更长篇幅讨论的内容。一方面，被一些人认为的美国的衰弱远超过我所认同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开始看到，中国被以远超其实际情况地描绘为强大。我们必须恰当地理解我们的权力关系。如果你们在盖洛普公司的网站中（www.gallup.com）搜索“中国”这个关键词，你们会看到一系列调查问及美国人怎么看当今和二十年后世界上的领导经济体。这些问题在2000年、2008年和2009年都被问及，而结果却非常有趣。2000年5月，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有10%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的领导经济体，这在当时从任何重要指标来看都不是事实，而有55%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领导经济体。2008年2月，金融危机爆发后，突然有40%的美国人开始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领导经济体了，相比之下，33%的人认为美国是领导经济力量。显然，金融危机对美国公众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美国经济也的确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但事实是，就全面的衡量指标而言，我们（美国经济）相对于中国并没有如此剧烈的滑坡。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美国人突然认为中国成了全球第一经济强国。我们是在对我们自己的实力有些无把握时，把你们看成了一个非常强大和有力的角色。在2009年2月的民调中，3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经济第一强国，而37%的人认为美国是（第一经济强国）。这表明，随着我们经济的复苏，美国的信心有所恢复。但是，仍然有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比美国强大。
你们奇怪美国为什么要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你们比你们自己所认为的更富裕和更强大很多。但是与此同时，很多美国人又很担心——他们心情矛盾。我们美国人并不总能自洽。我们希望你们发挥领导作用——有时候是如此。
第三，在我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的访谈中，我有时候听到这种表述：“我们[中国]想要改变游戏”。有很多中国人认为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现在似乎想要运用更多手段来取得积极成效。在过去的6个月里，很多中国人一直对我解释说，中国现在有了新的年青一代。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这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因此应该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那些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一代人还认为，美国犯了很多错误，例如对（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在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等。美国的确犯了一些错。中国这边的想法似乎是，既然美国犯了错，那么华盛顿就没资格再来教导中国。中国没必要忍受那些不利的、过时的安排，它们已经不再符合中国目前的权力（地位）。这就是我在中国不断听到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处置得当，事情会逐渐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变化迅速发生，那么可能会产生问题。我花了十年时间试图让美国停止1989年后对中国实施的制裁。现在，我惊讶于一些中国人建议对美国实施制裁。我不认同制裁这种做法。还记得我们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至1994年不得不从他提议的制裁的立场上后退吗？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施加制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能达到美国的目标。美中做生意，是因为这符合我们彼此的利益，因此，制裁是要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都不愿意做的事。发出威胁，却又不能执行，这只会损害我们的信用。在国际关系中还是不要使用空洞的威胁比较好。
问题的第四个方面涉及挑战与回应之间的互动。应该致力于使这种互动最小，但我们尚处于令人忧虑的早期阶段。中国为什么要加强军事力量？在我看来，1985年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非常重要。在日本入侵及以后的内战时期，毛泽东的强大的陆军和游击战理论非常完美。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构建了“三线”。毛泽东认为，未来的战争与过去的差不多——在中国境内进行。邓小平是非常务实的人，他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使得中国沿海城市的GDP率先增长。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再发生一次战争的话，会在哪里进行？他的回答是：“不在中国，不在沿海城市。”相反，如果再有一场战争的话，它应该在海岸线之外，在海上，在空间，在外空进行。因此，他裁减陆军，但从空间、海上和外空等方面投资中国军事力量。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战略，但有一个“但是”。美国历史上是从哪里获得主导权的？答案是海洋、空间和外空。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作出了明智的决策，却将你们推到了我们（美国人）主导的领域。因此，我们两国必须制订行为规则和程序，以防止在目前具有潜在冲突的外空出现突发事件和问题。让我这么说吧，如果美国面临你们的防务环境，我们几乎肯定会作出非常类似的反应。
尽管对于你们的军事预算有不同的估计，但你们把军费控制在占GDP较低的比例上，这是一项非常明智的政策。然而，你们的军事预算还是保持在GDP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比率上，由于你们的GDP增长迅速，你们的军事预算也就一直在快速上升，尽管从占GDP的比重而言它仍是相对较低的。无论如何，这为潜在的军备竞赛循环提供了基础。
例如，中国2007年击毁一枚气象卫星的事件，制造了大量太空垃圾，我们（美国）不得不将空间站转移到新的位置。美国还有点吃惊，因为中国以前未显示出这一能力。我们非常依赖外空通讯，因此在那时，我们感到了自己的脆弱，我们就要考虑可能的反制措施。我们的反制措施无疑将引发中国的反应，这样就可能激发相互反应的上升循环，使我们都感到更不安全、更糟糕。
另一个存在类似挑战和反应的领域是网络空间。如果你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舆论和世界舆论的话，你们会发现很多针对中国的指责。网络空间方面确实存在竞争，这令人担忧，因为这会使得我们的银行系统、公众设施以及其他根本性的系统易受攻击。我们两国都不想卷入这个领域的竞争。当然，这个领域非常难以追踪记录、难以控制、难以让彼此相信（对方的行为）。
在我分析了中美关系中战略猜疑的深层根源之后，我们就来谈谈可以对此做些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提升和深化两军交流，这不应仅局限于最高层，还应该在中级官员中进行。当前两军交流的中断很不幸，加深了彼此的猜疑。
第二，双方须要使其（政策）理念（doctrines）更为透明，坦率地说，我在这里会认为奥巴马政府与前任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对比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三个政策文件，很多积极迹象表明，奥巴马非常希望建立我们的相互信任，而不是加剧我们的相互猜疑。在200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乔治•W.布什总统讨论了可能在台湾海峡运用核武器的紧急情况。而在2010年4月奥巴马政府发布新的《核态势评估》时，这种语句已经改变了。在2010年2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奥巴马政府谈到与中国合作，而不是限制中国。更近一点，2010年5月27日，华盛顿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政府再谈与中国共事。奥巴马政府修改了布什政府时期负面的战略文件，制定了更加合作的文件。有人会说，言词并不一定转化为行动，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言词很重要，它们必须首先发生变化。美国方面已经作出了这些行动，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认知这一点，对中国有利。
第三，外空是中美应该寻求合作的领域。这一领域在美国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如果中国的宇航员，比如杨利伟，可以到美国旅行，访问我们的一些小城镇，将是很棒的事情。如果你们可以让一些台湾人乘上你们的飞船，那也将是海峡环境（塑造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姿态。我知道中国也许有兴趣参与国际空间站，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希望看到中国能够参与其中。毕竟，中国是世界仅有的三个已将其国人送入太空并使其安全返回的国家之一，这三个国家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第四，美国完全支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我们双方都须要确保该机制不会因为庞大和会面次数稀少而难于产生有形的成果。我们须要界别间会议（inter-plenary session）机制，以便于将笼统的协议转化为优先事项上的具体行动。不管达成了多少协议，真正的考验在于其中有多少能够实现。
第五个值得我们更多考虑的领域是如何投资于彼此的未来。由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它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投资，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当中国投资于一个工厂或设施、雇佣当地劳工时，你们一般而言就结交朋友了。我们的国会议员就像你们的地方领导人一样，关心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得到了实惠，我们就会支持。最近，中国就非常富有远见地在内华达州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致力于风力农场技术——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再举几个例子，你们在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明尼苏达以及肯塔基等地也有（项目）设施。我注意到，当国会议员有选民在中国设施中工作时，他们的态度往往发生变化。同样地，我相信美国应在中国更多投资。尽管有人认为美国已在中国投资很多了，但美国目前的在华投资只占中国目前每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约3%。确实，很难确切判定流入中国的资金到底来自哪里，如果有较为适当的统计的话，来自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很可能会高于3%。略去实际数字不谈，如果美国企业能给中国带来更多（好处），中国就会有更多理由进行合作，反之亦然。这对双方都适用。我们应该用相互依存在我们的人民间构筑起一种彼此需要的认识。
第六，中国一直在抱怨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你们不满意是因为美国不卖给中国它在高技术领域想要买的东西。美国也在抱怨，因为我们对华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我们的商务部长骆家辉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正提议放松我们的出口管制政策。他们不一定能成功，但这是向前迈进的一步。
第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强调我们的关系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面，尽管这对一些人来说有点奇怪。这就是说，我们双方在海峡两岸一体化上都有利益。你们希望统一，我们则希望从你们的内战事务中脱身，但又不会因此而损害我们的信誉或者让使用武力合法化。经济外交将对你们非常有用，中国不会想要在台湾岛上制造愤怒人群。美国愿意在它力所能及之处培育和支持大陆与台湾间的良好关系。总体来说，除了军售，事情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最后，中国需要寻找机会以世界欢迎的方式使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世界须要习惯于看到你们以一种世界上所有人或大多数人能够认同的方式来使用你们的权力。例如，中国在南亚海啸期间派出医疗人员，就非常受到欢迎，就如它派舰赴亚丁湾参与多国反海盗努力一样。中国在韩国军舰沉没问题上的立场，是另一个这样的机会。尽管不是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对国际责任有一致的界定，但还是让我们寻找机会，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中国是以代表广泛和全球共享目标的方式来运用其权力的。（査晓刚翻译）